2009年9月11日 星期五

走火入魔的大中国幻觉

走火入魔的大中国幻觉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政权、御用精英和爱国愤青们,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共高官出访时的大订单风行西方,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中国权贵资本开始收购西方公司,中国军力大幅提升,……中国的民族主义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制造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越来越陶醉于庆典般的话语狂欢: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战胜美国的世界霸主。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
所以,许多精英呼吁放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外交,比如,中评社香港评论员钟维平在《崛起的中国能否韬光养晦下去?》一文中(见凤凰网 05-07-30),开篇就说:“中国正在崛起,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事实,无须躲藏,无须隐瞒,无须害怕,无需解释。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光明磊落的、是和平的,过来的路程是这样走的,未来的道路也将这样走下去。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能继续韬光养晦下去吗?”该文结尾是高调大抒情:“中华民族之崛起,是百年之梦,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梦想,中国不可能退缩。和平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大道,中国一直走下去吧,不要停步!韬光养晦,不是要躲藏起来,不是要停止发展。韬光养晦,是要用和平的、发展的、对人类社会有积极贡献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
实际上,“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风行世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舆论的制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反正西方人的夸奖和警惕,都在无形中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让那些狂热的爱国者们进入飘飘然的仙境。

最近,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不久前,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出专刊,来谈论中国的崛起。前者的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后者是以大陆影星章子怡作为封面,暗示着“中国热”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
与此同时,早已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流行。特别是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7月14日向西方媒体发表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攻击的言论,不仅在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响,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名之。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西方各国并不一致,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希拉克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他热衷于建立反美联盟,在欧洲拉住德国和俄国,在亚洲拉紧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经贸利益,在涉及到中共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的大额订单使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希拉克对中共的献媚,让我想起曾经风靡西方的“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引领潮流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国名流。在政界,有二战后的戴高乐政府,一边与红色中国眉来眼去并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政权,一边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闹别扭,他与美国较劲,与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兴奋异常,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
在知识界,二战前,罗曼.罗兰等知识名流曾为苏联的大饥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辩护;二战后,诸多参加法共的知识名流变成了苏共的应声虫;七十年代,萨特等知识名流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共产实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当作贵宾来接待;著名法国哲学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国毛派,继而又对霍梅尼原教旨主义革命充满热情。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它们只看重在中国的发财机会,比如,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 ——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一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提升了对民众的知情权的限制,加强了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另一面强化着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中国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知情权匮乏和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 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让毛泽东及其中共由陕北小山沟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区别只在于,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江泽民,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使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
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法轮功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然而,在当下中国,一面是国内政治严冬的持续,表现为一场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越来越严厉的对媒体和网络的控制,越来越狰狞的对异见人士的打压越来越巧妙的对自由知识界的整肃,越来越低龄化的意识形态操控,越来越严格的对群体维权的镇压。
比如,1,对所有的底层维权都采取镇压政策,甚至抓捕陕北油田案的律师朱久虎;2,连续制造张林案、郑贻春案、李健平案等文字狱;3,整肃校园 BBS和封锁四川猪链球菌传染病疫情;4,北大副教授焦国标先生被开除,青年女教师卢雪松被停课等事件;5,接连召开关于加强大学生、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高层会议;以上五个方面,不过是政治严冬的最新例证而已。
另一方面是对外的日趋强硬,由官民共同推动的民族主义,开始由防御性诉苦转向进攻型叫骂,中共外交也由“韬光养晦转”向“有所作为”。从江泽民提出 “大国外交”以来,中共军费连年飙升,从政权到精英再到愤青,也日益表现出独裁大国的狂妄。御用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官方操控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中俄将举行的大型军演,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中共少将朱成虎的核威胁言论最为典型,“和平崛起”的许诺正在变成“战争崛起”。
二十世纪历史已经证明,现代的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是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而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它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2005年8月4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05-08-06)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博讯2005年10月09日)
刘晓波更多文章请看刘晓波专栏
“公民不服从”或“良知不服从”,尽管源于西方古代的基督教圣徒为信仰殉难的人格激励,来自教徒良知对世俗王权的徒手反抗(良知的权利),但作为一种世俗化公民运动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公民不服从” (Civil disobedience)这一概念,首先由美国作家梭罗在1848年提出,他写出了著名的《公民不服从》,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反抗国家及其法律的个人权利问题。他强调公民良知对社会的良性秩序的关键作用,并说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的箴言。 (博讯 boxun.com)
公民社会与政府权力之间的对抗,是民间良知以公开违法的行动来诉诸于社会多数的正义感,它所违反的对象是不正义的法律或政府政策。公民不服从对制度非正义的反抗具有以下特征:
1、它基于普世的公共道德理想而区别于公共领域的道德相对主义。
2、它的反抗诉诸于公开性而区别于反抗的秘密性;
3、它的反抗坚持非暴力性而区别于反抗的暴力性。
4、它的反抗既是基于良知对普遍正义的关注而选择的自愿违法行为,又是对法治秩序的忠诚,承认公民服从现行法律的义务。
圣雄甘地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已经成为“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典范;之后又有由曼德拉和图图主教领导的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暴力反抗。
然而,关于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否适用于独裁国家的问题,西方学者则抱有怀疑。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其名著《正义论》中,专门论及“公民不服从”,他也是从良知与法律的关系的角度定义“公民不服从”。他说: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改变,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同时,罗尔斯指出了“公民不服从”的两大条件——制度前提和公民共识。公民不服从的制度前提必须具有最低制度正义的民主国家,社会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国民大致接受相同的正义原则,对该国宪法合法性具有基本共识。换言之,公民不服从只适用于具有民主政治形式的社会或立宪民主政体,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
我认为,罗尔斯的理论更多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并不能涵盖其他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的实践。不可否认,甘地、金博士和曼德拉之所以取得成功,与其所处的文化及其制度环境密不可分,英国政府、美国政府和南非白人政府,毕竟是符合政治美德的自由政府,也是具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的政府,而在其他制度及其政府的治下,特别是在暴虐的独裁制度之下,非暴力反抗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而获得成功的概率则大大降低,即便能够成功,其过程也会极为艰难、曲折、漫长,所以,有人提出“非暴力反抗的限度”问题。
也就是说,非暴力反抗的成功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反抗的一方,必须具有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气,一种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而被反抗的一方,也要具有直面自我罪恶的超常勇气,一种自觉不义的反省能力;也就是说:一方是正义的殉道者,另一方是不义的忏悔者,反抗的良知能够唤醒赎罪的良知——我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和屈辱,受害者的质疑和反抗能够逼出我的赎罪良知,让我不得不进行自我反省,不得不向受害者忏悔。否则的话,非暴力反抗等于对牛弹琴,成功概率几乎等于零。比如,犹太人再有非暴力反抗的勇气、良知和韧性,也无法软化希特勒的铁石心肠;在共产极权之下,“阶级敌人们”无论具有多么坚韧的承受迫害的能力,也无法唤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暴君的悔罪良知。
所以,在经过了六四大屠杀的当下中国,一方面是民间维权运动对“公民不服从”式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对“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现实可行性的置疑:1,在独裁权力依然强大而公民社会极端脆弱的力量对比中,民间的非暴力反抗对瓦解独裁权力几乎没有实质性作用;2,在政治权力毫无政治良知的制度环境下,只有正义的殉道者而没有不义的忏悔者,即便民间维权拿出再多良知,也无法唤起为政者的政治良知。
的确,现代共产极权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残暴的制度,极权国家的公民不服从,对如此暴虐统治的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难度固然大大增加,但也并非全无可能。
在共产极权国家,良知不服从运动主要是追求自由的人们反抗奴役的民间运动,主要表现为诉诸良心的“真话运动”。在前苏联,索尔忍尼琴向苏联人民发出 “不靠谎言生活”的号召;在捷克,领导“七七宪章运动”的哈维尔,号召捷克人民“活在真实中”,行使“无权者的权利”;在波兰,被誉为“团结工会运动”的理论家的米奇尼克,在总结波兰民间反抗运动时说:“通往公民社会”的道路就是“让冲突得到真实的表达。”即便在军人独裁的缅甸,民间反对运动也主要诉诸于非暴力反抗,其领袖昂山素季提出的反抗原则就是:“打破伪善恶习的最佳方法就是和诚实的人生活在一起。”(《不再恐惧》)
如果没有这些自发的民间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持之以恒,前苏东极权帝国不可能在瞬间坍塌,昂山素季也不会得到世界最高的道义奖励——诺贝尔和平奖。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皇权主义老传统,更由于毛泽东极权主义新传统,独裁政权的强大与人性的堕落几乎同步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现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狼对狼的斗争哲学,毫无阻碍地转化为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的犬儒哲学。由政权及其高官的示范、通过富豪和知识精英的普及的道德荒芜,几乎蔓延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特别是,在六四大屠杀的极端恐怖之下,有可能变成民间道义象征的社会名流的大面积逃亡,以及民主墙一代精英的被迫流亡,致使中国人与诺贝尔和平奖擦肩而过,没有产生出像沙哈罗夫、索尔任尼琴、哈维尔、瓦文萨、米奇尼克、昂山素季那样足以凝聚民间道义共识的反对运动领袖。
然而,这样的缺憾只能说明中国民间的过去和现在,未必就是中国民间争取自由运动的宿命。事实上,即便在异常残暴的毛泽东时代,也出现过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顾准等道义英雄。特别是圣女林昭的坚韧不屈和自由主义先驱顾准的清醒反思,仍然是今日中国民间维权的宝贵精神资源;在毛泽东死前的 1976年,发生在天安们广场的“四五运动”,就是一场自发的民间非暴力反抗运动;文革刚刚结束后,就出现过西单民主墙一代;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八十年代,也出现过刘宾雁、方励之等一大批民间良知;在八九运动和惨烈的六四血案中,不仅造就涌现出一批学运领袖及其“黑手”,更涌现出无数不知名的民间英雄,只身阻挡坦克铁龙的青年,代表了冒着巨大生命危险而参与堵军车、救死扶伤、劝阻戒严部队开枪的无数普通市民;同时,八九运动造就了中共党魁中的人格奇迹赵紫阳先生,也造就一批与中共体制决裂的党内精英,至今留在国内的鲍彤先生和张祖桦先生就是这些决裂者的代表。
六四后,以丁子霖女士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堪称最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的道义象征,也是践行“公民不服从”的典范:“法轮功”和“地下基督教”对不准自由信仰的反抗,堪称草根非暴力运动的代表;从失业工人发起的“辽阳工潮”到利益受损的农民发起的“汉源事件”,还有市民们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而自发形成“万州事件” 等大规模群体性官民冲突,见证着来自社会底层的草根维权运动的日益普及和持续不断;持不同政见者和知识界的良知不服从运动,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从上世纪民间发起的“公开信运动”到新世纪的网络维权运动,参与其中的体制外持不同政见者代不乏人,使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逐渐公开化;自由知识界也形成了老中青三代的接续,体制内异见者也由老资格的离休高官发展为现职的中青年人士。
以上各阶层的非暴力反抗都在为大陆民间资源的积累作出各自的贡献,分散的民间良知不服从运动也在为日后的组织化积累经验。
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新兴自由国家,大都经历过民间的自发非暴力反抗运动,特别是在苏东巨变开启的后冷战世界上,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的目标,为独裁制度下心向自由的人们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强大的道义支持,其成功率也较之冷战时代大为增加。
首先,从人性进化的角度看,由于人性本身的逐渐文明化使自由不断扩展,自由的不断扩展又反过来不断提升人性的文明程度。当君子也把小人看作具有良知、只不过其良知被暂时遮蔽之时,也许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刺激出小人的恻隐之心,起码可以使小人收起赤裸裸的狰狞面目,而包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
其次,从制度进化的角度看,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的世界性胜利,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自由制度对独裁制度都具有远远超过冷战时期的优势,为独裁制度下的非暴力反抗提供了日益强大的国际支持;已经民主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都在不断增加,昔日的极权国家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顽固的极权暴政已经所剩无几。也就是说,席卷全球的自由化民主化浪潮,正在逼迫大多数独裁制度不得不“伪善”,甚至连那些仍然坚持独裁制度的政客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也不得不用“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说辞来装点门面。也就是说,从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历史看,独裁政权的不得不“伪善”,往往是走向“善政”的开端。
再次,独裁国家内的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程度日渐提高,而独裁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则大规模流失,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谎言,口是心非的消极反抗变成了民间应付官方的常态;敢于直面恐怖秩序的良知者也在同步增加,局部性的自发民间维权运动此起彼伏,已经令官方的控制和镇压逐渐失效;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政治一元化而社会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我相信,由民间的自发行动推动的社会变革,终将导致僵化的政治权力的改变。所以,非暴力反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随之大大增加。
放眼当今世界,民间反抗暴政的方式越来越放弃暴力夺权而转向非暴力反抗,良知不服从运动已经成为民间力量反抗暴政和恶法的普遍方式,以民间良知对抗恶法恶治更成为独裁国家中的民间反抗运动的常态,民间努力瓦解独裁政权的路径,大都不是通过先改变政权来重建民主社会,而是先改变社会来瓦解独裁政权。最近,独联体的三个国家的反对派及其主流民意,因不满当政者的独裁倾向和选举舞弊而相继发动了“天鹅绒革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已经成功,吉尔吉斯的革命也曙光初现,掌权长达十五年的总统阿卡耶夫流亡俄国,反对派领导人组成临时政府,并宣布六月份举行新一轮总统大选,世界的政治地图上,民主政治的版图又一次得到迅速扩张。
之所以如此,第一,二十世纪多次暴力革命的惨痛教训,以暴易暴的过程极为惨烈,让整个社会付出成本过大,带来的往往是玉石俱焚的废墟;以暴易暴的结果也往往适得其反,枪杆子打出的政权,非但不是以和平方式竞争权力的自由制度,反而是最擅用暴力的新独裁上台。第二,独裁制度中的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有形资源,它唯一无法垄断的只有人心之向背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极权国家内部的民意觉醒和国际上自由国家施加的外来压力,使日薄西山的独裁制度的暴力镇压的残酷性逐渐下降,其统治者也要越来越做出“伪善”的姿态。
所以,独裁制度下的民间反抗运动可以凭靠的,主要是直指人心的道义资源,用中国古语表述就是人人皆有“天地良心”。反过来,独裁制度之所以无法长期维系下去,就在于它逐步丧失民意的自愿认同,也就是丧失道义合法性,而一个有违于“天地良心”的政权,必然遭受“天谴”的惩罚。这就是在独裁制度的庞大形体坍塌之前,必然先经历过一个在人民的灵魂中逐渐衰败、腐烂和瓦解的过程。前苏东帝国如此,今日的中共政权亦如此。
正如著名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言:世俗权势者可以改变一切,却无法改变信徒们心向上帝的虔诚。
2005年10月6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民主中国(Modified on 2005/10/09) (博讯 boxun.com)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全文完博讯www

2009年9月10日 星期四

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
作者:零八宪章签署人

我们作为和刘晓波先生一起共同起草或签署《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在得知刘晓波先生即将面临起诉和遭受刑罚之时,再次重申我们的态度:

一 我们始终相信,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必须以人权得到全面保障、正义能够充分实现和法治趋于完善、体制走向民主为基础,除此只会继续造成畸形的繁荣、社会贫富悬殊加剧、严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的理念和追求;

二, 我们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并赞同其中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依照《宪法》规定的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的表现,我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法规;

三,如果刘晓波先生因此被起诉,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2009年12月10日

欢迎继续签名,签名邮箱64chinese@gmail.com

零八宪章国内签署人、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者
165人

姓名 职业 常住地

于浩成 法学专家 北京
张思之 律师 北京
茅于轼 经济学家 北京
杜光 政治学者,教授 北京
鲍彤 前中央委员 北京
丁子霖 教授 北京
蒋培坤 教授 北京
张祖桦 宪政学者 北京
徐友渔 学者 北京
陈子明 学者 北京
崔卫平 教授 北京
郝建 教授 北京
高瑜 记者 北京
余世存 作家 北京
张博树 政治学家 北京
张显杨 学者 北京
周舵 学者 北京
张耀杰 学者 北京
李大同 记者 北京
赵达功 作家 深圳
莫之许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温克坚 学者 杭州
蒋亶文 作家 上海
野渡 编辑 广州
刘荻 自由撰稿人 北京
王小山 专栏作家 北京
滕彪 维权人士 北京
王怡 传道人 成都
冉云飞 作家 成都
昝爱宗 作家及特约记者 杭州
杨子立 学者 北京
王光泽 独立时事评论员 北京
北风(温云超) 互联网观察者 广州
马少方 商人 深圳
铁流 作家 北京
朱建国 作家 深圳
庄道鹤 律师 杭州
吴保建 律师 杭州
苏元真 教授 杭州
杨光 独立学者 广西桂林
阿丁 记者 北京
舒阳 艺术家 北京
王德邦 自由撰稿人 北京
张发财 设计师 南宁
陈绍华 设计师 深圳
李海 维权人士 北京
刘京生 自由职业 北京
黑沨 诗人/作家 苏州
朱欣欣 自由撰稿人 河北石家庄
胡义昭 学者 北京
李咏胜 作家、记者 成都
唐荆陵 律师后 广州
袁新亭 编辑 广州
雄勇 律师 北京
陆文 作家 江苏
李元龙 前党报记者 贵州毕节
刘士辉 律师后 广州
王仲夏 自由职业 北京
巴忠巍 自由职业者 河南
王炜 自由职业者 山东莱芜
倪明 退休工人 辽宁盘锦
刘沙沙 维权人士 北京
郭强 访民 重庆
张涛 自由职业者 石家庄
严灞 港口运输业 深圳
何欢 自由职业 浙江
古川 人权捍卫者 北京
陈龙 自由艺术工作者 杭州
徐波 企业员工 云南大理
刘灵儿 维权人士 武汉
童垚 无业 北京
林育林 学生 温州
马语晨 医药相关行业 北京
田永德 维权人士 北京
李二平 教师 黑龙江
贾春霞 维权人士 唐山
端启宪(陆恒宪)维权人士 广西南宁
吕方志(吕方芝) 公民 武汉
秦汉杰 公民 山西
钟桂清 公民 广东 茂名
李宇 角马俱乐部发起人 四川德阳
朱虞夫 政治犯 浙江省杭州市
未水山 商人 杭州
刘贤斌 维权人士 四川遂宁
张百胜 农民工 温州
蒲飞 IT 四川成都
车宏年 自由撰稿人 山东
程汉忠 公司职员 四川乐山
管党生 自由职业 合肥
李祥正 工程师 湖北
梁学以 失地农民 河南
李朝勋 农民 河南
罗劲 公民 长沙
南望 自由职业 河南
杨凤明 重庆 退休人员
郭宝锋 翻译 厦门
张晶晶 农民 浙江省上虞市
李波 公民 成都
刘耀敏 无业公民 广州
周树成 公民 海南
王大联 公民 成都
周玉花 公民 福建
楚天 自由职业者 湖北
刘云云 农民 广州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张小山 公民 北京
蒋沛霖 自由职业 深圳
郭卫东 自由职业者 浙江嘉兴
邓永固 技术员 四川遂宁
杨立才 08宪章签署者 北京
刘丽娇 化工研发 上海
刘京朝 军人 天津
马郡 设计师 上海
赵嘉阳 中国绿党 北京
刘平 自由职业 广西南宁
管禹 个体户 吉林省松原市
汉心 教师 贵阳市
阳光 自由职业 广州
赵越 工程师 广东深圳
冀进京 自由职业 江苏
戴建伟 编辑 浙江
刘工 工程师 沈阳
周骋 IT工程师 北京
张小山 网络产品设计 北京
孙维夏 职员 北京
闫海峰 自由职业 北京
葛志福 教师 北京
穆毅勇 自由撰稿人 北京
李泽昌 自由职业者 北京
顾志勤 修理工 无锡
花小岁 媒体 北京
徐高金 维权人士 江西九江
徐峥 软件工程师 成都
张磊 服务生 杭州
张乔 大学生 北京
洪蓓蓓 学生 广州
高巍 程序员 上海
凡子 画廊 北京
华夏匹夫 退职干部,自由撰稿人 北京
姜海洋 自由职业者 天津
栗林 无业 上海
刘奇 房地产中介 湖北
吴宗伟 电子工程师 辽宁大连
张津郡 商人 深圳
吴孟谦 自由人 浙江
吴高兴 自由撰稿人 浙江临海
李贺明 文学杂志编辑 武汉
叶乔松 自由职业者 湖北宜昌
张伟城 学生 肇庆
湖玛 维吾尔人 学生 北京
周博 会计 广州
鲁扬 诗人 山东
胡熙成 自由战士 四川成都
陈广英 自由职业 湖南
温元奎 自由职业者 上海
朱晓东 自由职业 吉林长春
杨沁雨 学生 四川雅安
毛超 机械工程师 上海松江
苏雨桐,NGO工作人员 北京
肖勇 德先生研究所义工 湖南
陈可 自由撰稿人 上海
任泽田 应届高三生 山东省青岛市
李欣 打工青年 深圳
朱琳 无业 广州
郑潮 学生 北京


零八宪章海外签署人、声援刘晓波先生者:
41人

武宜三 五七史料收集者 香港
孟浪 诗人 美国/香港
陈允中 大学教师 香港
朱瑞 作家 加拿大
蔡楚 编辑 美国
潘嘉伟 非政府组织工作者 香港
蔡淑芳 公民 香港
钟圣华 学生 香港
丁抒 教师 美国
吴仁华 中国文献学者 美国洛杉矶
杨建利 公民力量 美国
刘超 IT从业人员 美国
阎靖靖,零八宪章签署者 香港
坂本大辉 社会人士 香港
蔡逸峰 学生 德国
亓允文 自由作家 高雄市
李大立 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理事 香港
胡平 学者 美国纽约
陈破空 政论家 纽约
郭保胜 学生 美国
艾鸽 画家 巴黎
张小刚 自由写作 澳洲悉尼
徐文立 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美国
井蛙 诗人 美国加州
贝岭 文学工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人
吕易 中国社会党中央副秘书长 澳大利亚华人教会牧师
郭罗基 哈佛大学研究员 美国
宋永毅 教授 美国加州
陈小玮 教师 美国, 阿肯色
王龙蒙 89学生 法国
李剑虹 作家 被拒绝入境滞留瑞典
张菁 新闻工作者 纽约
张锡金 国际贸易 墨尔本
尹进 记者 瑞典
冷热 公务员 加拿大渥太华
刘路 政治流亡者 纽约
蔡国栋 电脑工作者 美国
姜维平 自由撰稿人 加拿大
Mack Frankfurt, Germany
Liu Wei engeneer Germany
Pan Lei M.D. Ph.D. Teacher of university Japan

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给外公(晓波模拟刘霞)--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题记:亲爱的,你常向我讲起你从未见过的外公,似乎你是在他的双手下长大,但是你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早年在高师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是被逮捕的学生之一。后来他成了开明乡绅,做过民国时期的县长,办过农场和学校。四九年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五十年代初孤独地死于红色监狱中。他外公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他们从未对你讲过外公,因此你恨自己的母亲。于是,外公成了你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亡灵。久而久之,你的外公也就成了我的外公--不是家族遗传上的而是精神血缘上的外公。在监狱里,我给你写了很多关于外公的文字,他的亡灵真成了我的祖先。



外公,我从未见过你
从母亲的口中也听不到
关于你的任何故事
有时,我会故意地
在全家面前提起你
然后紧盯着母亲的双眼
我不知道想看出什么
死于红色监狱中的你
孤独地,没有遗嘱
母亲的眼中看不到
桂花树下的老人
和我的记忆中那道
挥之不去的阴影

外公,这间小屋过于狭窄
盛不下你要留给子孙的遗嘱
我所能给你的
只有在黑暗的孤独中
为你哭红的眼睛
和为监狱中的丈夫
而苦苦挣扎的灵魂

外公,你吸烟吗
即使不吸,此刻也要
陪你的外孙女吸一支
外公,你肯定喝酒
因为在我的血液里
遗传有过浓的酒精
可以作我祖母的杜拉斯
死于酗酒,她给我写过诗
教我如何用酒写作
我从年轻时就开始嗜酒
是否你与她的共谋

外公,别那么严肃地盯着
我的灵魂经不住你的凝视
某个夜晚,黑得透明
我会给你一点点欢笑
做个大马脸
表情尽量地夸张
还有我的一群小丑娃
为你的亡灵祈祷
你千万不要提起往事
镜中的我已泪流满面
原谅我,外公
绝望就是追忆和怀念
风雨如晦的夜晚
我的黑暗为你而明亮

梦中的桂花树
立于你的老屋的窗前
一片不肯伸展的叶子
为你的子孙而羞耻
让我做你拐杖
是上天对我奖赏
如果你真的徘徊在天上
我就用飞鸟的羽翅
为你修剪过长的指甲
如果你还在地下醒着
石头的坚韧和泥土的潮湿
就是我对你的倾诉
为了接近你的冤魂
我愿变成蚂蚁或蚯蚓

外公,我知道
即使怀念中不朽的诗行
与那个恐怖的时代相比
也显得过于优雅过于胆怯
在我熟悉的铁窗口
你的盼望的目光中
倒映着子孙们扭曲的形象
你留下的时间
不曾被泪水和忏悔浸满
却在冷漠和逃避的遗忘中
变成一片刺目的空白

外公,你看见了吗
我的四周有昼夜值班的警察
他们对我了如指掌
抄家时,他们检查过每个角落
几乎把我的字迹劫掠一空
但他们就是找不到你的遗嘱
空旷的黑暗只与你我同在
你的生命比我富有
我必须接受你的诅咒
如同女人必须忍受月经
我会保存好你的遗嘱
代妈妈跪在你的坟前

晓波1997.7.7

汉语贡献奖

刘晓波的微言大义/刘柠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13日 转载)



今年6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曾把第八届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其持续的、创造性的公民言说,对当下汉语思想所贡献的精辟思考。时值汶川国难,举国同悲。此颁奖辞曾于"国家哀悼日"之后的6月3日,由余世存先生对外发布过简本。今刘晓波先生落难,遭刑拘已逾3天,仍不见朗报传出。特刊发旧文全本,以声援这位杰出的人权、民主斗士


刘晓波的微言大义
刘 柠(北京)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决定把2008年度汉语贡献奖授予刘晓波先生,以表彰他对中国的自由民主进程所做的富于洞见的建设性言说。

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后考取北京师范大学黄药眠教授的研究生,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8年获博士学位。

作为80年代即以"黑马"姿态跃入文坛,在短短一两年内即暴得大名的青年文艺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刘晓波既是80年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同时也是酿造其氛围,推动其做大的"始作俑者"之一。许多35岁以上的人,至今对刊载其系列文化批判檄文的《深圳青年报》、《中国》等彼时新锐报刊纸贵洛阳及其在京城高校激情演讲的火爆场面记忆犹新。

1988年6月,其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答辩会,甚至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以不久前刚刚辞世、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著名思想家王元化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囊括了北大的谢冕教授、川师大的高尔泰教授、复旦的蒋孔阳教授、人大的蒋培坤教授及人文出版社的牛汉等9位文艺理论界的顶尖学者,可谓"牛鬼蛇神,一网打尽"。原定的会议室容纳不下,破例临时改在主楼一间可容纳400人的大厅举行,里面挤满了中外人士,气氛热烈。刘晓波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给观众献上了一席关于"审美"的思辨盛宴,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其博士资格。但尽管如此,刘晓波好像并不买账:他事后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痛陈"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整套程序",如何"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学毕业生有95%的废物,硕士毕业生有97%,博士毕业生有98%、99%的废物。"

"行高于众,众必非之。"语不惊人死不休到如此份上,被芸芸众生看作哗众取宠、装腔作势、卖弄才情,或者拿其理论主张说事,说刘即他所主张的"非理性"的典型,是"狂人"、"疯狗"(殊不知,在刘自己看来,"非理性"恰恰是最高的终极理性,正如他在一次演讲时所说,"最高的智慧,不是清醒,而是困惑。"),似乎也是没办法的事,但知者却不这样看。刘的同事兼副导师童庆炳教授对他曾有一段评语:"我敢说,刘晓波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懂什么叫哗众取宠,什么叫装腔作势。他做学问如同生活。他怎么想,就怎么说。直来直去,直到不讲写作技巧,直到不讲语法逻辑,直到不知道保护自己。他的心永远是不设防的。......他的深刻、惊人之论和片面、偏颇之词......就如同一个镍币的两面。......古今中外成大气候的学问家,有哪一个不是在深刻之中带几分偏颇与片面呢!但刘晓波能不能成'大气候',这就要看他今后的路如何走了!"对其性格表示高度理解的同时,也隐隐表达了某种担忧,可谓知言。

后来的事实表明,刘果然"走叉"了路----从"黑马"堕落为"黑手"。且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更加走火入魔,乃至其后来在海外放言的"三百年殖民地"说和"混世魔王毛泽东"成为中共诟病其"卖国主义",以民族主义的道德义愤将其钉上"耻辱柱"的话柄。但刘晓波的的确确是真诚的,其对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的憎恶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尽管如此,刘并没有回避传统中的个人的责任:"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泽厚的那句话,他说不能反传统,否则就会反到自己身上。我说恰好相反,反传统就要从个人开始。"可以说,在整个80年代,刘一直是反传统的最极端、最决绝的代表。多年后,暮年破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旗帜的李慎之老人明言,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专制文化

89运动是刘晓波精英道路的转折,也是他从"黑马"而"黑手"的拐点。1989年4月26日,他中止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学活动,以单程机票回到北京,旋即卷入学潮,成为在背后"插手学潮"的"精英"一分子。与卷入那场运动的其他"精英"不同的是,刘从不讳言自己是"黑手",甚至以此为荣。所以,从决定回国参加运动的那一刻起,他根本就没想藏着掖着,而是把自己的脸坦坦地贴到了靶心上。也正因此,很快便成了学潮的核心存在,乃至越到后期,越成了广场学生心目中的某种道义象征。笔者至今记得刘在50万人的集会上,呼吁罢免何东昌教委主任的激情演说的场景。如此一贯反传统,反爱国、民族主义,视群众如乌合之众的叛逆者,居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大学生们正在为我们古老的民族受难,任何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冷眼旁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承担起自己应付的政治责任,中华民族就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完全判若两人,乃至连他自己都不禁自我怀疑起来:"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对中华民族的绝望是否理由充足,第一次失去了藐视公众的信念,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公众的觉醒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个人置于身其中就像台风中的一片树叶,顷刻被卷走。"从这里,除了那种站在台上麦克风前,望着眼前黑压压一片人群时油然而生的"一言兴邦"式的自我陶醉外,似乎也约略可以看出为后来的精英转型所做的某种铺垫。

后来发生的悲剧有目共睹,已经深深刻进历史。它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此后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且注定对未来的发展走向也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就这一层而言,曾几何时,反传统之彻底如刘晓波者,其实骨子里依然难脱传统知识分子"士"的一面,"家国"情结已深入骨髓。
此后近20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刘晓波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精英话语圈。于1989年9月出版的恶名昭著的小册子《刘晓波其人其事》(郑旺、季蒯编,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其定位为"狂人"、"黑手"、"流氓",这个80年代叱咤风云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成了中共政治宣传话语中的"社会渣滓"。不仅如此,他还被剥夺了出国旅行和在大陆发表文章、出版著作的公民权。但如此险恶甚至无望的生存,也促成了刘晓波生命中真正深刻的、脱胎换骨的转型。与80年代知识精英多入主流、多享功名、多人阔变脸的"转型"所不同的是,刘晓波的转型,借用时下流行的话语来形容的话,是从学院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从学者、思想家向政论家的转型,是从作家向持不同政见、持自己意见的中国公民的转型。

作为亲历并见证了整个80年代由精英主导的社会启蒙运动及80年代末的民族悲剧,并为之付出了惨痛代价的知识分子,刘晓波的转型,无疑具有标本意义,可谓意味深长。对此,一些海外华人学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其转型的轨迹:陈奎德先生指出,"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胡平先生将这种转型评价为"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而旅美学人程映虹则把刘前后判若两人般的"华丽转身"定义成"两个刘晓波"。

89之后,从恢复"自由"之身开始近18年的时间里,刘晓波在海外华文媒体及互联网上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字,内容涉及当代中国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经济民生、公共外交、文化艺术及道德人心等方方面面,出手之快、涵盖之广、开掘之深,鲜有出其右者,堪称华文世界"第一健笔"。正如其每篇文章最后约定俗成的落款("××年×月×日于北京家中")所彰显的那样,刘晓波虽然身处京城,但纵笔天下,激扬文字,畅所欲言,已完全超越了"尺度"、新闻检查等桎梏本土知识分子的藩篱,仿佛已提前置身于"自由王国"之域。

但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超然",并没有毒化他的心态,使其外化于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之外,或被本土主流知识社会、民间社会的变革力量边缘化。相反,早年的知识储备和学术修练,加上其对社会转型进程中知识分子角色变化的自觉,使其始终保持了敏锐的问题意识,他不懈地思考着转型的方案,乃至转型后的方向,为"后改革"的软着陆提供了一个打通知识界与民间社会的、弥足珍贵的独特视角。

这种富于前瞻性、建设性的思考,甚至改变了刘晓波"为人为文的姿态":早年那种天马行空、个性张扬到极致,有时甚至不无霸气的诗意、率性的表达少了,代之以温和、悲悯、内敛、坚韧的风格。"风格即人",文字是思想的外壳,其文风的流变,无疑是人格转型的外在表现。在从思想上走向被认为是"温吞水" 的英美自由主义之后,刘晓波显然已超越了"斗士"、"反体制作家"、"异见知识分子"等符号性存在,开始着眼于社会转型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的现实格局,从实际的社会效果出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法律、行政程序和社会舆论为武器,探求民间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出路;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执著,来推动社会一点一滴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其基于近数年来公民维权运动中出现的一些矛盾,指出诸如"维权伦理"等听上去比较刺耳的问题,对某些"人权斗士"型维权律师的激进姿态提出了批评,同时也给自己招来了批判。

但无论如何,刘晓波从来都没有改变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的信念。如果说前者使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时,还多少保持了某种与权力对决的"斗士"姿态的话,那么对后者的信仰则超越这种突兀的战斗姿态,指向建设一个公民社会时所需要的日常、平凡、谦卑而韧性的努力,尤其强调了在社会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个体转型的意义和重要性。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感谢刘晓波先生持久性的中国公民言说。我们认为,刘晓波先生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关照、对转型方向的逻辑推演和预期及其融自由主义学理于温暖、踏实的评述之中,在学术表达与现代传媒性表达之间左右逢源而不失平衡的文字,是21世纪汉语思想可以超越"精英"思维而存续的明证。


刘晓波先生代表作:《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劳改基金会,2005年11月第1版)


2008年5月19日,汶川国难"头七"、国家哀悼日第一天初稿

要求胡锦涛释放刘晓波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全球一百多名流要求胡锦涛释放刘晓波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4日 转载)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内的全球一百多名知名学者、作家、人权工作者周二发表致胡锦涛公开信要求释放刘晓波。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一封国际各界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信周二发表,一百五十多名联书者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汉学家白夏、林培瑞、华人物理学家方励之等著名知识分子。信中质疑北京警方抓捕文学批评家、原北京师范大学讲师过程违法,以及违反保障言论表达自由的国际公约;敦促胡锦涛信守加强法制、问政于民的承诺,停止使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种罪名迫害异议者。

签署者之一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些所谓异见分子也是爱国的,只是提出不同意见,领导层对他们越是宽容大度,对外能提升中国国际地位、改善形象;对内也能加强社会和谐、民族凝聚力。奥运过后,整个社会气氛不但没有放松,还要把刘晓波抓起来,这样是非常不明智的。”

在周二北京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两度问及对国际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回应,包括在没有具体罪名的情况下拘留他是否有悖依法治国的原则,发言人秦刚表示对该个案具体情况不了解,但措辞强硬地对提问记者说中国政府是否违法不是由你说了算,以及表示坚决反对外国借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由众多大陆知识分子联署的倡议书---《零八宪章》在网上发表前夕,多位参与者遭到公安传唤问话,其中刘晓波被警察带走后,家人至今未被告知下落,也没有收到任何法律依据。

同样关注刘晓波命运的还有众多大陆学者和专家,包括体制内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刘晓波先生被拘捕的事情我是非常关注的,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情。联合国宪章、联合国人权公约公布六十周年,而中国政府也承认这些,零八宪章是大家共同认同、中国官方口头上也认同的一些人类基本准则及普世价值,所以我觉得官方拘捕刘晓波这样的反应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如果大家说了些公认准则你就采取敌视态度,岂不是说明你对这些价值实际上是抱着深刻敌视么?无论如何中国政府不应该抱着这种态度吧!”

今年国际人权日前夕发表的《零八宪章》从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结社、集会、言论、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社会保障等十九个方面向中国当权者提出了温和渐进的建议,首批联署者包括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法学家于浩成、知名作家沙叶新等来自大陆学术、法律、传媒、维权等领域的知名人士,目前海内外签名已经达到六千个。

郑宇硕说当局对《零八宪章》以及发起人之一刘晓波的打压已经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及公信力:“海外社会主要看得很清楚中共绝对没有意思推动民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对于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经常都要谈谈推动民主、改革、社会和谐这些话,大家也都不相信了,觉得失去公信力了。 ”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为什么说爱国主义是一个巫术词?

—— 读刘晓波《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作者:余杰

十多年前,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关押两年的刘晓波,刚刚出狱之后便撰文批判中共当局有意诱导民族主义思潮的险恶用心。他是最早警觉到民族主义的危险的独立知识分子之一,一直将民族主义与独裁主义并列为两大批判对象,认为“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是天生的孪生子”。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独裁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并已经产生巨大危害之时,人们才发现刘晓波那些先知般的预见。如今,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再度入狱,而他尖锐批判过的对象——十年前炮制出《中国可以说不》的那帮“爱国流氓”,再度炮制出续集《中国不高兴》,并再次红遍中国及海外的华人世界。这几名用民族主义来赚钱的无良商人,如同毒品贩子一样躲在宾馆里欣喜若狂地数点钞票。刘晓波与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正凸显出中国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化的趋势。此时此刻,研读刘晓波所著之《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一书,乃是中国人由臣民或暴民蜕变为现代公民的一门必修课。

刘晓波早年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经过“六四”的血雨腥风之后,转而全身心投入到时政评论的写作之中。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对于刘晓波来说,最伟大的理论都是在应对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产生的,而绝非“躲进小楼成一统”式的、书斋中的学问,比如:面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柏克写出了《论法国革命》和《美洲三书》等坚定地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著作;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继兴起的阴影下,哈耶克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等如同灯塔般照亮自由世界的巨著……可见,自由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主义,自由知识分子必须回应当代的课题。刘晓波的写作亦可放置在此一谱系中衡量:他无时不刻地与专制、独裁、野蛮和蒙昧战斗,他的写作深深地嵌入到当代中国的肌体之中。他的思想是真思想,他的学术是真学术。如果没有刘晓波如同孤胆英雄一般对抗民族主义狂潮,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可以夸耀的思想与学术呢?

刘晓波在《单仍毒剑》中指出,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三种具体的表现:一是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二是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三是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另外还包括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许多本来对现实存在诸多不满、自身也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的国民,一说起美国、日本和台湾,以及西藏和新疆来,便立即青筋暴起、张牙舞爪、汗流浃背、喊打喊杀,这是什么原因呢?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中共当局将民族主义当作最后一张王牌。民族主义的“狼奶”通过从幼稚园到博士的整个教育系统,通过无所不在的宣传手段,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脑残”的青年人,比之三鹿毒奶粉更为可怕。梳理了二十年来民族主义病症的远因与近果,刘晓波认为,中共当局是操纵台面上愤青群体的幕后“黑手”。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而这种精神疾病会逐步加重,最终发展为迷狂状态:“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唯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刘晓波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从“弱智”到“井底之蛙”再到“好战分子”的“愤青是怎样炼成的”之“三部曲”。

愤青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一代最可怕的精神疾病。刘晓波以“吸毒”形容“爱国主义”之鼓噪,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则使用“巫术词”这一概念。卡西尔发现,在原始社会里,巫术的语言具有一种占支配地位和压倒一切的影响。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巫师梅德亚说:“靠巫术的歌声和咒语,甚至可以把月亮从天上拽下来。”由此出发,他认为纳粹成功的秘诀正在于此。从《纳粹德语——现代德语用法汇编》一书中便可发现,纳粹创造了一套新的术语,“铸造这些术语的人对他们所从事的政治宣传艺术有着精湛的把握。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靠最简单的手段刺激起了最为强烈的政治热情。”纳粹掌握了最先进的科技,却用原始社会的精神控制术来蛊惑数千万德国民众:“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没有私人领域,没有政治生活的独立,人类的整个生活突然间被新仪式的高潮淹没了。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当局是“骗你没商量”,民众则是“被骗没商量”,即便是睿智如哲学家海德格尔,亦乖乖服从纳粹之训导,因为“政治神话的行动方式活像一条毒蛇,它在攻击其牺牲品之前先努力对其进行麻醉,使人们没有怎么抵抗就沦为它们的牺牲品,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已被击败和征服了。”可见,仅靠学识和良心,并不足以抵御民族主义加国家主义的催眠术。

今天的中国,情形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极为相似。中国的民族主义日渐高涨,而国际社会亦同步采取绥靖政策;不仅愤青迅速将民族主义提升到种族主义的阶段,若干学者作家也昧着良心推波助澜、添油加醋。被官方册封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季氏在《忆往述怀》中说:“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就是中国的“学术泰斗”的思维水平,学院体制内的“学问”水准如何便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如此“爱国”,一个翻译家焉能攀升为国学大师?对此,独立学者冉云飞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他进而指出:“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季羡林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不是“老糊涂了”,许多年富力强的学界名流,也作出了与他同样的选择。甚至有很多还是当年与刘晓波并肩作战过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的批评向来是不惮于点名道姓的:“历史的轮回竟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结而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也被民族主义思潮裹胁而去,如甘阳、李陀等人,他们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却变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谬误、弘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行列。”与刘晓波一样,这些年来,我也看到身边不少朋友所发生的惊人的精神变异。读了刘晓波的分析,我才明白,这些所谓的“观念转变”,其实都是围绕着名利二字发生的。

与那些“变色龙”式的人物相比,刘晓波前后三十年持定自己的理念不变,他对名利的诱惑有免疫力,也就对民族主义的蛊惑有免疫力。他回顾说:“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主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受非议。六四后,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今天,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化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于此的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此一宣告,掷地有声。刘晓波并非“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热爱西方是因为人权和自由这些观念都是肇始于西方,他拒绝自己和自己的同胞被迫处于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奴隶的生存状态。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尼摩在《什么是西方》一书中指出:“思想自由在西方得到确立并一点一点渗透到社会习俗中。西方人领悟了人类能够而且应该走得更远去寻求真,人类面前是一个由无数新发现组成的未来。这种信念共存于我们的文明以及与科学研究并肩而行的一切精神价值和精神态度之中:理智的诚实、真实感和客观证据观念、学习的欲望、博学的目标、对权威论据的彻底摒弃。……所有这一切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别处发生,抑或如近来那样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别处的影响之下发生。除了西方没有任何文明把精神多元化转化为一种积极的价值,也没有建立起特殊的制度来保护和实施这种多元制。”基于此,一个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中国,必然是谦卑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而不是挥舞民族主义的狼牙棒、以暴政和奴性为荣的中国。

少年时代,刘晓波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启蒙老师;近十年来,刘晓波是我身边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长辈知识分子对我影响超过他,我的精神世界没有被“爱国主义”这个巫术词所掳掠,很大原因是他成了我的疫苗。因此,刘晓波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认定,也成为我永远不变的座右铭:“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经历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二零零九年八月四日

独裁民族主义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及其暴力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着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企图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在以和平演变为主的后殖民后冷战时代,也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各民族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加入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而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大都是独裁国家的专利,它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而为独裁者民族主义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其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国家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在现实政治中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在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永远是短暂的,联姻的结果,偶尔会是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这类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大民族” 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大革命宣言,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让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其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法兰西沙文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这项原则曾在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 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的赤诚和武器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的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所以,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几乎全体通过对奥地利宣战(只有七张反对票)。

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正是在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当年3月由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所有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法国,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在政治上,继19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1793年第二次革命,公安委员会恐怖政治从1793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28日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指控进行的大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这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要起码处决七人,从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称为一个坟场。”于是,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的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是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看客那兴奋的眼睛,能够俯视广场上的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广场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被砍下的头颅高举示众时,看客们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为“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正是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拿破仑之剑征服了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登上第一执政的交椅;1804年12月2日,拿破仑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之所以如此,一靠拿破仑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是靠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三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他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骄之言时,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中介便是狂热民族主义:争取卢梭式人民主权的大革命,先把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再变成公安委员会的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各国强化着扩张性民族主义。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的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的层面。

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征服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武力扩张和对内恐怖治国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连续制造出两次世界性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的纳粹法西斯主义是以洗雪一战之耻的民族主义为号召,一战失败的耻辱变成了德国人的精神疾病,需要一种极端的致幻药来治疗。希特勒的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和战争哲学就是这种致幻剂,为这个不甘於耻辱和失败的民族注入了歇斯底里的刺激和狂热的激情。希特勒的众多追随者们都相信,他一个人拯救了一个民族,并通过一个民族拯救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明治维新的强国策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二战中日本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为了与西方列强争霸亚洲,建立起以日本太阳旗为轴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从内政方面看,日本军国主义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正是高举扩张性民族主义大旗的军人集团,中止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使军人政治变成了日本的主导力量。

野蛮的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和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以及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南非的种族隔离,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冷战后的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另外,民族主义也很容易被共产极权所利用。比如,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的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起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进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

所以,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中国,中东地区的政教合一的国家。

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它是官方故意制造的外部威胁幻想,也是民间相信官方爱国主义幻想的盲目——国力弱小时产生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就将在盲目独裁意志的主导下,走向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本民族文化至上的原教旨主义或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

也就是说,独裁政权在和平时期煽动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善恶双刃剑”,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既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2005年10月22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05-10-22)
(独裁民族主义是单刃毒剑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受难者家人奖”

刘晓波妻子刘霞获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2月24日 转载)


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同仁们决定将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授予刘霞女士之际,都有一种名之所归、奖之所归的叹惜和欣慰的交织之情。在中国当代政治良心犯家属数以千万计的不尽行列里,刘霞女士或许是经历了最多次的在漫长的探监路上踽踽独行和苦苦等待的女性之一。在她的丈夫、中国著名异见人士刘晓波博士以前数次的牢狱生涯中,她不仅毫无怨言地奔波于探监的两地之行,用自己日紧月拙的收入给狱中的亲人送去源源不断的物质和的精神食粮;还噙含着坚强的泪水守候在破碎的家中,艰难地支撑着家庭和爱情的至高价值。在两周前刘晓波博士因为《08宪章》的起草被中共当局又一次羁押的突发事件中,我们再一次震撼和感动于这位不凡女性吐出的平静心声:她做好了又一次长期探监的准备…… (博讯 boxun.com)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为了向普天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政治良心犯的妻子和家人表达由衷的敬意,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四日设立“受难者家人奖”,通过基金会理事们的个人的捐助及其它筹款渠道,将适度的奖金及这一荣誉颁给良心犯的妻子或家人。我们深深地觉得:在人类用良知抵抗暴政的漫长历史中,政治良心犯的妻子和家人是养育人类良心的第一家园。我们以为,向这样一种苦难表达同情,向这样一种坚韧表达敬意,是人类的基本良知和责任。我们的努力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表明:我们正竭尽全力与无辜的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从而也和人类应有的基本人权和良知站在一起。人们常常用把中国政治良心犯出色的妻子们比作俄国十二月党人高贵的爱人,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文学和历史的比喻。然而,我们还觉得:在刘霞、张青、曾金燕、袁伟静、贾建英、路坤、陈明先这些历届“受难者家人奖”得主的身上,又有着更为珍贵的、或许也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品格。她们都没有十二月党人的爱人们的显赫家世和贵族教育;她们都是生活在最低层的普通的工人、中小学教师、社会工作者;她们还都生活在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的中国当代社会。然而,正是她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黑暗的闸门,构筑起一道二十一世纪最为瑰丽的抵抗文明和道德衰落的风景线。她们在默默无闻中用自己冰冷的眼泪、颤抖的悲伤、孤独的守望和对自己亲人的无所不在母性的爱和包容,为任何一种倡导人类普世价值—人权、自由、正义、爱情……的辉煌文件做出了最早、最有力的见证。我们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她们远比书面的文字更代表了人类的普世价值。

刘霞女士不仅是刘晓波博士和他信念的忠贞妻子,更是一位才情并茂的女诗人。她从二十岁就开始在中国大陆的一些著名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她曾经是出版社的編輯和國家稅務局的工作人员,现在是一位从事摄影和写作的自由职业者。她曾经在过去的探监路上以彻心的痛楚写下过这样的诗句:“每年的阴历七月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却招不回你的灵魂……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现在她正又一次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和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的对抗。

鉴于此,我们很荣幸地将这最后一届“受难者家人奖”颁给刘霞女士。我们也在此呼吁中国政府给予政治犯和他们的家人以基本人道待遇,并尽快释放刘晓波博士等政治犯。我们也再一次敦请国际社会和更多的中国人关注中国政治良心犯和他们的家人的命运,使中国大陆的任何政治、学术的异见者和他们的家人,都能享有基本的免除恐惧的自由。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異見人士 Dissidents in China

部分需要緊急關注異見人士Some Dissidents in Need of Urgent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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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

北京自由撰稿人、北京師範大學前講師,獨立中文筆會榮譽會長。2008年12月,因發起和簽署《零八憲章》,而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留,被「監視居住」七個月,非法地被扣留在北京近郊。2009年6月,被正式逮捕。

譚作人

四川環保人士。在四川地震事件中,致力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問題及搜集罹難學生的真實數據,而在2009年3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2009年8月,四川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一審,直到現時仍未宣判。譚作人現被關押在四川成都溫江看守所內。

黃琦

四川網絡異見人士、國內「六四天網」網站負責人。黃琦疑因在互聯網上撰文批評政府在四川地震中的救災工作、揭露學校豆腐渣工程及對罹難學生家長提供 幫助,2008年6月,在四川成都被警方帶走。2008年7月,他被控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正式被逮捕,案件於2009年8月進行了不公開審訊,直 到現時仍未宣判。

謝長發

湖南異見人士、八九民運期間的工自聯領袖。2008年四川地震發生後,謝長發曾撰文批評地震豆腐渣校舍。他在2008年6月被捕,2009年4月受審,並於9月因「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3年。

郭泉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前教授,曾發表公開信要求中國進行憲政改革及宣佈組建「中國新民黨」。2008年5月,因撰文批評中國政府處理四川地震的方式, 而被扣留10天後才獲釋。2008 年11 月,被政府當局拘留,並於2009年8月受審,最後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0 年。郭泉日前向江蘇省高 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靳海科

北京自由撰稿人、北京市地質勘察院前工程師。2001年3月,因參與成立「新青年學會」及在網上撰寫文章而被秘密拘捕,同年4月被正式逮捕,直到2003因「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10年。

鄭貽春

遼寧自由撰稿人、詩人,曾在互聯網上發表多篇文章,2004年12月被拘留,2005年9月1,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7年。鄭貽春患有糖尿病。

胡佳

北京維權人士,早年關注愛滋病及環保問題,以及協助其他維權人士,2007年12月在其北京通州區BOBO自由城家中被帶走,2008年4月因五篇 批評中國政府的文章及兩次接受海外媒體採訪,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三年六個月,同年,他獲得歐洲議會頒發的薩哈羅夫獎以表揚他在人權領域的貢 獻。他患有肝炎及肝硬化,其妻曾金燕一直擔心他在獄中能否得到適當的治療。

高智晟

北京維權律師,2005 年初發三封公開信予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呼籲中國政府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2006年12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 權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五年。2009年2月4日,在陝西老家被帶走後一直失蹤,被監視期間曾受酷刑對待。2001年,高智晟被中國司法部主辦的一份刊物 評選為“中國十大律師”之一。

陳光誠

山東失明“赤腳律師”,自學法律,協助山東臨昕村民揭露地方政府“暴力計生”政策。2006年8月因“聚眾擾亂交通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被判刑 四年三個月,2007年1月12日被法院維持原判,在獄中曾受到暴力對待,並長期患有嚴重腹瀉。2006年5月1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陳光誠獲評選 為2006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位名人之一。

郭飛雄

廣東維權人士, 曾於2005年協助嘗試透過選舉罷免村官的廣東番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但遭到地方官員報復,2007年11月以“非法經營罪 ”被判刑五年,他曾向其代表律師莫少平及胡嘯表示在看守所曾受到酷刑對待。自2009年7月7日與代表律師劉士輝會面,至今差不多4個月沒有見過家人和律 師,他現時獄中的情況令人擔憂。

師濤

前湖南《當代商報》記者、詩人、作家,2004年因為通過其私人雅虎電郵發了一封有關中國政府關注六四事年十五周年有海外人士回中國大陸對社會穩定 構成影響的文件給海外網站,2005年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機密」罪,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雅虎創辦人楊致遠於2007年11月6日的美國國會聽證會 上向師濤母親高琴聲當面道歉,並其後以庭外和解方式給予賠償,但師濤至今仍在湖南德山監獄服刑。

楊天水

原名楊同彥,南京自由撰稿人,因在互聯網上發表異見文章及籌組中國民主黨蘇皖黨部,於2006年5月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2 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據獨立中文筆會資料,楊天水目前患好幾種疾病,包括結核性腸道炎、結核性腹膜炎、糖尿病和腎炎,並於2009自10月以來發燒,迫 切需要保外就醫接受治療,否則可能有生命危險。

呂耿松

杭州自由撰稿人,在互聯網上發表異議文章,揭露了當地政府腐敗和侵犯失地、失房農民和訪民的生存和人權問題,266篇中的19篇被指控。2008年2月被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

Liu Xiaobo (劉曉波)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former lecture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honorary president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In December 2008, he co-drafted and co-signed the Charter 08. He was detain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was under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a Beijing suburb for seven months. He was formally arrested in June 2009.

Tan Zuoren (譚作人)

Sichuan environmental activist. Afte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n May 2008,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investigating the problem of substandard buildings and collected data about the deceased students. He was arrested in March 2009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In August 2009, he was tried before the Chengdu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No verdict has been delivered yet. Tan is now being detailed in Wenjiang Detention Centre in Chengdu, Sichuan.

Huang Qi (黃琦)

Dissident internet writer in Sichuan and person-in-charge of “64 Tianwang” website in China. Huang was taken away by the public security in Chengdu, Sichuan, in June 2008 probably because he wrote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s rescue work during the Sichuan earthquake, exposed the problem of substandard buildings and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e parents of deceased students. In July 2008, he was formally arrested and was charged with “illegally possessing state secrets”. In August 2009, he was brought to court for a closed trial. No verdict has been delivered yet.

Xie Changfa (謝長發)

Dissident in Hunan province and a leader of the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during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After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n May 2008, Xie wrote articles to criticize the substandard school buildings. He was arrested in June 2008. He was tried in April 2009 and was sentenced to 13 years’ imprisonment in September 2009 on the charge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Guo Quan (郭泉)

Former professor of Faculty of Arts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had written open letters to dem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ndergo constitutional reform and announce to establish “China New Democracy Party”. In May 2008, he was detained for ten days for writing articles to critic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Sichuan earthquake. In November 20008, he was detained again and was tried in August 2009.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on the charge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He has filed an appeal against his sentence to the Jiangsu Provincial Higher People’s Court.

Jin Haike (靳海科)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former engineer of Beijing Geological Exploration Institute. In March 2001, he was clandestinely detained for founding the “New Youth Study Group” and writing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He was formally arrested in April 2001. He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in 2003 on the charge of “subverting state power”.

Zheng Yichun (鄭貽春)

Liaoning freelance writer and poet. Zheng had written many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Zheng was detained in December 2004 and sentenced to seven years’ imprisonment on the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on 1 September 2005. Zheng suffered from diabetes.

Hu Jia (胡佳)

Beijing human rights activist. He was concerned about AIDS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assisted othe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In December 2007, he was taken away from his home in BOBO Freedom City in Tongzhou District in Beijing. In April 2008, he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and six months on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by writing five articles and accepting two interviews with foreign media to critic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e was awarded the Sakharov Prize for Freedom of Thought by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in 2008. He suffered from hepatitis and liver cirrhosis. His wife Zeng Jinyan has been worried about whether he received proper medical treatment in prison.

Gao Zhisheng (高智晟)

Beijing human rights lawyer. In early 2005, he released three open letters to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o calling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op persecuting “free religious believers”. In December 2006, he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mprisonment, suspended for five years, on the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On 4 February 2009, he was taken away from his home in Shaanxi and disappeared since then. He was tortured when he was under surveillance. In 2001, Gao was named as one of China’s top ten lawyers by a publication run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Chen Guangcheng (陳光誠)

Shandong blind “barefoot lawyer”. Chen assisted villagers in Linyi, Shandong, to expose the local government’s forced abortion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In August 2006, he was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and three months on charges of destroying property and organizing a mob to disrupt traffic. His sentence was upheld on 12 January 2007. He had been tortured in prison and suffered from serious diarrhea. Chen was voted as one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 by the Time magazine’s 1 May 2006 issue.

Guo Feixiong (郭飛雄)

Guangdong legal activist. He provided legal assistance to the villagers of Taishi Village in Panyu, Guangdong, who tried to depose the village officials by election. He was revenged by the local officials. In November 2007, he was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on the charge of “illegal business operation”. He complained to his lawyers Mo Shaoping and Hu Xiao that he was tortured in the detention centre. Since his lawyer Liu Shihui visited him in prison on 7 July 2009, his family members and his lawyers have not been allowed to visit him for four months. His current situation in prison is worrying.

Shi Tao (師濤)

Former journalist of “Contemporary Business News” in Hunan, poet and freelance writer. In 2004, Shi sent out a document, which was abo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cern about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s returning to China to commemorate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 Massacre, through his Yahoo! Email account. He was charged with “illegally providing state secrets to overseas entities” and was sentenced to 10 years imprisonment in 2005. During a US Congressional hearing on 6 November 2007, Yahoo!’s founder Jerry Yang apologized to Shi’s mother Gao Qinsheng and paid compensation as outside court settlement, but Shi is now still serving his sentence in Deshan Prison in Hunan province.

Yang Tianshui (楊天水)
Originally called Yang Tongyan, a freelance writer in Nanjing. He wrote articles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and organized to form the Suwan branch of the China Democratic Party. He was sentenced to 12 years’ imprisonment in May 2006 on the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nd was deprived of his political rights for four year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from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Yang is now suffering from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tuberculous peritonitis, diabetes and nephritis. He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fever since October. He needs to be released on medical parole otherwise his life will be in danger.

Lu Gengsong(呂耿松)

Freelance writer in Hangzhou. He wrote articles on the internet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and expose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corruption in relation to forced land evictions. He was accused of inciting subversion among 19 of the 266 articles he wrote. In February 2008, he was sentenced by the Hangzhou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to four years’ imprisonment on the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劉霞:「中國的猶太人」◎ 余 杰

劉霞:「中國的猶太人」
余 杰

● 劉曉波妻子劉霞,是一位有才華的詩人,她為了曉波承受一切。二十年來曉波幾進幾出堅持下來,最大的原因是妻子的支持。


● 劉曉波和他的妻子劉霞。

曉 波北京警方帶走之後,已經有十多天沒有任何消息了,沒有人知道他被關押在什麼地方,他的妻子劉霞也沒有收到任何來自執法機關的正式文件。外交部發言人在回 答外國記者的提問時,居然還恬不知恥地說,這是中國的內政!那個前來與我談話的北京國保官員,指責《零八憲政》破壞了建國六十周年的「和諧」!


為了曉波,長期患有失眠症
突破了警察的封鎖,我們好不容易才得以同劉霞一起吃了一頓飯。劉霞說,八號那天晚上十一點,十多名警察衝進來將曉波帶走,然後抄家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曉波 家的存摺就放在電視機旁邊的一個小紙盒子裡,一名抄家的警官翻開來仔細看了半天:「你們家的存摺就這樣隨隨便便地放著?」劉霞說:「我們家又沒有保險櫃, 況且一直受到你們的保護,盜賊都不敢上門來,當然就這樣放著了。」「你們家就這麼一點錢嗎?」劉霞說:「這點錢在我看來已經夠多了,夠用好多年了。」


我們都很擔心劉霞的身體狀況,希望她好好保重,要吃得下,睡得好。曉波經常說,與中共的對峙,是一場耐力的比賽,誰著急誰就失敗。八九之後將近二十年間, 曉波在幾進幾出之後,仍然矢志不渝,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與這個獨裁政權不依不饒地「磕」上了。這是一場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般的戰鬥。 曉波能夠一直堅持下來,很大的一個原因便在於妻子劉霞的支持。


比起曉波來,這些年來,劉霞也沒有少受罪。我聽到過不少妻子拋棄作為政治犯的丈夫、選擇新的安穩生活的故事。我充分地理解人性的軟弱,誰也沒有資格去譴責 那些無法承受生命的沉重的妻子們。另一方面,我也聽說過若干異議人士在長期的高壓之下心理變態,將妻子當作折磨的對象的故事。有一名異議人士就當眾得意地 宣告:「以後我結婚了,就把妻子叫『共產黨』;以後我有孩子,就把孩子叫『共產黨』;這樣我天天打罵妻子和孩子,就是打罵『共產黨』!」人性扭曲到如此程 度,多麼可悲啊!


曉波與劉霞是這個圈子裡有名的恩愛夫妻。我第一次與曉波見面的時候,劉霞也在場,劉霞的光頭打扮讓我大吃一驚。那時,我想,難怪曉波是學美學的,找一個如 此前衛打扮的妻子!後來,我讀到了那本厚厚《劉曉波劉霞詩選》,這才知道他們的愛情有多麼地可歌可泣。劉霞寫詩的歷史遠遠比曉波長,詩人廖亦武評論說: 「在詩歌娼妓氾濫成災的上個世紀中國,詩圈外的劉霞是倖存下來的惟一的女詩人。」劉霞多才多藝,還是畫家和攝影家,曉波是她的藝術才華的欣賞者。


劉霞在一首詩中寫道:「駛向集中營的那列火車,嗚咽地碾過我的身體,我卻拉不住你的手......」這是一種怎樣的痛苦啊。劉霞長期患有嚴重的失眠症,我 們曾經向她推薦過好多種治療失眠的密方,還買過據說是療效極佳的枕頭送給她用,但她嘗試過之後,說這些都沒有什麼效果。這次,我們再問她睡眠如何時,劉霞 告訴我們說,這些天來,曉波不在身邊,她反倒能夠睡著覺了。她不無酸楚地說:「多年來,我就像在一直在等候著天花板上掉下另一隻鞋子。如今,這只鞋子終於 落了下來,我這才安心了。」換言之,她對曉波被捕入獄早已有心理準備,他們正是以失去自由為代價,以過著「不正常」的生活為代價,推動著中國早日成為「自 由中國」。


法國作家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
幾年之前,法國傑出知識份子索爾孟訪問中國,訪問了各個階層的人,寫出了《謊言帝國》一書。索爾孟描述了一個被謊言重重包裹的中國,也描繪了若干與謊言戰 鬥的、值得尊敬的中國人,其中就包括劉曉波夫婦。有意思的是,這位敏銳的知識份子,在採訪劉曉波夫婦之後,並沒有將劉曉波作為「傳主」,偏偏將劉霞當作 「傳主」,並留下了若干關於劉霞的栩栩如生的文字。


索爾孟將劉霞形容為「中國的猶太人」。「猶太人」是隱喻作為納粹時代一樣的受難者。索爾孟寫道:「誰是所謂中國的猶太人?他們就是異議分子、自由心靈者、 知識份子、藝術家、工會分子、帶頭反抗的農夫,以及獨立自主的神職人員。上述均是共產黨隨時隨地處心積慮,想自社會中剷除的『毒草』,他們就像納粹德國的 猶太人,先被鎖定,貼上標籤,密集監視,最後斬草除根。」劉霞本來不是一名有「反骨」的女性,她出身於高幹家庭,曾經在國家稅務局有一份好工作。但她辭去 了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成為一名「無業遊民」;更為要命的是,她還愛上了劉曉波,一個「不該」愛的人,並為他承受一切。


這是一個講究「株連」的社會,正如索爾孟所寫的那樣:「就跟納粹德國一樣,在中國也是依照血緣或婚姻來判定何謂『猶太人』,劉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並無 從事政治活動,也很少公開發言,只是針對自己不對外展出而僅限親密友人觀賞的攝影及繪畫作品,偶發感言。當她的夫婿,中國異議作家劉曉波被捕入獄時,她曾 籍洋娃娃創作,風格尖銳,拍攝囚犯遭刑求凌虐臉部變形之一系列照片。」


曉波從來都不是安全的
此次劉曉波被抓走之後,我和妻子去探望劉霞,與監視她的警察發生了衝突,當我斥責這名警號為「038540」的警察「毫無人性」的時候,他神色猙獰而毫無 愧意。幾天之後,北京國保的一名官員約我談話,我向他投訴,難道我們去探望劉霞也觸犯了法律嗎?這名國保官員卻說:「劉曉波剛剛出事,在這個時刻去探訪他 妻子,確實不妥吧。」


有些人別有用心地說,曉波很會玩平衡術,怎麼寫文章都沒有被關進監獄,是共產黨特意安排的一個「花瓶」。而索爾孟則清晰地看到,曉波並不安全,因為曉波面 對的是一個非理性的政權,是一個野蠻兇殘的、無法無天的政權:「共產黨可以隨時決定鋤掉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對待其他民運人士般,指控 洩露國家機密及圖謀顛覆政府即可。這是打壓中國所有『猶太人』的慣用手法。」當時,他與曉波夫婦告別的時候,對他們既敬重又擔憂:「我們心情沉重地向中國 這位被判緩刑的『猶太人』及法西斯體制人質──劉霞告別。」 如今,曉波「終於」出事了,我想索爾孟並不會為他的預言成真而感到驕傲。


當年,十二月黨人的妻子們伴隨著丈夫們踏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之旅的時候,整個俄羅斯都被她們感動了,連暴虐的沙皇也為之掉淚。然而,在今天的中國,知道 劉曉波和劉霞的人並不多,那麼多的高官和警察心如蛇蠍,連最後一點良心都蕩然無存。即便如此,曉波和劉霞仍然選擇了「中國的猶太人」的身份,他們不求報酬 與名利,這樣的選擇符合他們內心深處的道德律令,他們亦相信「一個義人所有的雖少,強過許多惡人的富餘。」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聖誕平安夜

呼吁释放我的丈夫刘晓波- By Xia Liu

刘晓波和妻子刘霞


Washington Post, 4/16/2009


An Appeal for a Chinese Dissident

By Xia Liu

Thursday, April 16, 2009

BEIJING -- My husband, Liu Xiaobo, was one of the primary drafters of a document known as Charter 08. Modeled after the Charter 77 petition created in the former Czechoslovakia, Charter 08 calls for comprehensive political reform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emocratic government and the protection of univers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It was signed and issued by more than 300 Chinese citizens on Dec. 10, 2008,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signing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o date it has been signed online by more than 8,000 others.

Charter 08 has clearly resonated with everyday Chinese people. Perhaps this is why my husband, who was arrested on Dec. 8 by Chinese police without an arrest warrant, was seen as such a threat to the regime that he remains in police custody today, even though no charges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him.

Despite the hardship that his involvement in the Charter 08 movement has caused him, I am sure that Xiaobo has no regrets. He is deeply committed to promoting and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all people, particularly those who do not enjoy the advantages that he has as an intellectual. Indeed, this was the fourth time that I have had to witness my husband being dragged from our home by Chinese police. He previously served half a year in prison for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at Tiananmen Square. In 1996, he was taken away and sent to prison for three more years for promoting freedom and democracy in his writings. Then, in 2006, he was once again taken into custody and was interrogated for 12 hours before being released.

Although my husband and I were fully aware of the possible retaliation that his advocacy might inspire, his detention is still very painful for us both. We agreed long ago that we would not have a child, as it would be too cruel to subject him or her to the absence of an imprisoned father. Thus, we are both alone now. We write to each other constantly, knowing our letters will never reach each other. In the nearly four months since his abduction, authorities have allowed me only two visits with him. After being taken to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I was permitted to talk with him as we shared a meal under the unremitting surveillance of prison guards. During our conversations, I learned that he has been confined alone to a small room lit by a single light bulb and that most of the more than 60 books I had brought him were confiscated by prison officials.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bear the extent of his isolation.

Now I fear that the government is preparing to stage a show trial and convict my husband of "inciting the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 charge frequently leveled against political dissidents and one that typically carries a lengthy prison sentence. Police have summoned and investigated nearly all of the original signatories of Charter 08, as they gather "evidence" of my husband's "crime." In doing so, they are sending a clear signal to others in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that dissent will not be tolerated.

I implore President Obama to intervene on my husband's behalf and to express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is wish that my husband be freed. My husband has done nothing wrong, and his imprisonment is a great tragedy not only for me but also for the countless people of my country who lack a voice but share his desire to see China become a free, democratic nation. Please, President Obama,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Liu Xiaobo, and help me to be reunited with my husband.

The writer lives in Beijing. Her column was translated by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a Washington group working to expose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China.




刊载于4/16/2009 《华盛顿邮报》


呼吁释放我的丈夫刘晓波


我的丈夫刘晓波是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08宪章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为蓝本,呼吁在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包括建立民主政府,以普世公认的标准保障人权。2008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这一天08宪章由300多中国公民签署发布,截至今天联署者已超过8000人。

很明显,08宪章在全体华人中引起了共鸣。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局认为我的丈夫对国家政权构成了危险。2008年12月8日,中国警方在未出示逮捕证的情况下逮捕了我的丈夫,并被拘押至今,尽管他们从未对他提出任何控罪。

尽管由于参与起草08宪章,我的丈夫陷入了困境,但我相信晓波没有后悔。他一向坚定地致力于促进并保障中国人的人权,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人权。事实上,这已经是我第四次亲眼目睹他被警察从家中拖走。在此之前,他曾因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而被监禁半年。 1996年,由于他撰写文章呼吁民主自由,再次被判入狱三年。2006年,他又一次被北京警方拘押,持续审问12个小时后才被释放。

虽然我和丈夫深知起草并签署08宪章可能带来的后果,但丈夫被拘留仍然给我们两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很早以前,我们俩人就商定不生孩子,不论是男孩女孩,父亲被投入监狱对于他们来说总是件十分残酷的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独身。丈夫被拘押后,我们只能靠书信联系,俩人不断地给对方写信,虽然我们知道这样的信件也许对方永远不会收到。在他被绑架的近4个月来,当局只允许我们见了两次面。我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我和丈夫一边吃饭一边谈话,狱警一刻不停地在旁边监视着我们。谈话中我了解到,他一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里面只有一盏灯泡。我带给他的60多本书,多数都被监狱官员没收。想到他在监狱里孤苦伶仃的生活,我感到难以忍受。

现在我担心,政府正在准备对他进行审判,试图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判决他。当局经常用这个罪名来惩处持不同政见者,一旦按这个罪名判决刑期通常十分漫长。警方已经传唤、调查了几乎所有的原始签署者,这是在搜集“证据”以便给我丈夫“定罪”。他们这样做,也是在向所有的民主运动参与者发出明确的信号,告诉他们当局不会容忍持不同政见者。

我恳求奥巴马总统能够过问我丈夫的案子,向中国政府表达让我的丈夫重获自由的希望。我的丈夫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被监禁不仅是我个人的大不幸,也是无数和他一样渴望国家自由民主,却又没有正常表达渠道的中国人的巨大悲剧。请奥巴马总统站在刘晓波一边,帮助我实现与丈夫团圆的梦想。

作者为刘晓波之妻,居北京。英文由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劳改研究基金会翻译。

刘霞促美关注刘晓波被非法拘押案


中国独立作家、08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的妻子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关注她丈夫遭当局非法监禁的案子,促使因和平表达民主改革诉求而被关押的刘晓波重获自由,回家团圆。

*投书华盛顿邮报促国际关注*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星期四在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她的呼吁书。 呼吁书说,08宪章以前捷克斯洛伐克的77宪章为蓝本,呼吁在中国进行全面的政治改革,建立民主政府,以普世公认的标准保障人权。

呼吁书指出,当局认为刘晓波作为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对国家政权构成了威胁,于是在2008年12月8号将他逮捕,并拘押至今,而且既没有出示逮捕证,也没有对他提出任何控罪。

刘霞在呼吁书中表示,她丈夫没有做错任何事,却遭到监禁,这不仅是她作为妻子的一大悲剧,也是无数没有发出呼声但是和刘晓波一样渴望国家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一大悲剧。刘霞表示,她恳求奥巴马总统过问刘晓波的案子,向中国政府表达让刘晓波获得自由的愿望。

08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北京作家余杰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在08宪章发表前夕被抓至今已近半年,他的家人在律师协助下通过法律途径多方询问案情和拘禁理由,找过北京市公安局、中国公安部、全国人大信访办等众多部门,但是至今没有得到确切答复。

*万般无奈只得求助国际社会*

余杰认为,在求告无门的情况下,刘霞作为妻子有权请求国际社会给予关注和帮助:“人权问题是超越主权问题,是一个普世价值。所以对于像刘晓波这样一位为了中国的民主化失去自由,付出沉重代价的知识分子来说,我觉得,不仅国内的中国公民、国内的知识分子应该来呼吁,西方世界也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来施加压力,使他能获得释放。而美国是对中国人权问题能施加最大压力的国家。”


上海宪政学者、维权人士冯正虎不久前在中国某处黑监狱被非法关押40多天,后来在警方“劝说”下到日本暂时居住。冯正虎也是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刘晓波应该已经作好了为真理献身、为中国的前途微笑着把牢底坐穿的心理准备。

这位拒绝领取日本护照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示,尽管人们估计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美国自顾不暇,可能难以就刘晓波的个案发表意见,但是刘霞发出的呼声也代表了许多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呼吁国际舆论关注08宪章及其签署人的处境是有必要的。他同时表示,当局可能要把刘晓波至少关到6.4敏感期过后再释放出来。

他说:“这封信应该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刊登。这确实会产生一个影响,对中国政府产生舆论上的压力。刘晓波现在是监视居住吧?监视居住最长是6个月。估计在6.4以后大概会释放他 。”

记者试图联系在北京的刘晓波妻子刘霞,但是她的住家电话星期五下午4点到8点记者截稿前一直忙音,原因不明。

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铁流也是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不久前他曾见到刘霞,听到一些有关刘晓波的消息。

他说:“我问他妻子,大概在(北京郊区)昌平一个小院里,有很多警察看着。不能出来。他妻子去了两次。第一次春节前去了一次。春节后大概在4月又去了一次。但是条件不怎么好。没有逮捕,没有拘留。所以这个伸缩就比较大。你找公安局,公安局都讲不知道,说他们跟这个事情无关。所以这个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 (笑)。这个叫中国的法治。”

这位为彻底平反右派和解决右派赔偿问题而频频发出呼吁的老作家目前被当局限制出境,无法前往美国看望在那里定居的子女。他在一篇有关08宪章的网络文章中质问,“为什么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老是把人民当成敌人?”他表示,“动不动就抓捕镇压,到底让不让老百姓活下去?”

铁流指出,人活着不但要穿衣吃饭,还要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08宪章于2008年12月10 号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前夕发布,首批在这份文件上签名者有303人,其中大多数人分别遭到警方传讯或被要求撤销签名。目前有超过8000名各界人士参加联署。正在进行的时代周刊2009年世界最有影响人物网络评选活动中,以刘晓波为代表的08宪章群体目前获得将近55万票。

一个伟大的女性——刘晓波之妻刘霞

一个伟大的女性——刘晓波之妻刘霞

送交者: 余杰 于 2009年1月04日, 11:10:20:

晓波北京警方带走之后,已经有十多天没有任何消息了,没有人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他的妻子刘霞也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执法机关的正式文件。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关于刘晓波下落的提问时,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中国的内政!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就这样让一个公民不知所终——而那个前来与我谈话的北京市国保部门的官员,反倒指责《零八宪政》破坏了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前夕的“和谐”!我回答他说,你们把人抓走才是最大的不和谐!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警察的封锁与纠缠,与刘霞一起吃了一顿饭,得以了解到晓波被抓走时候的一些情况。刘霞说,八号那天晚上十一点,十多名警察冲进来将晓波带走,然后一伙人留下来抄家,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撤离。他们家早已多次承受抄家的待遇,这次再次被翻了个底朝天。那天,我还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我与美国的友人们一起从网上看到了晓波被警察带走并被抄家的消息,许多对国内情况不了解的朋友深受“抄家”这个词语的刺激——许多人天真地以为,这种粗暴的事件只是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才会发生,没有想到,在如今这个御用文人们吹捧的“太平盛世”里,当局居然还会对一名手无寸铁的作家“抄家 ”!

晓波家的存折就放在电视机旁边的一个小纸盒子里,一名抄家的警官翻开来仔细查看了半天,还有些不相信地说:“你们家的存折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放着?”刘霞说:“我们家又没有保险柜,况且一直受到你们的保护,盗贼都不敢上门来,当然就这样放着了。”这名警官又疑惑地询问道:“你们家就这么一点钱吗?”刘霞说:“这点钱在我看来已经够多了,够用好多年了。”是的,这名警官难道指望晓波像贵党的贪官污吏们那么有钱吗?从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院长到苏州市副市长,再到深圳公安局龙岗分局副局长,哪个落马的官僚家中不是有数千万巨款的?

刘霞又将开始孤身与整个国家暴力机器对峙的生活了。我们都很担心她的身体状况,希望她好好保重,要吃得下,睡得好。晓波经常说,与中共的对抗,乃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点都不能着急,谁着急谁就失败了。八九之后将近二十年间,当年一起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袖们,多半已经改旗易帜、随波逐流、鲜衣怒马,或闷声发财,或向中共献媚,或以“学术独立”为标榜,或尝试再作“帝王师”。而刘晓波在几进几出之后,仍然矢志不渝,坚持韧性的战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这个独裁政权不依不饶地“磕”上了。这是一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的战斗。晓波之所以能一直坚持下来,很大的一个原因便是有妻子刘霞的支持。

比起失去讲台和发表作品的园地,并常年受到警察监视、骚扰甚至囚禁的晓波来,这些年来,刘霞也没有少受罪。我听到过不少妻子抛弃作为政治犯的丈夫、选择新的安稳生活的故事。我充分理解人性的软弱,谁也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去谴责那些无法承受生命之沉重的妻子们,她们有权选择另外一种安稳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听说过若干异议人士在长期的高压之下心理变态,将妻子当作折磨的对象的故事。有一名异议人士就曾经当众洋洋得意地宣告说:“以后我结婚了,就把妻子叫‘ 共产党’;以后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产党’;这样我天天打骂妻子和孩子,就是打骂‘共产党’!”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么可悲啊!

在一个异议人士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国家里,异议人士要保持牢固的家庭婚姻关系,比普通人艰难得多。晓波与刘霞是这个圈子里有名的恩爱夫妻。当我第一次与晓波见面的时候,刘霞也在场,她的光头打扮让我大吃一惊。那时,我私下里想,难怪晓波是学美学的,找一个如此前卫打扮的妻子!后来,当我读到那本厚厚《刘晓波刘霞诗选》,这才知道他们的爱情有多么可歌可泣。刘霞写诗的历史远远比晓波长,她曾经通过诗歌去追求梦想,但是天安门的坦克碾碎了中国所有的诗情画意。如果说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一个疑问,那么在天安门屠杀之后写诗更加不可能。刘晓波与刘霞的诗歌是这个时代最真实、最悲怆的“诗史”,诗人廖亦武评论说:“在诗歌娼妓泛滥成灾的上个世纪中国,诗圈外的刘霞是幸存下来的惟一的女诗人。”

刘霞多才多艺,除了写诗,她还画画和摄影,而晓波是她那闪光的艺术才华的欣赏者。刘霞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状,我们曾经向她推荐过好多种治疗失眠的密方,还买过据说是疗效极佳的枕头送给她用,但她尝试过之后,说这些都没有什么效果。这大概是在中国成为一名异议分子的妻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吧。这一次,当我们询问刘霞睡眠如何的时候,刘霞告诉我们说,这些天来,晓波不在身边,她反倒能够睡着觉了。她不无酸楚地说:“多年来,我就像在一直在等候着天花板上掉下另一只鞋子。如今,这只鞋子终于落了下来,我这才安心了。”换言之,她对晓波被捕入狱早已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在“老大哥”那无处不在的盯梢与威吓之下,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真正的自由的滋味。而他们正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以过着“不正常”的生活为代价,推动着中国早日成为“自由中国”。

几年之前,法国具有领袖地位的杰出知识分子索尔孟(Guy Sorman)访问中国,走遍大江南北,访问了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写出了《谎言帝国》一书。近年来,西方国家元首、商人及文人,在共产党及其畸形的经济改革的泡沫之下迷失,宁可与中共妥协并从中分得一杯羹,而不愿支持那些推动中国社会迈向民主自由的力量。此种严重短视、急功近利的做法,不仅背离了西方的基本价值,而且践踏了中国的未来。对持,索尔孟给予严厉批评,并为西方读者描述出了一个被谎言重重包裹的中国,也描写了若干与谎言战斗的、值得尊敬的中国人,其中就包括刘晓波夫妇。有意思的是,这位敏锐的知识分子,在采访了刘晓波夫妇之后,并没有将刘晓波作为“传主”,偏偏将刘霞当作“传主”,并留下了若干关于刘霞的栩栩如生的文字。

索尔孟将刘霞形容为“中国的犹太人”。经过二十世纪纳粹的暴行之后,“犹太人”不是暗示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荣耀,而是隐喻作为受难者的苦难。索尔孟写道:“ 对她而言,作为犹太人,就是要设身处地地想像一位犹太人如何在纳粹德国压迫者统治下存活。她明确指出,共产党体制与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并无什么不同。谁是所谓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就是异议分子、自由心灵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会分子、带头反抗的农夫,以及独立自主的神职人员。上述均是共产党随时随地处心积虑,想自社会中铲除的‘毒草’,他们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先被锁定,贴上标签,密集监视,最后斩草除根。”刘霞本来不是一名有“反骨”的女性,她出身于高干家庭,是“既得利益者”,在国家税务局有一份人人羡慕的好工作。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刘霞毅然辞去了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成为一名“无业游民 ”;更为要命的是,她还爱上了刘晓波,一个“不该”爱的人。既然爱上了晓波,就得承受他所承受的一切——包括被当局贬斥为“贱民”。

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实行“株连”的社会,政治犯的妻子必然“享受”与丈夫相似的“特殊待遇”。正如索尔孟所写的那样:“就跟纳粹德国一样,在中国也是依照血缘或婚姻来判定何谓‘犹太人’,刘霞即是其中一例。她自身并无从事政治活动,也很少公开发言,只是针对自己不对外展出而仅限亲密友人观赏的摄影及绘画作品,偶发感言。当她的夫婿,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被捕入狱时,她曾籍洋娃娃创作,风格尖锐,拍摄囚犯遭刑求凌虐脸部变形之一系列照片。”仅仅因为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也被官方划入了“敌人”的行列之中。此次刘晓波被抓走之后,我和妻子前去探望刘霞,与在楼下监视她的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既不准我们去晓波家探视,也不准我们将水果转交给刘霞。当我斥责这名警号为“038540”的、自称隶属海淀分局的警察“毫无人性”的时候,此人神色狰狞而毫无愧意。几天之后,北京国保的一名官员约我谈话,我正式向他提出投诉,并反问他说,难道我们去探望刘霞也触犯了法律吗?这名国保官员却说:“刘晓波刚刚出事,在这个时刻去探访他妻子,确实不妥吧。”这是一种多么荒谬的逻辑啊。

几年前,当索尔孟去刘晓波家探访的时候,刘晓波家的门口站着四名安全人员。有些在海外唱高调的人别有用心地说,晓波很会玩平衡术,怎么写“反动”文章都没有被中共当局关进监狱,所以他是共产党特意安排的一个“花瓶”。索尔孟则清晰地看到,晓波并不安全,晓波面对的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是一个野蛮凶残的、无法无天的政权:“共产党可以随时决定锄掉这些‘毒草’,只需指派一名法官,就如同对待其他民运人士般,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及图谋颠覆政府即可。这是打压中国所有‘犹太人’的惯用手法。”当时,他与晓波夫妇告别的时候,对这对夫妇既敬重又担忧:“我们心情沉重地向中国这位被判缓刑的‘犹太人’及法西斯体制人质 ——刘霞告别。事实上,今日的中国可能比昔日的中国更为法西斯主义吧。” 如今,晓波“终于”出事了,我想索尔孟并不会为他的预言成真而感到骄傲,他会加入到为晓波呼吁的人士的行列之中。而那些在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民运领袖 ”们仍然没有闭嘴,他们说这是中共当局的“苦肉计”。是的,某些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确实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异。

时间与品质直接相关:做一天的反对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对派难,刘晓波一直坚守在中国本土成为当局“眼中的刺”。做一天的恩爱夫妻容易,哪对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胶似漆?但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爱夫妻难,尤其是像刘晓波和刘霞这样在逆境中风雨兼程的。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当年刘霞一个人奔波在从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的情形,那是一段怎样痛楚的旅途啊。刘霞在一首诗中写道:“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一开始,他们只是“恋人”的关系,刘霞无法获得与晓波会面的权利。后来,他们申请结婚,他们的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为了这份结婚证书,当时还惊动了公安部,层层手续,旷日持久,最后才予以“特批”。“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刘霞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啊。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语气平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但我想,这张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既证明着他们爱情的坚贞,也是一个时代良心犯所承担的苦难的鲜活见证。

当年,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伴随着丈夫们踏上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之旅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都被她们感动了,连暴虐的沙皇也为之掉泪。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知道刘晓波和刘霞的人并不多,人们都在为各自的“小康生活”而斤斤计较;那么多高官和警察则心如蛇蝎,他们连最后一点良心都荡然无存。同时,念叨着要吃两口“ 人血馒头”的同胞,在“菜市口”这样的地方熙熙攘攘地排起了长龙。即便如此,晓波和刘霞仍然选择了“中国的犹太人”的身份,他们不求报酬与名利,他们不当英雄与偶像,他们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样的选择符合他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他们亦相信“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是的,世间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囚禁晓波的心灵,世界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将晓波与刘霞分开。这是对这个世界持悲观主义看法的我,少有的确定性的、乐观的判断之一。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初稿

十二月三十日定稿

各方關注劉曉波被關押一週年

各方關注劉曉波被關押一週年

劉曉波(無國界記者提供資料照片)

北京公安部門至今仍未決定是否把劉曉波移交檢察機關起訴。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因為策劃發表《零八憲章》而喪失自由一週年之際,民間團體對其命運表示關注。

香港支聯會和獨立中文筆會等16個團體星期二(12月8日)前往中國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公室請願,要求北京立即釋放劉曉波。

「人權觀察」在香港的代表也公開呼籲國際社會盡快做出反應,對劉曉波案表達關注。

去年12月8日,劉曉波被警方帶走,關押在一處秘密地點。當天也是《零八憲章》正式對外發表的日子。

支聯會等組織還發表了聯合聲明,呼籲中國政府遵守《憲法》和1998年簽署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停止以言入罪和廢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劉曉波直至今年6月下旬才被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正式逮捕,送往北京第一看守所關押。

劉曉波的妻子劉霞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在劉曉波被關押的一年期間,她只在1月1日和3月20日見過他。之後,當局沒有任何通報或者對於延押決定做出任何解釋。

劉霞還說,當局對於她本人,除了不允許訪客之外,沒有太多的行動限制。

劉霞要求當局盡快釋放劉曉波,或者盡早對其定罪,好使她能夠早日前往監獄探望丈夫。

「打壓《憲章》」

劉曉波與300多名律師、作家、學者和藝術家首批聯名簽署的《零八憲章》要求中國政府保護人權、公開選舉官員,呼籲言論和宗教自由、結束中共對軍隊、法庭和政府的一黨專制。

由於中共對新聞的封鎖和對互聯網的嚴厲控制,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了解《零八憲章》的存在。

一年以來,已有超過一萬名關心中國民主狀況的海內外人士在《零八憲章》上簽名。

人權觀察亞洲研究員凱恩在香港表示,劉曉波的命運已經陷入「殘局」,各國政府現在應該「更直接和高調地」表達對劉案的關注,不要等到明年1月。

北京公安機關上月底第三次延長對劉曉波案的偵查期限。他的代表律師莫少平此前告訴BBC中文網說,公安機關必須在明年1月23日決定是否作出起訴。

有關法律規定,公安機關第一次可延長調查期限一個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別可延長兩個月,但在第三次延期偵查後不得再要求延期。

當被問到是否認為中國會按照法律規定行事的時候,劉霞對BBC中文網說,「從嚴格意義上講,這個國家沒有法律可言,所以他們說的東西,他們可以隨時違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