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作者：刘晓波

--------------------------------------------------------------------------------

一种标志著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的出现，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

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著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著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著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也像中共政权主导的所有纪念中共元老活动一样，仍然重复著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

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肃胡耀邦而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小平又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和平与法治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温和政策，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四．二六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继而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宣布军事戒严，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软禁至今的赵紫阳都不见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著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著，「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著的启蒙运动，而官方打压民间运动（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种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是对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泽东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出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如果说，真有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丛生和危机四伏的跛足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他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2004年8月17日于北京家中

毛泽东如何剥夺农民

毛泽东如何剥夺农民



作者：刘晓波

--------------------------------------------------------------------------------

【大纪元8月13日讯】中共在执政后，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把所有人的私人财产剥夺一空。全社会的财产集中在执政党手中，每个人的生活资源也就由执政党完全控制了，正像托洛斯基所说的那样：服从者得食，不服从者不得食。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全部社会财产的国家化是中共的理想，这理想与其说是全部社会财产归全民所有，不如说是归中共一党所有。公有制与其说是每个人都有了财产的所有权，不如说每个人都失去了最基本的个人权利和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就等于中共，中共就等于毛泽东个人。对全民财产的绝对控制，一方面可以形成个人对执政党的全面依附，另一方面可以供执政党及其领袖个人随心所欲地处置、分配和挥霍。这种挥霍还不止是特权阶层的个人生活的腐败，更可怕是为了满足执政集团和独裁者个人的野心和狂想，执政者可以完全不顾人民的意愿和死活，而用全民的财产进行荒谬的劳民伤财的社会实验。

毛泽东曾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问题。而对于视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来说，最严重的问题绝非接受洗脑教育，而是被强制剥夺了祖祖辈辈生活于其上的土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在中国，任何革命或改革的成功都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国共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中共看到了这一点，依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杀福济贫的方式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夺取了政权。中共的阴谋在于，它用抢来的土地收买了农民，让农民帮助它取得了政权之后，立刻就翻脸不认人，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部剥夺。

在中共执政之前的地方割据之时，和在1947─48年被中共占领的东北，中共就开始了以暴力抢劫的方式进行的土地改革，当时的「土地法」已经明文规定无条件地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中共执政后，由于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机器，从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和新的「土地改革法」就更是无所顾忌了。「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土改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如登记财产，划分阶级成分，土地和财产的没收、征收和分配，占农村总人口40%的人被强行剥夺了个人财产，其中只有极少数所谓的「恶霸地主」，而大多数人都是靠个人的勤劳致富的。几代人辛苦积累的土地和财产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许多地方的中共干部只为了占有别人的房子，就利用职权把不够标准的人家强行划为地主成分（参见张乐天《告别理想》第二章第一节）。由此可见，滥用权力的腐败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即便在中共执政之初的所谓最理想主义的纯洁年代，不受监督的权力已经开始被滥用了。

如果中共真的想废除国民党政权时期的官僚资本和土地垄断，把一些人靠强取豪夺占有的土地和财产公平分配给社会的弱势群体（比如像五十年代初，国民党在台湾进行的土地改革就通过真正的赎买政策），即便在重新分配过程中有某些过激行为和腐败现象出现，也是可以为之进行辩护的，至少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关键在于，中共进行土改，实行土地的平均分配，只是它为夺取政权和执政之初巩固政权的权宜之计，一旦中共坐稳了江山，它就开始全面的剥夺和垄断。

土改刚刚结束的1953年，中共就正式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生产互助合作的决定》，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1956年合作化已经基本完成。紧接著的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经过反反覆覆的折腾，到1960 年已经基本完成。至此，中共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再无一寸土地属于农民。到文革时期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甚至连仅剩下的调剂农民生活的少得可怜得自留地也被剥夺。在此期间，由于大跃进的悲剧，为了安抚民意，中共间或地实行过「包产到户」等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是从土地所有权的角度讲，农民的手中仍然没有一寸土地。这种先收买后剥夺的阴谋，只能证明中共是据全民土地为己有的垄断者和独裁者。

全部剥夺农民的土地还不算，为了赶英超美的战略，中共不惜以牺牲全国人民、特别占总人口80%的农民的利益，强行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武器。同时为了政权的稳固就必须首先要稳定城市，而稳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剥削没有任何国家福利优惠的农村来养活享有各种福利优惠的城里人。从1952年1978 年，城乡之间的工农业产值的「剪刀差」为7140亿元，相当于几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这种对农民极端不公正的歧视性政策，在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仍然没有实质改变。现在的城乡差别之大，农民被歧视被盘剥之重，已经成为跛足改革必须面对的巨大危机之一。

2004年8月13日于北京家中(http://www.dajiyuan.com)

8/13/2004 6:32:12 AM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各路毛派借助官方的招魂而大出风头。

向暴君献媚为独裁党招魂

中共现政权及其喉舌展开一系列大规模的纪念，党魁胡锦涛率全体政治局常委，去老毛纪念堂向其坐像三鞠躬，又到瞻仰厅瞻仰毛的遗容，「共同缅怀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随后，寡头们又出席「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胡锦涛发表讲话，把一代暴君称为中共的骄傲，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同时，军头江泽民又找到露脸的机会，出席「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型音乐会；此前，现任常委们也都参加各类纪念活动。实际上，毛仅仅是中共的护身符，所谓「建国有功」，也不过是夺权有功而已，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毛无疑是历代暴君之最，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而独裁党如此高规格地纪念毛，既是为了缓解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是胡温体制扩张自身的党内基础的策略。频频利用毛的亡灵来说事，已经成为胡锦涛的家常便饭。

从十年前的毛百年诞辰就知道可以借毛的亡灵大赚的商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把一生致力于消灭商品经济的老毛作为「名牌商品」四处叫卖，引进了商业策划人，以纪念活动作为市场：晚会、出版、旅游、论坛……「涉及金额高达数亿元以上」。第一套纯金版《毛泽东诗词手迹》已于二○○三年十一月亮相发售，国内绝版发行五千套，每套价二万元，可谓空前规模。还有专门探讨毛思想的「商业价值」的座谈会。近几年靠「卖毛」而名利双全的「新左」们，也觉得毛思想「完全也是支持商业社会和商业人生的」……

由此可见，祭奠毛的亡灵，不过是为独裁党招魂，为狂热的民族主义壮色，为毛遗产的既得利益者作秀，为资本家们做卖点。在中共政权主导的「政治正确」之下，即便在中共已经否定了大跃进和文革之后，对暴君亡灵的评说仍然充满了独裁式的歧视：能够大声发言者都是毛泽东及其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而毛泽东和毛时代的无数受害者，特别是死于毛时代的无辜亡灵们及其家人的声音，却完全被排除在评毛之外！

我们听不到在镇反、三反五反中被镇压的人们的呻吟，看不到胡风的家人和上千受牵连者的影像；我们听不到五十万右派及其家人的诉说，看不到大跃进时代死于非命的三千万人的冤魂；我们听不到文革中的无数受害者及其家人的回忆，看不到千百万被糟蹋了青春的知青的面容，更不会听到林昭、储安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王申酉……等付出惨烈个人代价的异见者及其家人的声音，甚至连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权争的牺牲品的家人的声音也被压制；也没有对毛泽东深有研究的李锐先生、单少杰先生、高华先生的声音；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先生的回忆录长期被拒之于国门之外；毛时代的笔杆子姚文元的回忆录也在封杀之列……同时，近年来打着毛的旗号走上街头维权的弱势群体，非但得不到毛的恩惠，反而不断遭到中共当局的镇压。君不见，扛着毛泽东像上街的辽阳工潮的领袖们已经被判刑，即便身患重病也不允许保外就医。

毛泽东，作为中共独裁制度的奠基者，不论其罪恶多么深重，其思想多么落伍，也不论现在的权贵们多么言不由衷，只要独裁制度不变，中共及其既得利益者们，就要在公开祭奠暴君阴魂的同时，把毛时代的冤魂们封锁在暗狱之中。

毛家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与受害者的禁声失语相反，此次毛泽东热的特色之一，就是与毛沾边的人——毛家的儿女、儿媳、女婿、孙子、外孙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御用研究人员——几乎倾巢出动，赶场似地出席各类活动，座谈会、大型晚会、电视访谈、网络聊天，文献片首映式、图书首发式、签字售书……他们在把暴君塑造为「伟大领袖」之外，还想在生活细节上塑造「慈父仁夫」的凡人形象，意在用所谓的「人间毛泽东」来掩盖其罪行，而全不管毛的行宫遍布全国，毛在紫禁城后宫里的淫荡生活。毛的家人还通过中共喉舌，大肆渲染毛的清贫，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还自夸「伟人子孙」的简朴低调的生活，似乎毛家人多么清廉。毛家子女通过各类媒体反复强调毛的律子之严，声称毛对孩子的要求是「夹着尾巴做人」。还有媒体真把李讷当成失业工人或农民，为了力挺李讷的艰苦朴素，居然说什么她无钱看病。其实她仍然是政协委员，享受高干待遇。

毛家人的不诚实在于：他们并没有告诉国人，毛泽东不仅自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且让毛家人滥用来自他的绝对权力。仅就文革时期而论，毛家人一个个身居高位，无所顾忌地滥用权力，曾经何等风光。毛夫人江青自视为一代「女皇」，其骄横跋扈已有太多的记述，我就不再赘言。

毛的侄儿毛远新，也是二十六岁就出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级）、沈阳部队副政委（相当于中将级军衔）。一九七六年，毛远新成为毛泽东的联络员，代表毛泽东出席政治局会议。他在辽宁和北京都干了不少恶事，张志新就死在毛远新主政辽宁时期，白卷英雄张铁生也由毛远新一手树起。就连毛泽东的姨侄女王海蓉，一九六四年大学毕业，一九七三年便担任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表兄王季范的女儿王曼恬，曾主管国务院的文化工作，后任天津市委书记。毛死后，她也自杀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老毛是如何「严于律子」的。毛的女儿李讷（曾化名萧力）号称中国的「第一红色公主」，年仅二十六岁就被「空降」《解放军报》社，以化名「萧力」来领导军报的文革。她执掌了军报大权之后，为了维护暴君父亲的绝对权威，对审稿做了极为荒唐的规定：当某版刊有毛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同一版的其它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的方向；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保证背面版上的同一地方没有贬意词！为此，报社专门做了一个版面透视箱：一张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都放在玻璃板上，打开玻璃板下的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这个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同时，文革中对毛泽东的狂热个人崇拜，也被李讷效仿，在军报内大搞对萧力的个人崇拜。当时军报驻地（北京市平安里三号）内，家家户户都张贴出红对联：「向萧力同志学习！向萧力同志致敬！」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萧力丰功伟绩」的展览室。展览室不仅介绍萧力在文革中的「丰功伟绩」，还把萧力的一些生活用品作为重要展品，诸如她的蓝色自行车、喝水用的大白茶缸等等，都作为颂扬萧力的艰苦朴素作风的道具。

正如文革时曾任军报副社长的姚远方所言：军报「文革」中最尖锐、最复杂、最突出的乱源是「天上掉下一个毛姑娘！」

之后，李讷又被亲娘江青调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陈伯达出任办事组组长，仅仅为了闹待遇就大耍「第一红色公主」的脾气，搞得钓鱼台十六号楼（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鸡犬不宁。她不但敢于挑战毛泽东的内侍总管汪东兴，弄得警卫二处无所适从，而且她仅仅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敢反复折腾周恩来等高官。

毛泽东的阴暗人格

毛的家人，还想通过血缘记忆来神化毛的人格——不仅是「慈父」，还是「体贴的丈夫」，而全不顾忌毛对女人的玩弄和残忍。毛与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及外孙女孔东梅，居然很少提及毛对贺子珍的伤害，导致贺的大半生毫无幸福可言。毛与江青的女儿李讷，好象毛的晚年与张玉凤厮混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也不提子女很难见到「慈父」，妻子也难得见到「体贴的丈夫」。她更不提自己的母亲江青为什么自杀。实际上，作为极权暴君毛泽东，其人格既不伟大也不高尚，反而是极为罕见的阴暗卑劣。

（一）厚黑的毛泽东

毛泽东人格的卑劣，首先表现在最善于玩弄权谋和两面手法。比如，他在言词上把人民尊为国家的主人和奉为历史的动力，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口号把人民捧上虚幻的天堂，而在现实中却把人民置于奴隶地位，全不在乎民众的生命。

在夺权时期，他一面在国统区高唱「自由、民主、多党制」，以便煽动对国民政府的仇恨，另一面在中共统治的地区通过所谓「整风运动」进行斯大林式清洗，把中共彻底改造成毛式独裁党，把他自己树立为惟我独尊的极权者。为了日后的夺权，他一面高喊抗日而反对内战，一面又保存实力而尽量避开抗日的正面战场。为了动员农民和各界名流支持他的夺权，他把土地分给农民，许诺与民主党派分享政权，而一旦掌权，他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全部土地没收，把所有权力塞进一党私囊。农民非但没有得到一分地，反而变成了城市及其工业的供血器。民主党派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权力，反而变成必须加以改造的一群，或变成毛的敌人被整肃，或变成毛的统战花瓶被把玩。他一方面强调贫困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强制推行不公正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又靠强权制造出政治身份的绝对不平等，占总人口90% 的农民被城乡隔离制度固定在农村，变成低于城镇人的二等国民，而且还根据政治身份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九种人」作为阶级敌人被置于人间地狱之中。

（二）狂妄的毛泽东

毛狂妄得目中无人，他把自己视为绝对完美的君子和绝对智能的先知，而把其它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于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视为「异己分子」，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毛是无神论者，却自视为教皇，甚至就是上帝本身，并把其它人全都看作魔鬼：或是隐藏着的魔鬼，或是后来背叛他的魔鬼，或是随时可能背叛他的潜在魔鬼。他以自己的价值偏好为唯一标准并强行贯彻之，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的统治。除了不断地制造出阶级异己分子之外，还要不断地对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广大民众）实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观认定的标准来「再造新人」，但是这些被改造者无论怎样改造也无法达标。如果说，阶级专政是对人实施肉体灭绝，那么思想改造就是对人实施精神灭绝。

（三）变态的毛泽东

毛像所有的暴君一样，因对权力的变态贪婪而恐惧和多疑，使人性畸变为多疑、残暴、嗜血，导致了暴力整肃绵绵不绝，直到极权者走进坟墓。他利用绝对权力把病态的多疑和恐惧强加于所有国人，从国家主席到红小兵，无一幸免。在暴君毛的眼中，没有对手，更没有朋友，而只有敌人——已经被发现的敌人，正在被怀疑的敌人和还未察觉的潜在敌人。特别是毛的晚年，患有无限夸大威胁的妄想狂症状，经常处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惧之中，把臆造的威胁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

毛从来过不了没有敌人的生活，所以他从不会高枕无忧，时刻瞪大高度警觉的眼睛，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他找不到隐藏的敌人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因为不制造出敌人，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

通过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政治恐怖，毛把自己的权力恐惧强加于每个被统治者，以此来享受行使绝对权力的快乐。这是极权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极权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把恐惧和施暴作为人生的最大享受。所以，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毛的变态邪恶更甚于斯大林的暴政。如果说，斯大林式清洗大都是秘密警察，以消灭异见者的肉体为主，那么，毛式清洗就是灵与肉双重灭绝。毛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字报、大批判、批斗大会、游街示众、公审宣判，将他要清洗的对象置于全国共诛之和全民共讨之的羞辱之中，既要在肉体上折磨之灭绝之，还要在人格上公开贬低之羞辱之，更要通过思想工作、谈心交心、汇报检讨等方式，逼迫所有人进行自我贬低自我羞辱，让每个人在毛思想对照下，灵魂深处爆发自辱尊严的革命。

这就是极权者毛泽东的名言「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真谛。

毛泽东为中国带来的是灾难

新党魁胡锦涛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其实这种「骄傲」只属于独裁党，而和中国人民没有一点关系，因为他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有灾难。毛把最大的公共资源——政治权力——据为己有，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极权者为了扩展自己的绝对权力而任意挥霍全民财富和剥夺人民的生命、财产和权利，先后进行过劳民伤财的韩战、越战、大跃进、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累积超过万亿；毛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把一穷二白的中国投入军备竞赛，为了两弹一星的政绩工程而不顾百姓的死活，为了充当第三世界的领袖而挥霍极为有限的资源，向外输出毛式游击战和无偿援助众多无赖国家。这一系列滥用权力的结果，致使国人付出了上亿条人命和超过亿万元的经济损失。对于中国人来说，暴君毛泽东的殭尸一天不离开天安门广场，中华民族也就一天走不出独裁的阴影。

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谁为暴君毛泽东招魂？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毛泽东玩弄宪法

毛泽东玩弄宪法

中共又要修宪了，并发出不允许民间讨论的禁令。因为，中国宪法，与其说是国家根本大法，不如说是“党权大法”，甚至就是“党魁宪法”，此次修宪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老党魁的“三个代表”入宪。正如前两次修宪，是为了把邓小平的个人意志变成宪法条文一样，比如取消文革中的“四大”，将“四项基本原则”和“邓小平理论”入宪。八九运动时期，李鹏也强词夺理地用宪法为“戒严令”辩护。

在此种党国体制现实面前，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把“党主立宪”作为政治改革来加以炒作！

“党主制宪修宪”的传统，在中共掌权五十多年的历史上一以贯之。1954年制定第一部宪法，刘少奇就把制宪的宗旨确定为：把中共和毛主席领导下做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因为，党国体制就是纵容党魁无法无天的制度。毛泽东，这位绝对极权者，他“口衔天宪”，金口玉牙，“句句是真理”，他本身的言行就是最高法律，他所做出的所有决策和所发动的一系列运动，完全是无法无天，是权力意志的肆意滥用。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决不会想到还有一部《宪法》，但在党内权争的某些时刻，他基于斗争权谋的计算，会突然搬出宪法条款，让对手猝不及防。

众所周知，刘少奇借吹捧毛泽东而扶摇直上，力压老资格的周恩来而成为中共的二把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他成为毛泽东要清除的头号政敌。毛泽东为了清除其主观认定的政敌刘少奇，极为罕见地两次用宪法压人。

一次，在1964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在“四清”问题的分歧，刘少奇当众顶撞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会议时，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上来就质问刘少奇和邓小平：你们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于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不得不向毛泽东赔罪，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检讨。

另一次，1966年年底，中共高层就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出现分歧，陶铸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张“工总司”为非法组织，应予以取缔，甚至不惜镇压。而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和陈伯达则全力支持“工总司”。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居然越过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签署支持擅自成立的群众组织的五条，还要不要国法？最后，此官司的决断权只能上诉到毛泽东那里。

实质上，支持“工总司”幕后导演就是毛泽东，但他出面表示支持态度时，居然针对陈丕显关于“要不要国法”的质问，援引宪法中“结社自由”的条款，肯定了支持“工总司”的张春桥和陈伯达，而批评了反对“工总司”的陶铸和陈丕显。之后的1967年，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遭遇尸骨无存的悲惨下场。

当宪法成为独裁者手中的玩物之时，也就是宪法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之时。

2003年8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观察》首发http://guancha.org(8/22/2003 14:55)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文化大革命，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大灾难：它是共产暴政实施阶级灭绝的登峰造极，是个人极权的无法无天和多数暴政的疯狂发作，致使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遗产遭到空前的大破坏，法律秩序荡然无存，个人崇拜如日中天；最为残暴的是对人的生命、权利和道德的毁灭性践踏，政治迫害之广涉及到上亿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襁褓中的婴儿，死于迫害的人至少几百万。

然而，文革四十年，境外热议，境内冰冻。事实上，文革结束三十年来，在中国本土，对这场空前灾难的真正清算从来没有进行过。

是的，文革刚刚结束时，以邓小平为首的重新掌权派，在短期内支持过否定文革和“非毛化”的思潮，但如同邓小平式改革是“跛足”，邓式否定也是“跛足 ”：1，大而化之的抽象性否定而不作具体深入的清算，所以，邓小平提出的否定原则是“易粗不易细”；2，是“伟人犯错误”而不是制度性大罪恶，文革的主要罪责由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来承担，却轻易放过了真正的首恶毛泽东，所以，对毛泽东只能作出功大于过的“三七开”评价；3，是“浩劫”而不是人权灾难，所以，平反也是独裁权力自上而下的恩赐，还要让受害者感恩戴德。


对于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邓小平们来说，清算文革的主要目的有三：1，基于重掌最高权力的政治需要，必须清除坚持毛泽东权威的华国锋集团，以便确立邓小平本人的权威；2，基于重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必须中止弄得民困国穷的阶级斗争为纲，以发展经济来赢得民众的支持；3，基于掌握权力再分配的主导权，保证否定文革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曾经被打倒的中共权贵。

所以，当邓重掌最高权力，当否定文革和平反大潮使中共获得新的民意支持，当那些被打倒的中共权贵纷纷重新出山，否定文革的政治价值已经最大化了，必须叫停。因为，继续清算，非但毫无收益，反而必将导致邓小平们的倾家荡产。

邓小平们太知道，毛泽东是中共政权的缔造者和象征，他们都是毛的传人和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大受惠者，无论是文革前的阶级斗争还是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只要想保住一党独裁的特权，保住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就必须捍卫毛的旗帜和淡化毛的罪恶。因为捍卫毛就是捍卫邓小平们自己，而彻底清算文革必然导致对毛的彻底否定，也就等于邓小平们的自掘坟墓。

所以，伴随着独裁式经济崛起的政治过程，乃一个接一个的“小文革”。一旦邓小平大权在握之后，他就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主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意识形态霸权封住了对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清算。接着他发动“清污”、“反自由化”、罢免开明总书记胡耀邦，直到在首都北京大开杀戒，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并把反对开枪的另一位开明总书记赵紫阳软禁至死。

所以，邓小平的继承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才会坚持邓的独裁式跛足改革和禁言文革，坚持六四定性和镇压民间维权。正是基于对独裁权力的病态敏感，江泽民才大规模镇压法轮功、制造又一起人权大灾难；胡锦涛上台仅三年就在政治上急遽左转、制造出近年来罕见的“政治严冬”。

再看那些高举民粹主义旗帜的民族主义愤青和新左派，他们无不对毛泽东遗产情有独衷，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具有鲜明的文革特征。而这显然与文革清算的极端乏力高度相关。邓小平式的跛足否定，在轻易放过制度性罪恶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民性癫狂的多数暴政，狂热崇拜、红色恐怖、抄家揪斗、私设公堂、打砸抢、派别武斗、以及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四二二、内蒙内人党血案等大屠杀……，至今仍然见不到这些暴行的参与者的回忆和忏悔。

所以，文革反思在大陆的沉寂是官民共谋的结果——首要祸魁毛泽东的画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的正中，毛的干尸仍然躺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而只要文革首恶毛泽东的偶像地位一天不坍塌，中国式文革就一天不会消失！

在此意义上，尽管作为历史大事件的文革已经结束三十年，但作为中国式大灾难的文革却从来没有结束过。

2006年5月13日于北京家中（BBC中文网2006年5月15日）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反思中，受到海外华裔学者的影响，开始不断有人对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提出质疑。八九运动的惨烈失败，刺激出国内外反激进主义的思潮，甚至把文革反传统、五四运动反传统和八九运动串在一起，同作为一脉相承的激进运动加以批判。

这样的反激进主义思潮，自然也被用于谈论毛泽东和文革，毛发动文革的罪过之一，就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他先号召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煽动起 “打砸抢”狂潮，对文物古迹的毁坏达到疯狂的程度；接着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和“评《水浒》运动”，掀起了对儒家传统的大批判，甚至大批判歌曲的歌词也把林彪与孔子并列，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脸上笑嘻嘻，背后捣鬼计；鼓吹克己复礼，妄想搞复辟！”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观点颇有些似是而非。因为，根据文革时期的某些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全盘反传统；但我也可以举出另一部分事实，证明毛泽东是传统帝王的典型。事实上，毛是实用主义的权术大师，他对任何传统都采取机会主义的取舍态度，反对哪种传统，提倡哪种传统，完全取决于毛的政治需要。


1，把打倒孔老二与全盘反传统划等号，是以臆断来阉割中国的传统，即把儒家仁学作为中国传统全部或主流。而事实上，中国传统远不是士大夫眼中的儒学所能涵盖，因为，儒家传统主要用于规范百姓和读书人，而对帝王和宫廷政治毫无约束力。特别是在制度文明和现实政治的层面，实际上起支配作用的规则，首先不是儒学的仁政传统而是厉行恐怖政治的法家传统，配以纵横士留下的机会主义和阴谋权术，正如鲁迅所言：从仁义礼智信的字缝里读出的只有“吃人”二字。传统帝王们大都满口仁义道德而骨子里杀戮成性，毛泽东的统治术所继承并发展到极致的，也恰恰是这一点：满口“为人民服务”而骨子里“以百姓为刍狗”，所以，毛帝王统治中国的二十七年，是人权灾难最为惨烈的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八千万。

2，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中，无论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异族入主中原，抑或是阴谋篡权，新登基的帝王大都要清算前朝。特别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更是疯狂地掠夺财产和大开杀戒，可谓一路血火。西楚霸王项羽对秦朝咸阳城的焚毁，黄巢起义军之一路血洗所过之处（民间俗语的夸张说法甚至有“黄巢杀人八百万。”），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之大肆劫掠，张献忠之疯狂屠川，太平军之血洗“天京”……，毛泽东象历代农民起义领袖一样，掌权后便开始对前政权进行最彻底的清算，其财产掠夺之干净、人员镇压之残酷和遗迹毁灭之彻底，不仅与历史上的起义领袖一脉相承，而且在深度上和广度上皆为前无古人。更重要的是，毛把传统的皇权至上发展为他个人权力至上。

3，两千多前，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既是第一次终结百家争鸣的帝王，也是第一个“尊法灭儒”的暴君，并开创了绵绵不绝的文字狱传统。毛泽东正是秦始皇传统的集大成者，毛本人也公开承认“历代都行秦政事”，民间第一次针对毛的自发群体反抗——四五运动——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也是“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毛的文字狱从五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他的自然死亡，文革时期的尊法批儒，不过是秦始皇的当代翻版而已。难道源远流长的法家传统就不是中国文化？而且，毛泽东只想留下他一个人的遗产，所以，他不仅用中国的法家传统来否定儒家传统，而且他几乎敌视人类的一切文化遗产，文革中毁灭的是“封资修”，就包括中国的、西方的、苏联的。

4，1949年后，毛泽东进行一系列党内清洗，从高岗、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的毁灭，更是中国帝制传统的当代翻版。翻开中国历史，在残酷的宫廷内斗中，杀功臣和屠高官是中国历代帝王惯用伎俩，帮助秦国变法屠强的商鞅被车裂，为汉高祖刘邦打江山的韩信被诛杀，明太祖朱元璋对重臣的大规模屠戮，不过是帝制时代大杀功臣传统的最突出的代表而已。

5，在文化兴趣上，毛泽东也是中国传统的迷恋者。他喜欢书法、京剧、古典诗词，写得一手不错的草书，作诗填词也还算入流。从毛泽东的读书清单也可看出，号称信仰“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实际上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经典，却对中国古代的典籍情有独衷。他的大书房里，他的那张特大号木床周围，摆放的大都是中国古书，毛最热衷古代史书，特别是对中国帝制政治的百科全书《资治通鉴》最为熟悉。

所以，毛泽东在极权统治上的登峰造极，正如他的夫子自道：马克思加秦始皇。

2006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博讯》2006年5月14日）

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有感——

1949年中共执政时，被舆论界反复渲染的一句著名口号，就是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其他的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

1996年已经出了第5版的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最有力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才是中共执政后的历史真相。党天下的极权和暴虐之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家天下”。

这部文稿显然是经过精心编选的。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只要有心人翻阅一下，就会顿感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自己的个人臆想和好恶，在各种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一封群众来信和蚊虫，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具体审判的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言论、措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这枝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老人家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老人家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他也不会放过。他发动的“除四害”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消灭了19.6亿只麻雀……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几亿人口的命运，就被这一个人手中的一支笔决定了整整4分之1个世纪。

当初，毛泽东神化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先锋队的中共，神化先锋队的目的是为了神化作为领袖的个人。当“党天下”取代了传统的“家天下”，党的领袖及其政党成员就取代了传统的皇帝及皇族。“家天下”与“党天下”的不同，就在于二者依据的“法统”和“道统”之间的关系不同。“家天下”是法统和道统的分离，“党天下”是二者的合一。

传统中国的“家天下”秩序，大多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但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所以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依靠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的“家天下”执政代理人来完成。尽管代表道统的儒生集团只是法统家天下皇权的统治工具，但是由于道统和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多少还能够借助道统、伦理来制约法统权力。儒生集团也许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是他们所维系的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

而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其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分的合一，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执政的官僚集团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 ”。江泽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时代有“江学说”。

从人类公认的人权价值的角度看，“党天下”的统治秩序，即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共党人的执政史。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极权统治和人权灾难。中共所进行的“阶级灭绝”，不要说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字狱”、宫廷倾轧和改朝换代难以比拟，就是斯大林的集体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的“ 种族灭绝”等等的残酷，也不能与之相比。中共不仅要从肉体上灭绝生命，而且要在尊严上和人格上彻底地摧毁人性。中共对人的公开羞辱，从20年代就开始了；到“文化大革命”，可谓是登峰造极；甚至在新世纪刚刚开始之际，中国的某些地方仍然采取游街示众的方式整治“法轮功”学员，用割掉舌头的野蛮酷刑封人之口。毛泽东时代在工业上和国防上所取得的成就，靠的就是用强权剥夺每一个中国人。

现在，大陆新左派居然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平等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这无异于痴人说梦。难道平等只存在于经济分配领域而与其它方面无关吗？毛泽东时代在政治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遍及每一个家庭的政治身分歧视，难道比今天的贫富差别更平等吗？只因为家庭出身不符合阶级标准，就要在经济上、政治上、尊严上、教育上、工作上……受到全面的社会歧视、乃至连生存权都被剥夺，这样的时代甚至比奴隶制时代还要不平等。怎么可以用对今天的权贵私有化所导致的贫富差别的批判，来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上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政治上的全面不平等进行辩护呢？邓小平时代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的不平等的确有违于社会公正，但是难道毛泽东时代的身分歧视就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吗？恰恰相反，今天的不平等，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和经济的遗产所为。没有毛泽东留给中共权贵们的政治特权和巨额党产，今天的权贵家族怎么可能利用特权来肆无忌惮地瓜分全民资产，变成一夜暴富的暴发户？可以说，用联合国所昭示的关于人的权利和价值的现代文明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缺少平等的国度之一。（2001年7月30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