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刃毒剑-----1

单刃毒剑

——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

刘晓波著




作者题记：在和平时期，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聚集在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目录
序言：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
第一部分：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
由诉苦怨妇到好战流氓
一 大陆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
二 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三 爱国主义的好战化流氓化——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评析

荒谬的犬儒化爱国
一 如此爱国主义
二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三 反美是“新左”的面具
四 不是“潜流” 而是“泡沫”
——推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昂贵的金钱爱国主义
一 世所罕见的政治化奥运
二 金牌政治对文明的污染
三 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四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
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一 “抹黑”中的民主启蒙
二 被遥控的排华思潮
三 中共喉舌怜惜暴君萨达姆
四 华尔街黑幕为中国遮丑
五 一个赵燕和107名华工的天平
六 美国飓风与中共无耻

中国的断裂与分裂的美国形象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四 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一 大陆爱国者的忧患意识
二 怨妇、泼妇和暴民
三 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为“哥伦比亚号”而鸣
四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五 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
六 核讹诈与走火入魔的大中国幻觉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一 反日爱国的流氓相
二 在姜文被诬陷的背后
三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四 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五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二 为反日降温的官方舆论攻势
三 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的反日风潮
四 汤晔和上海当局，谁在违法？
五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的政治目的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遗传
二 中国人本身的窝里斗和自私懦弱
三 中共执政后对抗日历史的伪造
四 谁向日本出卖了中国和国人的利益？
五 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两岸较力的性质
一 和平唯一选择 民主最佳前提
二 影射现实的康熙版图
三 阿扁不怕中共的武力恫吓
四 台湾民主只能日渐成熟
五 台湾民意对北京强权

中共统战游戏批判
一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二 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
三 李熬的独裁大中华主义批判

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

强权与收买下的爱港爱国
一 大中国主义的双重傲慢
二 党权至上转化为主权至上
独裁爱国和铜臭爱国
一 北京操控的实与虚
二 香港御用名流的丑陋

司徒华先生：有尊严地回乡





序言：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现代史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就必然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谈起民族主义，通常有所谓的“善恶双刃剑”之说。象世俗化、理性化等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在各民族对大帝国霸权的挑战中，激励民族国家的独立，导致主权优先的国际关系；它也可以在民族扩张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中，煽动起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的泛滥，导致狭隘的主权主义对普世的人权原则的践踏。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无限膨胀，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的政治工具。
然而，在我看来，民族主义并非在所有的历史阶段和国际环境下都是“双刃剑”。作为善恶双刃剑的民族主义，主要适用于民族主义发源的殖民时代，殖民地人民对殖民者霸权的反抗，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更是争取人民自由的斗争。而当外部危机基本消失的和平时代来临，特别是在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环境下，当国际大势的走向以自由民主为主导潮流之时，民族主义的鼓噪往往要走向反面。特别是独裁政权煽动的民族主义，甚至连“双刃剑”都不是，而只是单刃毒剑——恶棍的最后避难所。独裁民族主义是政客们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民族坠入蒙昧深渊的标志。
国家独立和人的解放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为近现代世界留下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政治遗产。或者说，抵抗外族的武力入侵和欺压的斗争，只有当争取民族独立（包括独立、自决、自治等权利）与争取人的自由（包括尊严、平等、民主等权利）相一致时，民族主义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积极意义。比如，18世纪美国的独立战争，19世纪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20世纪印度等殖民地的先后独立；在当今世界，独裁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和高度自治的斗争，也带有殖民时代的特征，既是民族主义，也是普世主义，前者指向争取民族自治权利，后者指向争取民族平等和少数族群自由等基本人权（如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国的西藏、南斯拉夫的科族、东帝汶等）。
然而，反殖民的斗争一旦放弃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目标，就将陷于“国家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泥潭，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也将随之变成独裁的胜利，接下来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是独裁者鼓动起的帝国式狂妄，称霸世界的对外扩张也就不可避免。而为独裁者的帝国野心付出最大代价的只有人民。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人民为独裁者的权力野心付出代价之大，几乎就是“人的毁灭”——不仅是生命和财产的代价，更是彻底丧失的尊严和自由的代价。

一 抛弃自由主义目标的民族主义灾难——美国独立革命的正徒和法国大革命的歧途

从长程的历史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联姻是短暂的。二者联姻的结果，自由主义主导民族主义并催生出独立的宪政民主国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在更多的历史时期则是民族主义吞掉自由主义，催生出独裁化的扩张性民族主义。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就是两大典型。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是近、现代西方历史的产物，以建立民族国家、工业经济和殖民扩张为中心。西方史学界大都承认，民族主义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它的理论宣言是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美、法、德三国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只有美国达成了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独立宣言》同时宣告了国家独立和自由立国的两大目标，独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统治，完成了国家独立的目标；之后的费城立宪确立了自由宪政体制，南北战争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奴隶制，二者共同完成了自由立国的目标，由此诞生了一个既主权独立又自由民主的伟大国家。
当欧洲各国为争夺殖民地而厮杀不已之时，独立后的自由美国奉行远离老欧洲纷争的“孤立主义”外交，直到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逐渐走出“孤立主义”，逐渐担负起自由领袖的世界责任。
如果说，自由英国的崛起乃世界近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那么，自由美国的崛起乃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也最具正面价值的事件。如果没有英、美的相继崛起，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决不会变成当今世界的主导潮流。
另一民族主义崛起的标志性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其结果却走向自由主义的反面——缔造“法兰西大民族”的理想。当年，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所宣示的“自由、民主、博爱”三原则，仅仅是停留在纸上的漂亮言辞，而现实政治中的大革命则是对三大自由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叛。先是血雨腥风的多数暴政，恐怖政治代替了自由原则；继而是民族优越感及扩民族沙文主义的勃兴，拿破仑的独裁化扩张主义代替了博爱原则——博爱原则曾在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国宪法第六条得到表述（1790年）：“法兰西民族放弃所有侵略战争，不使用她的军队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
然而，那种为法兰西民族的统一而放弃各省自治的集权意识，那种为保卫法兰西祖国而贡献全部赤诚和鲜血的激情，把法国引上大国沙文主义之路。“祖国在危机中！”的口号，使整个法国陷于民族主义狂热之中，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请战书，号召招募军队、提供捐献、制造武器，“全国好像一致站起来，迎接欧洲的进攻或进攻欧洲。”“整个法国只有一个愿望，只有一个呼声：抗战。”谁反对抗战，谁就是祖国的叛徒和法兰西民族的罪人。（见《民族主义》【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4）
正是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了法国的对内独裁和对外扩张。就在作出“放弃所有侵略战争”的宪法承诺的两年后，1792年4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对奥地利宣战的决议（只有七票反对）。1792年12月15日，国民议会又宣布把比利时并入法国；1793年2月1日，国民议会再次宣布对英国和荷兰同时宣战。在1793年3月，正是法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逼出了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
同时，保卫法兰西的民族战争，也为对内的恐怖政治提供了借口，国家权力由国民议会转入公安委员会手中，对奥地利战争的几次胜利提高了公安委员会的权威。几乎是一夜之间，狂热的民族主义就把法国变成了极权国家。
在经济上，实施战时国有化：法国领土上的所有产品都属于国有，所有私有财产必须由共和国处理。教会和富人的财产被充公，修道院中的金属被融化后用来制造武器；成千个工厂被接管，资本和劳工均被捐集，私人的武器、金属和其他日用品被征用，政府用强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榨取10亿法郎，外贸和价格由政府管制……这一切强制性经济榨取，全部被用于对外战争。
在政治上，继1789年8月的恐怖屠杀之后，又发生了1792年9月的第二次大屠杀；再接着是公安委员会领导的1793年第二次革命，恐怖政治从当年9月持续到1794年7月。在此期间，以“叛国罪”的名义进行的屠杀，象野火一样烧遍整个法国。革命法庭宣布每天起码要处决七人，从大革命的对象国王、王后、贵族、将军到大革命之子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统统被以“叛国罪”之类的罪名送上断头台。据统计，在大革命的政治恐怖中，大约有30万人被逮捕，2万－4万人被处死。
爱国主义使血腥恐怖具有了合法性，也让法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之善。公安委员会派往旺代区镇压天主教叛乱的卡里尔发誓说：“我们将使法国成为一个坟场。”他在四个月内处决了四千人。但到1795年11月，他也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
如果说，大革命是盛大的节日，那么，围观公审、游街、砍头和示众就是节日中最喜庆的典礼，每个著名人物被处决后，血淋淋的头颅都要被挑起示众，围观者兴奋得尖叫、大笑、鼓掌，屠杀变成了最大众化的娱乐。
富有而美丽的朗巴勒公爵夫人被处决后，她的尸体被肢解，她的心脏被掏出，被一名共和党人吃掉。
大革命之子罗伯斯庇尔被砍头那天，街道两边挤满了看客，临街楼房的阳台和窗口，到处都是兴奋得发亮的眼睛；甚至，能够俯视广场上断头台的房间以高价出租；前来观看砍头的妇女们，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如同去参加晚宴或舞会。当罗伯斯庇尔的血淋淋头颅被高举示众时，看客们爆发出愉悦而满足的欢呼。
无怪乎，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政的圣•茹斯曾经大声疾呼：“神圣的爱国事业真有些可怕：它是那样令人投入，以致为了公众利益不惜牺牲一切，没有遗憾，没有畏惧，没有对人性的尊重……”（转引自《民族主义》P11）
法国大革命受到过美国独立革命的巨大影响，《人权宣言》就是《独立宣言》的法国版。但法国人认为：美国革命只局限于一国之内，而我们法国人要把自己的革命推向世界。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想逃命的法国人都把美国视为“自由的唯一避难所”。
自称是“大革命之子”的拿破仑，崛起于法兰西对欧洲的战争中，拿破仑之剑曾征服欧洲和非洲的大片土地，把扩张性、侵略性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向高峰，也把自己变成了法兰西的新救星和独裁者。1799年，只有31岁的拿破仑做了第一执政；1804年12月2日，在教皇庇护七世祝福下，拿破仑自我加冕为法兰西皇帝。当拿破仑说出那句“朕即国家”的狂言之时，在恐怖政治引导下的法国大革命，便完成了一个始于自由而终于独裁的循环，大革命开始时所争取的卢梭式“人民主权”，先变成“国家主权”，继而变成“公安委员会主权”，最后变成“拿破仑一个人的主权”。而促成这一逆转的关键民意，便是狂热的民族主义。
拿破仑之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一靠他擅于挥舞战争之剑，二靠他的扩张性爱国主义，三靠大革命后法国人对秩序的渴望。拿破仑的权力野心是统治世界，他勾画的帝国蓝图是以巴黎为“世界首都”，先统驭全欧洲，进而征服全世界。他最讨厌别人称他“科西嘉人”，一再表白自己要做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法国人经常引用拿破仑的一些爱国主义名言：“世上最高贵的头衔乃生为法国人。”“我只钟情一人，我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法兰西。她与我同床共寝，她对我忠心不二。她对我倾其所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吝惜。我即使需要50万大军，她也能全数贡献。”（见《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拿破仑时代》下册，【美】威尔.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P901）
虽然，拿破仑在英国、西班牙、德国、波兰和俄国的联合反对下，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但独裁者拿破仑的武力扩张却强化了两大与自由主义价值为敌的政治倾向，在法国是波旁王朝的专制主义复辟，在欧洲是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勃兴。
美、法的两次革命留给近、现代西方的两大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变成左右世界历史走向的两大主导潮流，但就二战之前的西方历史而言，民族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不但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思想家和政治领袖（如，德国的俾斯麦、赫尔德、黑格尔，意大利的马志尼），而且在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先后获得了国家统一，民族主义也变成了两个欧洲大国最具号召力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政治层面扩展到种族文化层面，最后形成了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

二 独裁民族主义的灾难——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

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振兴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义所主导，其振兴手段必然是军国主义扩张。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证。因为，民族主义本身的情绪化和狭隘性，最容易与暴力相结合，也最容易被独裁野心家所利用，变成独裁者实施对外的武力扩张的意识形态借口。欧洲在十九世纪刮起的民族主义“龙卷风”，终于在二十世纪造成整个人类的两次大灾难——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的扩张性民族主义对亚洲的武力殖民，也激起东方的后起之秀日本的扩张性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对整个亚洲的武力殖民，正是极端民族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结果。因为，从1912-1916年，日本有“大正民主化”时期，但最终被军人政治所取代。
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乃最极端的扩张性民族主义。

（一）纳粹独裁的种族主义
读过德国人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最深感触是：当一个民族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种族傲慢的绑架下，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某一救世主并让他独揽全部国家权力之时，暴政的畅通无阻，靠极权者的无法无天，靠盲从于狂热民族主义的多数暴政，也靠恶法治国的国家性权力滥用。
德意志民族，向以理性、冷静、严谨和纪律而著称，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较量，第一次彰显了日耳曼民族的骁勇善战；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启了西方历史的新时代，让欧洲第一次看到了德国人的信仰激情；接下来的西方历史，留下了一连串德国人的光辉名字，特别是在哲学上、文学上和科学上，德国人为西方提供的智慧、思想和想象，至今仍然是整个人类的极为重要的精神遗产。
然而，大哲人康德和大文豪歌德之后的德国人，再也没有了谦卑和敬畏：头上没有了曾经让康德敬畏的星空，心中没有了让康德保持谦卑的道德律令，思想上的狂妄主宰了德意志人的精神。这种精神狂妄确实为世所罕见，从黑格尔的精神顶峰论到马克思的完美乌托邦，从尼采的贵族式超人到海德格尔的俯视众生的本真存在，理性狂妄和道德狂妄相互激荡，先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耻辱，最后化为希特勒的极端种族主义。
希特勒极权的成功，除了独揽大权之外，靠的就是与理性完全相反的非理性煽动，与人性完全相反的铁血政治，即，狂热的民族主义、傲慢的日耳曼主义和政治上的绝对独裁。在当时的德国，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借助于狂热而傲慢的民族主义，不仅裹胁了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也裹胁了太多的人文知识分子，使他们变成恶魔的帮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最理性的法官们也在爱国主义的裹挟下走向疯狂，一个个变成恶法的炮制者。
如果说，海德格尔等大哲人变成希特勒的帮凶，已经证明了民族主义和种族傲慢对理性的巨大腐蚀作用，那么整个德国的法官们的疯狂，则最能说明民族主义作为精神鸦片的巨大麻醉作用。
首先，爱国主义使法官们赦免了希特勒的罪行，为他的日后崛起提供了机会。众所周知，希特勒及其信徒曾在慕尼黑发动过“啤酒屋暴动”。尽管整个暴动形同闹剧，没有对当时的政府造成实质性威胁，但以当时的德国法律来衡量，这是不折不扣的阴谋颠覆政府的叛国行动，决不会因暴动未遂而改变其颠覆和叛国的性质，所以，希特勒等暴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理应受到严厉的司法制裁。当时的希特勒还是奥地利国民，依据当时的《保卫共和国法》，外国人在德国犯有颠覆罪，起码应该被判“驱逐出境，不服从者处以徒刑”。
然而，在1924年对“啤酒屋暴动案件”的审判中，仅仅对希特勒等人判处堡垒拘禁的最低刑。国民法院的法官们之所以如此轻判，其理由就是爱国主义：“被告的行为均是受着一种纯粹的爱国精神和最高尚的无私理想的指引”，“是以行动来挽救祖国”等等。法官们还认为：尽管希特勒是一个外国人，却是一个“具有德国人的思想感情的外国人”，所以不适于“驱逐出境”的法律。
爱国主义蒙蔽了法官们的眼睛，法官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爱国热情，甚至不惜亵渎司法正义。正如走向极端的爱国主义毒化了哲人智慧，使大哲海德格尔变成“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一样。
其次，爱国主义使法官群体彻底泯灭了理性，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法治意识荡然无存，变成了盲从希特勒的整个德国的一部分。在纳粹刚刚掌权后的1933年10月，整个德国知识界发动一场效忠纳粹运动，司法系统完全陷于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之中，也掀起了狂热的司法效忠运动。在第一次德国法官全国代表大会上，站在最高法院门前的一万名法官高举手臂，在“嗨，希特勒！”的欢呼中行纳粹礼。在这些法官的心中，他们只是元首治下的各类法院的法官而起，如同日耳曼这台民族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而希特勒，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整个德国的法官，是设计和操纵德国这台大机器的总工程师；正如在德国知识分子的眼中，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救世主，而且是德意志的民族精神的最高象征。所以，法官们“以德国人民的精神起誓”，终生追随“德国法官”希特勒。
再次，这样的公众狂热，既可以制造出救世主神话，也能够制造出合法化杀人的神话，把一个国家变成合法的战争机器和屠杀机器。也就是说，爱国主义使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镇压异己得以合法化。在纳粹极权之下，正是效忠于希特勒的德国法官，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维，经过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制定出一系列践踏人权和种族迫害的恶法：《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保护德国人民法》、《保卫人民与国家法令》、《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社会蠹虫法》、《遗传病预防法》、《军事法条例》、《反对背叛德国人民与一级颠覆活动法》……于是，反犹排犹的种族灭绝、对一切不同政见的暴力镇压和对外侵略，就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合法化了。
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国家的纳粹化导致了司法系统的纳粹化。二战后，盟军在清除占领区的纳粹分子时，法院系统中效忠纳粹者的比例之高，实在令人震惊，几乎接近百分之百。比如，希维恩伏特即决法庭的人员，百分之百是纳粹党员；在威斯特伐里亚司法系统中，纳粹党员和亲纳粹组织的成员占93％；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309名司法人员中纳粹党员占302名；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美国辖区，只找到两名法官与纳粹无关。
为了弘扬“纯粹的爱国精神”和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残暴的极权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一项项恶法的出台、实施和执行，几百万犹太人和成千上万的“社会渣滓”、“国家蠹虫”、“帝国叛徒”、“元首敌人”和“反战人士”……统统被押赴集中营和监狱，被吊死、被枪毙，被塞进毒气室。这些法律中的最野蛮部分还带有原始丛林的残忍，以国家利益和种族健康为理由，强制残疾人绝育，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的最大原罪是目无上帝的“狂妄”。证之于人类历史，凡是制造大灾难的恶魔，无一不是狂妄之徒。仅就二十世纪的历史而言，前所未有的极权制度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灾难——种族灭绝和阶级灭绝。因为，极权者身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狂妄。
制造种族灭绝的纳粹政权宣称：人类各种族是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的。在优等的种族中，最优秀最高贵的种族是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欧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欧人；在劣等种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亚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犹太人，连劣等种族都不属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类。所以，作为世界上最优秀民族的日耳曼民族，必须用铁血之战和种族灭绝来肩负起先拯救欧洲、继而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而纳粹党是日耳曼民族的代表，是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是纳粹党的领袖，是优秀的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肩负着领导纳粹党的大任，纳粹党肩负着通过消灭劣等种族来拯救日耳曼民族的大任，日耳曼民族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大任。
没有人会想到，在虔诚的基督徒路德的故乡，在改变历史的新教改革运动的发源地，上帝的位置却被人间撒旦所僭越，爱的信仰被仇恨崇拜所代替，和平的福音被屠杀所淹没，德国人不再知道忏悔和赎罪，也不再有任何对虔诚和谦卑，而是变成了目中无人的杀人民族，变成了跟随着撒旦刀剑的刽子手。

（二）军人专权的日本军国主义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为自身的崛起创造了内部条件，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旅顺口战争”，日本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殴”的发展战略，崛起为世界列强之一。之后，日本便在扩张性的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道路上狂奔，直到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所败，日本军国主义才被迫解除武装，走向了二战后的和平复兴之路。然而，日本军国主义的遗毒至今犹存，是威胁东亚稳定的潜在因素之一。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向中国表示真诚的悔罪，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畸形民族主义高度相关——由生存危机感导致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力强盛时会走向双重盲视：对自身优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歧视。
日本在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之后，它就不再是被华夏文明笼罩的“倭寇”，而变成了意欲充当亚洲主人的大和民族，以为自己是亚洲最优秀的民族，而把亚洲其他民族视为劣等种族。所以，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压倒了民主主义，军人代替文官主导国家事务，使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被军人专权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甚至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
在理论上，1919年8月，军国主义理论的首创者北一辉写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试图为日本提供解决生存危机的终极方案：日本首先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建立起大亚细亚共同体，之后向西方扩张，建立世界联邦。日本必须打败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势力，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另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发展了北一辉的理论，明确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战略。他认为，日本作为最优秀的亚洲人种，必须建立起一个适应扩张战略的独裁政权，以便能够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拯救亚细亚的重任”，将欧美列强的殖民势力赶出亚洲。
在政治上，日本军国主义也把法律作为对内独裁和对外扩张的工具，1928年制定了《治安维持法》，确立了万世一系、永不变化的“君主制国体”，规定了天皇统揽统治权，并大肆镇压共产党及其他政治异见，制造了臭名昭著的“3•15事件”。同年5月又发布了《紧急赦令》，7月，设立特别高等警察。与此同时，日本军队相继在中国制造了“济南事件”和“皇姑屯爆炸”，奉系军阀头领张作霖被炸死。1929年4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对政治异见的大镇压。
在经济上，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国内军费的连年直线上升，20世纪30年代日本面临着空前的经济危机。1931年日本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31．2％，1934年激增到44％，1936年又增至47．7％。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巨额赤字，大量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导致日元贬值、恶性通胀、失业激增、工资降低、米价跌落，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劳资纠纷层出不穷，国家经济和民众生活同时陷于泥沼。比如，1932年，每一农户平均负债2000日元。
经济危机加快了日本吞并中国的进程，从1931年的“9•18事变”占领东北到1937年的“7•7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节节胜利，扩张之剑也同时伸向整个亚洲。二战时期，日本皇军也真的把欧美诸强赶出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等亚洲诸国，迫使英国、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剩下要对付唯一西方强国，就是坚持帮助中国抗日、对日本实施制裁的美国。“偷袭珍珠港”就是对美国的威慑性打击，意在阻止美国继续帮助中国。然而，狂妄必遭天责，偷袭珍珠港非但没有阻吓了美国，反而动员了整个美国，孤立主义随之结束，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在太平洋上惨败于美国，最后在美国制造的蘑菇云的笼罩下，缴械投降。
现在，日本的新教科书在为其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还在企图诉诸“黄种人自傲”的种族理论。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书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入侵，把长期以来对亚洲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的势力赶走,为一直认为无法战胜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亚洲民族带来惊人的震动与自信，也给亚洲人民带来独立的理想，其客观效果是带来了亚洲诸国独立时间的提前。
由此可见，直到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一世纪，日本右翼势力还坚持有悖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还沉浸在早已灰飞烟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幻觉之中。
就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而言，如果说，靠选举上台的德国纳粹政权和中止了“大正民主化”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共同发动的第二世界大战，是狂热的民族主义绑架了民主的灾难，那么，二战后共产极权帝国的形成，就是反法西斯极权的胜利果实被新的共产极权所绑架的胜利。

三 共产极权的扩张性民族主义

如果说，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种族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么，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是阶级狂妄和绝对独裁相结合的产物，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独裁者狂妄到相信凡人可以扮演上帝，愚昧的民众盲目地相信找到了能够拯救人类的终极救主。于是，人类必将大难临头。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拿破仑帝国，还是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凡是走上扩张性民族主义的国家，其国家形态的共同特征都是政治上的独裁，而独裁者又无一不患有权力狂妄症——头上无神圣、脚下无人民、脑中无法治、心中无道义。所以，制造阶级灭绝的共产政权与制造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极权具有相同的统治逻辑，也有相同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共产极权宣称：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泽东、金家父子、卡斯特罗、波尔不特等）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的先进中的先进；党魁肩负着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着通过消灭一切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
(一)斯大林的帝国野心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无论在二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帝国扩张。
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外交，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议”是欧洲四大国合谋出卖东殴小国的卑鄙交易。讽刺的是，四大国中，英、法是自由国家，而德、意是法西斯国家。英法的妥协，不仅给希特勒提供了不战而胜地占领捷克的绝好机会，也给另一极权者斯大林提供了加入瓜分小国游戏的机会。在希特勒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前，斯大林一直是纳粹的帮凶和同谋，在对其他国家领土的野心和贪婪上，斯大林和希特勒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极权者对世界霸权一样饥渴。
二战全面开始前，大国合谋瓜分小国的另一项交易，发生在斯大林和希特勒这两大暴君之间。1939年8月23日，两个极权国家签署了瓜分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条约》，有效期十年。该条约的“序言”居然声称：“基于加强和平事业的愿望，两国同意不使用武力或其它侵略行为进攻对方，两国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调停事端。”条约的解释性条款规定：“一旦德国入侵波兰，苏联将占据在地图上划定的边界线以东地区。”斯大林还要求在划定边界时，将奥地利的切尔诺夫策给苏联。理由是：“乌克兰人要求这么做，那一带住的是乌克兰人”，“乌克兰人应该集中在一起居住！”希特勒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晚年的莫洛托夫回忆道：“从来不曾属于俄国的切尔诺夫策，就这样划归我们了，现在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苏】费•丘耶夫著，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P19）
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9月17日，苏军也长驱直入波兰；两天后，苏联人与德国人会师在波兰。德国占领波兰土地2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2200万人口；苏联占领波兰领土77000平方哩，占领区人口约1300万。就这样，在东西夹击之下，东殴大国波兰被法西斯德国和共产苏联瓜分了。
同时，苏联向芬兰提出了割让卡累利阿地区的领土要求，被芬兰拒绝。于是，苏联公然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鉴于苏联的侵略行径，国际联盟开除了苏联。尽管，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抵抗下，苏联的领土要求没能全部得逞，但最后还是割出佩萨莫和维堡港口等地区。
1940年6月14日，德国人占领巴黎的当天，苏联向立陶宛下了最后通牒；1940年6月18日，法国遭到全面失败，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竟然把纳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请到他的办公室，“代表苏联政府对德国武装力量的伟大成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然而，极权者之间的承诺是不可信的。两个签订友好条约的极权者，都在心里打着对方的算盘。希特勒一开始西线战事，斯大林就马上在苏德边境部署了大量军队，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希特勒用于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斯大林在等待希特勒陷入西线的法、英泥潭，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借机在东线大举进军，把希特勒的势力一举赶出东欧，甚至可以直捣德国本土。但希特勒对法国的闪电胜利，让斯大林推迟了向德国不宣而战的计划，又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对希特勒的抵抗上。
斯大林之所以对希特勒入侵苏联没有心理准备，源于他的判断失误。据斯大林判断，已经开始了西线作战的德国，不可能有能力实施两线作战。只要希特勒拿不下英国，就没有能力分兵进攻苏联。然而，斯大林万万没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居然就在拿不下英国之同时，希特勒以同样的闪电战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蜜月也在1941年6月宣告结束。于是，曾经让斯大林幸灾乐祸且一心想从中渔利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狗咬狗战争”，变成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参见《二战秘密档案》，【俄】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著，张凤 贾梁豫译，网铭玉审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版）
同时，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又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与另一个战争狂——日本军国主义者——相勾结。由于俄日之间在20世纪初的交恶，斯大林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攻击。于是，在1941年4月13日，社会主义苏联与军国主义日本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把中国给无耻地出卖了：“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也正因为社会主义苏联出卖，蒙古永远脱离了中国。
作家威廉‧夏伊勒在1941年回忆道：“我目睹了欧洲民主国家如何先后一个个地动摇、瓦解了。它们的判断力受到了麻痹，信心和意志被摧毁，只好一步步撤退，丧失了立足之地，最后使纳粹的第三帝国成为欧洲大陆的军事主宰，将大陆上大部份不幸的人们变为它的奴隶。”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回顾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时指出：“慕尼黑协议”标志着民主国家对极权暴政的妥协，它不仅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且牺牲了欧洲的自由小国，从而导致第一波民主化退潮，当时33个民主国家中的22个被置于独裁者的奴役之下。
随着苏联帝国的扩张，美、苏之间的根本分歧日益凸现且愈演愈烈，于是，热战废墟还未来得及清理，冷战的严冬便随之降临。二战胜利的东方效应，是极权的胜利和自由的失败，人类为共产极权付出的巨大代价，决不次于为法西斯极权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人类为“慕尼黑协议”付出了不得不进行世界大战的巨大代价，那么，人类为“雅尔塔协议”付出了巨大的冷战代价，冷战的代价甚至远比二战的代价更为惨重。希特勒式奴役，尽管空前惨烈，但毕竟仅仅持续了几年，而斯大林式奴役，则维持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
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使东欧摆脱了希特勒的奴役，也使极权者斯大林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声望，为他建立苏东共产帝国提供了方便的借口。随之而来的，不是苏联和东欧诸国的人的解放，而是更为残酷的人的奴役。所以，二战的结束，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是名副其实的解放，而对于被置于斯大林帝国统治下的东方国家来说，仅仅是刚被救出虎穴，又被抛进狼窝。波罗的海三国被斯大林极权一口吞并，东欧诸国变成了苏联的傀儡国，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国的自发改革，先后被苏联的坦克所中止。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同盟，却眼睁睁地看着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首都，改革领袖纳吉被处死，也看着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首都，“布拉格之春”被钢铁履带碾碎。
无怪乎，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鲍里斯.瓦季莫维奇.索科洛夫在其还原卫国战争真相的伟大著作《二战秘密档案》中祈祷说：“愿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再取得这样的胜利。”
(二)毛泽东称霸世界的野心
尽管，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都是伟大的政治家，两位战时领袖结成坚固同盟，是战胜法西斯的最关键因素。罗斯福把美国变成了盟国的中坚，参战前和参战后，美国都是反法西斯盟国的兵工厂，租借法案让盟国受益非浅，特别是对中国的抗战，美国的援助就是雪中送炭。在纳粹闪电战横扫欧洲之时，邱吉尔把英国变成了欧洲抗击纳粹的仅存堡垒，著名的“英德空战”使德国首都柏林第一次遭到了打击。
如果说，在反击德意轴心的战争中，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的贡献可谓平分秋色，那么，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中，美国则作出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在太平洋上击溃不可一世的日本皇家海军，并全力支援中国的对日作战，最后，美国利用核弹让顽强的日本皇军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领导的红军类似毛泽东领导的共军，在需要的时刻耍滑头，为了避免重大损失而推延对日作战，而在战争的胜负已经完全明朗、无必要再出兵的情况下，斯大林却出兵中国东北，坐享下山摘桃子的利益。而且，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共军坐享美国和蒋介石联手打败日本的成果。
这种战后格局的形成，显然与美英向苏联的妥协高度相关。在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之时，1945年2月，美、英、苏三巨头在雅尔塔聚首，筹划战后世界格局，基于现实利益和力量平衡的考虑，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定了秘密的《雅尔塔协议》，稍后在德黑兰会议上变成法律文件。
这一协议是实用主义代替自由理想的产物，罗斯福和邱吉尔背叛了两人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所确立的自由原则，向斯大林作出史无前例的妥协，不但把整个东欧让给了苏联，而且承诺确保苏联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
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失去了抗战时期的盟友中国，使亚洲最大的国家变成了斯大林极权帝国的一员。由于美国的错误决策和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二战后的中国陷于空前惨烈的内战，中共的胜利，在使中国由美国的盟国变为敌国的同时，也变成毛泽东极权下的大监狱。之后，斯大林把毛泽东拖进韩战陷阱，中国变成了斯大林的亚洲扩张和金日成极权统治的炮灰，使中国完全隔绝于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从此失去了台湾。直到今天，大陆人仍然挣扎在一党独裁之下，台湾问题仍然折磨着两岸的中国人。如果说，二战后，失去了整个东欧的自由同盟，其胜利要因此而大打折扣；那么，失去了战时的盟友中国，无疑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失败。
对此，1949年3月3日－10日，吴礼卿先生前往溪口拜会下野的蒋介石，据蒋经国日记记载：3月5日，“父亲与礼卿先生继续检讨外交之经过，礼卿先生认为我国之失败，俄共之胜利，即为美国之根本失败，而今日美国尤未觉悟也……”（《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P176）
中国抗日战争为割据陕北的中共获得养精蓄锐的绝好机会，使毛泽东得以在抗日胜利后的内战中夺取政权，葬送了中国以民主宪政来重建战争废墟的大好机会；毛泽东又把百废待兴的中国拖进了朝鲜战争，用中国人的鲜血和财产为他人做嫁衣，侵吞战争果实的是金日成，坐收渔翁之利是斯大林，而中国，除了生命与财产的巨大消耗外，还付出了极为惨重的政治的和外交的代价，一是在政治上使中国跟着苏联在共产极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陷于反人性、反文明的极权主义深渊；二是在外交上与代表人类主流文明的自由西方社会长期隔绝，台湾问题的长期搁置就是中国参与韩战的巨大代价之一。之后，毛本人为了当上世界领袖，在国力根本不逮的情况下，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向第三世界输出“毛式革命”，天天高喊“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中国陷于准军事化的极权体制，全体国人既要勒紧裤带、过清贫的物质生活，又要在随时准备打仗的准动员状态中绷紧神经。
由此可见，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则两场民族主义胜利，付出几千万人牺牲的中苏两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失去自由和陷入贫困。

四 作为单刃毒剑的民族主义

从历史的角度讲，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宰民族竞争的时代，在以力决胜负的殖民武力扩张的时代，弱势民族非常需要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也自然地与人类进步潮流相一致，可以促进人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也可能带来人权的改善和保障。而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在以义决胜负的后殖民后冷战的和平时期，各民族走向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历史潮流。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互惠的一体化，也是基本价值（人权至上）和社会制度（自由民主）的趋同。此时的民族主义，将淹没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破坏国际正义，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战争与和平、正义之战和不义之战之间的实质性区别，使善与恶、真与假、公正与不公、文明与野蛮等基本道义原则失去意义。
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共产国家的全球一片红的理想，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恐怖主义，无一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事实上，不仅是二战时期的种族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而且二战后发生于世界各地的大屠杀事件，除了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之外，其他的屠杀大都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相关。比如，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屠杀、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毒气。
正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评论1848年的欧洲局势时所言：民族主义使人们无限夸大民族的权益，而对人类任何一部分的权利和利益却漠不关心，“除非与他们自己有同样的名称、讲同样的语言”；“民族情绪远远超过对自由的热爱，人们都愿怂恿统治者去粉碎那些非我族类、语言有异的任何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见《民族与民族主义》，【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P19）
激进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抗拒全球化的野蛮价值和邪恶制度的避难所，既会造成本民族的自戕，也将对普世人权与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最愿意高举民族主义旗子的政权，大都是政治独裁和经济落后的政权，如所剩无几的共产国家，朝鲜、古巴和中国，中东地区的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独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它既是一种自我膨胀的虚幻群体意识，也是一种为转移内部危机而夸大外部危险的统治策略。独裁民族主义在官民两个方面都是虚幻的，官方是故意制造虚幻的外部威胁，民间盲目地相信官方的爱国主义宣传。
独裁制度下的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国力弱小时，将导致封闭排外的夜郎自大和崇洋媚外的自卑自贱；国力强大时，将在独裁意志的主导下，导致盲目的本民族信仰至上的原教旨主义，导致民族精神的法西斯化及对外扩张的大国沙文主义。
德国和日本走上法西斯之路、苏联和中国走上共产帝国之路的教训表明：如果说，在战争时期，民族主义都可能变成一柄双刃剑，进而变成恶棍的最后一个避难所；那么，在和平时期，民族主义就只能变成单刃毒剑，任何政权、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在和平时期还煽动民族主义，无论喊出的爱国口号多么动听，都必然有其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如果一任民族主义走向疯狂，先是害人，最后是害己。
英国人鲍曼所著《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单纯的反犹主义，即便达到“仇恨的顶峰”或“最猛烈的反犹”，也不足以解释高度组织化或国家化的大屠杀何以发生。唯有在反犹主义获得爱国主义的道德支持和独裁政权的权力支持之时，反犹主义才会由自发的民众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国家行为，从而使每个执行屠杀任务的个体，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庇护下，不必承担任何任罪责：既没有个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没有对法律后果的畏惧。于是，具体执行屠杀的个人，心安理得地卸下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责任，把杀人视为践行“国家正义”和“民族正义”，进而把杀人视为一种工作、一项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场里的职业屠夫必须完成杀猪的指标一样。
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之所以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还在于它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煽动性和迷醉力，而人们一旦沉迷于某种神话，灵魂就变成了一团狂热的烈焰，只能听懂煽动性的歧视性的仇恨语言，而听不进任何理性的语言、良知的警告和爱的福音；中魔的人们只想执行嗜血的命令，而决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大规模地屠杀手无寸铁的顺民？”比如，在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希特勒不断地用诸如疾病、传染病、感染、瘟疫、细菌、害虫、腐烂、梅毒……来攻击犹太人，而德国人却对于这些恶毒的词汇如醉如痴，并报以狂热的欢呼。因为他们绝对相信：德国和世界的主要疾病都来自“犹太病毒”，只有彻底消灭犹太病毒，日耳曼种族才能再次健康。而日耳曼的健康也必将医治好整个世界的疾病。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军国日本针对“支那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皆是二战时期的现实，但这些远远超出人类想象力的邪恶，居然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带有神话般的不可思议性。
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是天生的孪生子，二者对人性的毒化作用，最容易在屈辱未消而国力渐强的时期发酵，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如此，现在的中国亦如此。耻辱未消煽动起源源不断的仇恨情感，国力渐强激发出报仇雪恨的攻击意识，二者的合流很容易鼓荡起极为危险的侵略性群体意识。这种爱国主义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
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帝国在整体上崩溃之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中国是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中的最大国家，也已经抛弃共产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
从鸦片战争起，恢复和重建天朝大国的民族主义和实现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中央极权政府，一直主导着中国政治的演变及其现代化进程，甚至于，对民族主义的政治激情之强烈，已经彻底淹没了政治理性：无论是晚清的开明改良派，还是孙中山这样的激进革命派，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毛泽东的共产政权，对自由民主的新制度的政治诉求始终受到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压制，一代代对中央极权体制和政治救世主的渴望，远远大于数亿中国人的解放与自由；民族虚荣心也永远高于每个国人的基本权利。
所以，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走上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最后，让我们听听伟大的科学家、和平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爱因斯坦的声音吧：
“人类的福祉必须高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事实上必须高于一切事物。”
“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必须服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
“民族虚荣心和妒忌心是欧洲历史上邪恶的遗传病”；“民族的自负和妄自尊大妨碍了悔罪之心的产生”；“为盲目的仇恨所支持的夸大的民族主义是我们时代的致命的疾病”；“泛民族主义是一种幼稚病，它是人类的麻疹”；
“没有余地要把国家和阶级奉为神圣，更不要说把个人奉为神圣了。”“国家主义是对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诠释，却起了一个有感染力的、但却被误用了的名字──爱国主义。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这种虚假的偶像产生了不幸的、极其有害的影响。”“尽管已是陈腐的东西，但仍然压倒了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2005年9月24日于北京家中

第一部分：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

由诉苦怨妇到好战流氓

一 大陆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

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无论是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还是民间的流行思潮，无论是精英们的学理研究还是大众文化的商业炒作，最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话语霸权就是狂热而狭隘的民族主义。从《中国可以说‘不’》到“5•8”使馆被炸风波，大陆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走向非理性，以至于“爱国”成了进行政治要挟和道德敲诈的利器。及至21世纪初的中美撞机事件和美国的9•11恐怖惨案，民间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狂热，开始大范围溢出官方的外交定调，甚至走向丧失起码人性的下流，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高度警惕，也对近年来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遂使机会主义的中共政权为了保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不得不采用行政手段进行打压。

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压倒性优势，主要的动力固然是中共为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而刻意煽动的，是对八十年代的西化和自由化思潮的反动，而认真反思八十年代的大陆思潮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大屠杀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特别表现为：“寻根热”在文化界的兴起，“气功热”在大众中的流行，“体育热”在青年大学生中植入了振兴中华的情结，都说明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崭露头角时就已经是时髦主题。更有说服力的例证是：爱国主义话语在道义合法性上的霸主地位，甚至在“反腐败、争民主”的八九运动中也初露峥嵘，使参与运动的各种政治力量都拿“爱国”来为我所用。只不过，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具有绝对话语主宰权的霸道程度，与之相平行的还有自由化和西化的思潮。

（一）精英文化界的寻根热

文革结束后，继“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火爆之后，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无疑是“寻根热”的兴起。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引发出文学寻根热的同时，《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中国现代意识的危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西方理论译著的风行，也引发大陆文化界的理论寻根热。文学寻根和文化寻根，二者之间相互注释，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也间接地为政治上的新权威主义提供了宏观的文化背景。虽然，这类寻根中也有对传统的批判，但是以本土文化资源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

文学寻根肇始于阿城的小说“三王系列“，其中犹以《棋王》影响最大；接着就是寻根文学的泛滥，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红高粱》、张炜的《古船》……皆是名噪一时的作品，最著名的电影《黄土地》和《红高粱》，也是寻根热的产物。寻根热甚至把当年的“今天派”诗人和现代派文人卷入其中，江河写出了系列组诗《太阳和他的反光》，杨炼创作了长诗《撒日朗》和《半坡》系列，高行健的《灵山》也动笔于寻根文学热时期，他的戏剧创作也开始由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转向到传统中寻找灵感和表现手法。

在文学寻根热中，翻检从秦朝到清代的县志成了寻根文学的知识点缀，古老的意向和典故被置于久远、神秘、怪诞的故事之中，似乎只有在野性、甚至血腥的野合与杀戮之间，国人的生命力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激烈的反传统思潮走红之时，受韦伯的社会学影响的海外新儒家进入大陆，与国内的文化寻根热一拍即合，二者结合的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就是1985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这一亦官亦民的学术机构，几乎囊括当时海内外所有著名的具有新儒家倾向的学者，成为八十年代最知名的学术重镇；该院举办了一系列文化讲座，也曾为寻根文化热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大陆的李哲厚和海外的杜维明几乎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学者。据我有限的了解，在文化书院众多的社会名流之中，持反儒家传统观点的只有包遵信先生。

尽管，新儒家与激进反传统相对立，但二者皆为当时文化领域的显学。这是对文革时期砸烂一切传统的拨乱反正：既要引进西方文明的健康因素，又要继承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遗产。

韦伯从新教伦理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支撑，新儒家受到启发，不仅试图从儒教中寻找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精神资源，而且走得更远，李哲厚甚至声言用儒道伦理的天人合一为整个人类指引未来。长期落伍的耻辱和自卑再一次激发出盲目的自傲：当西方思潮的引进和出国热如火如荼之时，中国人居然虚构出“中西文化冲突论”，以显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平分秋色。而事实上，这仅仅是国人的民族虚荣心导致的幻觉而已。当时的中西交流几乎是一边倒的西方影响中国，而西方人除了猎奇之外，根本谈不上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及其影响。中国的文化人和大学生争相阅读和谈论存在主义哲学，潜意识心理学，象征派诗歌，印象派绘画，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先锋派电影，嬉皮士摇滚……而我在八十年代在北欧和美国作访问学者时，发现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比如在文学艺术领域，除了专攻汉学的学者和学生外，没有几个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知道中国最著名的作家鲁迅。

在这股文化热中，除了被反复提起的四大发明之外，太多的人把《易经》称为无所不包之书，它的阴阳美学和八卦符号可以解释一切和象征一切，现代西方的系统论和控制论早就被中国人说破，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种种怪诞也不及《易经》的神秘之万一；有人论证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起源于老庄哲学，有人说现代足球发源于中国的汉唐时期的“蹴踘”，甚至有人考证出意大利的比萨饼也起源于中国……最为煽情的说辞是“二十一世纪将成为中国人的世纪”，它不但是今天而且在八十年代就成为响亮的口号。记得八十年代末，我在纽约参加由《中国时报》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座谈会，参加者有大陆的刘宾雁先生、王若水先生等，外海的余英时先生、杜维明先生、张灏先生等，杜维明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观点，为此余英时先生和我还提出不同的看法，与杜先生发生了争论。

给予新儒家和寻根派以“振兴中华”的自信以经验例证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腾飞奇迹。亚洲的两个政客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全力提倡的“亚洲价值”，也成为新儒家的思想资源。当时，新儒家的头面人物，不仅是大陆文化界的宠儿，也成为新加坡政企要人的座上宾。如杜维明先生，就被称为“工业东亚企业巨子”的意识形态制造师。而现在，连李光耀都不再提所谓的“亚洲价值”了，如果杜先生仍然固守八十年代的新儒家立场，也就只能感叹这人世变化得太快。

由于基督教乃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传统，现代化又发源和成型于西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乃顺理成章之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传统中自发生长出来的，乃“后发外力压迫型”或“移植型”的被迫现代化，故而学着韦伯的方法论，企图从儒道传统中寻找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无异于西施效颦，盲目照抄。看看韦伯论述中国传统的《儒教与道教》一书，其结论与新儒家恰恰相反：韦伯通过对基督教和儒道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的精当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儒道精神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在其对中国大历史的系列论述中，运用了韦伯提出的“数目字管理”概念，从文化传统的遗传上阐述了中国无缘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

在当时，文化寻根热中已经隐藏着一个荒谬的悖论：要想得到西方人的承认，必须向他们展示中国传统，特别是那类混杂着落后与荒凉、愚昧与神秘、野蛮与血腥的传统。一方面，刚刚对西方打开大门的中国，所有的文化人都急欲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承认；另一方面，得到强势文化承认的最好办法，就是向西方展示古老东方的神秘黄土地。这种启示，最早来自第五代电影《黄土地》获得西方人的青睐，接着是拉美作家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激励，继而是电影《红高粱》在西方的走红并获奖，那种虚构的文化长城变成西方人接纳中国文化产品的标准。

这一切，让中国文化人意识到，并不是只有象“今天派”文学和先锋艺术的反传统才能得到西方的青睐，以本土传统为资源的创作才是走向世界的通道，甚至是比西化更有效的捷径。一时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创作观念，取得了对西方现代派的模仿者的优势。西方人喜欢看荒凉黄土地上的场面开阔和气势如虹的西北腰鼓，喜欢听红高粱地里土匪和村姑野合的传奇故事，一句话，既然西方旅游者一定要登中国的长城，那么在文化上向西方标准献媚的最好产品，就是用文字、韵律、油彩、线条、蒙太奇建造的文化长城。而对于那些比较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们来说，似乎传说中的中国文化的创始人圣人孔子之身世，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之身世，都与野合有关。刘邦的天子之身还是他妈与神龙野合的产物。

这种八十年的悖论在九十年代成为文化主流，几乎所有获得世界性大奖的中国文化产品，都是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利用；几乎所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拒绝，又都要利用西方输入的理论武器（如东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和反对全球化理论）。用本土传统赢得西方承认的最高潮，要算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了。虽然，他在六四后的流亡法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他本人刻意回避自己的创作与大陆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而着重强调文学的纯洁性。高行健得诺奖，使八十年代的寻根思潮得到了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大奖的肯定。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获奖的主要作品《灵山》只是二流的寻根文学，不过是用生硬的西方现代手法，包装着拼凑起来的儒道佛的荒凉和神秘，以及具有野合情调的男女性事。就汉语写作来说，以寻根为特色的《灵山》，不会成为世界性的名著，大奖带来的轰动效应只能是过眼烟云。

（二）大众中的民族主义思潮

在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的复兴在八十年代也表现出决不次于九十年代的狂热。
1．大众民族主义在最早的商业文艺得到了弘扬, “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大众文化萌芽时期的流行主题之一。电视剧《霍元甲》中的“沉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主题歌，侯德健的《龙的传人》，张明敏在春节晚会上演唱的“我的中国心”，都曾风靡一时。中华武功天下无敌的神话，随着武打电视剧和金庸式的武侠小说大举北侵，年轻一代在武林高手中寻找新偶像。金庸的伪神功和瓊瑶的伪浪漫，代替了那些在改革之初红极一时的右派文人和知青作家，成为年轻人的主要读物。对武侠的狂热远远超过对言情的迷恋，对金庸武侠的熟悉程度甚至成为衡量年轻一代的文化品味的标志，在武功传承的神秘中陷于新的迷信，打打杀杀之中的武功论辩包容着天地万物和人文哲理，一时间变成了最为深邃的东方智慧。朋友见面一定要谈起《射雕英雄传》，熟悉书中每个主要人物和所有关键细节的人，自然成为聊天的主角。

2．大众民族主义情绪得以高涨的刺激还来自体育领域。对于曾被西方人蔑称为“东亚病夫”的国人来说，体育，在毛泽东时代就被高度政治化了，成为“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证明，当年的乒乓球就大长过中国人的志气，大灭过帝国主义的威风。在改革起步的八十年代，中国女排的骄人战绩代替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小小银球，成为邓小平时代的体育图腾。为此，北京大学的学子们激动得走上街头，喊出“学习女排、勇于拼搏、振兴中华”的口号。紧接着，“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在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大陆代表团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也为“巨龙腾飞”提供了大造舆论的绝好素材。而1985年世界杯预选赛，大陆足球队在北京主场意外地败于香港，提前痛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机会，体育掀起的民族主义热情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由此产生的民族耻辱感酿成中共执政后少有的球迷骚乱，“5•19”成为一个倍受舆论界关注的日子。

3．八十年代的大众民族主义，更多地表现在气功热的风靡上。关于张宝胜的特异功能的神奇传说遍布大街小巷，严新神功的布道回荡中华大地，高等学府也未能幸免。有人说，亲眼见过张宝胜的飞檐走壁穿墙隐身；有人说，当年的兴安岭大火就是严新发功扑灭的。许多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也卷入了对“气功热”的讨论，如钱学森肯定人体特异功能，而于光远则坚决反对。我清晰地记得，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中，有一段时间，为了促销严新气功的书籍和磁带，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播放他讲解功法的录音。更可笑的是，大清早就能听见从操场那边传来的“啪啪啪”巨大声响，人们正在做健身除病有助于长寿的“拍屁股功”，满操场的人群在音乐的伴奏下，一起高举双手有节奏地重复着单调的拍屁股动作……悠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就在这拍屁股声中得到弘扬，真有点惊天动地之势。

气功，是在马列主义崩溃之际兴起的民间信仰，是国人为了身体健康和长寿而寻仙问道、求佛好玄的古老传统的当代复活。对此现象，中共在八十年代采取默认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则全力纵容。正是在这种民族主义狂热中，最终出现了信众庞大的民间气功团体“中功”和“F”。以至于，到了九十年代末，六四后全力煽动民族主义的中共，也开始把迅速扩张的民间气功团体视为严重威胁，对这种在民族主义合法性保护之下迅速壮大的民间信仰团体，江泽民政权居然动用残酷的专政手段进行全面镇压。非常讽刺的是，中共对民间信仰的残酷镇压是为了贯彻“稳定压倒一切”的既定国策，但中共确实低估了这种民间信仰的力量，致使形势突然逆转——这种本来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民间信仰组织，这种甚至可以成为弱势群体的精神麻醉剂的世俗化治疗，因中共的野蛮打压而迅速政治化国际化，反而成为最不利于中共政权稳定的民间反抗力量，成为中共继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最大人权迫害运动（1988年我曾就大陆的“气功热”写过专文《在‘气功热’的底层》，发表于香港的《解放月报》88年10月号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从这些八十年代的现象中，可以找到六四后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的蛛丝马迹。

（三）西化浪潮对民族主义的平衡

虽然，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情结已经开始凸现，但是还有普遍的西方热、自由派的激进反传统和高涨的政治改革呼声相平衡，没有使之像八九之后的政治僵化时期那样，成为压倒一切的话语霸权。

当时的大陆，正处在改革开放最为有希望的时刻，也是中国从全面对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时代，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如日中天，并获得了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承认，两度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刚刚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的美妙，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所以，当电影《苦恋》遭到意识形态部门的批判之时，无数电话、电报和上千封信自发地飞向作者白桦先生，表达着民间对他的自发同情和支持。《苦恋》中那句台词：“你们爱祖国，可是祖国爱你们吗？”也变成当时中国的最著名的流行语之一。

第一次出国潮涌时，能够出国去西方国家的人，特别是去美国的人，如同玩彩票中了大奖，会引来无数羡慕和嫉妒的目光；有海外关系的国人，终于可以走出毛时代的高压，迎来了扬眉吐气的黄金时代。英国的殖民文化培育出的香港，也曾为大陆人向往的地方，“港商”的身份变成闪亮的名片。

文化界也是各种西方思潮热一个接一个，“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等等。文学艺术的“准嬉皮”、“准意识流”、“准荒诞”、“准印象”，无不走红一时。当时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编译的几乎全部是西方作品，收入其中的国人著述也是以反传统为主，比如丛书中的《《兴盛与危机》（金观涛著），因提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而产生巨大影响。

特别是政论专题片《河殇》，尽管受到中共保守政治力量的压制，但是它在高层开明派的默许下，通过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力，第一次把反传统呐喊和对蓝色海洋文明的呼唤，带出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普及到普通民众之中，既在舆论上为新任总书记赵紫阳造势，又成为八十年代后期文化导向上的最强音（最近，为了写作此文，又看了一遍《河殇》的录相，尽管仍然象八十年代一样，反感那种新闻联播的权威腔调，但是贯串全篇的忧患真情，仍然给我了莫名的感动）。

换言之，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热潮，基本上还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新儒家也是为了实现所谓的“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强调的主要还是正面的对外开放，即便在寻根热中也没有反美国及拒绝西方文化霸权的煽情号召。

我也曾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参与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八八年，我在香港接受《解放》月刊（现为《开放》）的主编金钟先生采访时，曾经说过一句犯了众怒的话：香港这么小的地方，经过百年殖民化才达到现在的繁荣和自由，中国那么大，现代化的完成大概需要“三百年殖民化”。我不会用接受采访时的不假思索来为自己犯众怒的言论进行辩解。在今天的民族主义偏执狂占据话语制高点之时，我更不想收回这句话。平心而论，它只不过是中国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现代化的极端表达而已。当时的西化热实际上是借谈文化来谈制度，借说历史来论现实，借反传统来批判中共的党文化传统。

在六四前，我的激进反传统姿态成为寻根派的众矢之的，但还只是思想文化上的争鸣而已，虽然也受到来自中共教委的压力，却并没有演变成禁言禁行的政治迫害。而六四后，对“三百年殖民化”这句话的指控，变成了中共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典型论据。同时，文化寻根派中的一些人因参与八九也受到政治迫害，官方对他们进行口诛笔伐时所寻找的证据，居然也是断章取义的西化言论。

由此可见，在现行制度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要紧不是相互之间的思想学术分歧，而是知识群体必须共同面的言论钳制和文字狱。F和中功也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热中普及的，但现在也成为中共政权的迫害对象。这些气功群体的主体还不是知识分子，而只是其他的老百姓。所以，不准自由信仰和不准自由发言的制度环境是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

（四）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霸主地位

虽然，在八十年代，民族主义还不具有绝对宰制权，传统与反传统的论争也大都局限于思想文化领域，但是，执政者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已经相当普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官方接过北大学生喊出的“振兴中华”的口号，利用行政权利强行向全社会灌输。作为民族主义最强音的爱国主义，在八九运动时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用，“爱国的”这个定语成为所有行为的合法性来源。无论哪一种政治力量，都赋予爱国主义以预设的真理性，没有任何人敢于或想到提出置疑。

平心而论，八九运动是一场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的民间自发的社会运动，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首先应该是《宪法》明示的各项公民权利，其次是反腐败、要民主、要自由的政治诉求的道义正当性，而与爱国主义无关。如果根据宪法有关条款，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是合法的，反腐败、要民主也是正义的，即便不是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和激情，也具有充分的合法性；相反，如果民众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的有关条款，如果要自由的运动演变为文革式的“无法无天”打砸抢，即便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也照样不具有合法性。八九运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恰恰在于其符合宪法第35条和始终保持和平方式。

大学生游行请愿也好，绝食也罢，他们反抗政府之行为的合法性来源，绝不是为了祖国，而是为了捍卫公民的结社、言论、思想、信仰、游行、示威、请愿等自由权利，即宪法权利。但是，八九运动中，作为运动主体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各界的支持者，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时，首先诉诸的不是公民的各项宪法权利或道义正当性，而是爱国主义情感。学生们用很多词汇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辩护，诸如“为胡耀邦平反”、“反官倒”、“为民请命”、“深入改革“、“争取自由和民主”、“为真理”、“宪法第35条”等等，但“爱国无罪！”“爱国不是动乱！”，无疑是当时使用最频繁也最有力的辩护词。被广泛应用的类似语言，还有“祖国母亲，请你……”等祈求句式。运动最高潮的群体大绝食之时，年轻学子为国牺牲和向祖国母亲祈求保护的口号最多。直到现在，一谈起八九运动，最常用的定语仍然是“爱国民主运动”，爱国的价值和合法性仍然高于自由民主和宪法权利条款。

同样，在执政党一方，无论是同情和支持学生开明派，还是厌恶和反对学生的僵化派，也都以“爱国主义”作为最有力的道义合法性。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走向前台的开明派，在为学生运动、也为自己的态度进行辩护时，无一例外地强调学生们是“爱国的”，学生的行动主要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即便有些过激之处也是可以谅解的，经过引导，完全能够把这种爱国激情引上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而李鹏、陈希同、何东昌、袁木等僵化派，分别在不同的场合与学生代表进行过对话，轮流运用安抚和威胁。他们在每次对话中都要反复强调：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但是你们太年轻，你们的爱国热情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事实上已经被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黑手所操纵所利用，再不与之划清界限，就很容易走到爱国的反面。他们肯定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表示他们才是真正关心青年学子的长者或父母官，完全是为了分化学生与知识分子的联盟，进而瓦解整个运动。

如果说，学生和他们的支持者以此为自己做辩护，是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求合法性保护，那么把运动视为动乱的政客们，就是想借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六四大屠杀之后，各种官方文件在谈到八九运动的思想根源时，无不列出三大思潮：方励之的全盘西化、《河殇》派的蓝色文明和刘晓波的民族虚无主义。显然，这三者都是反民族主义的，也可以从反面证明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地位。

尽管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借用爱国主义的动机和目的有很大区别，但是三者对于爱国主义的依赖则是共同的。它们之所以都从爱国主义中汲取合法性，就在于长时间的民族耻辱感，使“爱国主义”在大陆具有的绝对道义合法性。自从中国蒙受鸦片战争之辱，爱国主义就一直是最具有社会动员力的道义资源之一，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成败，也一直取决于争夺这一道义合法性资源之斗争的结果。

孙中山起家于排满的大汉族主义，“外雪国耻、内惩国贼”是五四运动的最著名口号，张学良也是高举“抗日爱国”的大旗制造了“西安事变”，用兵谏逼迫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接受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的个人威望的最高峰，不是在北伐胜利之时，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刻。

中共的夺权成功，开始于高举全面抗日的爱国大旗，完成于打败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的内战，毛泽东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来自所谓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第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1949年10月，毛在天安门上宣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正好说明了中共政权的最大道义合法性所在。邓小平死后被大肆宣扬的遗言也是爱国主义，他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民族等同于政权，国家等同于政党，政权与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爱国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定下的调子，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地位没有根本的改变。

（五）民族主义向拒绝和平演变的发展

殖民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特别是二战以后的世界，和平演变的西化代替了强制性的武力殖民，不发达国家纷纷由被迫现代化转向自觉地追求现代化。东、西两种制度的竞争之胜负，在二十世纪末也已见出分晓之后，发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正在越来越成为整个人类的共识，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已经降临，全球化代替了殖民化。只要不抱偏见地面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事实，就会承认：全球化就是基本的经济、政治、科技之制度的西化。至于文化的多元化，也只能在自由秩序之中才有可能性。在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的感召下或挤压下，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极端化，不过是极少数专制主义国家和政教合一国家在临终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和平演变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被某些政权视之为洪水猛兽？莫非这是发达国家为落伍国家设下的陷阱？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全世界都在和平地向现代化演变，而只有极少数国家拒绝和平演变？无论是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中国这样在经济上有限开放而在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专制的国家，他们反对和平演变，说穿了，无非是专制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中国执政者不是也经常把“和平与发展”挂在嘴边，说这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吗？

在中国，六四大屠杀之后，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与官方对自由化的镇压、对和平演变的拒绝、对西方国家的妖魔化相互激荡，形成了极端的政治保守主义。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来源，也由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变成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爱国主义。
2001年12月1日于北京家中

二 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六•四”屠杀之後，中共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迅速衰落，合法性危机空前加重；邓小平为挽救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受损，以南巡的方式警告保守派和强调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于是，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官方政策出台，经济改革甚至比八十年代更为开放；与此同时，被六四枪声吓破了胆的精英们纷纷转向商海和所谓的“纯学术”，官方对精英们的高压政策也随之转向利益收买，中共权贵变成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最大受惠者。权贵们可以一夜暴富，平民阶层的利益受损加剧，贫富差距之日益悬殊和腐败迅速漫延，社会公正危机迅速加深，人们对现政权及其跛足改革的不满，转化为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行动。

在精神层面，人们在对政治改革的前景绝望之余，对面包的如饥似渴代替了八十年代的自由激情，压抑的中国大地被新一轮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所冲破。利益至上和机会主义的贪婪左右着社会，吞食了人们心中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价值真空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已经使中国人成为赤裸裸的短视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庸人。

在此种背景下，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的失败，对执政党的虚荣心的打击和对公众的民族自尊的伤害同时发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发泄不满的对象。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骤然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的狂潮。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情绪之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一九四九年後官方所倡导的历次爱国主义运动之最。
无怪乎国际舆论惊呼“中国威胁”已露倪端。

（一）中共当局的全力倡导

一方面，中共官方出於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需要，希望以爱国主义化解合法性危机。执政者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动员一切媒体高倡民族自尊，回顾近百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所经受的耻辱，不遗余力地举办以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宗旨的各类晚会、报告会、读书会、音乐会、艺术节、画展、祭孔仪式，电视中每天播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出版社大搞爱国主义丛书工程，从天安门广场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每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李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於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已经把热爱祖国提升到“五热爱”之首，而正统的爱社会主义则沦落到“五热爱”之末。

另一方面，执政者以民族主义周旋於国际舞台，官方利用复关受挫和申奥失败，利用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讨论和知识产权谈判，利用西方国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和李登辉访美所导致的两岸危机，利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和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在民众中煽动反西方和仇美的情绪。面对西方社会的制裁和压力，特别是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中共执政者以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为底牌，以国情、传统的差异和主权不受外来干涉为理论依据，指责西方，特别是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替践踏人权的行为辩解。

一九九六年三月以来，中共更抓住两岸关系的危机和香港回归一周年倒计时的机会，对内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外高扬民族主义旗帜。然而，奉行功利主义原则的中共高层，绝不会有超越功利之外的国际正义的追求。它也会用金钱收买第三世界国家，也会利用在联合国的地位拉拢第三世界诸国，甚至投弃权票默许萨达姆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对中国的宿敌日本，其态度格外暧昧，从教科书事件到日本政坛高层参拜靖国神社至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共对日本光说不练的软弱，对国内民间自发的保钓运动的压制，都证明了中共在外交上高扬民族主义的赤裸裸的功利准则。

对西方国家亦如此。中共传媒抓住一切机会丑化美国社会，而在暗中，中共高层人士都希望有机会正式访问美国。

（二）民间的伪民俗热

在民间，申办奥运的失败，复关申请的屡屡受挫，知识产权谈判的曲折艰难，两岸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指责和美国的武力威慑，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自作主张，特别是中共传媒对这一切的不公正的舆论引导（把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挫折全部归罪於西方霸权的干涉内政），都加深了中国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敌视。於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各类嫔妃，太监……纷纷在影视屏幕上尽显风流；易学、卦书、气功奥秘、兵法经营学、历史人物传记、国学丛书、诸子精华众书，中华文化精粹丛书遍布大小书摊；锦绣中华园，中华民俗村、炎皇纪念馆、古代蜡像馆、西游记宫、三国演义、水浒村寨、大观园等以传统文化为资源的游乐场所遍地开花；由北京示范，迅速遍及全国的飞檐式建筑，把中国的城市装点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也因传统飞檐盖顶而变成了丑陋的建筑大杂烩。

漂泊海外的游子也不失时机地加入民族主义大合唱，以“洋插队”为题材的小说、记实文学、随感录、影视作品更是独领一时风骚，遍布北美、欧洲、澳洲、东洋、苏东的炎黄子孙，纷纷把自己的洋插队经历变成畅销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创近几年电视剧收视率之最。

这些通俗作品大都表现了飘泊异乡的艰辛、积怨、乡愁和自立自强的民族自尊，用浅薄的、扭曲的中西文化对比来讽剌西方文明，宏扬中华传统。在通俗音乐中，红极一时的是《中华民谣》、《大中华》以及来自民族传统的爱情歌曲，甚至连电视台所插放的公益广告也以突出五星红旗、国徽、天安门为主题。

然而，一个缺乏价值支撑的民族，根本无法建立起民族主义的统一根基，功利主义的动机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表面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几乎无人肯放弃去西方、特别是去美国的机会，非法移居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仍然有增无减；青年人在消费上仍然以追逐西方名牌为时尚，商品广告，店铺招牌仍然想方设法沾上点洋味，甚至连过“圣诞节”也成为青年一代的时尚；曾引起一时轰动效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也要冒充西方汉学家的名字来推销自己；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也把民族主义作为促销手段，最近颇为流行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即是成功的一例。

中国人追逐功利的堕落，已经到了除了比谁无耻之外，再没什么可比的地步了。如果说，“六•四”刚过的几年间，大众文化的大腕们在比谁平庸，“咱也是个俗人”成为一时的招牌，那么，到了1995年以後，无耻代替了平庸，专制主义加金钱诱惑、暴力镇压加利益收买，已经彻底瓦解了中国人作为人的仅存的善良。这种无灵魂的民族主义完全可以用利禄来收购，扔给这类民族主义者一叠美元，他们就会象面对权贵时一样，媚态可掬，频频应诺，出卖从灵魂到肉体、从祖宗到国宝的一切，直到再无可出卖的为止。

（三）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知识精英

在这种民族主义狂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精英们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强烈程度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之最。表面上，他们提倡的学术本土化，既不象官方爱国主义那样，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功利目的，也不象大众文化的民俗热那样，出於浅薄的金钱功利目的，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学术包装和道义修饰，因而更具有迷惑性。所以，我在此要着重谈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视野，拒绝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势话语的本土化姿态，批判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的正义立场，似乎都在显示着中国当代学人的渊博、新潮、良知和尊严。北京大学的一批中年教授高倡振兴国学，回到乾隆的考据时代，以抗拒追随西方新潮的轻浮学风；张颐武、王一川、王岳川等青年学人，从后现代、后殖民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捍卫本土文化的学术立场，认为中国学人应该重新标举“中华性”，以振兴衰落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灵魂支撑；邓正来、甘阳、李陀等人强调人文学的本土化乃中国当代学术的唯一出路；林毅夫等留学镀过金的经济学博士，坚信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非中国的经济学家莫属，就象当年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坚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样；被舆论界称为经济学“四少”之一的盛洪，坚信只有中华文化能把人类从核威胁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象当年的李泽厚等人用“天人合一”、“乐感文化”为世界指明路一样。

围绕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几乎把目前中国人文学界的所有重要刊物和中坚人物卷入其中，《读书》、《东方》、《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重头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关於民族主义的文章，并且不定期地发表成组的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前一、二年关於《人文精神》的讨论，所涉及到的主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一九九六年初，影响日隆且被中宣部内部点名批评的《东方》和《战略与管理》，组织了围绕着盛洪提出的“什么是文明”为主题的讨论会，文明的抉择这一近百年来绐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重大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还有一些八十年代文化界名角，出国归来後大骂西方，似乎西方人出钱请他们出国镀金就是为了找骂。一些在八十年代以模仿西方现代派起步而走红文坛的先锋作家和新潮艺术家，大都回归黄土地和悠远的传统来寻找灵感和包装。最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捧回了“金狮”、“夏纳”等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专以黄土地为素材拍电影的名导演陈凯歌和张艺谋，在坚信民族主义的学人眼中，却成了专向洋人献媚的“后殖民化电影”的典型：专以展示中华民族的愚昧和丑陋来博得洋人的欢心的洋奴心态。

这一切民族主义的学术化讨论，其锋芒所向直指西方中心论和白种人优越论以及西方文化的殖民主义霸权，直指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的西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由此确定了文明基本构架抉择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然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人文学本土化的学术定位，还是立足於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无论是把西方作为崇尚物质和武力的“恶的文明”加以痛斥，还是以崇尚精神与和平的善的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幻想；无论是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自尊，还是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的努力；无论是後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还是绝对相对主义的价值立论；无论是经济学的新颖角度，还是生造概念和术语的文风；没人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和理论来开掘民族主义精神，反而大都是用从西方移植来的方法、理论和概念来哗众取宠，甚至就连所谓的后现代问题也是来自西方，而中国的方法和理论，中国的概念体系和问题意识，则一片空白。

这说明，目前中国语境中的知识界民族主义，表面上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则是骨子里的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和对现存的专制秩序的认同。如果说，《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一种浅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歇斯底里式的发泄，那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则是经过学术修饰和道义伪装的歇斯底里。

其一，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失败和落伍，完全归罪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而拒绝检讨自身文化的弊端，特别是拒绝反抗现存的专制主义秩序；他们把西方人对自身传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中国人维护自身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方便口实。本来，西方人的现代相对主义是针对西方中心论所作的自我检讨，是针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所作的自我批判，也是针对西方传统中形而上学的一元决定论所作的学术突破；本来，西方的後现代主义是对在文艺复兴的启蒙传统的统摄下的种种现代性弊端的全面批判和彻底消解，是在解构自身的传统。而西方人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平等的心态来面对其他文明与全球的未来，是为整个人类寻找相互融合的共同点。在不可阻挡的世俗现代化潮流面前，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化的精神努力，甚至带有一种“名字不可为而强为之”的悲怆情调。

而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们，却把这种严肃的自省和人类情怀理解为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复兴，完全无视自身传统的弱点和当前专制主义的严酷，放弃对自身的批判性反省和对既定秩序的抗争，一味沉缅於“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幼稚幻想中，使发源於西方的现代相对主义和後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

这种只对外批判而不对内反省，只虚构光明未来而回避当下黑暗的民族自尊，是一种阿Ｑ式的家奴自尊。我不相信，一个每天在家里对主子摇尾乞怜的奴隶，一跨出家门便会有人的尊严；我更不相信，一群每天都能目睹到一党专制残酷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的知识分子，却对身边的非人状态，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因恐惧而不敢公开主持正义，他们能够真心地关怀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能够具有诚实而正直的良知。特别是在经历过“六•四”泣血悲剧的短短几年後，中国知识界在白色恐怖下的整体大逃亡、大退却、大沉默的氛围中，能够有几个人凭良知为死难者伸冤，为维持中国人最起码的生命权而抗争？

千万别再对大洋彼岸和遥远的文明摆出一付大义凛然的姿态，因为在中国知识界的身後，不要说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崩溃了，就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也崩溃了。对於中国知识界来说，诚实、良知、独立和尊严，都是太高贵太奢侈的品质，他们根本不配！如果他们还想关怀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的话，他们首先要重新回到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上，站稳後再说微言大义。

其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以从西方搬来的术语、方法、理论体系来包装苍白的民族自尊和狂妄的夜郎自大。只要翻翻近几年的人文类刊物，内中充斥着故作高深、云里雾里、不忍卒读的洋术语、洋理论、洋大师，有人把此概括为“洋浜泾文风”。这些知识精英，甚至连现代文化还没有弄透彻，就忙不迭地去追赶后现代时尚，就为了赶时尚而频频引用连在西方学界都被视为阅读畏途的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大师。近几年颇为风光的青年经济学家盛洪，更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门徒自居，从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移植方法、原理和概念来重新定义什么是文明，进而定义什么是西方文明和什么是中华文明，再进而作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中华文明的肯定，最後虚构出以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神话。

当年，我曾向新儒家们请教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化完美到足以拯救世界的程度，您们作为它的捍卫者和宏扬者，怎么就不能从中提炼出一套方法和概念来捍卫和宏扬，而非要从洋人那里移植呢？一种连整理自身文化资源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体系都挖掘不出来的文化，其优越和完美何在？值得我们捍卫和宏扬吗？今天，我还要以此问题来请教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者，用西方舶来的主义来发现和肯定中华文化，岂不是自甘西化、滑天下之大稽吗？

盛洪曾经谈自已的读书体会，说他上大学时从亚当•斯密那里懂得了市场经济的理论，知道了“看不见的手”；後来他翻阅先秦诸子，才恍然大悟地发现，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精髓早在孔子的《论语》中就已经昭然於天下。这就象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先西後中的幡然醒悟一样。难怪崔之元在美国知道了“後福特主义”，就打起背包来回国寻根，如梦初醒般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鞍钢宪法”中找到了“後福特主义”的源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那么自信，相信西方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源头，那又何必留学西方呢，何必用亚当•斯密来肯定孔子，用“後福特主义”来肯定毛泽东主义呢？岂不是多此一举！

其三，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用绝对的相对主义和以无包万有的大而化之的定义与比较，来混淆不同层次的文化构成因素，进而否定文明的进步和制度的优劣之分，否定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发源於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系统及其制度安排。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可以从中餐与西餐无价值优劣之分，推论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有制与公有制无优劣之分；从长袍与西服无好坏之分，推论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无好坏之分；从京剧和芭蕾、水墨画与油画无高下之分，推论出个人本位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无高下之分；从古老的审美象征和道德象征至今魅力依旧，推论出工业文明并不比刀耕火种更进步；从不区分德国传统和英美传统及政体的根本差异，笼统地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归罪於整体的西方文明。

他们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加政治专制的德国和日本，而不是以人的自由为优先目标加民主政体的英、美诸国；他们根本无视二战後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当代历史，无视西方的自由世界在近五十年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而只凭臆想天开或以古代今的方式，把战争的根源归罪於引导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西方文明；他们更无视中国古代社会从未停止过的征伐夷族和频繁内战，无视古代帝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对人的残酷杀戮；他们从不提及二战结束後，大多数国家都开始致力於和平重建之时，中国的土地上却爆发了一场远比八年抗日战争更为惨烈的内战，被日本人砍杀过的中国人，还未来得及掩埋尸体、揩干血迹、医治创伤，就开始了更残酷的自相厮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血腥历史，中国家天下独裁传统之邪恶，家天下变成党天下之后的更加邪恶，怎么可以用儒家传统中的一个“仁”字掩盖住呢？即便是这个“仁”字本身的历史，也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历史。

同时，这些民族主义者对席卷全球的以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意味着什么，却不置一词。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正义的公认准则的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居然以泯灭任何普世价值和正义标准的绝对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来宏扬中国文化和否定西方文化，其灾难性的後果只能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他们的这种狭隘、傲慢而怯懦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知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的共同价值何在。他们不仅模糊了中国现代化和文明抉择上的未来方向，而且使中国人陷於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陷井，失去了人类所应共同遵守的正义准则，堵塞了与和其他民族相互交往的通道，卸下了与主流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制止恶势力的责任。

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民族主义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诡辩所取消的价值，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发源於西方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所保存的价值，又恰恰是我们最应该抛弃的专制主义文化及其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民主政治的拒斥和对现行专制主义价值及其一党专政的默认，才是此种民族主义的真面目。

被打垮了脊梁的古代士大夫和当代知识精英，都有一腔“宁为家奴，不为外辱”的浩然正气与民族自尊，但这样的正气和尊严实在乖巧：甘愿当家奴，可以得到主子的宠爱，而怒斥蛮夷又能显示出大义凛然，何乐而不为呢？

其四，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种种特征，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和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拒绝西方文明的理由和说辞上，才能如此地一致：拒绝霸权主义，一为文化霸权，一为政治霸权。他们都把西方霸权地位的取得，简单化地归结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对外扩张的尚武品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经济强大和军事优势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他们眼中，西方人只是靠金钱加大棒，才能够征服世界并行使其霸权。所以，他们又回到了洋务运动时代，以“船坚炮利”来理解西方的强盛，似乎完全忘了梁启超、胡适等人曾经论述过的西方制度的优势——私有化、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忘记了曾经称雄世界的大英帝国和现在的世界超强美国，在各自崛起的时代里，两国的制度文明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历史的轮回竞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结而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也被民族主义思潮裹胁而去，如甘阳、李陀等人，他们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他们却变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谬误、宏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行列。

如果说，中共官方出於维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功利主义策略而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话，大众文化出於发财的经济功利主义而用民族主义来推销其商品的话，那么，知识精英们也拒绝西方文明、特别是拒绝自由主义的价值，就太有辱於知识分子的良知了。尽管他们以超然的学术立场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标榜，但其中出於困惑的善意者置疑者是少数，大多数在骨子里是出於攀权附贵、向大众献媚的功利动机。因为，历经独裁政权蹂躏的中国知识界，大都清楚他们的人格、独立和尊严之所以被全部剥夺，皆源於一党专制的残暴及其对知识、知识分子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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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最值的警惕的是，在官方的灌输和煽动之下，民间民族主义越来越变得狰狞化、下流化和好战化，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就是典型的代表。书中到处都是纳粹式的仇恨意识和独霸世界的豪言壮语，如“贱坯”、“报复”、“打仗”、“完蛋”、“不许放屁”等等。最有代表性的语言颇有嗜血的诗意：“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台湾海峡将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 “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领导二十一世纪”。

这种好战而嗜血的民族主义野心，对于仍然专制而贫困的中国来说，既是虚幻的又是危险的。

（四） 鲁迅和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批判

在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上，既然大陆精英喜欢引用中国先贤和西方大师来壮色，我这个死不改悔的“西化论者”也来凑凑热闹，引用两位大师级思想者来为自己壮胆：东方文学大师鲁迅与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两人恰好都对民族主义持有相似的批判态度。在这两位各自民族的伟大良心的笔下，民族主义仅仅是懦夫的面具与独裁者的避难所。

鲁迅先生的话，国人大都熟悉：“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显然，鲁迅看得很清楚，爱国主义容易滋生专制性的狂妄和党同伐异，更容易成为群体性的懦弱和虚荣之面具，真正的爱国心没有，而只有爱国舌的巧舌如簧。

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评述，虽然在词语上没有鲁迅这样激烈，但是他那冷静的智慧更有更尖锐的穿透力。他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白中，陈述自己不是保守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自己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者常常是保守的。

他指出，爱国主义起码有二个方面的特征，容易导致文明向野蛮的退化。

第一，制度建设上，爱国主义容易成为强制性的理由。他说：民族主义常常是通往集体主义的桥梁，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把所有资源置于政府的管制或命令之下，以多数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恰好与自由制度背道而驰。

第二，爱国主义在辩论中不尊重对手的自大和霸道，容易导致言论自由的丧失。爱国者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祭起国家、民族、群体等整体利益的大旗压迫别人服从和沉默。他说：那些经常以“某种理论出自某国”作为否定性论据或肯定性论据的论辩，根本不是真正的辩论；或者“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想，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辩论。”

这样的例证太多了，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鼓噪之被德国人接受，就因为他的煽动起了狂热爱国主义激情，他被作为拯救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萨达姆称霸海湾的野心和对抗世界主流文明的无赖行为，也声称是捍卫伊斯兰民族的圣战。

我想补充的只是，当共产主义极权已经不可挽救地颓败之时，爱国主义已经越来越沦为专制者们抗拒自由民主的普及化的最后借口和政客们的工具，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重要借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另一个角度讲，爱国主义从来就不能、现在更不能作为自由秩序和普遍正义的伦理基础。而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已经无助于人之自由的获得和扩展。

“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受人非议。“六•四”後，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今天，仍有当年被我挑战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批判我的激进主义。而对这一切，特别是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於此的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无愧於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1996年9月写于北京家中，2005年8月修订)

（五）西方思想家如何批判相对主义

既然中国知识精英喜欢用西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来反西方文化霸权，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西方杰出的思想家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吧。

其实，在西方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不光是后现代相对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存在着坚守普世价值的人对相对主义的批判，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 1899-1973）就是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哲学史》一书，集中批判了西方的相对主义思潮。他认为，西方陷于现代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共产极权成为覆盖半个世界、延续半个世纪的暴政，而是来自西方自身的内在的信仰危机，相对主义的盛行就是内在危机的症候之一。他说：“西方，在其最高知识权威影响下，不再相信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优越之处。”具体到国际政治层面，西方知识界不再相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的价值，而代之以与邪恶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主义。

施特劳斯一反西方知识界的左倾主流思潮，对政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作出尖锐批评：相对主义的实际结果，不仅在于使西方容易受到外部攻击，更包括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向随意的或墨守成规的市侩作风的退化——不再相信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相对主义道德观的最大特点，不是宽容而是无道德，即取消一切道德标准。相对主义是愚民的现代蒙昧主义，导致了道德上“新蒙昧主义”的盛行。

1,相对主义崇尚“价值中立”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方法论原则。而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象“形而上学”本体论一样，不过是方法论乌托邦，是思想史上的假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群、社会、民族、国家、文化及其关系，特别是涉及到对价值取向、社会制度和历史趋向的研究，完全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能够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极权的优劣的问题上，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在伦理的善与恶的问题上，保持 “中立”吗？如果“中立”，西方政治学中的“人权”、“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等正面概念，“暴政”、“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面概念，就将在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失去理论意义。

事实上，西方的人文学者大都要使用这些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概念，恰恰说明他们在西方的人文学中、特别是政治学中已经被普遍接受，说明西方的人文学、政治学已经作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相反，某些持有相对主义立场的著名左倾知识人对斯大林、毛泽东、霍梅尼的青睐，既说明他们的政治学是有价值指向的，也说明西方的左派知识界在价值选择上的迷失。

2，相对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哲学上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在科学上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重估”并不等于“泯灭”，“相对”并不等于“无标准”或“怎么干都行”。如果相对主义将自身的原则贯彻到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使相对主义绝对化，不但泯灭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且否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德，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在何为政治上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的任何可能，甚至连“奴役邪恶”的制度常识都被相对掉了，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便失去了共同的底线，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将降临，其现实结果必将是纵容邪恶政权的为所欲为。
特别是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价值选择上，西方的思想和学术的主流不可能采取相对主义立场，而只能坚持单一而完整的西方核心价值。事实上，当相对论的创造者爱因斯坦本人，由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关注时，其价值选择恰恰不是相对的，而是明确反对一切奴役制度和极权主义。

3，随着现代科学的兴盛、政教分离和基督教权威的边缘化，科学主义崇拜逐渐成为西方精神的另一副毒药。在人文思想领域，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依赖自然科学方法，甚至沦为“实证主义”的奴仆。虽然，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所补益，其经验观察、试验证实和量化标准，皆能增强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然而，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无伦理无精神的自然和有伦理有精神的人类——的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必然有其界限，也就是人类伦理的界限。换言之，无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必然忽略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和人的伦理行为的界限。同时，迷信自然科学方法，必然会贬低大量非科学的人文知识，使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价值选择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人文遗产——神话、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甚至哲学——被排除在政治学之外，最终形成“自然科学方法论拜物教”。

人类在科学上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伦理上社会上的进步，道德蒙昧主义会在每个时代复活，古代有神学迷信，启蒙时代有理性迷信，现当代有科学迷信，而当代世界中最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莫过于共产极权的无神论政权。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都是科学主义的最极端滥用者，把共产主义称为空前绝后的最科学的主义，也都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并用科学来反对宗教，所以，科学主义沦为实施“信仰垄断”和“精神迫害”的工具。苏联军事工业的发达和对东殴各国的奴役，加加林上校的升太空和著名科学家萨哈洛夫下地狱，核弹爆炸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科学进步和道德蒙昧主义之间的悖论性共存，是科学主义走向狂热迷信的典型例证。

三 爱国主义的好战化流氓化
——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评析

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由于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恶魔的纠缠，往往陷于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因为，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的百年间，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内外环境皆无法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方向：先是列强的炮舰政策使中国连连受辱，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国人选择了办洋务的“器物救国”；继而是“甲午之战”的溃败，先进铁甲舰武装起的北洋水师不足以救国，让国人省悟到制度的弊端，于是走上“立宪救国”之路；最后是“辛亥革命”后的乱相及其袁世凯的尊孔称帝，促使国人开始超越“器物”和“制度”的层次，而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儒教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吃人本质才是误国之源，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打到孔家店的“文化救国”。

由“器具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国人对自身弊端的反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然而，支配着这种反省的深层意识，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丧权辱国的国耻意识，一切改革均被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正如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知识人所体验的那样：除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打倒卖国贼等爱国主义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五四运动”还有其他意义。（参见：《邓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限量发行版P161-168）而正是这种以民族主义目标优先的救亡图强运动，使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的实践屡屡受挫之时，苏俄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遂使国人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出现了模仿对象的两级化。

中共执政五十年里,即便毛泽东时代强调所谓“解放全人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仍然是中共政权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支柱之一。只不过，中共治下的爱国主义在每个时期有所不同，从毛泽东时代的自傲好战型到邓小平时代的务实防守型再到江泽民时代的自傲好战型的重新抬头，也没有摆脱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 ）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式爱国主义

9•11后，很多大陆人表现出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好战、嗜血和不择手段，这种无人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根子深植于毛泽东时代的战争叫嚣中。最近，有一篇贴在众多网站上的文章，看题目，似乎就是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社论：《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该文把美国称为“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流氓化无赖化”的“真正的流氓无赖国家”，把美、英、日、以称为“真正的邪恶轴心”，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丢掉幻想，坚持斗争。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阻止其对全人类的巨大灾难发生。”为此，中国应该重点联合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向美国霸权主动出击。针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该文居然得出如此荒谬绝伦而又耸人听闻的结论：“伊斯兰亡，则中俄危，世界危。中亡俄必亡，俄亡中必亡。”因此，中俄要借助穆斯林的仇美情绪，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打击美国，本•拉登式恐怖袭击无疑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从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上看，首选的同盟甚至不是传统共产集团内的兄弟国家（如朝鲜、古巴、 越南），而是与美国为敌的伊斯兰国家（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非但不是世界文明之敌，反而是中国基于战胜美国的需要而必须联合的首要盟友，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佳屏障。江泽民在9•11后访问伊朗和叙利亚就是正确的外交选择。

该文跟贴中的大部分网文也颇为凶狠，什么“要把台海变成彻底葬送台独分子的火海血海”，什么“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等等，这些网络言论颇能代表了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的好战倾向。

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怀念，不只是身处两极分化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铁饭碗及平均主义时代的怀恋，更是民族主义狂热中的爱国者们对敢于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说“不”的毛时代的怀恋。进入新世纪，“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等毛语录重新泛滥，恍如回到了打杀声不绝于耳的毛时代。所以，谈论当下大陆的好战爱国主义，有必要溯源到毛时代的“天下心态”。

在中国的传统中，帝制时代的帝王们没有民族、国家等主权观念，而只有“天下意识”，即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怀抱着俯视天下的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之意识。在清末之前的漫长帝制时代，中国的发展基本是封闭的，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挑战，元、清的异族统治最终也被华夏所同化。所以，国人很少主动向外看，即便看见周边的外在世界，也从来没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以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俯视周边国家。国人称自己是文明的“礼仪之邦”，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视其他国家为臣属。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是下对上、边缘对中心的不平等之君臣关系，诸臣属“蛮夷”只有自下而上的“朝贡”义务，相应地，中心国也独享自上而下的“恩典”权威，而绝无平等的外交往来和利益交换。甚至在西方列强用现代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那时的满清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很少用不带贬义的词汇称呼西方人，甚至真的认为洋人“其种半人而半兽”，或为“人鱼混体”、或为“人虫杂交”。保守的官员和愚昧的士绅为了维护天朝大国的虚荣，造出各种谬论和谣言来煽动民众的排外狂热，比如：那些为中国带来外辱和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教案，大都来自士绅们制造的谣言，诸如，传教士食婴、挖心、挖眼、致幻、投毒、掘坟、诱奸妇女、拐骗孩童、私藏军火和教民为匪等等……直到甲午之战大败于被视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不得不被迫收敛起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但是，朝廷又利用“义和团”暴乱来宣泄对外仇恨和维护华夏中心的虚荣。直到今天，“洋鬼子”仍然是国人称呼非我族类的惯用词。

落伍挨打的百年耻辱并没有消除这种自我中心的民族傲慢，只不过暂时转化为另一极端——自卑自贱，而一旦自以为重新强大起来，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必然随之复活且膨胀。

中共在野期间，一直宣传中国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反帝”，其次才是“反封建”。中共在1949年掌权后，马上宣称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帝国主义”。毛泽东的反帝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成为中国告别半殖民统治的反美宣言。当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时，国人的民族主义便由懦弱自卑转向了盲目自傲。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武力入侵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愚民国策；另一方面是为了充当全球领袖和恢复天下帝国，而高喊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在这里，传统的天下心态全面复活，好战型爱国主义泛滥成灾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毛时代的好战型爱国主义的产生背景，1，在国共内战中，由苏联支持的中共打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闭关锁国。2，世界两大制度的力量对还处于冷战均势，苏联和中国一起对抗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打成了平手（却被宣传成打败了美帝），在越南战场上打败了美国，战争胜利被无限夸大，导致了盲目自信、军事化经济及其大跃进。3，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和援助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成为称霸世界野心的意识形态包装。4，随时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备战意识。

毛泽东本人的狂妄野心和主观臆断充分利用了这一切。毛迷信主观意志和枪杆子，掌权后一直陷于自己终将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幻觉之中。故而，毛时代的经济建设，与其说是计划经济或赶超经济，不如说主要是服务于战争或战争准备的军事经济。从朝鲜战争开始，毛就把中国带入了战备经济的轨道，重工业优先、以钢为纲、放纵生育、三线计划和研制核武器等国策，皆是军事经济的产物。毛泽东在国力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不顾人民死活而支持共产集团对美国的战争，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为了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霸主交椅，在反修防修的借口下，在人为制造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紧张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还抛出第三世界论，对落后国家输出毛式革命，领导世界性的“农村包围城市”（落后的第三世界包围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鼓吹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这一切极富进攻性扩张性的好战言论和外交举动，说到底，只是在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之全面复活的纵容下，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和人类救主之野心的极端膨胀。比如，毛泽东为了让苏联帮助发展核武器，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全然不管大跃进饿死了4000万人左右，还要向苏联出口粮食。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他本人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然。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曾得意地对一些省市领导人说：“未来我们将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

毛泽东全凭手中的绝对权力贯彻个人意志，煽动起国人蔑视一切的狂妄。那时的毛泽东，真的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那时的国人，真的相信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美帝和苏修也不例外；也真的相信世界的未来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民一定能解放全人类。在这些冠冕堂皇理由背后，却是野蛮而原始的天下心态、霸主野心、仇恨教育、敌人意识、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对枪杆子的迷信）。这种意识不但是毛泽东本人的信念，也是全中国的信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普遍信仰，并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红旗下一代”，从小接受的就是报仇雪恨、暴力崇拜、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灌输性教育，绝对相信毛泽东的信口雌黄。他们在红色爱国主义的鼓动下，陷于暴力革命的疯狂之中，而文革，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践行暴力革命的舞台。在造反的红卫兵群体中，有人冲砸焚烧外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有人专门骚扰国际列车，还有狂热者不满足于国内的暴力造反，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偷越边境，潜入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投身于当地的毛式游击战争，甚至组成过“知青营”。

1966年9月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打碎旧世界 创立新世界》一文中豪情万丈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们将亲身参加埋葬美帝国主义的战斗”。1967年，由红卫兵集体创作（主创者中就有后来被称为蒙胧诗奠基者之一的食指）的叙事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风靡一时。这首诗所表现的那种横扫世界的英雄主义豪情和解放全人类的扩张野心，其疯狂程度已经达到了毫无常识的荒谬绝伦。该诗讲述了一个红卫兵战士怎样投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驰骋欧洲，又是怎样把毛泽东的旗子插在美苏两强的首都最具象征性的建筑物上——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诗中描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英雄们，将饮马顿河和占领莫斯科，把五星红旗插在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处；他们还将抽美洲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登陆北美，攻克华盛顿，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白宫尖顶，如同解放军攻占南京一样。

很讽刺的是，最近有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描写贩毒的电视连续剧《黑冰》，剧中的最大毒枭，正是当年去缅甸献身于世界革命的老红卫兵。他已是中年，仍然穿着一身将校呢黄军装，戴毛泽东像章，对当年的造反岁月念念不忘（如同大多数不肯自省的老红卫兵一样）；他心狠手辣，满脑子阴暗的权力欲和统治世界的野心。他制毒贩毒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实现他年轻时的权力野心。当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无法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就与时俱进地利用邓、江时代的金钱手段来达到。换言之，当年的红卫兵变成今天的大毒枭，跨国革命变成了跨国犯罪，准确地表现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准确地勾画出国人的劣根性：统治天下的权力野心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二）犬儒化爱国主义——韬光养晦

在邓小平时代，实用主义代替了乌托邦妄想，发展经济代替了阶级斗争，裁军代替了扩军，民生经济代替了军营经济，防守型爱国主义代替了好战型爱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抛弃毛时代的三个外交支点：以意识形态画线、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和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代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利益优先，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尽量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且裁军百万。

八十年代的民间，国人急切渴望摆脱了贫穷和恶斗，封闭的国门突然打开，政治改革成为热点，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现了自身的落后和贫乏，民族耻辱、赶超欲望、对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坚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时并存。尽管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官方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论战”中已经出现了“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但那时毕竟还有以自由化为标志的开放心态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现实落伍以及自卑情结所激发的主流情绪，还不是对外仇恨和扩张，而是向往和学习西方。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权，世界舆论一致谴责大屠杀，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为了稳定政局和转移目标，中共又祭起了寻找外部敌人的毛泽东策略。对内，把八九运动指控为海外反华势力插手甚至遥控的颠覆阴谋，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证据，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在外交上，大屠杀使中共陷于新一轮的国际孤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加之前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对中共政权的冲击，所以，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共政权的谴责和制裁，邓小平奉行现实低调的对外防守态度，使“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主宰了整个九十年代。

但是，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就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而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事实上，这种下流的“韬光养晦”之策，也并非邓小平的专利，毛泽东才是“韬光养晦”的鼻祖。

毛泽东非常狂妄，几乎看不起所有政治枭雄，但在更为强大的斯大林面前，他也只能韬光养晦，甚至不惜自我贬损。在抗日战争时期，割据陕北的中共基本靠苏共养活，所以，中共一面高调反对领导抗战的蒋介石政府，另一面却高举捍卫“红色苏维埃”的旗子；中共掌权后，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即便50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也就是说，苏中的盟友关系是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主奴关系”，斯大林是“老大哥”，毛泽东是“小老弟”，前者主宰和扶持后者似乎是天经地义。而斯大林一死，老大哥的位置出现空缺，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毛泽东，看不起斯大林的接班人，而自以为有资格充当“老大哥”，极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冲突，也就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斯大林每次接见中共要员时，都声称绝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每一次面对斯大林的故作姿态，皆以谦卑的口吻请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参见《斯大林与中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我看见过这样一个片断：国人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一副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应该是身体高大的毛泽东俯视倾顾身材矮小的斯大林，而斯大林只能屈居向上仰视的窘境。

斯大林和毛泽东皆是狂妄的极权者，但当毛泽东自认实力不济时，为了换取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他就韬光养晦，竟不惜公然用画像上的颠倒黑白献媚于斯大林，以自我贬低凸出斯大林的高大，以小兄弟的仰视把“老大哥”捧上云霄。中苏决裂之前，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反苏就是反革命。而当毛自以为羽翼丰满时，就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就强调自力更生，就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所以，中苏决裂，恶语相向，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一旦前苏联的核物威胁近在眼前，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顿时凸现，毛泽东不得不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所以，“韬光养晦”，不过是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者的缓兵之计，而绝非基于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与遍布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而阴暗的。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爆发，由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引发。这一失败使中共的体育外交破产，也重挫了国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为中共急需修补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民意资源，中共自然不会放过。如果国人不相信八九运动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介入的结果，不相信武力镇压是为保护国家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决策，那么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对北京申奥的破坏就摆在眼前，不由人不信。于是，百年外辱的延续和反华势力的颠覆，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它的主流情绪是怨妇式控诉式谴责式的：以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方式，蓄意历数百年来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但是，这种以诉苦指控为主的怨妇式民族主义，已经透露出在新世纪占据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好战化流氓化倾向，其大众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在该书中，极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国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一应俱全。历数美国霸权对中国对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大骂美国人及其亲美派全是“贱坯”，只能让其闭嘴：“不许放屁”。全力煽动仇恨和好战的民族主义：“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和“进行报复！”使台湾海峡“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为实现“领导二十一世纪”的野心而奋斗，而美国霸权主义及其走狗注定“完蛋！”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

（三）流氓化好战化爱国主义的形成背景

在和平时代，培育攻击型扩张型的好战爱国主义，往往需要以下条件：1、曾有过傲视天下的强盛和君临天下的虚荣；2、遭受过长期外辱的历史和雪耻赶超的民族情结；3、巨大的人口和资源的匮乏所带来的生存压力；4、当下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5、从未间断的仇恨教育和强制性的舆论误导；6、摇摆于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傲的恶性循环之间的民族心理； 7、能够使以上条件发挥综合作用的独裁政权。

好战爱国主义的形成和泛滥，第七项条件尤其重要，可以说是整合其他诸条件的核心。特别是在一个生活贫困和科技落后的大国，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独裁而只靠其他几项条件，不但无法形成统一的国民心理，还会在自由社会的和平宽容环境中，在多元化观念的相互辩论中，逐渐淡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换言之，独裁政权是这一切条件得以凝聚和发酵的核心，因为独裁体制既具有支配主要社会资源的垄断权力，也能够通过垄断媒体的单向灌输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它可以不征询民众的同意而把主要资源集中在军力的提升上，把舆论导向集中于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上。1997年中共十七大，标志着中国从邓小平时代过渡到江泽民时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正好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所以，江泽民已经不满足于“决不当头”，急不可耐地提出“大国外交”；中国民族主义也不再满足于“韬光养晦”，急切地期望通过“中美决战”来称霸世界。

近年来，国人那种近于第二本能的不讲原则、随机应变的劣根，在邓小平式实用主义的鼓励下，在传统“厚黑学”的滋养下，在后现代的极端相对主义的辩护下，迅速泛滥，不但一穷脸就变，且一阔脸更变。这种毫无原则的实用主义，自然也会左右着中共的外交政策和大众化的民族主义。随着中国经济一支独秀的自傲膨胀和国力军力的提升，毛泽东的那种野蛮的思想遗产又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复活。以恢复民族尊严和民族血性为号召，用流氓腔调毫无顾忌地倾泻语言暴力、民族仇恨和好战情绪，已经成为大陆网络一大特色。在这些针对具体事件的仇恨大发泄的背后，是延续百年的畸形民族主义的大转向：由自卑、怨妇、控诉、谴责相混合的被动防御型爱国主义，转向了由盲目自信、虚幻自傲和仇恨宣泄构成的主动攻击型的爱国主义。

造成这种转变的首要条件，是在灌输民族仇恨的同时重建民族自信，恢复自我中心的“天下意识”。受过百年外辱的中国，自傲感是民族主义的内在核心，自卑感是自傲感的变态形式。进入新世纪，主要有四种刺激直接推动着国人向好战的爱国主义狂奔。

首先，进入江泽民时代，1997年的香港回归，变成对外雪耻和对内重建民族自信的绝好资源；1999年北约导弹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激起了改革以来最大的反美反西方热潮，为好战爱国主义注入了仇恨的动力。随着国力军力的迅速增强，“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崛起”的形式重新复活。江核心，对内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对外是能够驾驭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的大国领袖。

谁都看得出，江泽民非常渴望做大国领袖，跻身国际大政治家的行列。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与欧洲的法德两国一起倡导“世界多极化”，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即便江核心在现实上的低调亲美政策，也是服务于大国外交的韬晦之策。因为，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要想成为大国领袖，就是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可。

第二，申奥、足球、入世的成功，这一诸喜齐临的新千年，把一个无限放大后的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端到国人的面前，似乎真的应验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预言，加强着也放大着国人的自信和自傲。虽然，申奥这类仪式性的成功，并不能给国人带来实质性的富强，反而会为权贵腐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但筹办奥运，不但为官方的稳定第一、经济优先、挥霍浪费、劳民伤财和践踏人权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借口，更可以做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民族振兴秀富强秀：中共第三代亲自参见庆典并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与民同庆，上百万人自发地走上北京街头，全国主要城市彻夜欢庆，向世界展示着一个日益强大和充满自信的中国。

第三，国内媒体不但关起门来自吹自擂，而且专门转发国际上关于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舆论，甚至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也从反面印证着中国的强大，进而被作为最好的自傲资本加以利用；英国人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拿破仑关于“中国雄师猛醒”的预言，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统统成为国人加强民族自傲的精神资源；西方诸国政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和各类西方精英，不断地重复中国经济的“一支独秀”、“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当这一切片面的摘发又被加上诸如“惊呼”、“不可思议”、“奇迹”等修饰后，媒体的误导就把国人引向一种极其危险的幻觉——以为昔日的“东亚病夫”正在变成“东方雄师”，中国真的已经崛起为唯一能够对抗美国的世界大国。

同时，国内精英也不断地制造大国幻象：连年经济高增长、迅速提高的外汇贮备、世界第一的高储蓄率、每一次中国企业的跨国战略的实施、每一宗中国企业的对外收购、每一次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都会被夸张地大肆宣扬，做成标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秀（如海尔神话）。胡鞍钢在《中美日俄印有形战略资源比较》一文中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2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林毅夫先是声称21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引领国际经济学的潮流，继而认为：按GDP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中心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富裕地区的政府，不断发布本地区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统计数字，北京、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城市发布的人均产值，还颇有相互攀比的色彩；国家信息中心也宣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几年内将达到2亿多人，还有许多人撰文指出：中国已经代替俄罗斯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理应担负起反抗美国霸权的国际重任。

第四，一系列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国际大事，特别是中美冲突的加剧，通过中共媒体的歪曲报道，以加深民族仇恨的方式从反面刺激了好战情绪。

1，居于首要地位的显然是中美冲突。冷战结束后，中共政权成为独裁制度的最大堡垒，而自由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制度之争的最后决战将在中美之间展开。基于此，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明确地把中国作为最大的潜在对手，制定了全面遏制中共政权的战略。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小布什成为自中美恢复交往三十年以来最亲台的总统，不仅批准了对台军售的升级，更在所有公开的场合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毫不隐讳地表示将协防受到武力攻击的台湾，甚至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也丝毫不给中共面子，一再提及美国政府对“台湾关系法”的信守。美国又不顾中共警告，加强与台湾军方的联系，破格接待三十年来第一位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在如此紧张的中美关系中，又发生过“4•1”撞机事件，再一次加深了国人对美国的仇恨。

虽然，“9•11”事件暂时缓和了中美之间官方的紧张关系，但是除了在反恐领域的有限合作之外，在整体战略上，在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台湾问题等主要问题上，美国绝没有任何放松遏制中共政权之迹象。而在民间，拉登式恐怖袭击的成功，既宣泄着大陆爱国者积压已久的仇恨，又提供了不择手段的成功示范，两位中共军方校级军官所著的《超限战》再度流行。通过“9•11”，国人看到了美国脆弱的一面，增强了国人打败世界头号强国的信心。

2、台湾的挑战。2000年陈水扁及其民进党在台湾大选中上台执政，接着2001年的立法大选又是民进党获胜，不仅标志着台湾民主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新阶段，也标志着台湾本土化政治势力的崛起。阿扁执政后一系列“为台湾正名”和“去中国化”的决策，使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加深了国人对陈水扁及民进党的仇恨，提高了武力统一的民意支持。“宁要台湾不长草，也要祖国的台湾岛”，“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也决不允许台湾独立”等战争叫嚣，凸现的正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好战倾向的迅速抬头。

3、其他国际因素。俄罗斯全面转向西方，美印关系的改善、美国向中亚西亚的渗透，中国与邻国的海权之争，朝鲜难民引发的外交纠纷，特别是日本小泉政府的重整军备和对华敌意的加强，……都使国人日益感到周围世界对中国的敌意，刺激着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飙升。

第五、当一个极度自卑的民族面对实力落后的事实之时，保持民族自尊的策略之一，就是紧抓住任何一点点可以自傲的历史资源，甚至不惜恶性夸大本民族的每一点成就，制造世界第一的幻觉。物质不如人的事实不容否定，就要制造精神高人一等的幻觉；现在不如人，就要制造曾经最强大和将来必定再次最强大的神话。

近几年，“我们曾经阔过”的阿Q式言说随处可见，历数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四大发明，断定中国曾占据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1500多年，汉、唐、宋被认定为同期的世界第一，明代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被封为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壮举，甚至纵马驰骋横跨欧亚两大陆的成吉思汗，扩大了中国版图的康熙乾隆，虽然不是汉族而是外来入侵者，但是，由于他们在位时期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满足着民族虚荣，激发起称霸心态，从而与汉武帝并列，成为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

1949年以来的经济、科技、体育等方面的成就和国力军力提升，皆作为终将称霸世界的征兆。韩战与美国打成平手的结局，被夸大为志愿军一边倒的胜利；美国在越战泥潭越陷越深，最后不得不撤军，也被片面地渲染为中国的胜利；中印、中苏、中越的边境战争中，本来没有胜利者，中共却在掩盖解放军的惨烈代价的同时，对内宣称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似乎中共军队从未吃过败仗。

中国人在西方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被放大，在西方取得某些成就的美籍华人也被作为炫耀民族强大和人种优秀的例证，诸如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甚至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台湾科学家李远哲，都被作为华夏民族的骄傲而加以大肆宣扬。

更有甚者，为了满足民族虚荣而屡屡制造假新闻，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流传最广的著名的假新闻有：美国西点军校挂出雷锋的大照片，掀起学雷锋运动；参加海湾战争的美国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海湾战争就是按照《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进行的；中国女孩吴杨留学牛津大学，刚读大二就成了状元，破格获得攻读博士学位资格，并获得六万英镑奖金，这在著名的牛津大学八百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正如一群精英们的宣言所说：“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扬帆等）“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两千年间，中国文化、文明确实是最发达的文化，不愧为全世界最高的成就。……全世界的人到中央帝国来朝拜 。”（林毅夫）

（四）好战化爱国主义的表现：从怨妇诉苦到暴力爱国

虚幻的自信自傲和盲目的仇恨好战，使大陆爱国者泯灭了一切普世价值，沉迷于一片咒骂喊杀之中。鼓吹武力攻台和向美国宣战的言论，成为从官方智囊、知识精英到爱国民众的一大时尚。

在知识精英的笔下，这种好战化的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霸权的“大拒绝”，另一反面表现为时刻准备着的“大出击”。前者以伪学术化和伪理性化的形式出现：政治上拒绝西方的“政治霸权”，反对和平演变；军事上准备与美国的“军事霸权”对峙，提倡国际秩序的多极化；经济上防止“资本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保护民族经济成为不证自明的绝对前提；文化上防止“文化殖民”和“拒绝西方话语霸权”，提倡学术的本土化。

有人还提出了所谓当代国际秩序的“制度霸权”：即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和仲裁都由强者垄断，弱者只能接受而无权置疑，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果，是赢利主要流入发达国家。具体到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奖项，其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皆是由西方价值操纵的。政治上的联合国，经济上的WTO，军事上的北约，文化上的诺贝尔奖、欧洲三大电影奖、美国的奥斯卡、体育上的欧文斯奖、音乐上的格莱梅奖、绘画上的威尼斯双年展等等，到处都是西方的标准和规则。在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眼中，之所以产生这种主导世界的制度霸权，绝非由于西方文化及其制度优于其他文化或具有普世性，而是因为西方在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的强大，是器物层面的实力使然，而非精神层面的价值使然。

另一方面，国内的爱国学者中唯恐天下不乱者也大有人在，他们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冲突”论、“你死我活”论、“战争不可避免论”，甚至有人宣称：台湾问题迟早要引发中美的全面交恶，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因为“争取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必须通过打一仗才能解决”。同时，他们借助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研究，把中国的国际处境描绘为背水一战，中美冲突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外交主轴，要求中共政权放弃韬光养晦，转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在外交上，不遗余力分化西方盟国，改善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拉住俄罗斯、残余共产小国和阿拉伯世界，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反美力量，明确执行与美国全面对抗的战略。

古代中国的回光返照是新世纪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帝王们的祭奠仪式全面复活，官方出面主持“祭黄帝陵”和“祭孔”，知识界的保守主义掀起“尊孔读经”运动，论证“王道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王小东、左大培、扬帆等人发表了“保卫社会主义宣言”中，他们宣称：“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旧是除美国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级大国。建国50年来的腾飞，民族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凭什么要在腾飞和瓦解的关键时刻，选择自我瓦解?”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共执政的50年来，国力和军力齐飞，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同兴，对内是千年未有之“盛世”，对外已经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主要大国，中国取代美国也“已经指日可待！”

另一本表达民族自傲的书叫做《变乱中的文明》，该书受到王逸舟、胡鞍钢、阎学通、扬帆等新左派的强力推荐，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是：1949年执政的中共，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建造了第二座长城，“我们用自己的手消灭了帝国主义奴役。我们正在摆脱贫困，重新崛起，重振民族之风。”为了保卫这座新长城，作者用了一大段极为做作的抒情文字，最后号召道：中国人必须“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必要时我们也敢于诉诸武力付出碧血。”

有人专门论述：只有激发尚武精神，中国才能强大。一篇名为《尚武中国》的文章获得普遍的好评。该文开篇就是：“要国家强大，必要抛弃奢谈仁义道德、重文轻武之风。”接着从春秋战国一路论列下来，直到当下的台海战略。作者把是否尚武作为解释朝代兴衰的钥匙，结论是尚武者兴而轻武者亡。他推崇秦国在与赵国的长平一战中，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俘虏40万的野蛮，因为这是秦盛赵衰的决定性因素；他把汉朝为了一匹宝马而消灭一个国家作为千古美谈，因为这显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和自信，“那是何等的啸傲天下！”；而宋朝之所以饱受凌辱以至于亡国，就在于喜谈“理学”和“心学”，“酣嬉太平、尤厌言兵”。现在的中国，既受到美国霸权的围堵，又经常受到周边国家的挑衅，自身又承受着人口庞大和资源匮乏的压力，作者反问道：“难道中国就应该死守一块陆地，无所作为？”结论是：当下中国的扩军尚武势在必行，不必小心翼翼、偷偷摸摸，而应该大张旗鼓行尚武之道，被指责为“强横霸道”和“中国威胁”又如何？

对于“血浓于水”的台湾，中共政权屡屡进行武力威慑，御用学者辛旗甚至放言：如果陈水扁及民进党执迷不悟，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中共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诠也口出狂言：“美国最近一连串反中行动，严厉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不要忘记，中国曾因为同样理由出兵去朝鲜半岛和美国打了一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也主张“武力遏制台独越早越好。”再看看大陆的互联网，陈水扁当政后，网上一直充斥着近于疯狂的喊杀声，爱国网民们称陈水扁是美国的傀儡，面对日益嚣张的台独势力，必须不惜一战，打沉台湾这艘美国反华的“航空母舰”。网上出现众多武力攻台的战略方案和两岸军力对比的帖子，认为“解放军打击台湾具有绝对优势”，所以“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的言论非常普遍，还有主张导弹奇袭和经济封锁的双管齐下。民意调查也不断地放出好战的结果：95％以上的受访者坚决反对台独，80％以上主张“武力统一”。更有心理阴暗者说：最上策是坐享其成，等到阿富汗把美国拖垮之时，中国就出其不意地一举解放台湾。

对美国，政权和民间爱国者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虽然中共政权基于实力对比的实用主义立场，也基于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权贵们的大量亲属移居美国，惊人资产转移到美国），一直对中美冲突保持现实低调，但是明里暗里都在加大军事开支和抓紧军备，意在对抗美国和威慑台湾：连年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增加福建沿海地区的导弹部署、从俄罗斯大举购买先进武器、并与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保持密切关系。而民间情绪的主流则开始抨击“韬光养晦”，转而支持“大国外交”，支持一切针对美国的强硬政策，即便在国内问题上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也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坚持一种与美国为敌的大中国主义。甚至直呼其名地批评江泽民和朱鎔基对美国太软弱。一篇署名周志宏的文章《合围》称：围堵中国是“小布什政府的狼子野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声疾呼：“打起精神来吧！狮子！！！”

《环球时报》2002年6月10日发表文章，驳斥美国新近流行的“中国崩溃论”，顺便也驳斥了早已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认为无论是唱衰中国还是视中国为威胁，皆是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阴谋政治的产物。《联合早报》6月12日报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美国的战略调整、新战略秩序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安全》研讨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甚至认为布什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列入“邪恶轴心”或“邪恶国”。南方网发表题为《美国新战略笼罩亚洲 欲建立包围中国的隐形长城》评论。该文分析了反恐战争以来美国的外交战略，结论是布什政府“正在认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一秩序得以顺利建立的主要战略前提就是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此新战略的格局下，美国与亚洲的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日益走向军事化，俄罗斯和中亚西亚也正在融入西方，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同盟国家正在美国的利诱下，一个个弃中国而去。甚至象缅甸这样的军政权，也通过释放昂山素季来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所以，中美正面冲突将不可避免。

网民们更不会放过任何宣泄仇恨的机会：撞机事件引来一片打杀声，9•11后是一片幸灾乐祸和对超限战的鼓吹。恐怖分子偷袭的成功，给国人带来了向美国挑战的自信，弱者也可以用生命向强者挑战，本•拉登成为爱国者心中的圣战英雄，世贸大厦瞬间的灰飞烟灭和几千平民的死亡，更证明了不可一世的美国是多么脆弱。到处是“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 “美国的噩梦刚刚开始”、“反恐联盟出现裂痕”、“本•拉登是受压迫民族的英雄”、“一个拉登倒下去，千万个拉登站起来”等标题……有人献言：中国一定要尽快发展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远程核武器，从现在就着手准备不择手段的超限战争。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和激发好战意识，许多人重新翻检毛泽东时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以及邓小平时代的中越战争等当代历史，以此来证明我们曾打败过各种敌人，包括最强大的美国。

虽然，邓小平的发展经济为主的战略代替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敌人意识和火药味随着小康生活的来临而逐渐淡化。但是，一党独裁在本质上的权力恐惧症，不可能放弃“敌人意识”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论。只不过，敌人意识由普遍的阶级斗争转向针对极少数反华势力的代理人，由国内转向国外，仇恨理论由阶级仇恨转向民族仇恨，暴力崇拜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转向“枪杆子里面出统一和出民族尊严”。由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枪杆子崇拜构成的野蛮传统在爱国主义借口下的复活，在对内统治上，构成共产信仰崩溃后的新的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上，构成对台湾和美国的武力讹诈。这些好战的狂热爱国者所依据的理由是：对于美国霸权以及台独分子来说，他们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只有“导弹的爆炸声”。爱国者们现在的毫无顾忌的好战言论，很可能就是将来的为所欲为之暴力行动的准备。

如果说，90年代中期，作为大众读物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煽情，还主要精明的书商基于商业利益的炒作的话，那么，新世纪里新左派学者们和网络爱国者的民族主义煽情，主要是出于盲目自傲和献媚于当今独裁者。但二者都表达了同一种嗜血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

（五）两个个案——爱国主义的流氓腔调

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网络上毫无顾忌地倾泻语言暴力、民族仇恨、民族血性和流氓腔调，已经成为大陆网络一大特色。当我把每一个个案联系起来，就发现在这些针对具体事件的大发泄的背后，是延续百年的畸形民族主义的大转向：由自卑、怨妇、控诉、谴责相混合的被动防御型爱国主义，转向了由盲目自信、虚幻自傲和仇恨宣泄构成的主动攻击型的爱国主义。

在当下大陆，做一个爱国者是幸福的，那些满口的暴力语言和流氓腔调的网上爱国者就尤其幸福。借助于网络的言论空间，发言的方便和匿名的安全使之可以肆无忌惮的逞口淫之快，爱国在道德上迅速堕落为嗜血的下流的蒙面的阴暗的流氓主义。

他们刚刚对女明星赵薇大耍完流氓爱国主义（请参阅我的《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一文），又有两个美国流氓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口水对象，发动了一场用流氓腔调对美国流氓的语言诛杀。两件事的发生似乎还隐含着某种诡秘：它们发生在中国很有名的两个城市——改革开放的沿海橱窗深圳和中国的心脏北京，且凑巧的很，作案的时间都是下午，地点又都是在公共汽车上。

深圳，2002年3月9日下午，金发碧眼身材高大的美国人马克借酒壮胆，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当众扯开一名中国女子的胸扣往里看，且口出狂言：“我是美国人，我把你杀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洋酒鬼兼流氓激怒了车上所有的国人，大家一拥而上，将他扭送派出所，马克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警方处以500元人民币罚款，马克向受害人当面道歉并做了书面道歉。据警方介绍，马克是心理学硕士，曾任职深圳书城中的电子工业人才培训中心，一向下流疯狂，经常跑到酒吧喝得烂醉，到处惹是生非，无所顾忌地用手向女学生胸部指指点点，已被培训中心开除。警方还查实，马克入境后，没有按规定向公安机关申报住宿登记，违反了《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对此，警方对马克又处以罚款并缩短他在中国停留的期限。

北京，2002年4月19日下午，在359路公共汽车上，一个年近40岁的美国男子，身高1米8以上、黄色分头、穿短袖和牛仔裤。他突然对好言劝说不要把脚放在汽车引擎盖上的女司机孟秋生大打出手，鲜血直流的女司机被迫紧急停车。他还冲着上前劝阻的小伙子的额头狠击一拳，将其打得跌在座位上，头破血流，额头鼓起一个大包。他还用下流的语言和动作辱骂围观和劝解的群众，冲着人群傲慢地做着各种极其下流的动作，口里喊着：“Come on，Come on，I mate you……”他威胁并追打采访拍照的记者，大骂“Fuck！”。一位会英语的女士好心为他翻译并用英语示意他坐下，他非但不领情，还不停地骂脏话。后来他见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且义愤填膺，还想跳车窗逃跑。最后被赶来的巡警带走，给予了行政处罚。

媒体报道美国人耍流氓、打人的事件时，还尽量注意分寸和中国特色的外事纪律，两个流氓也都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相应处罚。其实，这只是两起普通的治安事件，与中国各地每天发生的无数治安事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因为两人是外国人且又是外国人中的美国人，这就变成了有关民族尊严甚至国家主权的大事。相关报道上网后，顿时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三大网站的帖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了上百页，几乎全是谩骂声打杀声。我随机下载了二百条网民的评论，只有两条是主张诉诸法律，其余的198条全是类似言论：什么“五马分尸”，“凌迟处死”，“腰斩”，“宫刑”，“操美国猪猡”，“先轮奸后示众再绞架”，“干死美国佬的女人”，“把美国佬鸡鸡割掉”，“把他阉了，再剁成肉酱祭王伟、朱颖、许杏虎、邵云环”，“我就恨美国人！！！用火箭筒导弹轰他！！！”，“美国的政府和杂种都是一个样，都是欠扁的！！！！！”，“组织中国光头党，专揍各种蛮夷”……

以极端民族主义成名的王小东先生，甚至小题大做，把个人违法行为上升到两个国家尖锐对立的可怕高度：如果中国人不用拳头而是只诉诸法律来教训这两个耍流氓的美国人，那就是民族精神的阳痿。在日益激烈的世界竞争中，在唯一霸权美国的欺负下，中华民族的未来存亡还将遭遇大的危机。他专门为此写了题为《中国人赵薇•美国人马克•歧视•爱国 》的文章，“美国流氓”的称谓不仅取代了调戏女人的马克之名，且由此引申出“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的咒骂。

王小东自称为学者，但对他来说，当事关民族尊严、特别是在面对美国流氓侮辱国人时，他只能抛开学者的一切矜持和顾忌，义无反顾地做一个有血性的爱国者。他说：“如果是我碰上这样的美国流氓，我一定出手，不管我打不打得过他，不管警察来了会怎么治我而不治他。”他之所以如此理直气壮，是因为这种暴力爱国主义被他提升到关乎民族精神的确立、民族的长远利益和伟大复兴的高度，他说：“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不愧是学者，要比其他爱国网民渊博，引经据典地论证暴力爱国的正当性。他说：“中国人的祖先曾经说过：‘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放在现在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美国流氓，就是你美国总统，如果冒犯了中国人，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你追上诛杀。”虽然“我们现在确实还弱，确实还做不到我们祖先做得到的事。但我想，二十年吧，二十年，我们肯定可以做得到。这个美国流氓深知现在这个软弱的中国，但他还是知道得太少，他不知道，中华祖先最高贵的血仍旧流淌在我和像我这样的中国人的血管中，所以，历史必定还会回到那么一天：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流氓爱国主义很阴险，善于利用媒体制造“汉奸”，即便完全不是理由的理由，也可以作为借口进行恶意陷害，因为国人的道德杀手锏是：爱国不需要理由。最近，又有一则演艺界的汉奸新闻轰动全国。一向爱国的著名演员姜文，被天津一家小报制造成准汉奸，理由是：他在拍摄抗战影片《鬼子来了》期间，曾经去过日本的靖国神社。制造者根本不管中国人可不可以去靖国神社，姜文去干什么（收集素材或看樱花），只要有去过，足矣！因为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汉奸的恶名对一个人的抹黑，远比桃色绯闻更有效。如果一个社会名流沾上汉奸之嫌，必然是全国共讨之。

姜文受恶意诬陷的遭遇就是赵薇蒙辱的翻版。事件的制造者和愤怒声讨者，根本不管赵薇是否知情、穿这套服装干什么，更不会顾及赵薇的个人权利和名誉。只要穿了，就足以证明她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小日本的艺妓，就应该被诅咒被打杀被强奸被挖祖坟……赵薇在全国性的大批判和大咒骂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出面道歉。

可怕的是，对赵薇的大批判大诅咒并非官方授意，而完全是自发地来自民间，并大批社会精英参与其中。民间多数所形成舆论暴政把完全无罪者送上了道德法庭，逼迫受害者赵薇不得不“低头认罪”，向广大爱国者道歉——包括那些用屠夫语言砍杀她、用污言秽语强奸她的爱国者。而以爱国之名发动的舆论暴政，离肢体暴行只有一步之遥，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向赵薇泼粪了。同样，以爱国之名煽动起的好战民意，离真正的战争也并不遥远。

（六）好战爱国主义有违世界潮流

二战后，人权至上与和平主义逐渐成为人类的主流价值，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也为历史大势。德国和日本经历过二战大败的耻辱，但二者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好战的民族主义，而是政治民主化和自由经济的成绩。台湾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靠的也不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而是放弃武力反攻的国策，促成社会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以来的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靠的也是经济的渐进自由化与和平的国内外环境，而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和可能使中国走向崩溃的危险，第一是独裁制度，第二是由独裁制度煽动起来的狂热爱国主义。

凡独裁者皆是口头上高唱和平，而实际的夺权及其统治经验却让他们在骨子里崇拜暴力。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和成王败寇的暴力逻辑，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人的英雄，正如马背上挥舞砍刀的成吉思汗、企图武力征服世界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天皇……一样。但是，在人类经历过“人对人是狼”的野蛮厮杀的暴力关系之后，世界便走向“人对人是人”的互爱互助的契约关系。人类反抗不公正秩序的方式由暴力夺权转向非暴力反抗，民族矛盾的解决也由武力决胜负转向政治谈判或全民公决等和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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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代，真正的英雄再不是炫耀武力者，更不是靠暴力维持专制制度的强权者，而是以柔克刚的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二人以生命为代价践行非暴力主义的伟大人格，成为和平主义的典范。还有那些得到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要么以和平方式结束武力对峙和平息暴力冲突的人，要么是一贯坚持对暴政的非暴力反抗的人（如昂山素季）。许多过去的暴力崇拜者也在主流文明的感召和压力之下，放弃暴力斗争而转向和平进程，南非的曼德拉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最具代表性。

二战后，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民主制度自由社会热爱和平，专制制度奴役社会热衷战争。众所周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法西斯的德国、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二战后的大多数局部战争都是不把人当人的独裁者发动的。当全世界大都在新的和平中重建家园之时，极权者的称霸野心却挑起了诸多非正义的局部战争，国共两党展开了远比抗日战争更残酷更具破坏性的内战，金日成挑起的朝鲜战争，胡志明挑起了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萨达姆侵略科威特。

也许，国人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并非凭空猜测。因为当两大制度的对抗结束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存的独裁大国，在冷战遗留的制度对抗中，美中之间的制度冲突无疑是其关节点。美国的人权外交的主要监控对象无疑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反对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也只能是美国。因此，解开台海僵局和摆脱国际孤立的最好办法，绝非独裁制度下的逞强好胜的战争叫嚣，而是放弃一党独裁制度。从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无数次局部战争的经验教训中，世界上的主流国家相信：一个人口众多且日益强大的独裁政权，一个可以在和平时期对手无寸铁的国民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政府，将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构成主要威胁。何况，还有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于大陆的独裁制度一直存在。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独裁者当政的年代，一个决心武力解放台湾，一个决心武力反攻大陆，只是由于现实的力所不及和主流社会的干预，台海才没有变成由权力野心和暴力崇拜制造的血海。现在的两岸政权，一个仍然是一党独裁，自认为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一个地方政权，所以依靠地大人多经济总量大并以武力威慑为后盾，企图逼迫台湾接受“一个中国”的谈判前提和“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一个是完成了政党轮替的自由制度，认为自己是民选的合法政府，是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屈从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和武力威慑，而主张无任何先决条件的对等谈判与民主的和平统一。换言之，当台湾成为自由社会之后，两岸冲突早已不是历史遗留的两个政权的对峙，而是当下的两种制度的较量，是二千三百万人民的自决权利和中共的专制强权之间的对峙。而独裁者不放弃武力并向民众灌输“仇恨理论”、“敌人意识”和“武力崇拜”的最方便的借口，就是把自由与独裁的制度冲突转化为统一和分裂的民族冲突。

有人说，台湾的和平姿态是由于现实的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所致。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台湾已经是自由社会，即便实力与大陆相当或比大陆强大，也决不会主动进行武力威慑和挑衅。作为对比，蒋介石独裁时代的台湾，实力也远不如大陆，但是他从没有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国策。再看南北韩，南韩的实力远远超过北韩，但主动伸出和平橄榄枝的和首先提出“阳光政策”的，总是民选总统金大中，而独裁者金正日则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以反美为借口而一味宣扬“军事立国”的主体思想，不断为南北韩的和平统一制造障碍。2000多万人口的小国竟养活了120万军队，这样的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肯定是邪恶之最。

暴力崇拜是人类由文明向野蛮的倒退，这种返祖现象与制度的野蛮成正比，越是野蛮的独裁制度就越崇拜暴力。近代以来，暴力崇拜在每个大的历史时段中都会找到一种合理性借口：殖民主义时代的暴力崇拜被西方的扩张欲望合理化，二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法西斯主义合理化，冷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合理化，后冷战时代的暴力崇拜被极端民族主义合理化。在自由民主与和平发展成为主流趋势的新世纪，无论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圣战，还是专制制度对政治民主化的拒绝，民族主义皆成为暴力崇拜的堂皇借口。

尽管在世界局势变化的压力下，在实力的悬殊对比的现实面前，中共政权不得不用“和平与发展”来定义世界潮流，但是，只要中共仍然拒绝政治民主化，它就决不会放弃枪杆子崇拜的野蛮意识形态。何况，在帝制皇权和共产极权的暴政下生活了几千年的大陆人，身体里遗传着难以清除的暴力崇拜的毒素。只要独裁制度存在一天，这种毒素就一天不会被清除，爱国就一直是纵容全社会好战情绪的借口，随时可能爆发出一股野蛮的现实力量。当狭隘的民族主义价值超越了普世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具有了压倒性的民意支持时，爱国就等于给强权暴政、炫耀武力和人性的残忍下流提供辩护。

尽管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美国的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发展成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但令人忧虑的是：在民族心理上，当下的中国，正在独裁制度的胁迫下向着好战化流氓化的爱国主义狂奔，被误导被纵容的民族主义已经陷于泯灭普世价值和丧失理智的盲目狂热之中，这就为将来的武力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意识和无赖心态。而无论在漫长的帝制时代还是在中共独裁的当代，虚幻而不义的“天下意识”和“无赖心态”带给中国的，从来不是和平、成功、荣誉和健全的人性及社会，而只有鲜血、失败、废墟、耻辱、人性荒芜和社会衰败！
2002年7月10日于北京家中

犬儒化爱国主义

一 如此爱国主义

今年春天，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轰动京城。五月中旬，我也去北京人艺小剧场凑了热闹。这是一部典型的观念剧，格瓦拉不是作为一个人而仅仅是作为“革命”或“造反”的代名词，格瓦拉的传奇经历变成了不断革命的宣言。全剧由不同形式的口号和辩论构成，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欣赏话剧艺术，不如说是去听一场煽动性极强的演讲。

让我吃惊的不是爆满的观众，更不是贯穿始终的那种 “革命”、“造反”的狂热，而是演出结束后，观众与编导及演职人员的现场对话。其中有不止一个大学生提到1999年5月8日，这个北约误炸中国驻南使馆一周年的日子。有一个大学生说：“我感到非常悲哀，因为今年的5月8日，校园里一片死寂；而一年前的5月8日，北京的各大学人声鼎沸。难道国耻日就这么容易被遗忘吗？……”他正说到动情处，主持人找了个借口打断了他的发言，大概是此问题过于敏感的缘故吧。

这些大学生对中共五十年执政史上的无数大灾难日没有多少记忆，却对1999年5月8日如此难以释怀，如此铭心刻骨。这种“宁为家奴，不受外辱”的民族主义，恰恰证明了中共的强制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功力。

中国政府对外发言人，动不动指责某国政府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从1993年的北京申奥运失败到北约误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从香港的回归到台湾的大选，由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情绪成为一箭双雕的工具：对内，作为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专制秩序的合法性辩护，也作为整合、动员民意的意识形态符号；对外，作为抗拒西方霸权与和平演变的说辞，也作为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根据。增强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权安全之间，似乎有着不容怀疑不许辩驳的因果关系。爱国主义在中共意识形态的“五热爱”说辞中，排位第一，党、人民、社会主义皆等而下之，但关键是爱国和爱党的一体化。因为，“执政党就是国”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正统，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了党国体制，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打的你死我活，党国体制却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共同继承的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然而，中共现政权又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并不是在所有涉及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争端中都坚守爱国主义原则。在处理那些对政权的稳定构不成威胁的国际争端时，中共就显得格外冷静大方甚至给人以漫不经心或麻木不仁的印象，比如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钓鱼岛”事件、南沙群岛争端、中印和中俄的边界争端……

只要是在公开的场合，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老百姓，无论是大款还是文化名人，都表现出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的爱国立场，甚至连表达民族情感的词句都千篇一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写的《我的父亲》，封面上就有邓式爱国主义的深情表达：“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江泽民也经常在公开讲话的结尾时，以高亢的语调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记者招待会上，朱熔基谈到他青年时代听《义勇军进行曲》时的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最能说明此种表面一致的，无疑是电视中经常出现的对各类人的采访，有对观看每天早晨升国旗仪式的外地民工的采访，有对外企女强人吴士虹的采访，有对著名学者樊钢和著名导演陈凯歌的采访……这些具有不同的身份、职业和地位的不同的人，说出的爱国主义豪言壮语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没什么区别。“增强民族凝聚力”、“增强国力”成了江泽民时代的人人皆知的关键用语，出现的频率决不低于“三讲”和“三个代表”。梁晓声、刘恒等知名作家，在使馆风波中，隔着遥远的太平洋愤怒地指责克林顿；在可以进退自如的香港，六四后曾经流亡美国的知名学者甘阳，除了大骂美国外，还把国内的极少数有理性的知识分子斥之为“卖国贼”。从这种话语中，确实能感到他们自以为其言行很有道义的勇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中共肆意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过同样的愤怒和勇气。

中共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说统一是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难道只因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呢？

大陆人这种表面强硬而骨子里懦弱的爱国主义，有时还就真能使国际社会找不到北。前几年，《中国可以说‘不’》的风靡，让美国人着实大吃一惊，对中国人了解的浅薄，使代表美国政府的驻北京大使馆出面，一本正经地约见几个深谙厚黑学的个体书商。在美国政府的眼中，似乎这本书就代表了中国的民意，而那几个其初始动机只是想挣钱的书商，也就在美国人严肃的谈话中上了爱国主义的台阶，并自称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民间的呼声。中国的媒体把这次约见作为民族尊严的体现而争相炒作。

换言之，你美国人真拿我们当回事，我们就不能不拿自己当回事。去年的误炸使馆风波在大陆掀起的反美反西方浪潮，最怕学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的中共政府，这次破例恩准了在北京等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领事馆成了众矢之的。到了2000年的台湾大选，中共威胁性的文攻和积极谋求军事装备的升级，最近中俄元首发表共同声明反对美国的TMD、NMD。这一系列政府行为和貌似来自民间而实则由政府操控的对西方特别对是美国的对抗或仇恨的情绪，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把中国作为具有最大威胁的假想敌，导致了美国国内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的强烈不满，1998年中美的短暂蜜月时期确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变成了“战略对手关系”。在中国加入WTO和是否给予中国PNTR的问题上，美国国内进行了一场几乎是空前广泛的有关中美关系的大辩论，这大概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关于中国问题的参与程度最广的辩论。

虽然，中国的动员型体制所做出的种种表面强硬的动作，为“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的流行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以我个人对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了解和在大陆生活的切身体验，我对“中国威胁论”却不以为然。

几千年的天朝大国的“天下”意识，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虚荣心，近百年的外辱造就了耻辱化的民族自卑感，惟我独尊的传统意识和处处不如人的现代经验的结合，构成了犬儒化的民族主义：面子上一定要保持文明古国的自尊、傲慢和强硬，骨子里却是难以摆脱的“东亚病夫”的自卑、媚外和懦弱。面对国内专制的残暴，坐稳了奴隶地位时是顺民，坐不稳奴隶地位时是暴民；当上了主子就目空一切，做了奴隶就毫无尊严。面对外来的殖民霸权，不讲道理而只讲实力，在没有切身利益的威胁时是盲目排外，视一切外来文化为野蛮；一旦感到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胁就集体变成洋奴或汉奸。在无外力的推动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内的反专制还是对外的反侵略，中国人很少有过仅靠自身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时刻。古代历史上的两次异族统治，都是儒生们眼中的小小蛮夷对泱泱文明大国的武力征服，而现在的国人却把成吉思汗和康熙大帝作为汉人的民族英雄。近代史上，几千洋兵就能踏破津京，火烧圆明园；被中国人瞧不起的只有弹丸之地的小日本，先是以劣势的舰队打败了大清国的北洋水师，继而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品。甚至现在的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没有美国的支持、保护、压力和推动也是很难想象的；香港的自由繁荣没有英国的百年统治更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最有智慧和勇气的时刻，是为了争夺皇权和维持皇权而自相残杀的时刻，远的有历代王朝的暴力更迭，近的有春秋战国式的军阀混战。好不容易搭上二战战胜国的便车，国共又为争夺一党的绝对统治权而兵戎相见。国共内战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三大战役中，中共军队动辄歼敌几十万，而在对日作战中，中共最有名的“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的歼敌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不过几千人。

再看眼前的现实：
1990年发生中国驻南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举标语、喊口号、挥拳头、投掷砖块和装满尿水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申请赴美留学签证。据说就在美国使馆内的遍地狼藉还未清理干净、还有呛鼻的尿骚味时，办签证的长队已经排起，使馆工作人员不住地说：“对不起。”

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居然可以和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人的火车站相媲美，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天子脚下的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争先恐后、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整顿秩序。北京电视台报道这条消息时，特别请出负责展览的老外劝中国人不要盲目地迷信美国教育，在做去美国留学的选择时应该冷静和理性，否则会得不偿失。

从北京、上海到乌鲁木齐，从广场到清华园，从待业青年到解放军士兵，从新新人类到半老徐娘，以“疯狂英语”而轰动全国的李阳，每到一处，都要在成千上万人狂热的叫喊和扭动中，声嘶力竭地宣布：“你们从小就说汉语，嘴部的肌肉已经固定成汉语肌肉。我的疯狂英语，不是为了让你们多记几个单词，而是为了训练你们发音系统的肌肉。但是，我既不是要把你们训练成美国肌肉，也不是英国肌肉，而是要把你们训练成国际肌肉。”为此，他还根据英语发音的口型和舌头的位置，自编了与之相配套的手臂动作。这样训练出的国际肌肉，就是跟着李阳狂喊一个个富于刺激性的英语单句，如“I am a Stupid ”、“I like crazy ”、“I am the shit”、“I like to losing my face”；在长城上，一群士兵跟着李阳高喊“PLA are Great Wall”……国际肌肉表达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许就真成了新的长城。

最近，被中宣部禁止发行的《上海宝贝》，之所以能风靡一时，就在于它的“准嬉皮士”风格，人物的一切——从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COOL”，西式的名牌包装身体、西式的酒吧点缀夜生活、西式的音乐烘托情调、西式的颓废渲染灵魂沉沦，就连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鸡巴创造的，极端自恋的矫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恋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开篇前的引语全部来自西方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修女……读这部作品的感觉，有点象在大陆的某一酒吧里过圣诞之夜。

又是最近，58个来自福建的偷渡客惨死在由比利时到英国的冷冻车内。但是，无论死过多少人，大陆人仍然不惜化几万美圆、忍受蛇头的诈骗和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地走向海洋……多佛惨案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发言人先是否认死者的大陆人身份，在真相大白无法抵赖之后，又指责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借偷渡事件搞政治阴谋，却从不反省中共政权对此应负的责任。

还是最近，在国内外炒得沸沸扬扬的三件圆明园国宝荣归故里，保利集团的有关人士和一百多名记者前往机场迎接，第二天这一消息便作为洗雪耻辱的爱国主义之举，挤满了首都各类传媒的显著位置，一致肯定保利集团的重民族大义而轻商业利益之举。但是，谁都清楚，这三件清朝乾隆年间的文物远算不上艺术珍品，一级国宝完全是政治鉴定。在这起政治效益第一的交易中，除了国家文物局在破例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慷慨激昂之外，没有任何与此事有关的个人付出过什么。但结果却是双赢：小赢家是保利集团，化国家的钱为自己买了爱国主义美名和广告效应。2000万港币的天价使拍卖行成了最大赢家，因为拍卖底价才200万，甚至有人说最初估价只有10万。而在大陆的地下和地上，又有多少珍贵的文物需要投资来挖掘和保护。去年，用于发掘和修复西夏王陵的国家拨款才1000万元人民币。那里有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古墓近300座，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在中国人看来，其价值远不如清代的三个铜头。

最可疑的是那些拿了绿卡和改变了国籍的“海外赤子”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长期留在大陆，言行方式与大陆人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表面上的说辞大都是为了报效祖国而拒绝高薪和放弃优裕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他们和看中了中国大市场的外商一样，无非是想趁局势还稳定时来大陆捞一把。他们既有外商的身份，又有大陆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大陆的游戏规则，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如火如荼的大陆，一夜暴富的机会远远超过制度健全的外国市场。打的赢就留下，打不赢就跑；局势稳定就爱国，局势危险就飞走。双保险的发财机会怎么能不叫人争当“海外赤子”，想不爱国，成吗？钱不答应。

能够说明大陆人犬儒爱国主义的最有力的事实，还是大陆的中共高干和大款们向西方移民和转移个人资产的浪潮，其狂热程度决不次于九死一生的偷渡客们，弄不好哪个倒霉鬼又会成为反腐败秀的胡长清第二。数以几千计的腐败官权潜逃到西方，中共省一级高干几乎每家都有子女或亲属在美国及西方，或读书或经商或游手好闲，最终的目的是移民，至少要混到绿卡。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份一百五十六页报告指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988亿美元，大陆人在美国一掷万金购买豪宅、游艇、名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够了，如今大陆人的爱国丑态满目皆是，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中共政权怎么能用这么犬儒化的爱国主义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从这种爱国主义出发怎么能指望产生民族凝聚力？但是，大陆的现实就是如此，大陆人的灵魂就是如此，除了权力和钞票，什么也无法真正吸引他们；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打动他们；除了专政强权，他们无所畏惧。官方意识形态的说教和灌输徒有虚名，民运的自由民主的道义感召也无济于事。大陆的改革能否继续向前走，几乎没有任何道义诉求可以提供动力，而完全取决于赤裸裸的利益驱动，即各个阶层对自身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而且首先取决于执政集团和特殊获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权衡。
2000年7月24日于北京家中

二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至多是违法卖淫嫖娼，对买卖双方依法处罚就是了，决不应该因人数的多寡或国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如果还要往深里追究责任，那就不仅要追到酒店主管的失职，更要追究当地主管旅游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的渎职。

然而，由于此事发生在敏感的时间和群体反日狂热之中，继日本遗毒伤人事件后，再次引起国内舆论的大哗。不但惊动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和众多爱国民众，也惊动了广东当局乃至中央。中共外交部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是，像近年来的任何一次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一样，虽然官方经常利用民间的爱国主义，但在如何处理某件具体事件上，官民之间并不一致，常常是民间高调而官方低调。此次事件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外交部言论低调温和，以强调中日友好为主。唯一有点严厉的地方是，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国民进行中日友好的教育。

民间的反应远比官方强烈得多，网民们的怒吼致使各大门户网站的BBS被“涨爆”，又一轮爱国反日思潮高涨。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马上阉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头，怒火中烧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信口胡说。最为荒谬的是，他们不但大骂日本人，也殃及接待日本游客的妓女，有人甚至要她们也跟着日本游客滚出中国，去日本卖春或当二奶。这让我想起赵薇误穿日本军旗装的事件。当时，赵薇在网上受到的语言强暴，简直就是流氓爱国相。他们大骂赵薇本人是“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还不过瘾，一定要上溯她家的三代，侮蔑赵薇家从其高外祖母开始，就给日本占领军提供性服务。这种骂法，用中国俗语说，就叫“操她八辈祖宗！”

从道德的角度讲，即便集体买春是人性堕落，那也是日本嫖客们的耻辱，而与中国妓女无关。妓女是卖春，提供性服务是她们的谋生之道。至于9•18这个日子，我相信许多妓女并不知道，如同当年女影星赵薇并不认识日本军旗一样。而且，中国的色情业又不是一天两天了，高档妓女出入高级酒店，专门接待外国嫖客，也曾是时尚之一，有些妓女还因此嫁给了老外，与黄土地拜拜了。另外，从港台商人包二奶到大陆权贵包二奶，“二奶热”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若非官方睁眼闭眼，中国也决不会发展出600万妓女的庞大卖淫业。何况，无论出身贫富，妓女都是靠自己的肉体挣钱，这与官员们靠权力牟取银两的腐败相比，不知要体面干净多少倍。

另一中国特色是：在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时，大陆的民间和官方皆表现出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比如，中共官方在处理中美冲突时，对外务实低调，力求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对内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全力妖魔化美国来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

再看爱国愤青的们的表现，无论对美对日，在向外喊话时，尽情倾泄仇恨愤怒和呼唤正义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语言暴力加诸于中国的“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上，然而，当他们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却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反美反日的愤青们，都曾搞了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并得到了当局的默许。然而，他们准备在两国驻京使馆前举行规模极小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现在，愤青们又故伎重演，把充斥BBS的污言秽语同时泼向日本嫖客和中国妓女，惟独在呼吁中国政府出面警告日本时，肆无忌惮的语言几乎没有。

如此看来，说爱国愤青们将日本人在中国买春，上升到“爱国”、“国耻”、“民族自尊”加“历史反思”的高度，是“弱智、狂热”的表现，但他们的弱智中却透着精明，狂热中显出理智，他们太知道：对谁可以肆意漫骂、火药味十足，而对谁只能理性克制、绅士文雅。
可见，某些国人的流氓化爱国主义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2003年10月1日于北京家中

三 反美是“新左”的面具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份《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签名的前几位都是中国的著名“新左派”。“声明”所陈述的反对武力倒萨的理由，初看上去，远比那些网络上的反美愤青的口无遮拦讲理得多。然而，细究起来，不过是貌似理性罢了。

他们的理性武器，无非是“民主”、“法治”与“和平”。但是，他们所高唱的民主，绝非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而是专门用来指责美国霸道的“国际民主”。自然地，他们也成为了铁干的“国际民主派”，在涉及到美国的国际行为上，几乎总是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民主的规则。然而，联合国内的民主，大都是类似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的苏丹当选而美国落选的民主，是独裁国家结成无赖多数的同盟来对抗自由国家的杀手锏。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发表声明向独裁中共要民主？干吗从来不呼吁萨达姆政权让伊拉克的老百姓也享受民主？不问问那些伊拉克的政治反对派，为什么那么欢迎霸道美国的武力倒萨？

他们也惯以“国际法治派”自居，喜欢搬出“联合国宪章”来指责美国的“无法无天”，指责美国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尊严。而伊拉克发动侵略科威特的战争，落败后的12年来屡屡违反联合国决议，欺世盗名地玩弄国际法的行为，非但不是“无法无天”，反而成了独裁国家受难的证明。甚至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也成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根源。难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而且，在暴君加流氓的萨达姆眼中，联合国何曾有过尊严和权威？当四年前武检团被萨达姆赶出伊拉克之时，联合国的尊严和权威早已丧尽。如果不是美国的大兵压境，别说武检团回不了伊拉克，就是那些打着联合国招牌反对倒萨的各色人等，连与美国理论伊拉克问题的话题都不会有。其实，以新左派在面对国内问题上的表现，根本不必问他们为什么不指责萨达姆对联合国决议的肆无忌惮的违反，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权力霸道置一词，也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自家政府的“无法无天”发出呐喊式的质问。

至于他们的“和平主义”高调，专制国家的子民也好，自由国家的左派也罢，甚至动不动抬着棺材上街的原教旨主义者……全世界的反美者都是一个调门：战争将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萨达姆、金正日等邪恶暴君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呢？这样问题，和平主义者决不会去问伊拉克本国的政治反对派和异见人士，不会问大量逃出北韩的难民，更不会问被暴君杀戮的冤魂和监禁的良心犯及其亲人。就像他们不会问中共政权：凭什么进行六四大屠杀？凭什么镇压F？凭什么……一样。当邪恶、暴力镇压和践踏人权等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发生在眼前的时候，那些转过脸去故意装作看不见的人，怎么就好意思以中国的名义，更以正义和平的爱好者和人权的关注者的名义，反对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家即将对邪恶政权发动的正义之战！

我不相信萨达姆：他能够诚实地遵守过联合国决议，与武检团诚实地合作，彻底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不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

我不相信这样的西方左派是真正人道主义者，如：支持过斯大林的罗曼•罗兰、为卡斯特罗站台的沙特、称赞胡志明的北越是最文明国家的乔姆斯基……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更不相信：那些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保持沉默的中国新左派，是“出于对正义的和平的爱好，出于对人的普遍权利的关注”而反对倒萨之战。

我只相信，那不过是犬儒们作秀的面具而已。
2003年2月11日于北京家中

四 不是“潜流” 而是“泡沫”
——推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在大陆中国，当民族主义思潮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也越来越走向好战化流氓化无赖化之时，《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的出现，实在是恰逢其时。尽管，限于国内的龌龊语境，该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还要冠以“潜流”和“狭隘”的定语，也做不到言说的直来直去，更无法在媒体上高调炒作，但在民族主义的癫狂之声充斥媒体和书市之时，这本批判民族主义的书，能够在学术类图书的排行榜上连续九周占据一席之地，多少说明了大陆人的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在新左派对全球化的诅咒中，还有自由派对普世价值的珍惜；在国家主义者对主权的崇拜中，还有个人主义者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选择；在当局把中西冲突歪曲为纯粹的民族之争、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来吓唬愤青之时，还有正视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之争的睿智之士在不断发言；在愤青愤中们对义和团式排外的陶醉中，还有明辨是非之眼对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视；在半吊子军事专家对恐怖主义超限战的鼓噪中，还有学识扎实的国际问题专家对文明与野蛮之分野的明确意识。

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言词上依赖于对西方、对全球化、对自由价值的无赖式说“不”，在现实上依赖于信息封闭制度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纵容，更依赖于对近在咫尺的一党霸权的沉默和献媚；而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言词上诉诸于对西方文明、对全球化、自由价值的肯定，在现实中依赖于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对文字狱的抗议和对底层维权的支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依赖于对美国的对外霸权说“不”，而自由主义依赖于对中共的对内霸权说“不”。

其实，用“狭隘”来描述中国民族主义，实在是对和平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恭维。在我看来，除了在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欺压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正当性之外，而在其他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何时不狭隘过？非但狭隘，而且癫狂，癫狂得日趋好战化、流氓化和无赖化：千万爱国愤青把爱国主义当作性虐待的皮鞭，在互联网上对女影星赵薇做意淫式强暴；把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当作声援恐怖主义的扩音器，奉恐怖大鳄拉登为圣战英雄，尊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头目亚辛以及阿拉法特为自由战士。

一个曾自视为“天下中心”和习惯于接受“万邦来朝”的老大帝国，一个自以为唯一的“文明古国”而视其他民族为“夷狄”的家天下王国，突然被外来文明逼出连战连败的内在懦弱和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于时而自轻自贱、时而自傲自大的颠三倒四？
比如，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居然提出“光荣孤立论”。这样的独辟蹊径，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其不着四六，甚至比同时对抗美苏两强的毛时代还要癫狂。毛尚且知道收买第三世界的无赖小国，在挺不住时也要联美抗苏，何况在极权主义已经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时代，就连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参加六方会谈，中国已加入WTO且中国经济的国际依赖度日益提高，中共党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国接纳，新左派们也要四处炫耀自己接受过西方大学的邀请，无数愤青更要依靠互联网来倾泻仇恨……如何“孤立”且“光荣”？

用“潜流”来描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以为并不准确。事实上，在曾经具有强大的“华夏中心”传统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诉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立宪救国”，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民族主义思潮从来不是什么“潜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峰”。20世纪初，“西化”和“反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五四”，其影响远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中，《河殇》掀起的“蓝色”波澜，远不如女排五连冠掀起的“振兴中华”之巨浪。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比如：文化界的“寻根热”和大众中的“气功热”，还有“女排热”在大学生中煽起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在初露峥嵘的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决不次于九十年代，“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最流行大众文化的主题。甚至八九运动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也都用“爱国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多长，爱国主义在公共道义上的霸权历史就有多长。

然而，吊诡的是，不断煽起 “浪峰”的民族主义思潮，一遭遇真枪真刀的现实，马上露出口水泡沫的“小”来：传统家国一体和现代党国一体，使中国式民族主义最终皆要落实为爱政权。“爱皇帝及其家天下”和“爱领袖及其党天下”，就是最大的爱国。所以，无论成吉思汗的马踏中原还是清兵直破山海关，也无论是列强火烧圆明园还是日本人建立满洲国，越是遭遇外强入侵而需要同仇敌忾之时，国人的爱国就越犬儒化和阴谋化，口头上的爱国巨人转眼就变成小小“良民”。更关键的是，那些有野心的政客大都趁机挑起内乱并乱中夺权。所以，“攘外必先安内”也必然变成政权的一贯选择。看看中国爱国教育中列举的爱国名将，有被奸臣杀掉的抗金英雄岳飞，也有扣押抗日领袖的败将张学良。素有帝王之志的枭雄毛泽东，之所以从延安油灯变成普照中华的红太阳，就在于他很善于玩弄对外敌保存实力而对内敌穷追猛打的夺权策略，美国可以在二战中帮助中国赶走日寇，却无力在内战中帮助蒋介石战胜毛泽东。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已经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发展为进攻性的泼妇骂街，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于是，境内外都有人不无担心地指出：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法西斯国家的全部因素：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权贵资本主义、独裁政权……都在纵容着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然而，我并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发展为行动上的法西斯。因为，在独裁制度之下，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为法西斯主义，需要硬实力和软魔力的双重支撑：硬实力是迅速攀升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软魔力不光是民族主义本身的致幻作用，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绝大多数国民抛弃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而无条件地认同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优先性。2，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来持续强化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国民陷于终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神话之中。3，魅力型救世主的出现，他是具有足以左右人们大脑和行为的极权者，同时被塑造成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化身，最后变成全社会的图腾，对民众具有梦幻般的麻醉性，能够赢得全民族的狂热效忠。只有这样，他才能自上而下地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

同时，民众对以上三者的自发相信要达到中魔化的程度，中魔到把民族主义幻觉就当成现实来接受和认同。救世主为了民族复兴的每一次出场，皆能带来盛典般的狂热欢呼，营造出一种民族主义的集体幻想，使全民陷于中魔化癫狂，仿佛整个国家是在上帝化身的带领下，正在创造一个千年不遇的复兴神话。也只有在独裁救世主的蛊惑下，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才能变成全体国民的神圣图腾，民族主义才能变成人人争相吸食的精神毒品；只有整个国家驯顺于魅力领袖的梦幻般的命令和指挥，在思想上变成弱智，在视野上变成井底之蛙，民众才能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才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愿为国捐躯的崇高感，完全抛开具体的个人利益而投身于抽象的国家利益，投入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圣战之中。

虽然，当下中国的硬实力确实有较大的提升，但与外部世界的对比，中国的实力还无法支撑起一个法西斯主义，而且还差得很远。何况，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畸形，本身就包含着众多不确定的深层危机，政权及其官僚们又患上普遍腐败和全无诚信的精神癌症，非但无法赢得民众的自发效忠，反而其合法性正在民意中日渐流失。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在软魔力方面已经一塌糊涂，国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泛滥成灾的偏好，既不是压倒性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没有对希特勒式或毛泽东式救主的狂热崇拜，而只有已经膨胀到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国家和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机会主义。从最高决策层的大国外交，到精英层的国家主义、新左派的毛主义或保守派的儒教王道，再到底层愤青的仇恨心理，民族自尊和爱国狂热仅仅是国民意识的表层，而真正主导国人行动的利益权衡，决非为党为祖国为民族这类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是个人私利最大化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厚黑哲学。这种对世俗化个人利益的压倒性偏爱，必然导致国人对一切神圣价值的蔑视。在国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神圣之物了：宗教信仰不是，国家利益不是，政治领袖就更不是。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中共历任党魁非但不再神圣，反而早已沦为“新民谣”和“政治笑话”中的丑角。

从中共决策层来说，权贵们关心的最大利益是维护独裁权力的稳定，维护稳定的核心利益是维护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仅要保住已经暴得的既得利益，也要为继续扩大既得利益而保驾护航。事实上，中共现政权鼓吹的爱国主义和纵容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更多是对内的宣传和灌输，即出于弥补合法性匮乏的需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保持着现实的克制和低调。为什么一当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之时，当局就要坚决压制，而决不会任其泛滥。

无论如何，中共都不希望与美国闹僵，更不希望台海开战。即便假定美国不会武力介入，仅仅后院起火的巨大隐患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也将造成对现政权稳定的致命威胁，威胁政权稳定必定威胁权贵利益。现行当权者也的确很怕台独，台独将把中共逼入“打也是死”和“不打也是死”的死胡同：打，在当下的国内外局势下，肯定打不起；不打，将在国内外信誉丧尽。所以，中共对台对美政策的核心，绝非一定要统一而是尽量“维持现状”。而少数整天喊打的鹰派，不过是“末班车”焦虑烧红了眼，生怕赶不上“最后的晚餐”，急不可耐地挤进分赃游戏，不择手段地多抢一些份额。攸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两岸统一，正好作为牟取小集团及其个人的私利的口实。

从精英层和大众层的角度看，公开发言与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陆的民族主义。满口民族大义和一肚子个人计算的分裂，使国人的爱国更多地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以高喊爱国口号和宣泄对美对日对台独的仇恨，尽可以在官方的默许下去日本、美国的驻北京使馆前喊几句口号，尽可以大骂陈水扁、布什、小泉，尽可以把语言暴力加诸于“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尽可以对女影星赵薇实施网络意淫和语言强暴，尽可以发誓不惜血洗台湾，甚至尽可以弄一艘简陋的小船登登钓鱼岛……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爱国的精英和愤青就决不会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会为了爱国而向怕美媚美的现政权挑战。有太多的权贵家族早已把、正在把亲属和大量资产转移到美国，也有太多的爱国愤青早已登陆美国，正在准备赴美的愤青也不在少数，北京秀水东街美国使馆前排队申请赴美签证的队伍长龙依旧。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拿到绿卡或美国护照后再回来爱国，正如没人能够阻止自称三次拒绝美国护照而最终还是拿了美国护照的阮次山先生成天在凤凰卫视大谈他的“爱中国主义”一样，似乎他早就忘记了自己已经是宣誓效忠星条旗的美国公民。

对那些管不着中国愤青们的国家，愤青们的喧哗和骚动似乎足以搅动太平洋；而当爱国狂热涉及到与中南海之间的关系时，愤青们就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狂热的狮子在瞬间变成温驯的羔羊。伊拉克战争期间，反美愤青们曾发起被当局默许的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信，然而，他们准备在美国驻京使馆前举行上千人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钓运动中，七名登上过钓鱼岛的爱国者，曾经在出发前、航行中、登岛后、被日本警方带走时……一路高昂着视死如归的头颅，但当他们被从日本遣送回国时，一下飞机就被上海警方带走，他们那高昂了一路的头颅便无声地垂下。原来准备的再次登岛被取消，献给爱国英雄的盛大欢迎会也没举行，七位登岛勇士更是无声无息。

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在伸张神圣的民族大义时，也没有内在的自信和内心的明亮，反而尽透着阴暗的精明、理智和计算。一边爱国一边移民，一边反美一边转移资产，爱国已经爱到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乖巧，也算是一种成精的爱国化境了！美国籍的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已经多次用自己的现身说法，为国内愤青树立了犬儒化爱国的榜样。

换言之，中国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尽管那时的国力很弱，但国人在精神上已经深度中魔；而非后毛泽东时代，尽管国力在逐渐增强，但国人大都变成精明的犬儒。何况，官方媒体对民族主义的纵容和对自由主义的封杀，与境外的“中国威胁论”一起，放大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狂热在言辞上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固然值得警惕，但也要认清这种狂热的泡沫化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误导。
2004年1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昂贵的金钱爱国主义

一 世所罕见的政治化奥运

二战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城市申请奥运会的主办权，在政府主导、民意动员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操作上，可以与北京申奥相比；同样，任何国家的任何城市的申奥成功，也都不会象此次北京申奥成功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掀起如中国这样的罕见民族主义狂潮。即便是80年代的前苏联和南韩急需主办奥运来证明自己，也没有表现出今日中国的奥运民族主义癫狂。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拥挤的人群、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中国似乎变成了沸腾的民族主义大锅，北京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中共最高决策层的全体成员，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一时间，“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支撑着这种狂热情绪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和自卑心理，更是大国崛起的的强国心态的和称霸野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还不足以作为傲视天下的资本时，体育比赛中的胜负作为一个泛政治化民族化的象征性符号，负载了过于沉重的强国梦想。

自从中共执政以后，体育就变成了一党独裁的政治工具。在毛泽东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这句口号中。中国乒乓球的崛起和原子弹的升空，一起作为这口号的最好例证，植入每个中国人的梦境。中国乒乓球队在六十年代的骄人战绩，是我们这代人摸不去的记忆。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打乒乓球，至今还能清晰的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大红标题“庄则栋大胜高桥浩 李莉勇克关正子”（高和关都是日本著名选手，曾获世乒赛冠军）。毛泽东想成为世界领袖的野心，靠“解放全人类”的病态乌托邦意识形态说教来支撑，他不顾国情和国际局势，对外盲目地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用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来收买和支持第三世界，特别是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对内，只能是在全封闭的状态下没完没了地折腾本国人民。直到苏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中国的挤压使毛泽东无力承受之时，他才放弃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和称霸野心，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与美国结盟。于是，在世界独占熬头的中国乒乓球，再次充当了毛泽东的外交工具。

在邓小平时代，民族主义凝缩在“振兴中华”的呐喊声中，中国女排的崛起以及五连冠，1984年洛山矶奥运会的金牌零突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嘉奖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欢呼。北京大学等高校大学生在自发的为女排的胜利而欢呼的狂热中，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由于八十年代正是大陆的改革开放最为有希望的时刻，也是中国从全面对抗的外交走向全面交往的外交的时代，邓小平在国内外的声望如日中天，并获得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的承认。刚刚打开的国门让中国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洋景中，看到了另一种美妙的生活，西化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那时的大陆中国，虽然也有“振兴中华”的情结，但是基本上是一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学习心态，主要强调正面的对外开放，而很少有反对美国及西方霸权的号召。

六四大悲剧的发生，使人权问题成为中外关系中最为醒目的冲突焦点，特别是以对美关系为主轴的外交战略严重受挫。它不仅是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内加强控制的转折点，也是对外交往的转折点：由走向全方位的改革和开放，收缩为只在经济领域继续改革开放，而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则以“反和平演变”和反霸权为主。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也由以支持为主转向以遏制为主，起码是经贸上的往来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遏制并行。正是由于六四之后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改革以来的空前困境，也由于邓小平本人的实用主义，所以邓小平制定的“决不当头”的韬晦之策，成为大陆对外关系的主导。在这种内忧外困之中，中共继毛泽东的“乒乓外交”之后，再一次打出了体育牌，对1990年亚运会的极力张扬和之后的申奥决策，都是体育外交的重头戏，以至于，为了申奥而释放了著名政治犯魏京生和徐文立。但是，由于距离六四大屠杀太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力阻挠，导致1993年申奥的失败。于是，百年耻辱和反华势力的延续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思潮，它的官方说辞是反对美国的单级霸权，它的大众化版本是风靡一时的《中国可以说“不”》，它的知识精英理论范本是以“拒绝西方话语霸权”为号召的学术本土化呼唤和东方主义热。

江泽民时代，随着元老集团的自然消失和江泽民的个人权力的上升及巩固，正如江核心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来代替毛思想和邓理论一样，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鼓荡下，江核心也提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口号，以代替毛时代“站起来”和邓时代“振兴中华”，江泽民屡屡在重要的公开讲话的结尾，以突然高亢声音喊出这句誓言。同时，中共的外交虽然基本上延续邓的韬晦方针，但是江泽民越来越想成为大国元首，逐步以大国外交取代了邓的“韬光养晦”，抓紧参与国际事务和提升军力。96年的大规模对台军事演习、97年的香港回归和出访美国、98年克林顿的访华以及与俄罗斯的结盟……成为江核心主政后的展示大国外交的重头戏。

但是，江核心除了在全世界留下众多笑柄的作秀之外，并没有给大陆的外交困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善。由于苏东旧体制的全面崩溃及亚洲国家自由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的加速普及，在全球推行人道主义的经济制裁及军事干预的成功，台湾第一次全民大选以及后来的政党轮替的成功……使大陆的一党独裁政权日益陷于道义上和实力上的双重劣势之中。

基于此，中共越来越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不放过每一个可以提升爱国主义情绪的机会，全力宣扬和纵容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民族主义思潮，使之愈演愈烈。而在外部，对美的大国外交不断受挫，1999年使馆被炸变成新的国耻，反美反西方情绪再一次掀起高潮；同时，由于江核心在此涉及国家主权的严重事件中，除了对内的煽动之外，对美国并没有表现出大国所应具有的强硬姿态，使民族自尊备受打击的民众对江核心的外交政策的不满日益加深。接着就是布什新政府的上台，一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外交方针，把“战略伙伴”变成“战略对手”，把全球战略重点移向亚洲，对中共政权形成围堵之势。恰在此时，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尽管江核心遵照国际惯例对撞机事件的低调处理在外交上是明知之举，却使大陆本来已经非常狂热的反美情绪再一次受到压抑，进一步加深了因使馆风波而凝结的国耻。于是，大陆的官方和民间都把对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申奥上。

象中共执政以后一直把体育作为政治统治工具一样，申奥又一次作为对外的政治王牌被打出，中共政权想以申奥来达到提升威望和巩固政权的政治目的，民众以申奥来宣泄由93年申奥失败开始越积越深的民族耻辱。所以，此次申奥，中共全力出击，不但采取了一贯的以经贸牌应对政治压力的策略，首次聘请世界著名的公关公司进行策划和包装，甚至对国际社会作了改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承诺。而志在必得的背后，是再也输不起的恐惧。

因此，申奥的成功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使最需要国际社会肯定的江核心和大陆民众，得到了一份来自国际奥委会的丰厚奖赏。如果这份高度政治化的体育奖赏，真正如主流国际社会所希望的那样，能够促进中共政权在政治上的改革，使之逐步接受“人权高于主权”的世界新秩序，加快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步伐；能够校正大陆民众的自卑和自傲、媚外和仇外相混合的病态民族主义，使之逐步走向健康的民族自尊，以平等和宽容的不卑不亢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这次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就将创造一个政治奇迹。

然而，大陆目前的现实并没有给人以如此乐观的信心。就在申奥成功的狂热还未完全冷却之时，中共就在北京举办旨在加强打击F的大型“反邪教展览”，媒体中充斥着歌功颂德和民族主义的高音，中共也并没有作出多大改善人权的姿态（释放李少民与申奥无关），即便中共因此释放几个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知名政治犯，只要中共政权依然不能善待最广大的普通民众，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的极度挥霍和执法者借奥运来滥用权力，不放松对媒体、言论、民间结社和公民上访请愿的压制，不通过修宪使私有化真正合法化，不切实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放弃陈旧的户籍制度来改善广大农民的受歧视境遇……政治奥运为世界带来的就是极度的失望和沮丧，中共借申奥获得了新的政绩资本，有利于巩固一党独裁；中共权贵们借此大发奥运横财，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也因此而愈益膨胀，使政治奥运变成劳民伤财、扰民害民的腐败奥运。

换言之，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可谓世所罕见的政治奥运，同时满足的官方与民间的急切期待，官方似乎创造了巨大政绩，民众的病态民族主义得到了自卑转向自傲、媚外转向仇外的宣泄。
（2001年7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二 金牌政治对文明的污染

大陆媒体的奥运报道，一向大肆宣传金牌爱国主义。对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报道也不例外，中国代表队连续几天金牌数第一，变成了歌功颂德和民族振兴的花腔高音，也变成了为2008年北京奥运的造势大会。

竞技体育具有古老的历史，向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有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更典型地体现了两种普世精神：1，它是和平的自由竞争，体现公平竞赛和优胜劣汰的普世精神，金牌就是对这一普世精神的最高奖赏；2，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有助于人类之间的交流和友谊，特别是奥运会就是全球一家的最好象征。

同时，国际体育竞赛还具有正面的民族主义功能，它能够向世界展示一国的综合国力、文明水平，展示一国国民的精神面貌，也能够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所以，在大型国际比赛中，希望本国运动员多得金牌，为本国运动员夺金叫好、甚至在国旗升起的瞬间流泪、或在感情上出现某些狂热的瞬间，乃天经地义之事。

然而，在商业化和民族主义并行的现代世界，金牌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体育精神，金牌多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某一国家的文明水平。首先，体育精神常受到政治的污染，在某些政治制度和民族精神都不健全的国家，普世的体育精神往往被阴暗而狭隘的政治民族主义所利用，金牌的耀眼闪光变成了独裁者们煽动自傲性、仇恨性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工具。比如，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和前苏联及东德，都曾经是世界体育强国，但其极权制度却远离人类文明，现在的中国亦如此。其次，在世界的范围内，体育精神不断受到过分商业化的污染，兴奋剂丑闻就是这种污染的典型。

毫无疑问，与商业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相比，政治民族主义化对体育文明的伤害更大，特别是在世界性体育盛会变成独裁者进行自我宣传的工具之时。被希特勒利用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是纳粹德国崛起的标志，三年之后，德国公然入侵波兰和捷克，接着是二战的血腥和种族大屠杀接连发生1980莫斯科奥运会。当时，正值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半个世界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使那次世界体坛盛会变成了另类冷战战场，也变成了共产帝国的自家竞赛，极大地损害了奥运精神。

（一）奢侈的金牌体育

中共执政后，体育就是中共政权的垄断行业，各级体委都是政府部门，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靠国家来包养，即便今天的大陆体育免不了金钱的诱惑和商业的侵蚀，但是执政党主导体育管理部门和重大体育活动的传统，并没有实质性改变。

中共政权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而投入大量资金，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纲要”，建立一支人数高达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奥运兵团。之后，中共体委又推出“119工程”，为了在田径、游泳、水上等金牌弱项中尽快赶上。所谓“119工程”，即在奥运的亮点项目上争取119枚金牌。

由此，中国备战奥运的资金投入也不断翻番。1988年汉城奥运投入每年10亿元，四年共40亿元；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每年30亿元，四年120亿元；2000年悉尼奥运每年50亿元，四年200亿元；雅典奥运会资金投入也超过200亿元，以30块金牌计算，平均每块金牌的投资7亿元人民币。如此奢侈的金牌，无人统计过是不是世界之最，但作为对比，体育大国俄罗斯备战雅典奥运的投入，每年只有33亿卢布，相当于4亿人民币。中国比俄罗斯整整高出50倍。

中国将于2008年举办奥运会，据称预算高达350亿美元，肯定是奥运史上破纪录的投资。2000年悉尼奥运，澳洲政府仅投入3.2亿美元；今年的雅典奥运，希腊政府投入70亿美元，其中还包括欧盟给的补贴，但希腊百姓仍然抱怨政府花钱太多。

中国的“奢侈金牌奥运”，不仅在第三世界绝无仅有，即便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堪称“豪华体育”。然而，亿万普通国人根本享受不到这样奢侈的国家体育。因为,体育在中国是用高墙封起来的国家化贵族化的特权，而基本上与提升百姓身体健康无关。体育腐败的愈演愈烈和90％金牌运动员的一夜暴富，也使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两级分化日益拉大。仅就国人人均占有体育资源的两极分化而论，国家对奥运的巨额投入超过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而目前中国的人均占有体育用地仅为0.006平方米，而且，数量超过60万个的各类体育场馆，67%归教育部门所有，25%归体委等系统所有，真正的公共体育场馆不足7%。城镇百姓大都只能在公园里和马路边锻炼身体，广大农民几乎就与公共体育设施无缘。

在依然贫困和两极分化日益拉大的中国，中共政权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显然是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金牌崇拜”的背后是官方的政绩需要，也是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需要。

（二）金牌政治的龌龊

中共之所以巨额投入奥运金牌乃源于金牌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的中国体育史，就是体育变成独裁政治工具的历史。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体育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盟，从来都是中共政权实施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体育被用于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目的。

在毛泽东时代，体育的政治化象征是所谓的“乒乓外交”，60年代靠小小银球来扬国威、壮民气，70年代靠中美乒乓球友谊赛来恢复中美外交。在邓小平统治的80年代，靠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来“振兴中华”，主攻手郎平被国人誉为可以砸烂世界上任何对手的“铁榔头”，以擅于拦网著称的周晓兰被国人誉为能够抵御任何对手攻击的“网上长城。”北京大学学生走上街头，率先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女排精神”立刻变成官方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不但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且获得15枚金牌，位列第四，国人的民族主义狂热遽然高涨，兴奋地高呼：“许海峰捅破了一层叫做‘东亚病夫’的纸，……一个积弱百年的大国，经历生死涅槃之后，这个东方巨人在1984年的洛杉矶宣布克自己的醒来。” 当时还有国人高呼：“中国准星瞄准世界超强！”

奥运及其金牌在中国就变成了政治民族主义，以金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宣传，金牌的多寡象征着国力的强弱和民族精神的优劣。

历史如此，现实亦如此。

前不久结束的足球亚锦赛，再次凸现了政治民族主义对中国体育和民族精神的双重伤害。中共默许下的民族情绪不断强化，先是亚足联主席维拉潘批评开幕式上中国观众的不文明，引发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弹，致使维拉潘不得不出面道歉；接着是在重庆赛区演出民族主义丑剧，引来日本政府的不满；再接着是中国队队员和亿万球迷的仇日狂热，把中日决赛引向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歧途。在中日决赛前的公开采访中，中国国家队守门员毫不顾及地使用“小日本”的污蔑性言词，刺激着中国球迷本来已经狂热的仇日情绪，致使赛前气氛陷于剑拔弩张的紧张。所以，等到中日对决之时，官方出动大批警力以防骚乱，近五万名武警和公安戒备着七万个座位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远远超出任何国家在此类赛事中的警戒水准。然而，即便如此，中国队的失利仍然导致上万狂热球迷的骚乱，对日本球员大泼暴力语言，焚烧日本国旗，围堵日本球员所乘大巴，打碎日本使馆小轿车的后车窗……足球赛最后演变为政治化的外交风波。北京市公安局还不得不致电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表示道歉，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也向日本外相川口顺子表示“遗憾”。以至于，国际社会不断出现对中国举办奥运的前景表示质疑。政治民族主义这柄越来越寒光四溅的双刃剑，在不断对外闪亮的同时，也越来越回刺向中共自身。

如果中国的独裁体制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逐步走向不卑不亢的民族自尊，不能以平等和宽容的心态面对世界，那么，那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不能不令人忧虑。政权借奥运提高声誉，权贵大发奥运横财（前不久公开的审计报告指出：国家体育总局将1.32亿奥运专项资金挪用于职工福利），病态民族主义被奥运泡沫鼓胀得愈加畸形，北京奥运就很可能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奥运，既劳民伤财又扰民害民。

在高度政治化和奢侈化的奥运上，即便金牌数不断再创新高，但中国也只能止步于“金牌大国”，而不可能成为“文明大国”。

三 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奥运时期的中国媒体，看不见运动，看不见奥运精神，看不见人的价值，甚至看不到民族尊严，满眼是金牌，除了金牌，还是金牌！
回国的中国奥运代表团走下飞机时，似乎不是一个个活人，而是一块块金牌；先是中国媒体上满眼金牌以及金牌的昂贵价格：金牌兑换来“民族英雄”之名，金牌兑换成大把奖金，金牌兑换成政治荣誉——男的变成“五一奖章”，女的变成“三八红旗手”，还要获得胡、温等党政高官亲自接见，这可是救主施舍给臣民的政治金牌。

32枚金牌的历史性突破，与其说是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荣誉的金牌，不如说是中共政权又赢得一枚政绩金牌。正是这种奥运金牌被塑造成政权金牌的感觉，使我多少了解了自己看奥运直播时的感觉。
110米栏的12秒91，刘翔跨出破奥运记录、平世界纪录的好成绩的瞬间，正看电视直播的我，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万米金牌争夺战中，赛前不被看好的中国姑娘邢惠娜，在最后的冲刺时刻，她突然加速，力压埃塞俄比亚的集团战略而一举夺金，更令我激动不已，甚至眼睛有些湿润。

然而，央视直播员那近于失声的叫喊，刘翔在领奖时的举动，却让我感到恶心：一步跳上金牌领奖台，将准备好的国旗高举过头顶展开，那种夸张做作的表情，似乎他一个人带领着中国，把整个世界甩在身后：“亚洲有我，中国有我”。之后，央视的画面上几乎全是刘翔的面孔,而只有很少对邢惠娜的采访。

看中、俄女排决赛，中国队在2：0落后的困境中，连赢三局获得金牌，电视机前的我和妻子，再次被女排姑娘在逆境中的顽强所感动，也为俄罗斯主攻手、那个占据世界女排的第一高度的年轻姑娘的泪流满面而惋惜。比赛结束后，我和妻子还评点了一会儿这场扣人心弦的金牌争夺战。

这样的决赛，体现了“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为观众带来了紧张中的惊奇和愉悦。

然而，今晚央视的新闻联播以大篇幅宣传女排夺冠，紧接着《焦点访谈》又做了女排夺冠专辑，回顾女排的昔日辉煌，重提八十年代的“老女排”精神，高调赞美“新女排精神”。整个节目极尽煽情之能事，地域横跨中国的东西南北以及港澳，职业涉及方方面面，年龄纵跨白发老人、青年学子到红领巾少年，女排训练基地的人，女排队员的家人和家乡人，观看这场比赛的人，大街上面对央视记者的人……人们跟着记者和主持人的引导，大都表情夸张、声音颤抖，也有人面对镜头发誓学习女排精神的语调，透出一股恶狠狠的劲头。

央视报道女排金牌，自然不会放过北京大学的学生，因为正是他们在八十年代最早喊出“学习女排，振兴中华”口号。所以，央视特别突出了北大学生的激动反应。镜头中的北大人，显然是事前有所准备，一律穿着印有红色“北京大学”字样的白色体恤，个个激动地赞美和发誓。当年，北大学生提出敢于拼搏的“女排精神”，立刻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教材向全国推广，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今天，中共宣传又在重演昔日的一幕。看来，老北大精神早已荡然无存，北大的诸多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越来越堕落为“帮闲工具”。

央视报道以高亢的语调煽动说：女排赢得的，不仅是一枚金牌，更是民族精神！这种不遗余力的民族主义煽动，让我顿感吃了一只苍蝇，扫尽了我昨天看比赛时的兴奋、紧张和愉悦。

中共体育，不但是挥霍民脂民膏的奢侈的金牌体育，而且金牌被用于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和重振“天朝大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目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每一个受到世界著名的中国体育明星，无一不被作为中国崛起的象征：

“马家军”培养出的中长跑运动员王军霞，获得过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双料连续冠军，创造了万米的世界记录，还获得象征田径最高成就的“欧文斯奖”。国内媒体高呼：“东方神鹿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

篮球运动员姚明进入美国NBA且成为火箭队首发中锋，被大陆媒体誉为“中国高度征服了美国。”

此次百米栏选手刘祥在2004年雅典奥运上获得110米栏金牌，实现了中国田径在短跑项目上零突破，国内媒体一致惊叫：“中国速度征服了世界！”

毛泽东时代的“乒乓精神”、邓小平时代的“女排精神”，江泽民时代的“奥运精神”，如今统统变成金牌精神，如同“小康精神”统统变成“金钱拜物教”一样，中国的奥运金牌也是“金钱拜物教”的产物。官方对奥运的投入越来越多，体育腐败也就愈演愈烈，靠纳税人的钱堆出来金牌运动员中，大都能一夜暴富，象其他领域的两极分化一样，体育资源分配上的两级分化也日益拉大。

总之，体育是中共独裁统治的工具，而非国家文明水平的展示；当金牌变成国人的精神图腾之时，金牌也变成了国人的精神鸦片。
2004年8月2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