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刃毒剑-----4

反台独的民族主义

两岸较力的性质

一 和平唯一选择 民主最佳前提

1996年台湾举行第一次全民大选，中共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结果成全了李登辉以高票当选；2000年台湾举行第二次全民大选，大陆发表《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对台白皮书，提出“三个如果”作为动武的条件，其中尤以第三个“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拖延关於统一的谈判……”来提升大陆在失去耐心时不惜一战的强硬立场。朱熔基在人大三次会议闭幕时的答记者问，对台湾摆出一种罕见的强硬而情绪化的姿态。朱的话音刚落，中南海智囊、中国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辛旗以比政府总理更强硬的态度：“台湾民众，可以说得重一点，应该说是面临灾难性後果，这一点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他甚至发狠地说：一旦台独势力上台，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这一系列蛮横的威吓所导致的，就是大陆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0%的高票当选。大陆当局之所以屡屡想影响台湾的大选而又屡屡失败，就在於他们的武力恫吓是逆世界潮流而动，有违於民意。

但我以为，文攻还是比武吓要温和些，而且大陆当局的表态中也为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不承诺放弃武力或不允许无限期拖延，并不等於一定要动武，更多只是想让台湾尽早地坐在谈判桌前。大选之後，大陆当局的态度并不象舆论所预期的那样强硬，反而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适得其反的尴尬使其只能选择“听其言，观其行”的低调。

（一）学会妥协

象1996年的导弹引起世界大哗一样，今年的白皮书特别是其中的第三个“如果”和朱熔基的答记者问，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数日来，英国的《泰晤士报》，爱尔兰的《爱尔兰时报》，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德国的《德意志时报》与《世界日报》，法国的《世界报》与《费加罗报》，日本的主要报纸，纷纷以社论或专文评论的严肃方式，谴责大陆白皮书以武力相威胁的强硬立场。美国的反应尤为激烈：《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洛杉矶时报》等主流报纸一致反对武力，呼吁和平。众议院以高票通过《台湾安全加强法》，把大陆作为主要的遏止对象的呼声骤然响亮，一向对大陆奉行接触政策的克林顿总统也第一次表示：在两岸的关系问题上，任何解决方式都要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最近，美国政府又计划提升对台军售的水平。许多国会议员和知名人士呼吁不给中国PNTR，阻止中国加入WTO，把贸易重新作为敦促大陆改善人权和免於台湾受武力威胁的外交牌来打。三月十一日，三十位美国联邦众议员联名提出第二七二号共同决议案(包括十四位共和党，十六位民主党，显示了两党的共同态度)，促请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大选与民选总统，免受中共干扰；期待与下一任台湾民选总统合作；坚持台湾最终地位的确定必须具有台湾人民明确的共识，且必须以和平方式实现。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布莱尔宣布：一旦台湾受到大陆的武力攻击，根据《台湾关系法》美国有义务协防台湾；国防部长科恩明确表态：既不支持“台独”，也反对动武。这也是美国的一贯立场。陈水扁当选後，克林顿总统立刻表示祝贺，对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大度和善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尽管国际舆论的反应非常强烈，尽管朱熔基答记者问时的态度极其情绪化和强硬，但是我认为这不过是大陆想在陈水扁突然坚挺和大选的最後时刻影响选情，打压阿扁的策略而已。实际上，海峡两岸的当事者还是相对平静的。选战正酣的台湾和人大会议期间的大陆都在软化强烈敌对的立场，选举後大陆并没有激烈的反弹，这也许是切身利益使然。在台湾，1996年的大选，应对大陆的导弹演习的，是候选人们争相强硬的攀比；而这次大选，面对大陆的强硬，虽然有要求美国政府批准《台湾安全加强法》和增加对台军售的呼声，但是三位热门的总统候选人都争相向中共发出了善意的信息，没有人再提“台独”、“公投”，甚至连李登辉的“两国论”也变成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这种软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刚刚当选的、一向以“台独”著称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他在竞选期间就发出两岸最高领导人直接见面的呼吁,并把他儿子放入竞选广告，为了让选民相信选阿扁是安全的；见过邓小平的诺贝尔奖得主、现任台湾中研院院长李远哲公开支持陈水扁，既提高了阿扁对其他候选人的竞争力，又减弱了他无法被中共所接受的传统的激进形象。三月十八日晚，当选的陈水扁仍然保持着对大陆的“善意的对话、积极的沟通、永远的和平”的态度。并且表示在正式就职之前来大陆进行善意沟通的诚意。台湾的两次大选面对大陆的两种威慑，候选人的态度一硬一软，这种鲜明对比恰恰是台湾民意变化所致。

在大陆，尽管军方的态度一直强硬（朱的表态也有屈从於党内强硬派压力的成分），但大陆当局的基本态度是在软硬兼施之间维持平衡。白皮书强硬，之後，是江泽民的怀柔“没有烽火连三月的感觉”，并表示希望访问台湾来软化白皮书的强硬立场；朱熔基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对台政策的部分中，没有“三个如果”的字样。政协闭幕式上，李瑞环的反响强烈的讲话淡化了台湾问题，突出了改革的紧迫感、政治民主化和民意向背的重要性。大陆的最高决策层一再宣称对台方针“从来没有变”。即便朱熔基在人大结束後的记者会上，对台湾态度极为强硬和煽情，但主要是针对“台独”势力的，想打压竞选风头正劲的陈水扁，他说，没有李登辉的“两国论”就没有大陆的白皮书；“三个如果”是邓小平的思想，也是“江八点”的核心原则，大陆对台湾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第三个“如果”也没有什么新东西。陈水扁当选之後，大陆的基本态度是静观其变。

两相比较，台湾民众拥有言论自由，可以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大陆当局所有公开的甚至半公开的对台政策，可以在股市里收看朱熔基答记者问的实况转播；而大陆民众却很难知道台湾当局和人民对大陆的态度，听不到三月十八日陈水扁的当选感言，只能看到经过严格筛选的消息。而在这些经过官方精心剪裁的消息中，似乎没有和平意愿和妥协态度，只有“台独”“两国论”等危险征兆。这种两岸民众在信息获得上的不对等，凸显的正是大陆的封闭性和台湾的开放性，也凸显了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陆当局的道义劣势与不自信和台湾当局的道义优势及其自信。与此相对应，台湾候选人的态度更具建设性，而大陆决策者的态度就显得狭隘和霸道。大陆的白皮书公开发表之前，台湾的三位候选人已经力图淡化“台独”的色彩；白皮书发表之後，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其竞选纲领中的大陆政策；对朱熔基发出的威胁仍然态度平和，没有以强硬对强硬。在此种差别的背後，两种制度的优劣便一目了然。台湾绝大多数人不认同“一国两制”式的统一，而要求民主式的统一，其理由正当而充足。

所以，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学会妥协——特别是在力量对比不均衡和还有恩怨的情况下——就是以超越各自的狭隘立场的高瞻远瞩寻求善意，寻求一种既有道义合法性又有现实合理性的和平方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末美苏对抗的严酷的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元首都能相互握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解决古巴的导弹危机、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七十年代初，在中国受到苏联的核威胁的时刻，美国总统能够踏上被它封锁和孤立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大陆，使两个制度、文化完全不同的敌对国家握手言和。那么，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全球一体化的前提就是一种人类视野的宽容、相互尊重和利益共享，更何况同根同种的台湾和大陆，有什么恩怨无法在谈判桌前化解，非要兵戎相见、鱼死网破不可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一再呼吁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用对话代替对抗，两岸关系的民族特殊性和历史渊源，更应该提倡以建设性的对话代替破坏性的对抗。正如克林顿总统最近在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所说：在两岸关系上“变威胁为对话”。朱熔基虽然把克林顿的“海峡两岸”改为“太平洋两岸”，但是他没有改变“用对话代替威胁”。

在今天的自由主义制度成为人类文明主流的世界格局中，大陆当局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不能总是奉行极端的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於大陆的人权状况的持续恶化，美国在世界人权大会上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道义劣势使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提出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相统一，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不尊重人权的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最近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大陆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专制。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中共口口声声尊重台湾民意，难道只因为台湾太小太弱，就连面子上的道义底线都不要了吗？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

朱熔基在记者会上反复强调，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可以让步——让步给中国人。四月十二日，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关於“一个中国原则”的解说，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愿这是一种基於道义和利益均衡的妥协态度，而不是哄小孩的话语阴谋和犬儒主义。陈水扁也说他如果当选，和大陆的领导人什么都可以谈，甚至包括把“一个中国作为议题”也可以谈。但愿陈的态度是他就职後处理两岸关系的真实的政策底线，而不是谋求执政的竞选策略。最近，陈水扁也保证，他的就职纲领一定是以最大的善意和诚意来定位两岸关系，决不会引起新的紧张。既然两岸都表示了可以谈“一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区别只在於“前提”和“议题”，那么还有什么必要以武力相威胁呢？既然白皮书说“台湾在国际上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对外活动空间，台湾当局的政治地位等等，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通过政治谈判，最终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为什么还要摆出逼人就范的姿态、招致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感呢？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和妥协，在“和平统一”的前面加上“民主的”定语呢？其实，加上这一定语，对中共和大陆人民谈不上什么妥协，而是大陆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台湾提出“民主的和平统一”，等於为大陆提供了一个进行政治改革的绝好契机和堵住强硬保守派的嘴巴的方便借口，为了祖国统一的千秋大业就必须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最大受益者恰恰不是台湾、而是大陆本身。

（二）道义的力量

尽管在短期内，两岸关系不明朗，存在着容易引起紧张局势的种种不确定性，但是从长远的目光看，两岸关系的未来前途除了民主的和平统一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这种唯一性首先是由民意、其次是由现实决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要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朱熔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说“寄希望於台湾当局，更寄希望於台湾人民”。在记者会上，朱熔基看重的也是在台湾大选投票前对民意的影响，寄希望於民意向背在最後投票时刻的关键作用。他说中国的统一是台湾的民意、大陆的民意、全世界华人的民意，他一方面用怀柔的口气，声称相信台湾人民的政治智慧，能够做出符合大陆期望的明智选择；另一方面又用威胁的口吻让台湾人民“要警惕啊”，不要拿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台独”分子的政治祭品，“否则将後悔莫及”。陈水扁当选後，大陆政府要求台湾新政府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上来，再一次诉诸於渴望安全的台湾民意。由此可见，无论是怀柔还是恫吓，无论是大陆当局想用威胁来影响台湾选情，还是用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与陈水扁的新政府打交道的前提，都要诉诸於台湾的民意，至少要在表面上打“民意”牌。

大陆政府可以通过舆论控制和党的喉舌误导民众，煽动起狂热的民族主义，作为对台湾动武的道义根据；但是，大陆政府对自身道义合法性的危机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它没有足够的信心在战火燃起之後还能把握住民意的向背。道义上的劣势使中共不仅害怕国际社会的干预，更害怕国内不满的全面爆发。在十六大的筹备期，甚至中共党内都有人发出这样的质问：十六大能开成，十七大还能吗？只要稍有理智，明知道玩火者必自焚，谁还会偏要玩火呢？现在，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恫吓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帮助大陆最不能接受的人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两次威胁之结果的适得其反，应该使大陆当局认真反省自己的强权政治，从现在开始学习怎样与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和民众打交道了。

其实，大陆根本不必太看重谁当选，在没有看到新总统的施政纲领和具体政策的情况下，不必急於显示自己的强硬，否则的话就会反应过敏，做出错误而危险的决策。台湾现在已经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民意乃是执政者权力的唯一来源，无论是在大选期间，还是在选举之後，没有一个候选人和当选者敢於逆民意而动，民意的向背将最後决定候选人和执政者的命运。大陆的执政者的升降虽然不取决於民意，但是两岸的民意、国际舆论、两种制度之间的优劣对比和现实的实力对比所形成的综合压力，也会起到类似於民意向背的道义作用，特别是美国及其北约成员国和联合国的态度至关重要。克林顿总统顶着美国国内巨大的反华压力，全力游说国会给予大陆PNTR，支持大陆加入WTO，重伸一个中国的原则，这种态度也会对因大陆的强硬和陈水扁的当选所造成的紧张气氛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同样，在一个民主体制下，不论是哪个党的候选人上台都必须接受民意的监督，奉行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高於党派利益的宪政原则。台湾的民意（87%）是两岸的和平与大陆的民主，台湾新总统搞“台独”有违於民意，大陆执政者想在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以武力和强权征服台湾也有违於民意，越以武力强加，所招致的反感和离心力就越大。如果大陆政府敢於开放言论自由和公正的民意调查，我想，大陆的民意也肯定是和平与民主。两岸的民众都清楚，一旦开战，最无辜最倒霉不是政府，而是平民百姓。回顾历史，国共的对抗为中华民族带来的只有灾难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战争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军备竞赛所消耗的大量经费，为了加强各自的国际地位而空耗钱财去收买那些没有任何原则的无赖国家……）。而美国在抗战中和抗战後，都一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和斡旋，其主旨始终是促成国共合作、避免战争，在和平的环境下，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裕的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一意孤行，把百废待兴的中国错误地拖入由金日成和斯大林挑起的朝鲜战争，大陆中国就不会与世界主流文明隔绝那么久，台湾问题也许早就解决了。

美国的这种热心既是基於自身的利益，也是基於日益被全人类所认同的普适性价值——人的自由、尊严、权利与世界和平。现在，“人权高於主权”所表述的人类正义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准则之一，在相对正义的国家主权之上，还有《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绝对正义的人权，为了人类的基本权利，各国在必要时应该出让一部分主权，这是每一主权国家应尽的道义责任，也是新世纪的国际秩序得以建立和维持的道义基础。自由、和平和发展才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与前途所在，而决不仅仅是大陆当局反复强调的“和平与发展”。 正是依靠种道义优势，西方开放的自由社会才战胜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封闭的极权社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才赢得了二十世纪最後十年的三次区域性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的胜利（出兵海湾，遏止了独裁者加战争狂的萨达姆的企图独霸海湾的野心；军事干预波黑和科索沃，阻止了种族战争和种族灭绝）；也正是这种道义要求，才使东欧、亚洲、非洲、拉美的独裁者在下台之後，必须接受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和平就得不到保证，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发展是以人的生存状态的综合质量为标准的，而决不仅仅是多吃几片面包、多储存几颗核弹头）。换言之，两岸的民意、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与和平的所有人的民意，就是道义之所在。武力强权也许可以得逞於一时，但决不会当道於永远。

我认为，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节节胜利、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说是受惠於物质或科技的进步，不如说是得益於人类对道义的追求和坚守。如果没有这种对自由与和平的持久而坚定的道义立场，人类也许早已毁灭於自己的科技进步了。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竞赛，与其说是科技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制度创新可以包容并激励技术创新，但是技术创新绝不能涵盖制度创新，决定胜负的最终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而制度竞争的说到底则是道义的竞争，谁拥有道义的优势，谁就是最後的赢家。当今世界，宪政民主制度相对於其他制度的优势，就在於这种制度的道义立场——实现并保障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为人的创造力的最大限度发挥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励。

因此，如果囿於狭隘的主权、内政的原则而罔顾国际正义、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人的自由；如果仅仅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应用於两岸关系问题，作为一味敌对、进而作为武力解决两岸关系的理由，那么再强大的武力也会因缺少最起码的道义合法性而成为孤家寡人，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的失败是注定的。不错，台湾人是中国人，但是台湾人首先是大写的“人”——一个个具有天赋的自由和尊严的人。而人的自由和尊严是超越地域、国界、种族、文化、阶层……的界限的。每一个人都有免於他人（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强制的权利，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居住地的自由。台湾人作为人类的个体，其自由、尊严和权利不仅受到台湾宪法的保护，而且受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的保护。在没有征得两岸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同意（就等於没有得到人民授权）的情况下，就强制性地以武力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不仅有违民意和侵犯人权，而且有违人类正义、联合国宪章和历史潮流。今天的国际社会决不会忘记二十世纪的狂热民族主义演变成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坐视任何可能出现的对人权与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拥有了自由和尊严的人民，也决不会屈从於武力强权的威胁，因为反抗强权是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世界公理就是人心之所向和道义之所在。

现在，一个与中共没有历史积怨的新政党上台，为一种没有敌意的两岸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如果两个执政党都能以民意和道义为重，民进党的上台未尝不是两岸人民的福音。一方面，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执政，使其角色发生了变化，由台湾社会最大的在野党和政府的批评者、监督者，变成了被批评、被监督的执政者。在野时的批评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使之可以采取相对激进的高调立场，而执政後的被批评者和被监督者的新角色，就要求它必须保持相对保守的低调立场。这大概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常规。何况，陈水扁尽管以接近40%的得票率当选，但他所统领的仍然是个弱势政府，60%的拒扁的民众和国会中的劣势，使陈水扁的新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制於多方面的、特别是国会和民意的制衡，陈水扁必须保持低调，弱化他本人的“台独”色彩；超党派的国家意识和全民利益对执政党和新总统的要求，也将抑制民进党本身的“台独”诉求，迫使陈水扁与民进党拉开距离，推动他全力寻求缓和两岸紧张关系与维护海峡安全的可行性的大陆政策。同时，和平统一也是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要求。为了在国际上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为了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和国际舆论的道义声援，执政了的陈水扁及民进党也要弱化甚至放弃激进的“台独”纲领。

事实上，陈水扁本人在竞选中和当选後，都以高姿态反复强调与大陆的善意对话和建设性沟通，一再重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高於党派的利益，他宣布就任後辞去中常委的职务，不再参加民进党的活动。在请李远哲出面组阁失败後，陈水扁力邀国民党籍的唐飞组阁，赢得众多赞扬，说明了他对自己的新角色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陈的当选也带来了这样的可能：由於“台独”在很大程度上是民进党争取执政的策略，陈的当选为民进党带来的执政地位，使其政治视野更为开阔，不再囿於岛屿意识，从而为修改以台湾独立为政治诉求的党纲提供可能。最近，台湾岛内不断有要求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的呼声，民进党中常委陈昭南已经向民进党中执会提出「台独党纲修正案」，意欲将党纲中「建立台湾共和国、制宪」等字眼删除，改为由公投来决定是否改变两岸关系的现状。如果“台独党纲修正案”获得通过，那就为台湾新政府与大陆打交道拓展让两岸都有回旋余地的积极空间。

另外，民进党是建立在自由宪政基础上的多党制式的政党，完全不同於建立在苏联式独裁政党模式基础上的国民党和中共，所以，陈的当选使大陆政权必须面对一个完全民选的新政府和一个新的执政党，不得不接受与最不喜欢的对手打交道的现实，听一听来自代表台湾“草根”民众利益的政党的声音。对民进党而言，过去它直接面对的是执政的国民党，它在两岸关系上的政治诉求只能通过国民党才能变成政府决策。现在，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接受直接面对中共政权的挑战，面对面地了解这个以前只闻其声的威权政党。换言之，新的台湾政府和现任大陆政府在两岸关系上都失去了老对手，而新的对手可以突破老对手的僵化格局，开辟新格局，从而创造这样一种可能：使大陆政权换一种有别於强权和武力威胁的全新的思路，使民进党也换一种不同於“台独”的新策略，在这个新世纪里，把两岸关系带入新天地——用对话代替威胁和对抗。

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通过全民大选，完成了权力和平转移的现实，对大陆的道义影响是巨大而多方面：首先，台湾的一人一票的公正大选，对大陆民众具有示范式的道义激励作用，连出租车司机都认为大陆当局应该学习台湾。现在，民间出现了强烈要求中共向国民党学习、进行政治改革、开放“报禁”“党禁”的呼声。其次，对大陆知识界，台湾经验已经不是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奇迹了，而是民主政治奇迹下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这一事实有力地批驳了“中国人不适於搞民主”的国情特殊论，批驳了以社会稳定为借口拒绝政治改革的“先面包、後自由”的犬儒理论，为自由主义理论提供了与政治保守主义进行论战的最具说服力的实证经验。再次，对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来说，民进党由被打压的弱小的不合法的民间政治力量，到合法的最大在野党，再到今天的执政党的奋斗历程，为日渐沉寂的民间反对派运动提供巨大的鼓舞和最具亲和力的榜样，既增强了他们面对强权的道义信心，又有了可资借鉴的进行内部整合的操作性资源。

最後，对於至今仍然崇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式强权的大陆执政者来说，陈水扁的当选既是一剂道义良药、又是一种道义压力，使大陆政府从强权的自恋中、从传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崇拜中清醒过来，面对民主台湾的真正民意和全世界的要求和平与支持民主制度的道义立场，面对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成功地完成了权力和平交替的现实，面对来自大陆民间的质问：国民党能，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当大陆政权意识到武力威胁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真正的武力征服又没有现实的可行性之时，当中共从这种武力威胁的失败中，感到自由民主在道义上的力量和优势与一党独裁在道义上的虚弱和劣势之时，就会寻求和平的方式，坐下来进行真正对等的对话和谈判。陈当选後，大陆方面的低调、平静的反应与此前的声嘶力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凸显了党内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和主张对台动武的死硬派的极其尴尬的被动处境；也为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健康力量提供一张推进“民主的和平统一”的道义王牌。可以说，台湾的成功是中国实现全民族的由民主理想的最大道义资源。维护台海和平，民主制度和自由灵魂所具有的道义力量，比任何先进武器都强大都长久，因为靠专制强权和野蛮暴力统治世界的时代早已过去。

我相信道义的力量，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秩序中，拥有道义的人，即便手无寸铁，最终也不会败在武装到牙齿的强盗脚下。不是一海之隔天时地利，而是人人心向自由民主的道义凝聚力，才是台湾人民免受战争之灾的最坚固的安全保障。否则的话，人类正义与野兽的丛林法则的区别何在？二十一世纪与茹毛饮血的时代又有什么区别？

（三）无法回避的现实

从现实的实力对比的角度看，尽管大陆地广人多、武力比台湾强大且拥有核武器，尽管大陆正在急迫地从俄罗斯进口先进武器，尽管中共可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执政权力集中大陆的所有资源，进行军备升级和战争动员，但是，大陆要想以武力征服台湾就必须具有相对优势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才能跨越一海之隔的天然屏障。还要有强大的後勤保障能力，才能维持第一次登陆成功後的後续占领。但是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大陆对台湾没有多少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优势，也没有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後勤保障能力，跨海作战的胜率极低，哪怕大陆有60%登陆成功的把握也不敢贸然行事。同时，大陆想用武力征服台湾，必须在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如果国际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几乎可以肯定，如果大陆武力攻台，国际社会就要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绝无可能用武力征服台湾。

退一步讲，假设在没有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大陆对台湾具有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即便大陆能够以强大武力粉碎岛内一切有组织的抵抗，从地理上征服了台湾，也绝对征服不了二千三百万已经自由了的灵魂，各种形式的反抗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占领者身心俱惫。如果慑於占领的代价太大，而只进行密集的导弹奇袭并配以电子战，瓦解台湾的机场和战情指挥中心，进而逼迫台湾坐到谈判桌前。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台湾现有的军事力量以及民众的道义凝聚力之下，这样的目的是根本无法达到的。或者说，以台湾现有的实力和民心，除非与海岛一起毁灭，否则决不会停止抵抗。更何况，大陆一旦动武，世界的支持和同情肯定在台湾一边。由於道义和现实利益所在，即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不进行武力干涉，大陆也必然要受到全面性的严厉的国际制裁和道义谴责，这是国际社会在两岸处於战争状态之中，能够向大陆做出让步的最後底线。联合国也极有可能置大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於不顾，接纳台湾进入联合国，台湾的流亡政府也会以此为契机，宣布独立。而一旦独立就再无重新统一的希望。

所以，理想和道义也罢，现实和利益也好，走和平民主之路，统一就有希望，中国人也会因此而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和尊重；而凭武力进行征服，台湾只能别无选择地独立，大陆中国不但在道义成为孤家寡人，而且对国际贸易和外资依赖日深的国内经济也将陷於困境。战争不仅吓走了外资、外商和招致严厉的国际制裁，而且高昂的战争经费必将耗尽改革二十年所积累起来的经济资源。也许，战争之初，长期被控制被同化的民众会陷於或真心或假意的爱国主义迷狂（象北约误炸使馆事件时的狂热），但是，在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早已失去说服力的今天，民众的最初大宣泄过後，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伤亡、萧条和国际孤立等一切灾难，就会把民众的积怨和愤怒转向他们本来就极为不满的腐败权力，那时的大陆真的就是内忧外患了。

现在的大陆，尽管还有着表面上的稳定，然而，实际上，由於执政者一直拒绝政治改革，体制的陈旧、僵化和腐败所积累起来的矛盾和仇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高危机程度，旧冤未平，新冤累累；仅举出其中有目共睹的几项就足以见证。

1、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反体制力量： “六•四”事件和“六•四”之後，民间的反体制力量已经公开化（以各种形式反抗着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六四难属群体等），并且得到民众的各种方式的支持和同情，虽然屡被政府以强权打压，却仍然持续不断，成为压不灭的火种，打不垮的脊梁。这种力量不仅来自体制外而且在体制内也有不可小视的潜力，有些老共产党员已经走上反体制的前台（如李慎之、李锐、鲍彤、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吴江、王元化、王若水、许良英、朱厚泽、被软禁的赵紫阳等），他们的资历、学识、智慧和良知在知识界和工商界都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就连执政者也不敢小视这种道义力量。。从民主墙到“清污”“反自由化”再到“六四”，以及“六四”之後对民运的镇压，直到今年四月，中共发动的对李慎之、刘军宁、樊钢的打压，恰恰证明了自由主义群体的力量。虽然受到政府各种形式的压制（监狱、黑名单、窃听、跟踪、开除公职、点名或不点名的意识形态大批判……等等），但是自由主义的经济知识和政治理念在中、青年的文化界和民营企业家中已经扎根，形成了相当可观自由主义群体。民主观念在城市的关心时事的居民中也已经广为普及。这些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社会群体，已经与一党垄断国家权力的体制形成了行动上和观念上的难以调和的对立。在强权高压下沉默的大多数决不会永远沉默。

2、民众中的不满：被打压的F、中功以及各种民间的自发的准宗教组织，这些组织的几千万或上亿的信徒前赴後继的抗争，在抗争中觉醒到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的可贵，以及强迫的意识形态统一的反人性；几千万失业者（据估计国有企业共有一亿四千万职工，最终失业者将占35%）、被剥夺得最严重的亿万农民的集体上访和请愿，在争取基本人权的行动中，意识到了垄断权力之下的分配的极端不公正（农村的失业或半失业人口多达二亿左右。）；流动在各大城市底层的饱受屈辱的上亿民工的团伙性破坏性的行为，用“夜晚政治”变相地反抗着政府在城乡之间人为制造的歧视性政策……现在，这种种不满已经演变成持续不断的小规模的冲突甚至暴力对抗（最近，东北的杨家庄子矿区因关闭矿场发放资遣金引发不满而造成二万多人的大规模暴动，最後动员了大批军警才镇压下来；广东省四会市前发生警民冲突，二千人围市府；镇江各个地点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抗议政府擅自停还地方债券的本金，京沪线已被切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性冲突每天都在发生。

3、民族矛盾：西藏、新疆与现政权的冲突由来以久，中共的双管齐下的怀柔和镇压也难以摆平，少数民族要求完全自治或独立的民族诉求与现政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新千年伊始，西藏的第三号宗教领袖、白教噶玛巴活佛出走印度，前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第一富婆」热比娅，被中共以「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判刑八年，更凸现了民族冲突的尖锐。而这些民族问题与台湾问题有共同之处，即不接受没有民意授权的强制性的统一——文化同化和制度同化。

4、全社会对渗透到执政党每个细胞的无可救药的政治腐败的不满，越来越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所埋下的怨恨（据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显示，目前中国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已经达到了就要突破社会承受能力的0.457的水平），动则几亿、几十亿、上百亿的集团性腐败案，成为老百姓和官员们都公开谈论的话题，最高决策层也把腐败作为重大议题，提升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逢会必讲，但是政府的反腐败却毫无成效，最多也就是拿某个人开刀，作作秀而已（胡长清案）。体制的弊端只能使反腐败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陈希同案），而普遍的腐败却越反越烈……最保守的估计，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权力的市场化和资本化给极少数权贵带来的利益至少有三十万亿人民币之巨。这种制度性的腐败，使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所剩无几，政府权威的维持越来越依靠强制力和利益收买（政府性贿赂不仅是对国内，更是对国外，大陆的巨大市场成为中共面对国际谴责时最有力的王牌，对港台及其他海外华人亦如此）。这种腐败不仅蚕食着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而且把战争年代靠革命信念凝聚的中共，变成了只靠利益交换维系的犬儒党。积压已久的危机将因战争所造成的经济萧条和政治恐慌而全面爆发。

5、经济危机。邓小平式的单项经济改革的正面能量早已释放完了，负面效应在八十年代末就已经极为明显，“八九运动”的发生就是针对改革的负面效应的。“六四”之前经济改革只不过是收拾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还历史的欠账；1992年的“南巡”所掀起新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也只不过是为了收拾他自己造成的“六四”烂摊子。两次经济改革的成就感和对民众的说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绝望，晚期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一丝光亮，邓小平的改革仅仅是来自边缘的微光。“六四”大屠杀是邓小平亲手扼死了大陆仅有希望之火，他想用“南巡”再一次点燃。但是，单项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重燃希望之火了。现在，大陆经济的高增长期已经过去，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体制改革停滞，制度性的死结（权力的市场化）紧紧扼住经济的咽喉，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饰不住骨子里的危机四伏。1998年和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远远低於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上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做出来的数字。四月十一日新华社播发一篇反形式主义的文章，主要是针对各级官僚为了政绩而虚报产值的现象）。国内外诚实的经济学家估计增长率最多达到5%。积重难返的国有企业改革毫无起色，股份制改造（债转股）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多是走形式，包装空壳企业上市（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高达83%，是名副其实的空壳经济），套取社会闲散资金，加强国家的垄断，以行政权力为支撑的黑箱操作和信贷倾斜，造成了大量的公共资产流失和极不公平的竞争。

结果，国有企业的改造变成了用全民的公共资产去填一党私产（国有企业）的无底洞。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国家财政和垄断金融的贷款，而国家财政靠的是税收，1999年，非国有企业上缴的税收额已经占国家全部税收的76%。银行贷款主要靠老百姓近七万亿的储蓄，为了挽救国有企业，朱熔基连续降低信贷利率和存款利率，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巨大损失，恰好是通过信贷政策的全面倾斜使国有企业获得的大量低息贷款。企业的兼并和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向社会转嫁危机；剥离不良资产的灾难承担者是大量的失业职工。於是，在朱熔基保证“国企三年脱困”的政绩要求的行政压迫下，在朱熔基一贯奉行的集权式改革的操作下，国有企业得到了虚假的扭亏增盈，而作为大陆经济高速增长支柱的非国有经济却出现大面积滑坡，亏损、倒闭、破产的不再只是国有企业，市场经济的宠儿——民营和私营的企业也处在亏损、破产的困境之中。

在金融领域，一方面是国有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资产（最保守的估计为60%），主要靠民间的储蓄来维持。国有企业欠金融机构的债，金融机构欠老百姓债，两种债务的不对称趋势愈演愈烈，金融系统的对内支付能力随时可能瓦解。另一方面，刚刚萌生的民间金融行业也在朱熔基的全面围剿下一蹶不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渠道被全面封杀。大陆之所以能逃过亚洲的金融危机，决不是因为大陆的金融制度有多么健全，而是因为它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封闭，加入WTO之後才是对大陆金融业的真正考验。事实上，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所有隐患在大陆全部存在，甚至更为严重，它的维持全靠政府强制性地对全社会公共资产的剥夺。可以说，大陆的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既不是国家，也不是老百姓，而是权贵们所组成的利益集团，通过权力市场化达到资本权贵化。

6、执政党的危机。去年，政协主席李瑞环在陕西发表讲话，提出目前大陆所存在的五大危机的根子全在党内。春节前，江泽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关於从严治党的讲话，经过删节後於2000年4月2日公开发表。全篇只有一个主题：中共党内所存在的危机，已经威胁到党的生存和执政地位，再不从严整治，用不了多久就将亡党。江泽民指出，中共党内的自由化倾向、信仰真空、道德堕落、意志薄弱、官僚主义、腐败盛行、组织涣散、政令不畅、唯利是从、勾心斗角、任人唯亲唯钱、跑官卖官买官……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出现多起副职雇佣杀手谋杀正职的恶性事件。可以说，这是中共执政以来，公开发表的党魁对党内问题的最激烈的批评。虽然江泽民仍然坚持一党独裁的立场，认为只有中共才能治理大陆，从严治党是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和党的自我腐烂，但是他所指责的党的现状却是真实的（相信讲话的完整原文更为激烈）。一向只自夸而不检讨、只炫耀成绩而不承认失败的中共，一向自恃“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在严格控制舆论导向的大陆，公开发表党魁如此讲话实属罕见，充分证明了中共自身危机的深重。何况，现在中共的强人时代已经过去，再也没有一言九鼎的核心权威，高层的权力斗争将更为激烈和公开，带有更明显的没有主义而只有利益交换的犬儒色彩。围绕着十六大的权力角逐愈演愈烈，反对江泽民连任的党内争斗已经半公开化（在刚结束的两会上，李瑞环的讲话提出的“新三讲”，非常明显是针对江泽民的“老三讲”而发的），正如李瑞环指出的，大陆的最根本危机恰恰在执政党内。这样的末世执政党，一旦对台战争受挫，党内危机也会象社会危机一样全面爆发。党内危机爆发的危险还在於，目前，由於中共当局全力打压一切组织化、学术化、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民间整合力量，致使民间的自组织能力几乎等於零，大陆社会的整合资源只有丧失了道义合法性的、依靠硬性强制权力和软性利益收买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危机一旦爆发，必然导致群龙无首的社会雪崩式的瓦解。

7、全社会的道德崩溃。更可怕的是，在政权的道义合法性日益瓦解的同时，大陆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无所适从和全无底线，唯眼前利益是从。由长期的政治的道德无耻，已经差不多毁灭了大陆人仅存的人性。从政治运动中的大小阴谋到经商大潮中的各个层次上的暗箱操作，背信弃义和唯利是从的犬儒化，已经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行为方式与思考方式的常态。即便是爱国主义这种最原始的群体感情也日益犬儒化了。去年的使馆被误炸风波，参加反美的示威游行的大学生们，今天还愤怒地向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举拳头、喊口号、投掷砖块和装满尿的朔料袋，过些天就去美国使馆办签证。今年三月，北京举行去美国自费留学的教育展，其拥挤程度象每年春运期间的人贴着人的火车站，京城的人们也顾不上斯文了，象进城的农民工一样你推我搡，致使展厅人满为患，主办者不得不中止展览。另外，据美国方面透露，大陆的省部级干部几乎每一家都有子女在美国或西方。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参加一个私人聚会，在回答记者关於两岸关系的提问时说：我们手中有一张中共最害怕的王牌，那就是让大陆的高干子女在美国的巨额财产曝光，向公众展示他们的豪宅、游艇、名车……（大意如此）。由此可见，爱国主义象一切官方口号一样，只不过是牟取党派的和个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现在的大陆人除了权力和钞票，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无法真正打动他们。就凭这样犬儒化的爱国主义，怎么可能靠战争来化解危机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在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如此深重的情况下，除了中共之外，民间社会还没有一种兼具道义的感召力、合法性和广泛的动员能力的有组织的健康政治力量，可以成为凝聚民意和稳定社会的核心。这样一个处在道德品质完全腐烂之中的社会，既无力经受对外战争的严酷考验，也无法提供新体制创建所需要的人性基础，所以，危机一旦爆发，就可能玉石俱焚、片瓦无存。那可真就是上帝假自相残杀的战争之手来毁灭我们这个民族了。

（四）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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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的角度看，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在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使中国人居住的一个岛屿成为举世瞩目的自由、民主、富裕的社会而得到世人的惊叹和尊敬，台湾经验为欠发达国家、特别是为大陆中国提供了怎样走向现代化的示范，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不适於民主制度的“国情特殊论”和“文化决定论”。现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又结束了一党独大的不健康局面，开始了政党轮替的新阶段，中国人终於可以期盼自己的第一个多党政治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民主政治健全的常规也将随之建立。在有着几千年帝制传统的中国，在一党统治半个多世纪的党国体制的台湾，在大陆的十三亿人仍然屈从於威权体制的悲剧下，台湾的成就实在是来之不易，值得所有的中国人珍惜；但是，就现实而论，“台独”决不是台湾人自我珍惜的最佳选择。如果民进党的执政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过去的“国共之争”转化为未来的"统独之争”，那无疑是陈水扁的最大失败。既然大陆政权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台湾政府就可以用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来交换大陆放弃“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而接受“民主统一的原则”。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就是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只有大陆庄严地承诺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台湾才承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的统一。民主统一是台湾的最後底线。如果一个只有二千三百万人口的岛屿，能够利用统一的契机促成有十三亿人口的大陆社会的民主转型，那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

从大陆的角度讲，历尽内忧外患（主要是内忧）的大陆中国人，好不容易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是一百多年来最好的，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遇的最优选择，不是追求以武力为手段，在短期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台湾，而是以台湾经验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典范，集中全部精力从事本身的经济及政治改革。既然对台湾的任何让步都是“让步给中国人”，既然台湾的民意是民主式的和平统一，那么，放弃“一国两制”的邓小平模式，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模式，恰恰证明了中共的第三代不同於第二代的高瞻远瞩之处。大陆当局应该认清：“一国两制”适用於香港、澳门，只是因为那是收回殖民地而已，没有太多可以还价的余地；但是把“一国两制”应用於台湾这个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就有些文不对题、强人所难了。国民党退居台湾後，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是已然的客观事实。台湾几乎是在与大陆完全隔绝的环境下，自主地生存、发展了五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如今又进入了政党轮替的民主政治的新时期。台湾人太知道生活在没有自由的专制制度之下的痛苦，太珍惜靠着几十年的流血牺牲所争取到的自由和富足，他们怎么可能接受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哪怕仅仅是形式上的统治！邓小平本以为是宽大为怀的“一国两制”，香港人和澳门人的接受已经实属无奈（因为这种统一并没有征求港澳的民意，只是中英、中葡政府之间的决定），更何况已经自主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台湾人了。

实际上，“一国两制”是邓小平面对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失败的事实，而不得不做出的无奈选择，等於他已经承认社会主义失去了吸引力，大陆的统治模式无法强加於港、澳，只能在实质上放弃制度性的政治强求，以换取在面子上的民族统一。这种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让步和妥协，本身就是制度失败的结果。那么，面对东欧聚变、冷战结束的社会主义全面失败的国际大趋势，面对自主地完成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的台湾，江泽民核心为什么就不能尊重现实、顺应民意和历史潮流，放弃“一国两制”呢？如果大陆政府不想让台湾无限期地拖延和平统一的谈判，那么大陆政府也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所以，大陆当局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接受台湾提出的“民主统一”的对等谈判，把“两制”删除，只留下“一国”， “一个中国”是大陆的唯一前提。换言之，台湾的陈水扁政府放弃“台独”，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大陆的江泽民核心放弃“一国两制”，接受台湾的“民主统一的原则”， 以和平统一的诚意来感召对方，以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成就来吸引对方。如果这样，我相信用不了五十年，统一大业就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这样，大陆的现行执政者就既在两岸民众和国际社会之中赢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又完成了中国的民主化和统一大业，江、朱等人就是超越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名副其实的第三代，成为开创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功德无量且名垂青史的伟人。何乐而不为呢！

道义的责任和现实的要求都指向一个目标——两岸问题的最终解决：和平是唯一的选择，民主是最佳的前提。

对此，两岸都应该怀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耐心与善意。有坚定的信心才会有从容的耐心和善意。无论现在的中共第三代能否完成民主统一的事业，历史的潮流所预示的中华民族的最佳未来只能是：今日的台湾就是明日的大陆。
(2000年4月於北京家中)

二 影射现实的康熙版图

近几年，大陆电视剧对帝王丰功伟绩的歌功颂德火暴异常，《雍正王朝》在1999年创下的收视率新高，旋即就被刚刚热播的《康熙王朝》超过。长期在帝制传统和中共专制新传统的双重奴役下的大陆人，特别热衷于争权夺利的宫廷阴谋、仁慈和铁血并用的天子及绝对驯顺和冒死进谏的忠诚奴才，而御用文人们又特别懂得：怎样通过对历史的肆意阉割向当今专制者和奴性大众献媚，再通过这种双重献媚牟取巨大的商业利益。

《雍正王朝》塑造的是锐意改革的帝王，《康熙王朝》塑造的是完成统一大业的帝王，此剧的编导公开承认，全剧的主线是康熙东征西讨的统一大业：剿平吴三桂、收复台湾和征服格尔丹。纵观全剧，康熙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针对台湾的“剃发、称臣、登岸”。只要郑经答应了这三个条件，他就会得到大清朝廷恩赐的一切，就可以成为台岛上的自治之王。否则的话，只有死路一条——在大清的铁蹄下覆灭。

众多历史学家指出，《康熙王朝》中收复台湾的情节中，起码有三处严重的史实错误，这三处硬伤绝非无关紧要的历史小细节，而是事关历史真相的关键史实。而我的理解是，之所以出现这样严重的史实硬伤，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因为只要稍稍留意，这类错误就可以避免。换言之，这样的硬伤，绝非该剧主创人员的弱智或疏忽，而是他们有意为之，以便迎合当权者的对台方针和大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观众的眼中，康熙收复台湾的决心和行动就是现行统治者的写照，而一心想分裂国土企图在岛上称王的郑经，也就自然是顽固的台独分子。

无怪乎此剧的热播之后，御用评论家们大谈此剧的现实意义，一是强调康熙的反腐败，到了大义灭亲的坚决程度；二是强调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是大陆政权治下的一个省，台湾的出路只有以地方政权的名份，接受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坐下来谈判，才有和平保全的希望。否则的话，现在台湾的统治者如同历史上的郑家一样，将在大陆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攻击下自取灭亡。

近期《新民周刊》对《康熙王朝》编剧朱苏进做了专访，称“朱苏进先生带着藐视天下的傲气，纵论康熙，豪气冲天”，似乎他本人在编帝王戏的过程中已经成了帝王。而他的自述更明确地透露出用历史向现实献媚的创作动机，他说：“写帝王还要写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那种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

满族入主中原和异族帝王的东征西讨，实际上是异族对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武力征服和统治，而大陆人至今仍然陷于“成王败寇“的陈旧历史观中，把此作为“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来加以歌颂。铁骑踏破中原的成吉思汗和满族统治者，尽管实行严格的种族歧视，但是大陆人仍然把他们作为民族英雄来崇拜。这样热衷于主奴人格的精英和民众，也就只配生活在主人和奴隶的恶性循环之中，要么成为君临天下的专制帝王，要么变成三拜九叩的驯顺奴才。

在现实层面的两岸关系上，自从上个世纪末台湾第一次大选前夕中共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两岸关系的紧张一直没有缓解，并因1999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而加剧。而在新世纪伊始，台湾举行第二次大选前夕中共的文攻武吓，把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送上总统宝座，从反面帮助台湾和平完成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的两岸关系每况愈下。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而台湾坚持“事实上的主权国家”和“民主统一”。

中共政权对岛内台独势力的打压四管齐下，而台湾陈水扁政权则针锋相对。中共的优势在于实力（地大、人多、经济总量大），而台湾的优势在于道义（自由社会和民选政府），所以，双方的较量互有胜负。

一是抓住岛内经济不景气的时机，在经济上加以利诱，宁可忍受对台贸易的巨大逆差，也要把台湾资本引向大陆，意在使台湾经济空心化；而对此，尽管陈水扁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在奉行自由经济制度的台湾，政府对经济实施管制的权力极为有限，所以实际效果不大。要遏制台资流向大陆，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岛内经济起来。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赢利，只要能得到高额利润，商人们才不会为了爱国而放弃发财。

二是武力威慑，大力提高军费和购买先进武器，在福建等沿海地区加快对台布防，积极备战，特别是在对台导弹的布防上，数量和质量的提高都很迅速；而在台湾，由于新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奉行遏制中共的战略，而遏制战略的另一面必然是“亲台抑中”的两岸方针，小布什不但公开声言信守“台湾关系法“的承诺和必要时协防台湾，还大力提升对台军售的水平，使台湾的防御能力大大提升。有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两岸的武力对峙基本上打了个平手。

三是加大在国际上挤压台湾生存空间的力度，千方百计阻止台湾政界的高层人物的外交出访，反对台湾加入一切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甚至连台湾申请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的要求也横加阻挠。在上海APEC峰会上，中共不但拒绝台湾总统陈水扁派出的代表与会，而且在记者会上公开羞辱台湾的其他代表。而台湾则想尽一切办法开拓国际空间，台湾政界高层以各种理由出访美国和西方国家，尽量争取参加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持之以恒地争取联合国的承认，目前台湾申请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的要求，已经得到了欧盟和美国的议会的支持。陈水扁过境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国防部长23年来第一次访问美国并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举行会谈，吕秀莲副总统最近又应邀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出席国际自由联盟第51届年会，并过境意大利。可以说，自民进党执政以来，陈水扁政府在突破中共的打压、拓展国际空间方面的成绩，远远超过李登辉执政时期。

四是利用打一派拉一派的传统统战策略，意图分化岛内的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一方面，中共在大陆全面抹黑和封杀陈水扁、李登辉、吕秀莲及民进党，把他们作为分裂的罪魁祸首，拒绝陈水扁不断发出的善意呼吁；另一方面，对岛内的在野党（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采取全面统战，意在彻底孤立民进党，影响台湾在去年11月份举行的立法院和县市长选举。但是，这一策略显然没有奏效，随着民进党在立法院选举中的大获全胜和国民党的惨败，中共也只能承认现实，不得不对其统战策略做出调整，对民进党本身采取分化政策：把民进党的大多数普通党员和陈水扁、吕秀莲等人区分开来。而台湾政府则针锋相对，全力争取岛内对“为台湾正名”的共识，护照上加印“TAIWAN”字样，把驻外机构的名称一律由“台北”或“中华民国”改为“台湾”，最近召开的“世界台湾人同盟大会”，陈水扁出席大会并发表主旨“为台湾正名”的讲话。

而我相信，民主化的台湾已经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决不会接受这样的主奴哲学。
2002年1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三 阿扁不怕中共的武力恫吓

最近，陈水扁总统给世台会的致辞，之所以提出“走台湾自己的路”、“一边一国”、“公投”等主张，外在动力来自于中共政权的僵硬和打压，内在动力来自阿扁的自信。众所周知，自台湾完成政党轮替的和平大选以来，阿扁频频对北京释放善意，却没有得到对等地回应，两岸关系一直陷入僵局。另一方面，中共既不放弃武力威慑，又加紧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最近以1.4亿美圆买来了小国瑙鲁的建交，很伤阿扁政府和台湾人的自尊。所以，作为台湾民选总统，对此做出比以前更强硬的回应，也就在情理之中。

一味单方面释放善意，不仅无助于打破两岸僵局，而且很有些屈从于武力恫吓之嫌。中共表面上很要面子，但内在本质的虚弱和无赖，必须有强刺激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的话，台湾人永远不会知道北京的真正底线！

阿扁明确宣示“走台湾自己的路”，因为他知道“台湾的民主之路、自由之路、人权之路、和平之路”，也是全世界各国的必由之路，更是大陆人民向往之路。阿扁要分清“一边一国”，因为他只是尊重历史的既成事实：中共从执政的那一刻起，一天也没有统治过台湾；台湾人一直以管理主权国家的方式建设着台湾。这一既成事实也为世界主流国家所默认，实际上中共决策层的心中也非常清楚。

阿扁不怕最引起争议的公投呼吁，因为他相信：第一，自由制度之下的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归属，这一权利是神圣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强制剥夺；他相信2300万台湾人的辨别能力和责任能力，面对台湾的未来选择——独立、统一和维持现状——他们不仅能够明智地权衡利弊，做出有利于台湾根本利益的选择，而且能够对自己所选择的未来负责；而且，在事关全体人民未来福祗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未来归属问题上，公投肯定是最公正最和平的解决办法。台湾对大陆的最大优势是道义上制度上的优势，而公投在道义上和制度上的理由之充足，几乎无懈可击，符合台湾的自由制度、普世人权价值和国际的规则与惯例：不管将来两岸关系以何种方式解决，都必须征得全体台湾人民的同意。

第二、阿扁心中有数，自从美国从五十年代初介入台海事务以来，台湾问题就超出了内战遗留下来的两岸对峙，也超出了中国内政，而进入日益全球化的大国战略的范围，牵涉到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大国之间的较力及其战略利益，是极为复杂的多变角逐。所以，两岸关系的最终定位及其解决，不是两岸自身所能决定的，双方的任何单独政策调整都必须符合大国的全球战略。中共的武力威慑也好，岛内的台独趋势也罢，皆无法决定两岸关系。如果两岸开战，其性质也不再是内战，可能引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环反应。

在这种大国之争的全球战略格局中，中共对台湾，尽管在表面上处于优势（实力以及合法的国际地位），但实际上，由于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同盟之中，现在地西方同盟又在实力上和道义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冷战结束后的中共政权，已经变成了共产集团崩溃后的遗孤，在实力上、在道义上、因而也在战略上，明显处于穷于防守的绝对弱势。何况，目前又是美台美俄日美印之关系全面提升的时期！

由于目前世界局势的演变还没有达到最后摊派的地步，也由于中共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一方面，形成对中国的柔性战略遏制（包括经济上的和平演变在内），另一方面要求两岸维持现状，静观中国的未来变化。中国如果满足了西方的正面期待，向着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演变，两岸问题就会自然解决，西方联盟也就赢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战略利益，自然乐观其成。如果中国向相反的方向倒退，进而挑起台海战火，西方同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柔性战略遏制将变成刚性战略围堵，用强硬的实力向中国说“不”，并可能借此终结中共的一党独裁。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激进行为——中共动武或台湾独立——都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因为那将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提前摊牌，美国也就被提前逼入了成本高昂的背水一战。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台海危机提前引爆，所以不会支持极可能破坏其全球战略时间表的台独公投，更不会允许中共的武力犯台。

第三，对中共政权的内外处境，阿扁显然心中有底：北京不会有过于激烈的反应。因为，1，以大陆目前的真正实力和真实的军心民心，中共高层对武力攻台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便当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大陆人对解决两岸关系方式的内心所想，肯定与中共一贯宣传相距甚远，加之现在的大陆人都很犬儒，心口不一的分裂人格普遍存在，越是高喊打烂台湾的匿名爱国者，可能就越是行动上的矮子。所以，即便提出对未来公投的呼吁，大陆的主流民意也未必就是真心赞成武力攻台。2，中共已经变得非常机会主义，维护政权稳定乃最大利益和核心目标。所谓“民族大义”，不过是实现一党利益的工具，有利则用之，有损则弃之，至多是动口而不动手的犬儒主义。现在，对阿扁挑战的过激反应，必然引起国内外的强烈震动，显然不利于稳定第一的执政方针。3，中共本身的权力交接正处于关键时刻，在未来的权力布局没有稳定之前，不可能对台做出过激反应；4，很想去小布什的德州农场做客的江泽民，已经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承诺，而且很可能是江泽民享受美国总统如此厚待的最后机会，江不可能在此之前做出有损中美关系的举动。5，在当今世界上，中共的野蛮残暴和毫无信誉，不可能结交真正的盟友。如果中共因此而真的武力犯台，必将为国际社会所唾弃，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当武力攻台的第一枪打响，中共就会发现自己的身边没有一个盟友，甚至连金正日和卡斯特罗也不会为江泽民站台。5，中共害怕台湾公投，实际上是害怕民心所向，尽管中共自我宣称：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心声，但是中共心中非常明白台湾的主流民意是讨厌独裁的大陆，起码不想在独裁社会没有民主化之前谈统一。如果中共真如其口头所言，也有阿扁政权那样对民意的尊重和对人民的信心，何必害怕公投呢？

基于对台湾主流民意的信心，对国际局势的评估，对中共本性的了解，阿扁断定，这是正面表达台湾主流民意的最佳时机，因为心虚的中共面对来自民主台湾的正面挑战，最激烈的反应，也就是象李登辉时代的大规模军演而已。
2002年8月7日于北京家中

四 台湾民主只能日渐成熟

此次台湾大选，冲突激烈和群情激愤，绿、蓝之间的对立和争执的激烈程度、民众动员的广度和街头政治的持续时间、甚至出现局部肢体冲突，皆前所未有，真可谓一波三折，曲折跌出。

不可否认，台湾民主的某些先天不成熟和后天弊端，特别是此次大选暴露出的深层问题，确实为那些对民主怀有敌视的人提供了攻击民主的口实，也为“华人不适于民主论”提供了论据，海内外的中文媒体上，不仅充斥着对台湾民主的批评、挖苦和嘲讽，而且大有对新加坡式或中国式的威权体制的肯定、赞美、甚至敬意。这一切，皆对大陆和香港的民主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然而，现在看来，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此次选战的激烈程度和可疑之处，无论有多少不成熟乃至荒谬之处，但基本上是在和平有序的轨道发生，并没有酿成大规模暴力冲突和社会动乱，所以，这次大选仍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民主选举。所以，台湾民主是成功的，华人社会是能够经营好民主。正是台湾的民主成就，不仅已经为其他华人社会提供了示范，而且是台湾得以在国际逆境中傲然而立，赢得了世界主流社会的道义尊重。由此，大陆要想在道义合法性上立足于世界，并真正赢得国际主流社会的尊重，只有学习台湾。

此次选举的大起大落和大开大阖，对于已经进行过三次大选和完成过政党轮替的台湾来说，未必就是坏事，与其说是走向劣质民主和扩大族群分裂的糟糕起点，不如说是走向优质民主和弥合分裂的全新起点。起码就目前而言，台湾，这个只有十七年的亚洲新兴民主社会，在对岸庞大的专制政权的挤压下，也在国际孤立的逆境中，经受住了尖锐的朝野对立、族群分裂和浩大的街头政治的考验，正在回归到法治化民主的轨道上，随著验票和调查的结果的出炉，大选争议和民怨洪流也将逐渐平息，说明了台湾的民主法治日渐成熟。同时，此次大选的“乱相”也为全方位的自省提供了契机，如此丰富的经验正好用来总结教训、调整政策、平复创伤，如果做的好，反而会使台湾社会的民主品质和台湾人的民主素养得到大的提升。

不可否认，台湾政治的最大内部问题是族群分裂，很容易诱使政客们以民族主义诉求来动员民众和获取支持，使民主变成狭隘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工具，而非包容的自由主义的工具。然而，必须根据台湾本身的发展轨迹来看待台湾的族群问题，具体地而非抽象地看待本土化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造成族群矛盾的首要原因，绝非草根的本土化运动，而是国民党权贵对本土平民长期歧视的结果。台湾的南北对立，正是外省权贵与本省平民之间的对立：谁才是最有资格代表台湾的群体？是怀有反攻大陆的大中华情结的外省国民党权贵，还是希望放弃反攻大陆而只想立足于本土的本土民众？所以，来自草根阶层的越来越强烈的本土化诉求，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反歧视、争平等的民间运动，是台湾民主化的最强劲的推动力，而且是放弃大中华幻想而立足于本土的自强自立自治运动。

在台湾，民主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合二为一，不但在两蒋时代如此，即便在民主化之后已然如此。换言之，源于“二二八悲情”的本体化思潮，对内一直是自由民主的最强大催化剂，正是民间本土化思潮催生出台湾第一个在野党，也正是本土化的巨大压力，在推动着以国民党政府放弃反攻大陆的虚幻梦想，立足于台湾本身进行高层的本土化换代的同时，也加快了蒋经国启动自上而下的解禁进程、开启了政治民主化大门。

显然，蒋经国决定开启民主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基于立足台湾的本土化考虑。因为，当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台、美、中的三角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台湾对大陆失去了国际法上的主权优势，打开国门的中共政权对蒋经国政权展开全方位的统战攻势，“第三次国共合作”成为两岸关系的醒目话题。失去了主权合法性的台湾，要想继续在国际孤立中独立地生存下去而不被独裁大陆收编，就必须寻找在国际上得以立足的新的道义合法性，用符合普世道义的政权合法性来赢得对具有主权合法性的大陆政权的优势，否则的话，在一个具有主权合性和另一个不具有主权合法性的两个独裁政权之间，国际社会凭什么同情和支持不具有主权合法性的台湾？而建立这种道义优势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化。所以，在官民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民主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对外抗拒中共独裁和减缓国际孤立的双重压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也就是说，台湾说服国际主流社会的最具劝诱力的王牌是民主而非独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短短的十七年的民主进程中，台湾已经举行三次和平而理性的大选并完成了政党轮替，实在是政治奇迹，不能不令国际主流社会刮目相看。台湾人太知道，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民主台湾对独裁大陆的最大优势是政治道义，为台湾带来这种优势的，不是独立诉求而是民主成就。所以，独裁中共所施加的压力越大，台湾人就越要把民主建设好，其内在动力起码有以下几项：

首先，一个在事实上独立治理和发展五十多年的新兴自由民主社会，必须为国共内战遗留的历史恩怨负责，而且必须面对一个具有主权合法性的独裁政权——既傲慢又对台部署几百枚导弹的政权。这在民主价值成为普世潮流的今天，如果台湾屈从了大陆的一国两制，无疑是专制对民主、独裁对自由的侮辱。所以，对北京的一国两制，台湾的朝野两党都拒绝接受。

其次，一个被岛内主流民意自我认同为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主权国家身份，不仅被排除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之外，而且其主权身份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住民自决权原则得到国际公认的今天，台湾人却要面对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绝非局外人所能体验。如果台湾主流民意屈从这样的国际现实，也就等于接受了永远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屈辱。现在，台湾人在无法赢得主权尊严的情况下，就越发需要以自己的民主成就来赢得道义尊严。

再次，在两岸关系上的另一重要角色美国，从冷战开始，一直负有维持台湾安全的责任，即便在与北京建交而与台北断交之后，仍然如此。近些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台海政策的支柱，不仅是维护台海和平，而且是支持和保护台湾的民主制度。美国既不认同台湾要求独立的诉求，更不认同独裁大陆以武力统一民主台湾。所以，即便仅仅从维护台美关系和争取国际同情出发，台湾人非但不会让自己的民主发生倒退，反而只能不断完善民主。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个现实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一直是国家利益而非自由民主的理想，所以，美国不放弃台湾，决非是为了保卫台湾的民主成果，而基于抗衡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利益。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走出“孤立主义”的美国外交，其核心战略之一就是遏制乃至瓦解共产独裁制度及其联盟，而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端赖向世界推广自由民主，所以，领导自由联盟向世界普及自由民主，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就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最大国家利益之所在。美国在经济上推广自由市场，在政治上遏制共产帝国和扶植民主力量，在军事上与独裁国家作战，在文化上输出基督教和自由主义价值，这种全方位的外交攻势，无论在处理每一个具体个案时的利益考虑如何，但其长远战略显然是为了在世界上瓦解各种形式的独裁和推动自由化民主化。简言之，致力于一个自由民主世界的建设，不仅是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最大国家利益，而且也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否则的话，当年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完全可以制定出最符合强国利益的把弱肉强食合法化的规则，而绝非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道义基础的《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

当前，无论从台、美、中关系以及国际局势上看，还是从两岸各自的内部情况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台海现状是毫无问题的。所以，在中共武力威胁之下且得不到国际承认的台湾悲情，主要不是基于安全受到威胁的焦虑，而是来自台湾人的尊严得不到应有尊重的屈辱。正如已经回归大陆的香港人，之所以激烈地反对23条立法和由北京钦定政制改革时间表，之所以在屡屡受挫于北京的蛮横干涉的强大压力下和在北京大把恩惠的利益收买中，还要满怀悲情地不屈不饶地为争取政治民主而奋斗，就在于港人要确立真正的做人尊严，即实现名副其实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使港人的主流民意和自治权利得到中央政府的真正尊重。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人，作为属灵的生物，对尊严的看重甚至超过对温饱的追求，何况早已过上了温饱生活且享有了自由的港台人民，在无任何理由不更在乎自身尊严的确立。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具有普适性，在根本上来自渴望得到平等对待的人性尊严。现在的台湾已经是自由民主社会，在岛内，台湾人已经是拥有平等尊严的自由人，而在国际上，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却没有这样的平等尊严，也就等于台湾人的民族尊严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全力以赴地去争取！

所以，只要北京政权不把台湾当作平等的政治实体加以对待，正视并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无论北京怎样说怎样做，也无法赢得台湾人发自内心的合作，更无法遏制台独意识的自发扩张，即便诉诸于武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北京仍然奉行在外交上全面围堵台湾的政策，国际社会又不得不与北京合作，不给台湾以主权尊严，台湾扩展合法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就不会停止。换言之，在两种制度截然对立的现实下，如果说“台独意味着战争”，是台湾主流民意放弃公投的无奈；那么“战争意味着台独”，就是中共政权不敢轻言动武的无奈。

黑金政治和民粹政治、族群裂痕和省籍对立、劣质口水和局部暴力、国民党老朽和民进党稚嫩……皆是台湾朝野必须加以不断克服的弊端，而且，唯有台湾朝野的通力合作，不断提升台湾的民主品质，同时也在推动大陆民主化方面有所贡献，才是台湾走出悲情困境之正途。对于当此之时的两岸关系问题，全世界热爱自由民主的华人，都应该支持而不是反对、同情而不是冷淡、善意批评而不是恶意诋毁……台湾的民主。正如龙应台女士在《为台湾民主辩护》一文的结尾所作的呼吁那样：“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

这种呼吁之于大陆人而言，对台湾人最大的支持就是致力于自身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当大陆人也具有了与台湾人一样的人性尊严之时，也就是台湾人和全球华人赢得真正的国际尊严之时。
2004年4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五 台湾民意对北京强权

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发展，皆要经历曲折甚至危机，老牌民主国家如此，新兴民主国家亦如此。民主国家的政治危机，既是对其民主制度的考验，更是完善民主的催化剂。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之后，台湾民主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民众动员、街头政治、族群对立的考验，使台湾的民主法治更趋成熟。换言之，只有十七年民主实践的台湾，这个亚洲新兴的民主社会，在庞大的专制政权的挤压下，也在国际孤立的逆境中，经受住了尖锐的朝野对立和浩大的街头政治的考验，最终回归到法治轨道解决争议，随著验票和调查的结果的出炉，大选争议和民怨洪流便逐渐平息。即便在争执最高潮时期，台湾人的民主素质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总统府前的五十万人的集会抗争，以理性有序的方式进行且得以和平落幕，台湾警方的“清场净空”也不见一滴血，不能不让人想起十五年前中共制造的六四屠杀，尽显民主台湾的良治与专制大陆的暴政之间的天壤之别。

如此落幕的台湾大选，让声言决不能坐视台湾乱局的北京失去了可乘之机。也就是说，台湾民主的成熟和阿扁连任成功，再次凸现了北京对台政策的失败，未来的四年中，如何与阿扁政府打交道，确实是对“不能坐视台独”北京的两岸政策的新考验，需要胡温体制做出较大的政策调整，而固守“一国两制”的老套及其打压、围堵、统战和利诱等传统策略，显然已经毫无出路。除非北京继续拒绝与阿扁政府打交道，让台湾在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否则的话，北京就只能别无选择地洗心革面。

前两次大选中，北京对台的直接打压基本以失败告终，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当选就是明证；从李登辉过境美国只能在飞机上过夜，到陈水扁过境美国受到礼遇，也标志着北京在国际上围堵台湾的策略的失败。而对此次台湾大选，北京的态度比前两次聪明一点，不是试射导弹的武吓，也不是重量级政客如朱鎔基的严辞威慑，而是采取曲线外交，利用国际主流社会的压力来打压泛绿和遏制台独，比如，在法国总统希拉克高调反对公投之后，中方又邀请法国海军在台湾大选前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特别是在温家宝访美期间，劝说美国政府出面反对公投，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等一系列美国政要的相继表态，对遏制台独势力的继续发酵，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此次大选中公投的无效，与其说主要是台湾主流民意真心反对公投，不如说是美国政府明确的反公投立场使然，让当初发出“宁要公投而不要选举”的誓言的陈水扁颇为尴尬。

因为，台湾人心中都清楚，在两岸的实力悬殊和制度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因为形式大于内容的公投而得罪了美国，导致台美互信的恶化，那么台海局势的天平就将向北京倾斜，而台湾就将在国际上更为孤立。

曲线压台的另一证据是大选结束后，北京并没有马上对台湾的朝野僵局直接表态，而是通过美国来传达北京的态度，中共外长李肇星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通电话讨论台湾局势。尽管，双方都没有透露通话的详情，但美国显然会把相关信息通知台湾。

然而，中共对台策略的这些微调仅仅是权宜之计，无法真正为两岸关系带来和谐的新局面。从北京目前对台湾大选的态度看，时至今日，北京仍然没有学会如何争取一个民主社会的主流民意，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幸灾乐祸的语调，继续大造“挺一派打一派”的舆论，还要趁火打劫地抹黑台湾的民主。甚至，在台湾朝野对立僵局无法打破的情况下，中共国台办还以中央政府的傲慢姿态发出恫吓：“如果台湾局势失控，造成社会动荡，危及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安全，损害台海地区的稳定，我们将不会坐视不管”。与其同时，中共人大就香港政争表态，否定港人争取双普选的民主要求，以强权为香港政制改革定调。

通过竞争选票来争夺执政权的民主政治是人心政治，任何政客都必须尊重民心所向。现在的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岛内的任何政治势力都必须在乎民意主流，而本土化大潮越来越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阿扁推动“去中国化运动”也好，与连宋的竞争执政权也罢，民进党靠的就是民意这张民主社会中的王牌。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四年来政绩乏善可陈的阿扁政府，其支持率为什么还能成长了十个百分点，并在大选中以微弱多数胜出？为什么泛蓝要在大选临近前改变选举策略，由反对公投转向有条件地支持公投？

面对这样的台湾现实——民主社会及其主流民意，罔顾民意者必将被民意所抛弃。这一现代民主政治常识，不仅对岛内各派政治势力有效，对隔海的独裁政权同样有效。自从台湾变成民主社会之后，两岸政权之间的较量的经验证明：李登辉和陈水扁逐渐赢得主流民意的过程，正是北京政权的长期罔顾岛内民意的过程，1996年试射导弹的结果，是把民意推向李登辉一边，所以才有“两国论”的出现；2000年朱鎔基的严辞恫吓的结果，是让陈水扁赢得大选；扁政府执政的四年里，北京奉行的拉连宋而打扁吕的统战策略的结果，是连宋支持度的大幅度下降和扁吕支持率的大幅度上升；北京在国际上对台湾的围堵，只能刺激台湾人争取国际尊严的努力；所以，陈水扁才敢于提出“一边一国”和大打公投派。也就是说，除非使用武力征服的极端手段（如前苏联对东欧诸国的武力干预），否则的话，一个独裁政权试图把强权意志强加给民主社会的任何作为，必定以失败告终。

阿扁执政四年来两岸的较力经验已经充分证明：维持现状派占据岛内民意主流，对台湾而言，使统派无法主导台湾局势，也使独派不能走得太远，连任成功的阿扁在接受《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已经透露：他既不会向北京的高压妥协，在未来四年内也不会宣布独立，520就职演说还将提出两岸关系的新主张。

对大陆而言，北京的“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在台湾没有任何市场。而在无法赢得岛内主流民意的情况下，北京对台一贯坚持的中央心态和奉行的四大策略——文攻武吓的威慑、拉一派打一派的统战、经济收买和国际围堵——不仅绝难奏效，反而会适得其反，越发刺激台湾民意对岛内的亲北京势力的反感（正如北京不尊重自由香港的主流民意，才导致了港人民意的巨大反弹）。所以，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台北总统府与北京中南海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台湾主流民意与中共独裁强权之间的龌龊。

虽然，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没有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北京政权却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而具有充分政治道义合法性的台湾政权却没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性，这种现状，看上去似乎有利于中共政权的统一战略，但在事实上，正是这一悖论，既构成台湾独立的瓶颈，也构成北京统一的瓶颈。

台湾在国际法上的尴尬地位，造就了民主台湾的欲独立而不能的悲情姿态；北京在政治道义上的劣势和在主权上实力上的强势，非但没有为北京带来对台湾的绝对优势，反而使趾高气扬的大中国陷于远胜过台湾的尴尬之中。而且，北京的尴尬，没有台湾悲情的动人力量，而只有专制政权的无奈硬撑。即便相对于台湾而言，中共政权拥有再广袤的领土、再庞大的人口、再优势的武力、再高速的经济发展、再有利的国际地位，只要大陆的一党独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台海政策及其台海格局就不会有根本改变。所以，北京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台湾朝野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却苦于无计可施。除了无效的文攻武吓之外，再也拿不出更柔性的办法来吸引台湾。要破除这一瓶颈，消除这种尴尬，就必须打破上述悖论，使台湾失去对大陆的政治道义优势。

对北京而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只要有意愿，打破瓶颈僵局的主动权就在大陆政权手中。也就是说，北京对台政策之主线必须加以大幅度调整，与其死盯着谁入主台北总统府和美国的对台政策，远不如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台湾民心和塑造自身开明形象上，用大陆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作为两岸和谈的时间表。

就眼下局势而言，北京政府的态度应该是：首先呼吁岛内的朝野双方尽快和解；其次呼吁台湾民众的理性克制而谴责暴力事件；再次呼吁遵循法治途径解决大选危机；最后，如果上述表态皆非中共所愿，起码应该保持静观其变的不介入态度。

就长远的台海局势而言，北京必须为统一提供一种被国际主流社会接受的政治道义合法性及其政体框架，具体而言，在承认两岸是两个分治的独立政治实体的前提下，无非是完成几大转变：1，由中央政权的霸道姿态转向尊重对手的平等姿态。2，由单纯的经济收买转向政治改革的感召。3，由分化瓦解为主的统战转向争取台湾主流民意认同的尊民。4，由文攻武吓的实力打压转变为和解对话的道义诱导。5，由僵硬的国际围堵转变为灵活的外交宽容。

在短期内，指望北京对台政策发生如上转变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上述转变必须以大陆政治改革的启动为前提，首先要尊重自己国内的民意，才有可能尊重台湾的民意。然而，除非北京放弃统一或压根不想真的统一，否则的话，就必须完成上述转变。因为，没有上述转变的完成，台湾只能渐行渐远，即便无法达成独立，起码决不会与大陆谈统一。
2004年7月10日于北京家中

中共统战游戏批判

一 为再燃野火的龙应台辩护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以一本《野火集》烧遍两岸三地，成为华人世界中颇有人望的作家。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期间，由于角色的转换和职业的要求，作家的龙应台沉默了，很多喜欢她的读者都感到惋惜。而当她再次回归作家身份之后，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犀利和锋芒，她对文化大中国的呼吁和对台湾人的“岛国心态”的批评，对陈水扁政府的尖刻和对大陆现实的发言时的谨慎低调，特别是那篇《被绑架的人民》，开篇就指责阿扁政府借民主绑架了人民：“独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嚣张上台。因为有民主之名，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们的自动背书，我们的背书使他们理直气壮。在九零年代里，我们已经成了被政客绑架的人民。”

所以，她一直被视为台湾统派文人的代表之一，在大陆和海外华人圈影响很大，赢得了海内外“统派”们的一片喝采。而在我眼中，龙女士多年前点燃的那把烧遍华人世界的野火，近些年已经有逐渐熄灭之势，内心深处很为龙应台惋惜，也赞成余杰在香港听龙女士演讲时，向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批评北京政权？” 然而，现在看来，龙应台还是龙应台，野火再次燃烧，最近就两岸关系发表的文章《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不止是烧过台湾人和陈水扁政府的头发，而且烧向了庞大的中共政权的头发。

尽管，龙女士的倾向统一和反对台独的观点没有多少变化，但在此次大选的激烈冲突还未平息、重重疑窦还未解开之时，也在许多统派人士纷纷诋毁台湾的民主、高唱华人不适于民主的调子之时，龙应台却一反过去对阿扁的尖刻批评、转而为台湾民主辩护的言论，不能不令统派们大失所望。在怀有强烈的大中华主义情结的华人们看来，龙应台在此时刻出面为台湾民主辩护，无异于为阿扁政府背书，也是对统一事业的背叛，所以，爱国者们纷纷质疑甚至漫骂龙应台，有人指责她的文人思维过于情绪化和混乱，有人批评她混淆了民族大义和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区别，有人更指责她是前后不一的变色龙，因为她以前曾撰文批评过台湾人的“小岛心态”和“受辱情结”，现在却以此心态来为台湾民主辩护。在众多的批评声中，尤以台湾资深新闻人皮介行先生的《民主！民主！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最为激烈。

据说，皮先生极爱国，常来往于两岸之间；皮先生推崇传统儒家的心性道学，其言行也具儒者风范，著文必引儒家圣贤的箴言。在他批判龙应台的长文中，也确实大谈了一番心性道学之宏论。然而，我从此文中读到的，不仅是皮先生爱国已经爱到了颠三倒四的程度，而且其文风颇有毛泽东式大批判的蛮横，某些段落已经沦落为街头吵架般的漫骂。

皮文的开篇就是义愤填膺的质问：“当此正义蒙尘，法律噤声，媒体说谎，人民悲愤之时。龙应台这样的社会名人，清流学者，难道还应该再跑出来，践踏人性的尊严，践踏尚未死尽的人心？难道还应该再跑出来，为大盗鼓掌，替权诈抹奶油？”

中间部分，除了拉出些传统“良知道心”和“正心诚意”等道德高调，来批判龙应台的“邪心歪意”和“恶德恶缘”之外，还把龙应台当年写出的洛阳纸贵的《野火集》，轻蔑地称之为“小女孩心态”，进而指责已经名利双收的龙应台：“失去了当年的童心，失去了求真求是的真诚。对一个更为傲慢无耻的权势集团，这个当年清流的龙应台，却赶快凑到权贵身旁，急匆匆想扮演一个‘辩护’的角色。”

结尾更是问号、惊叹号和漫骂混合体：什么“邪灵的魔咒”、什么“就是撒旦也颤抖了！” 什么“吁！如此恶毒，此人还有心肝没有？”用了这一连串的质问句、惊叹号和诅咒词的皮先生，居然还好意思在文中大谈儒家风范和心性道学，不说是自取其辱，起码也是自我讽刺。

事实上，就我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龙女士对陈水扁政府及台湾民主不成熟的批评，其火力从来不比皮先生弱多少，即便龙女士在为台湾民主辩护时，仍然延续着《被绑架的人民》一文中对阿扁的激烈批评，比如她说：“当时并没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后，我仍然是个‘被绑架的人民’。四年来，陈水扁以巩固政权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以对抗中国的操弄来巩固政权，以族群对立的情绪来凝聚选票，件件都违背我这个公民对民主原则的认知，但是他，对全世界代表了我。”她也坦承台湾民主“先天不足不成熟”，有太多弱点和缺陷：“台湾国会里相互嘶吼、打耳光、扯头发”、“譬如粗暴多数牺牲弱势少数，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长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恶凌驾专业判断”。她还特别批评这次大选“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枪响、离谱的公安、诡异的医疗；像三流的肥皂剧：控诉不公又提不出证据、要求正义又提不出主张、召唤了群众又不知如何向群众负责；像不忍看的闹剧：总统的肚皮公开展示，仿佛肉摊上等待卫生检查的一堆肉。”

龙应台的这些文字，难道与皮文对阿扁的批判有什么实质区别吗？没有。既然如此，为什么皮先生还要指责龙女士“赶快凑到权贵身旁，急匆匆想扮演一个‘辩护’的角色”呢？

其实，龙女士激怒大陆爱国者的原因很简单：1，她为台湾民主辩护，既不是粉饰遮丑，也不是攀权附贵，而仅仅是客观地指出：只有十七年经验的台湾民主，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决不会因某个政客的丑陋和某些不成熟而被抹煞。而且，这些成就是在严酷的外在环境的压力下、也在不成熟的公民社会的羁绊中取得的，证明台湾人已经做得不错了。2，龙女士一改论及两岸关系中的大陆因素时的暧昧低调，而是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大陆的制度现实，诚实地道出了一个在大陆难以公开言说的常识：台湾之所以离大陆渐行渐远，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当局不肯放弃独裁体制，并在两岸关系上摆出一副霸道姿态，不断用文攻武吓来压制台湾，用国际围堵来羞辱台湾。

正是龙女士的这种客观、诚实的态度，让那些借机抹黑台湾民主的爱国者们不爽。所以，与龙应台敢于向不允许批评的中共独裁说“不”的良知勇气相比，只敢在自由台湾诅咒可以批评的阿扁政府的皮介行先生，即便不是十足的懦弱，起码也有爱国爱到愚昧之嫌，更有欺软怕硬的精明之嫌。同时，与龙应台对中共政权的两岸政策的尖锐直率的批评相比，皮先生对台湾政府和龙应台的指责，就显得既夸张煽情又霸道蛮横，既歪曲了台湾的政治现实本身，也侮辱了已经拥有了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台湾人。

依我看，如果皮先生所指出的“正义蒙尘，法律噤声，媒体说谎，人民悲愤”，针对的是当下大陆而非今日台湾，倒是有的放矢之论。

因为，众所周知，与当下大陆相比，今日台湾起码已经有了旨在维护正义和保障自由的基本制度：有自由开放的竞选、有独立的法律和媒体，人民也有受到制度保障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集会的自由权利……此次大选的整个过程就是明证。

而在大陆，至今没有台湾人已经享受到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正义非但蒙尘，而且是在泣血中蒙耻，六四亡灵、天安门母亲、F学员、众多良心犯、广大农民和失业工人，每个群体都在长期压制下有冤难伸、有理难求；法律非但噤声，而且充当着独裁政权制造文字狱、打压媒体和民间维权的罪恶工具；在大陆，媒体作为独裁政权的喉舌，几乎就是以说谎愚民为专职；在恐怖政治的威慑下，大陆人民的悲愤，不但使受歧视受剥夺受欺骗的悲愤，而且是受压制的悲愤——有悲不能哭之悲、有愤不能泄之愤，实乃最大的悲愤。

所以，我几乎赞同龙应台为台湾民主所作的全部辩护，也对她那种爱憎分明的文人化表达方式报以掌声。她通过纵横比较的方法，指出了只有十七年经验的台湾民主的优秀之处，：

1，在民主台湾，“十七年中没有军事政变、没有流血暴动、没有强人独裁……”即便“在历史悲情、族群撕裂、中共威胁之下，50万人上广场，心中怒火狂烧，可行为理性温和，秩序井然，对于民主真相的要求，却又坚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万人，对广场上的认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冲上街去叫嚣对抗。3月27日可以说是台湾‘新公民运动’的开启。更何况，选举的争议翻天覆地，人们血脉贲张，但是最终还是诉诸司法；我们没有看见暴民，没有坦克，没有街头的火焰冲天。”

2，民主使台湾由威权独裁变成了尊重民意的社会。“政府机构、军事单位从长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历史重要，因此历史街区得到保存；族群意识高涨，弱势的权力——不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参与政府决策……政府必须停下脚步来听人民说话……你是想要一个肯花时间来听你说话的政府呢，还是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可以从你身上快速碾过的政府呢？”

3，民主让台湾人获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不怕政府刁难，不需要有特权，凭个人本事谋生；无论身分地位如何，每个人的尊严是平等的，不必效忠任何党和讨好任何人，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没有禁书，没有新闻管制，没有合法化的谎言，发表任何异见没有被秋后算账之忧，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最重要的是，“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

4，台湾人受强权羞辱的历史长达一百多年，先后经历了荷兰殖民者、日本殖民者、蒋家独裁统治，现在又面对着庞大的中共独裁政权的国际封锁和飞弹威胁；而台湾的民主则是年轻的，仅有十七年的经验，面对尴尬的国际地位和中共政权的文攻武吓，台湾人做得已经足够优秀，正如龙应台所言：“在40年的军事戒严下生活，在500枚飞弹的瞄准下思想，面对新的强人上台，……台湾人在民主的进程上从无到有，从有到深沉，没有勇气，没有毅力，是做不到的。”

5，最值得为龙应台击掌的段落，是她向所有华人世界发出警告：反民主的人会利用台湾大选风波来抹黑民主和台湾。“这是亲痛仇快的一幕：对民主本来就敌视的人，用台湾民主的走调来证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气凌人的天朝姿态指着香港人说香港人‘不够成熟’，不能实施民主普选。对民主抱着憧憬而希望以台湾民主的成功来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虑。”

感谢龙应台，她从一个台湾人的视角，说出了两岸的“经验事实”和“道义常识”：关于台湾历史及其现状，关于新兴民主国家发展，关于大陆政权的性质和打压台湾，关于在恶劣外部环境中的民主台湾……由龙应台，我想到了正在“凤凰卫视”做专题演讲的李敖。

龙应台和李敖都是在大陆颇有影响的台湾文人，但两人对两岸政权的态度却形成鲜明的对照。自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之后，获得了言论自由的李敖，除了声嘶力竭的叫骂和作秀之外，在写作上日呈江郎才尽之态。特别是从2000年台湾大选开始，高举统一大旗的李敖却在言行上一步步地堕落，旗帜举的越高堕落的就越快，他已经完全失去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和起码的是非观念，而沦为“成王败寇”的信徒和强权者的帮凶，由当年的自由文人变成统派的御用枪手，由当年的良心犯变成了大陆御用媒体的宠儿，他把暴君毛泽东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他公开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辩护，为现行中共政权对台湾的打压辩护。最近，他借“凤凰卫视”向大陆布道时的说辞，专门抹黑民主台湾和替独裁大陆辩护。他甚至学着当年毛泽东的腔调说：为了统一，我们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因为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

作为对比，龙应台在《为台湾民主辩护》中对华人世界的呼吁，那种充满了人性温暖和全球华人一家的情怀，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华人世界，请你拍拍台湾人的肩膀，给他一点默默的温暖，同时，深思你自己的处境，让我们彼此扶持吧。”

作为仍然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中、并对台湾民主寄以厚望的的大陆人，我以为，对台湾人最大的支持就是致力于自身的政治改革。只有当大陆也变成一个善待人性尊严的社会之后，包括台湾在内全球华人才能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民族尊严。
2004年4月21日于北京家中

二 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

（一）连宋“朝圣之旅”的媚态

反日爱国的大戏还未演完，舞台监督却强制落幕；紧接着，另一台爱国大戏盛装上演，六十年之后的“国共握手”，煽起了新一轮爱国热潮。

过去，北京主要以“反台独”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李登辉和陈水扁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现在，中共为了弥补“反分裂法”造成的负面影响，突然不再以打压台湾的方式来宣示爱国，而是充分利用岛内的政治分裂，以优待“蓝营”而孤立“绿营”的统战手法，把民族主义情绪由反日引向两岸关系。

虽然，已经对立了半个多世纪的两岸的直接对话，总比继续对立、隔绝要好。但纵观连宋整个大陆行，完全以中共的恩准为主导，半个世纪的相互对立，似乎于瞬间消失了，两岸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也好像完全不存在，两岸真如失散多年的兄弟突然相见，全不见任何历史恩怨、现实隔膜和制度对立，而只有相见恨晚的痛惜，同根同源的亲切，寻根拜祖的怀乡，两岸党魁握手的激动，回乡游子对故土的感念和赞美。

半个月的时间里，连宋在大陆的表演，虽有两人风格的小异，却无大节上不同，二人所到之处，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欢迎；二人的所言所行，都是离别的感伤、还乡的心悦、手足的深情和良好的会谈。而最重要的雷同是：二人首次登陆，全拜中共现政权的恩准，二人都迈着“朝圣”的步子，基本按胡锦涛导演的剧本演出：让说的就大肆渲染，不让说的就谨小慎微，稍有出格，主人就给客人脸色看，客人也就只好自我收敛。

只要按照剧本演出，客人做得越过分，主人越欣然。

连宋风格不同，但在夸胡总，夸跛足改革，夸中共培养高级奴才的翰林院，夸大陆的山山水水和人土风情……上则高度一致。连战的拙于辞令，并不影响献媚的男高音；宋楚瑜那花拳秀腿的乡音，不知道别人如何感想，反正让我作呕。在清华演讲时动不动来几句英语，很像大陆的“海龟”或“高级白领”。用他到北京后最爱用的“忒……”句式来形容，真的就是“忒肉麻，忒甜腻”。

老朽的国民党和势利的亲民党，两个为了赢得岛内党争优势的政客，向北京独裁者做了无原则的妥协和毫无边际的献媚。所以，连战的“和平之旅”，并没有拆除一枚导弹，也未能对“反分裂法”表示出哪怕是温和的置疑；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并没有为阿扁“捎话”，更无法为“扁胡会”铺路。恰恰相反，当连宋二人与胡总握手照相之时，当二人在北大和清华高唱两岸中国人团结曲时，岛内政坛却被搅得的狼烟四起，北京的和谐会以台北的口水战作陪衬。

民主台湾的两大在野党党魁，居然借助独裁中共的力量，将现任台湾总统逼入困境。如此“借外力打内敌”手法，即便可以暂时缓解了两岸的紧张，却加剧台湾内部的政治生态的恶化。从国亲两党的短期利益看，未必就能使之压过民进党；从整个台湾的长远利益看，未必就能为台湾带来利益最大化。刚刚结束的“国代”选举，民进党及泛绿再次成为赢家，就是最好的当下证明。

二 胡锦涛的大赢

在连宋来大陆之前，中共对台政策是屡屡失败，正所谓“文攻不足以收其心，武吓不足以降其志”，所以才有阿扁的一系列走向台独的举动。而当胡锦涛突然明白了这道理之后，他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柔软身段，一下把台湾三大政客全玩了：连宋的朝圣姿态衬托出胡锦涛的主导，阿扁在岛内的多变和骂遍各派势力，致使一向团结的民进党及泛绿内部对阿扁的批评声不断。

同时，胡锦涛以“直接对话”代替“隔岸喊话”，标志着北京的对台政策，开始由传统的“文攻武吓”转向收买民心的新方式。连宋大陆行的高规格接待和全程直播，既是作给大陆人看的，更是作给台湾人看的，以便使北京的对台政策“入岛”和“入心”。

所以，这是一次严重失衡之旅，甚至就是北京通吃的零和游戏，胡锦涛赢得大蛋糕，既得到了最想要得的反台独和九二共识的政治承诺，又不必为几百枚导弹和反分裂法作出妥协。而连宋二人得到“被恩准的”高规格款待，带回台湾的全是经济上的糕点渣。至于二人在岛内的得分，也不是来自他俩在大陆的表现，而是来自阿扁的一日三变和进退失据。

遥想台湾进入新世纪后的两次大选，中共为了阻击阿扁上台，曾拿出强硬的文攻武吓，但皆以惨败告终。自从阿扁上台以来，两岸关系是阿扁主动出击，台独脚步越迈越急促，不断考验着中共的底线，而中共只能被动应对，且进退失据，拿不出像样的应对方案。

对于阿扁来说，制约“台独”的现实瓶颈，主要不是北京的武吓，而是美国不希望改变台海现状；他当然知道，中共现政权的底线，绝非急于统一而是“维持现状”。事实上，北京最怕台独势力的频频出招，将其逼入无路可退的“死角”：打与不打，都要承担“自掘坟墓”的巨大风险。所以，阿扁的一系列看似“急独”措施，不过是为了台湾在两岸未来谈判中增加身价。

直到阿扁的急独脚步也踩痛了美国的脚，中共的态度也转向强硬之后，阿扁才放缓了急独的脚步。所以，在美国政要的不断敲打下，才有“春节包机”和“扁宋会谈”，使两岸关系出现回暖征兆。特别是，陈水扁执政以来第一次公开提出：只有在两岸政治制度趋同的前提下，才能就统一问题展开谈判。

然而，胡锦涛中了阿扁的激将法，非但不向好的方向努力，反而节外生枝地自我搅局，“反分裂法”的制定，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但在客观效果上，纯属无事生非，极其愚蠢地制造敌意，招致台湾民意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使北京的国际环境突然恶化。

对两岸而言，既改变不了两岸现状，又引发岛内朝野的一致不满，致使台湾民意离大陆越来越远，也就等于为台独势力拉选票。

对国际社会而言，既引起美国的警惕，使美日同盟加强并涵盖台海，致使中美、特别是中日关系陡然紧张；又令欧盟难以接受，已经过漫长的游说和付出大把银两，几乎到手的鸭子不翼而飞——已经到了解禁关口的欧盟对华军售禁令，现在也变得遥遥无期，不但弄得北京当局进退维谷，而且把推销解禁最卖力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置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好在，胡锦涛还具有灵活性，在强硬威吓四处碰壁之后，突然作出前所未有的柔性姿态，邀请台湾两大在野党访问北京，导演了1949年后最大的统战秀，由此弥补“反分裂法”的负面效应，跳出了自掘的外交陷阱，既缓解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也要安抚台湾朝野，为他赢回一盘大棋。

其实，早在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期间，北京已向美国作出承诺，想办法弥补“反分裂法“造成的负面影响。赖斯女士回国之后曾谈到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赖斯所说的“北京将尽快弥补”，大概就是现在的“胡连会”和“胡宋会”。

在此意义上，反分裂法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国际效应，北京不能不考虑如何弥补，客观造成了阿扁播种，连宋收获。

虽然，连宋大陆行的最大赢家是胡锦涛，但也不能说台湾就毫无收获，起码“胡连会”和“胡宋会”的公报，再无传统的“一国两制”，而代之以“两岸一中”和“九二共识”。这就为两岸关系提供了更灵活的回旋空间。

虽然，细究起来，北京被迫放弃“一国两制”，主要功劳还应该算在李登辉和阿扁头上。早在江泽民与李登辉通过密使在香港接触之时，中共内部已经作出了准备放弃“一国两制”的决定，否则哪来“92共识”！及至阿扁在北京的打压“助选”中上台，“一国两制”就更是阻塞两岸缓和的死路。但此次会谈结果，毕竟把中共早已决定的内部底线变成公开的文字，也就等于堵死了“一国两制”之路。而在一党独裁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放弃“一国两制”就等于安于“维持现状”。

（三）外交政绩弥补负面影响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腐败的愈演愈烈和底层群体反抗的此起彼伏，就是明证。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姿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重合之处。中共政权也就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

这就是中共尽量与其他亚洲国家修好而独独对日本强硬的原因，今年四月份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束缚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毫无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的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具体到胡锦涛，连宋大陆行对其形象的正面意义在于：用外交上的政绩来弥补其对内左转的负面效应。众所周知，从2004年开始，中共现政权对内统治急遽左转，胡锦涛甚至讲出在政治上“学习朝鲜、古巴“的昏话。对媒体及互联网的严控，对新自由主义及自由知识界的批判，对政治异见和民间维权的一系列严厉打压，导致人们对“胡温新政”的极度失望，甚至“胡不如江”的评价迅速传播。

于是，胡锦涛为了转移国内外对其左转的不满，接连导演了两场民族主义大戏。但官方对反日风潮的先抬后压，无论在国际舆论中，还是在国内爱国愤青里，并不能为他的形象加分。只是随后登场的连宋大陆行，才赢得了褒多于贬的评价，让国内外看到了他的灵活性甚至开明的一面，多少弥补了其左转的负面影响。

然而，如果没有内政外交上的进一步实质性动作，连宋大陆行的正面效应将会很快便会消失。因为，坚持自外于人类主流文明的一党独裁制度，既是大陆内部危机的主要根源，也是两岸沟通和赢得国际信任的主要瓶颈。对大陆而言，只要尖锐的制度对立现状得不到渐进的改变，中共就不会放弃在国际上围堵台湾，不放弃武力统一，不撤出导弹，就是再高规格的礼遇、再珍贵的熊猫和再大经贸利益，也不足以改变台湾的主流民意。对台湾而言，只要朝野无法在大陆政策上达成共识，不利用台湾对大陆的最大优势，共同向北京打“民主牌”，“连宋大陆行”的花拳秀腿玩的再高超，也改变不了两岸之间的实质性对立。
2005年5月15日于北京家中

三 李熬的独裁大中华主义批判

一 狂妄成精的李熬

继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的政客陆续来大陆开拓政治市场之后，台湾的“政客式文人”李熬也来大陆开拓言论市场了，政客进人民大会堂朝拜中共权贵，“政客式文人”登大陆最著名的“高级奴才培训基地”的讲台。

尽管，李熬自称：我要让大陆民众知道，李敖比连战、宋楚瑜更会演讲。但在我看来，李熬的“文化之旅”，象连战的“和平之旅”和宋楚瑜的“搭桥之旅”一样，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朝圣之旅。”

谁都清楚，大陆对李熬的青睐，源于反台独的统战需要。浏览大陆的各大网站，李熬的形迹“既红又黄”：一面是政治上“狂傲的反‘台独’斗士李熬”，这符合大陆的绝对政治正确，为政府和愤青所爱，所以，李熬反台独的言论遍布大陆媒体；另一面是私生活上“李熬放荡不羁的精彩恋爱”，这符合才子佳人的经典娱乐模式，为喜欢窥探名人花边的大众所爱，李熬私生活的照片在几大网站上都能见到。所以，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建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在大陆媒体上遭到全面封杀，而李熬的小说《北京法源寺》仅仅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却被大陆媒体热炒了一阵。

另据东森新闻报道：李敖到北京的第一刻，大陆官方就祭出大排场，机场保安工作管制之严，不输给台湾政党领导人，迎接李敖一个人相当于一个政党访问团，超级保镖加迎接车队，中央警卫局出动十几位保镖，个个人高马大，身上黑墨镜、黑西装、身高起码180公分，看上去都是狠角色。大批媒体记者被赶出了大火气，保镳和记者爆发冲突。

（一）骂谁夸谁 一清二楚

最善于自吹自擂的李敖，兼具才子的博学、尖刻和文人的狂躁和粗野，曾以良心犯的资历和大胆的文字，先在台湾变成“明星文人”，继而在八十年代的大陆变成反独裁反传统的斗士。然而，自从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以来，享受着言论自由的李敖，反而在写作上露出江郎才尽之态，在台湾言论市场的份额急遽萎缩。于是，精明的李熬转向大陆，以煽情的“大中华民族主义”拓展大陆的言论市场。
所以，他上飞机前对媒体说：他曾公开赞成“一国两制”，大陆应对他有“基本信任关系”，而且早年国民党执政时期，他多次被人向台湾警备总部检举是“匪谍”，既然曾被当做是“共产党的间谍”，他这次去北京会“向党中央报到”。(他到北京机场的感言是：“今天我终于活着回来了。”“（我）不是以客人的身份，而是以自己人的身份访问大陆”。
据凤凰卫视报道，李敖诳天安门，解说员请他留言。他写下“休戚与共”四字，并解释说：“休”代表快乐，“戚”代表难过，“共”就代表共产党。在天安门城楼上，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向李敖介绍，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地方。李敖听说，赶紧在此留影，又对着广场上呼喊他名字的热情观众和记者挥手致意，但只挥了一下，就机警的反应过来说：“我可不能乱挥手”。
近年来，从李熬关于两岸关系的言论看，他已经陷入大中华民族主义高于自由主义的魔术之中，反台独反得颠三倒四、满嘴流油，动不动就以外省人的傲慢贬低台湾本省人。特别是从2000年台湾大选开始，高声赞美“一国两制“的李敖，开始了新一轮的堕落，爱国大旗举的越高，堕落得就越快。

被大陆民间称为“中央电视台香港频道”的凤凰卫视，自然会对赞成“一国两制”的李敖情有独钟，专门开辟《李敖有话说》节目，也使李熬再次进入大陆人的视野。看李敖在电视上的表演，表面上还是骂人骂得百无禁忌，而实际上是用叫骂台湾政客来向中共政权献媚。我必须承认，李熬献媚的技巧确实高于中共的御用智囊。

李敖是很狂妄，自称五百年来中文写作第一，但他并非癫狂得目无一切，面对不同的对象，他表现出一种政客式的精明，拿捏分寸和把玩辞藻的技巧，可谓炉火纯青：对台湾政权，无论是两蒋时代还是李登辉、陈水扁的时代，他骂遍了台湾的政客和名流，且骂得百无忌惮、心花怒放、脏话跌出；而一旦面对大陆政权及其高官，他马上变得温柔敦厚、语带媚腔，偶有批评，也是避重就轻，很礼貌很分寸。

比如在《李熬有话说》中，他骂李登辉是叛徒、骗子、认贼作父，骂陈水扁是“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甚至把陈水扁贬为“卖牙签的希特勒”。他说：“我讲到这里先向希特勒抱歉。因为希特勒他是能干的人，几乎统治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个陈水扁在台湾像个瘪三一样，什么都不能做。”他说陈水扁上台证明台湾是假民主，靠的不是皇权时代的继承、不是战功、不是为民服务、也不是民主选举，而是靠骗：“整个台湾的领导人……他们就靠了一个字就是骗。……从陈水扁以下这批人，他们得到政权是靠一个骗字。”（第一集《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2004年3月8日）

但他却不解释：为什么在假民主的台湾，他李敖可以胡说八道而无后顾之忧？他还可以在200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参选，在2004年以无党籍参选并当选第六届台湾“立委”？也不解释为什么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承认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难道只因李敖没选上总统或看不上当选总统，台湾选举就是假民主，就是“骗”！

然而，谈到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他却屡屡为独裁政权打压台湾背书，公开为毛泽东时代的荒谬辩护，把暴君毛泽东奉为第一流政治家；他还为六四大屠杀的刽子手辩护，声言“佩服那个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在《李熬有话说》第14集《由“弃”字识破风凉话》中（2004年3月25日），他说前美国总统卡特是伪君子，因为当年卡特在北京和邓小平见面时，曾批评中国不民主不自由，批评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没有迁移自由等；他却夸邓小平近乎无赖的回答：“你要多少人我送给你，你要一百万两百万，一千万两千万我送给你，你要不要？”

显然，卡特说的迁移自由和移民美国完全是两码事，邓小平自知理亏又要面子，也就只能胡搅蛮缠。李敖的评论比邓小平的回答更无赖：“他妈的你一个都不接，一个都不要，你讲风凉话叫我们来承受，我们怎么受的了呀？”

李敖也会谈到言论自由，特别爱谈他当年在台湾争取言论自由的壮举，他曾坐了十年蒋家政权的大牢，他的书曾被查封近百本等等；但一涉及大陆的言论自由问题，他就谈得分外精明。他从不提及大陆的50多年的言论管制、频繁的禁书案和文字狱；他宽容地对待大陆的言论不自由，就连凤凰卫视删节他的电视讲话，也能报以理解的态度。这与他斥责蒋家政权禁书时的尖刻和愤怒，恰成鲜明的对比。

当别人问李熬：你为什么只敢骂台湾而不敢骂大陆？只敢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不敢反对更残暴的共产党独裁？如果你生在大陆、遭遇文革，你敢讲这些话吗？

他的回答很技巧，也很狡猾，一反总是自称英雄的习惯，转而公开承认自己懦弱：“人难免有变得无赖的时候，……我今天回想到当年我坐牛棚的时代，我记得我会用一种玩世的方法，逃世的方法，狡猾的方法，技巧的方法来躲过那一劫。所以大家不要假设，我李敖如果留在大陆我做什么，我可能做出一些很卑微的事情来，也能做一些小小的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谁知道呢，这种假设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第31集《假如问题永远没有答案》2004年4月19日）

其实，不是“假如问题永远没有答案”，而是“李敖有话说”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个人名利驱动下，李大师“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若李大师反共，别说他来大陆拓展言论市场，“凤凰卫视”也绝不会有他的立锥之地。

（二）拿“王八蛋”来自我炫耀

李敖最能骂人，据凤凰卫视2004年3月10日介绍：“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人，在古今中外‘骂史’上，大概无人能望其项背！”由此，五百年来的中文第一写手，又创下了“天下第一骂”的吉尼斯记录。

李敖自称凡骂人必有证据，但其证据不光是用来骂人的，也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才学、人格和名望的，而且时时处处都在炫耀，几乎每骂必自我炫耀。换言之，如果说，李敖的强项是“以证据骂人”，那么，他最为精通的是以骂人来自我炫耀：看，我李敖骂人骂得象无所不知的神。

2000年台湾大选时，李敖明知自己毫无希望，还偏要出来作秀，他的竞选言论，除了一国两制的统一旗子之外，余下的大抵是骂人。为了竞选秀的完美，诺贝尔文学奖也被拉来造势。2000年2月，台湾媒体爆出李敖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审核小组通知，提名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据说，李敖作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台湾作家，轰动海峡两岸。

他上了凤凰卫视，自然不会放弃这个向大陆人炫耀的好机会。《李敖有话说》的第一集题目就是“我终于有一个机会在这里抛头露面”，李敖对观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各位终于看到我了。我在台湾藏了五十五年。”

这样的开场白，似乎他肃然是被大陆长期封杀的作家，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

如果是影视传媒，大概还是事实；如果是纸媒体，显然不是事实。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作家的李敖在大陆可谓大名鼎鼎，甚至超过柏杨在大陆的影响，且其大名从来没有消失过，他的各类著作遍布大陆的书店书摊。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当反台独成为中共台海政策的核心之后，李敖公开支持“一国两制”的言论，也屡屡出现在大陆媒体上。

李敖话说当年，炫耀自己在蒋家时代如何带头争取言论自由，是两次坐牢的大英雄，其他人都是小兄弟；他写的书如何又多又好，他的被禁之书如何天下第一，他的预言如何准确；在台湾民主化之后，他如何先揭露李登辉、后揭陈水扁，如何成为2000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他的竞选助手的身份如何显赫……，他给自己的定义是：“我又是绝顶聪明的人，好学不倦的人，手不释卷的人，坐过两次牢的人。”

颇为讽刺的是，现在的李敖把陈水扁骂得一钱不值，但他当年曾经支持过陈水扁。为了把今非昔比的变化说圆，他又拿出颇有喜剧色彩的骂人本领：当年我支持陈水扁时，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有言在先：“支持王八蛋”。不过，这个李敖眼中的“王八蛋”，曾与他有过“兄弟般”的情谊，却可以作为自我炫耀的绝妙证据。想当年，我李敖是陈水扁等小兄弟的大哥，陈水扁称我“李大哥”，而自称“小老弟”，我是他们的带队的，我出钱让他们办刊物，带领他们“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李敖向观众展示陈水扁早年给他的信，突出的是信中那种毕恭毕敬的语气；陈水扁当选总统之后，还把自传《台湾之子》送给他，上面有阿扁的亲笔：“敖之吾兄雅正。生日快乐，弟陈水扁。”他接着说：在4月25日我李敖65岁生日这一天，他还要送书、送水果、送花，祝我生日快乐。“虽然这个时候我都写了陈水扁的真面目，揭穿他的真面目，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可是他还这样子，跟李大哥表示友好。”（第二集《台湾人说他想独立，全中国人民都笑了》2004年3月9日）

那意思，无非是想告诉世人，看我李敖多牛气，即便把陈总统骂个“狗血淋头”，总统仍然要来巴结“李大哥”，你们说他是不是个“王八蛋”！于是，别人对故旧之谊的尊重，就在李敖的冷嘲热讽中，变成了他的自我标榜。

我想，在李敖骂过的三千多人中，被他骂为“王八蛋”的不在少数，而他独独挑出陈水扁这个“王八蛋”炫耀，无非是因为这个“王八蛋”是总统。

这个被凤凰卫视称之为“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李敖，骂人却骂得这般市侩！如果说李敖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那么在我看来，他的“不可救药的理想”就是达到“骂人即炫耀”的境界。

李敖收集各类资料的勤奋和韧性，固然令人敬佩和羡慕，但他收集资料的目的，似乎专门是为了“骂人”和炫耀渊博，用于贬低别人和抬高自己，轻浮得近于猥琐。

不知道李熬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三处的演讲，是否还要开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决不会把满口脏话丢向中南海。
2005年9月20日修订于北京家中

（二）李熬在北大如何摸老虎屁股？

1949年后，昔日的“自由摇篮”的北大，被中共改造成今日的“自由坟墓”。

以骄狂著称的李熬走进了“自由坟墓”，想给坟墓吹进点儿活的气息，却要借一连串著名的死人和活人来支撑其话语权，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知识名流，毛泽东、周恩来等亡灵，都成为他传播言论自由的道具。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毛语录来戏说“言论自由”，进而来预言中共注定灭亡；他用性开放的好处多多来论证言论开放的无害有益，用北洋军阀政府的宽容来凸现当今中共的不宽容；他用老北大的独立精神来抨击新北大的“孬种”，用一系列外国政府屠杀民众的实例来暗示六四大屠杀，以此证明“所有的政府在这样的时候都是王八蛋”；整个演讲的点睛之笔，是他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中介，引出胡适的思想：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因为，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我以为，一位男学生的提问和李熬的回答，是整个演讲最出彩的地方。其精彩之处就在于：与其说是向李熬提问，不如说是质问坐在台上的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

那位学生问：“……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闵维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

李熬答：“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在此，我不能不向真正摸了老虎屁股的这位北大学子致意！也顺便向李熬的上述言论表达敬意。

但也必须看到，从凤凰卫视走上北大讲台的李熬，一心想扮演“自由斗士”，却已经丧失了昔日的锋芒。再联系他在清华鼓噪的独裁爱国主义，今日李熬非昔日李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撇开他本人的刁钻习性不谈，仅就他必须面对的压力而论，即便他不怕调戏中共，他也怕驳了老板刘长乐的面子。

曾几何时，面对蒋家威权统治，李熬具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他的一针见血的文风和不怕坐牢的勇气，堪称威权台湾的自由斗士。然而，台湾民主时代的到来，使李熬失去了对手，尽管骄狂依旧，叫骂更凶，但听众见怪不怪、言论市场萎缩。于是，李熬由自由斗士变成文化刁民，他为反对而反对，他的叫骂不断变味，少了锐气而多了痞气，少了正气而多了邪气。多亏编外央视频道的凤凰卫视的“慧眼识金”，为李熬重新找到了贩卖叫骂的言论大市场。

李熬仍然敢恨敢骂，骂两蒋、骂国民党、骂连战、骂马英九，更骂台独，骂民进党、骂李登辉，骂陈水扁，顺便也骂美国、骂日本，但就是不骂中共，不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非但不骂，反而爆夸，从凤凰一直夸道北大。即便在北大戏说言论自由，他也大耍滑头，把自由国家的官民冲突等同于独裁国家的官民冲突，开出如何争自由的犬儒化药方：自由的获得，一要巧妙地与独裁政府周旋，二要与独裁政府合作。否则的话，还会遭到六四式的屠杀。

所以，他用外国政府开枪对付平民来暗示六四，那意思是说：我不赞成政府向民众开枪，也不赞成民众逼着政府开枪。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评论，看似公允，实则混淆了起码的是非。六四的是非善恶一目了然，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民众，拿什么逼政府？难道和平表达政治异见也叫逼？事实上，六四屠杀绝非民众逼出来的，而是一贯敌视民意的中共政权的野蛮本性使然。特别是当独裁政权面对高涨的民意之时，暴力镇压便是这个残忍政权的必然选择。而按照李熬的逻辑，只要民众坚持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就构成政府开枪的条件。

李熬在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童清峰的专访时，一边教导大陆人要“超越六四和回归宪法”，一面为刽子手辩护（转自多维新闻网05－09－23）他说：“六四不能谈，你看邓小平的文集，里面有一篇是对解放军的战士讲话的，他说动乱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坦克车不开出来，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了好多解放军，所以才有那个画面出来，穿着白衬衫的那个人挡住坦克车，坦克车有没有压过去？没有。坦克车停下来，不是吗？该为谁平反？要不要为这些被干掉的解放军平反？”

多么会混淆是非的李熬！居然把邓小平为大屠杀作辩护的话当作“圣旨”，把刽子手与被屠杀的无辜民众混为一谈！那么请问李熬：在台湾进入民主社会之前，台湾人能象李熬说得那样潇洒，超越蒋介石政府制造的“二•二八血案”吗？他李熬本人能超越十年大牢吗？而在依然独裁的大陆，六四亡灵还未得到公正的祭奠，天安们母亲还无法公开悼念亲人，许多因六四而入狱的人士仍在大牢里煎熬，赵紫阳的亡灵依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你李熬凭什么让大陆人超越六四？

必须承认，对比连战和李熬二人在同一讲台上的表演，连战是被中共操控的木偶，李熬是戏耍主人的戏子，戏子的嘻笑怒骂，当然比木偶的一本正经更讨观众的欢心。但李熬之所以敢摸老虎屁股，就在于他比连战更聪明：1，他在威权时代的台湾就摸过两蒋的屁股，为此坐过十年大牢，并坐成了著名的“自由斗士”，他在大陆还多少具有自由斗士的人望，这是政客连战难以比拟的；2，对中共现政权的两岸政策，他的把握远比连战准确：如果说，蒋介石政权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那么，中共现政权就是“武力统一无胆，民主统一无量”，而只能采取硬性的武吓和软性的统战来维持现状。而且，胡锦涛加大了对台统战的力度。

所以，骄狂成精的李熬，早就摸清了中共这只老虎的秉性：中共的恐怖统治，对大陆人是血口大张的“真老虎”，而对外人大都是收起牙齿的“纸老虎”。为了统战的需要，中共对台湾的各界名流，甚至要装成憨态可鞠的“熊猫”。别说现在的连战、宋楚瑜和李熬等台湾名流，就是当年的“大战犯”李宗仁，只要肯于接受统战，毛泽东也会赐予“荣归故里”的待遇。何况，今天的中共政权，毛式霸气少了，邓式精明多了，对外政策的国家机会主义，已经到了“左右逢源”的圆滑程度。

李熬一到大陆，宣称他是值得信任的“自己人”，不断叨念多少人劝他收敛锋芒，否则可能惹麻烦；他在机场表示，想以政治犯的身份去秦城看看，他在北大又说：“我讲这一点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似乎他在北大摸了老虎的屁股，很可能遭受文字狱的惩罚。

但李熬心里清楚，自己是“外人”，而中共的老虎屁股，一贯是“外人摸得，自家人摸不得”。

比如，仅就这两年而言，大陆的网络异见作家张林、郑贻春和师涛等人摸了，分别被判入狱五年、七年、十年；维权人士李柏光和朱久虎等人摸了，分别遭到九个月、四个月的拘押，才得以取保候审。最近，郭飞雄摸了，再次被送进拘留所。

至于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他们没有统战对象的身份，自然享受不到李熬的特权，即便他们有心在北大讲台上摸老虎屁股，中共也决不会为他们提供机会。君不见，北大的焦国标在台下摸了，被砸了饭碗，远走美国；青年女教师卢雪松在讲台上讲林昭，至多是轻摸一下，却先遭停课、后遭取保候审的惩罚。

而台湾的李熬被赐予上北大讲台特权，所以，他摸老虎屁股，非但全身而退、无惊无险，反而温柔一摸，名利双收！
2005年9月26日于北京家中

三 李熬在清华为“盛世”高歌

李熬在北大摸了老虎屁股，一炮打响之后，他已经完成了事前设计，“自由斗士”的凌空，把政客连战的大陆行踏在脚下。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弥补北大放言对主人的“大不敬”。

(一)中共对李熬的不同待遇

中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李维一声言：官方没有对李熬施加任何压力；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也说：官方对李敖“登陆”所表现出的“雅量”，体现了社会的开明和进步。但非常明显的是，与北大的接待规格相比，清华对李熬的接待已明显降格，没有国台办人员出面，校级官僚也缺席，只派出二级学院的院长李强，演讲主持人也变成凤凰卫视的曾子墨女士；在定位上，也不再是清华校方邀请李熬来演讲，而是凤凰卫视请李熬来作专题节目《世纪大讲堂》，只不过本期节目安排在清华而已，如同以往的《世纪大讲堂》都安排在大陆的不同高校一样。后来到复旦也如法炮制，出面主持演讲的是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

李熬在北大戏说“言论自由”，直播之后就从凤凰卫视上消失，中共媒体全面封杀北大演讲；而李熬在清华宣讲“独裁爱国主义”，录像在凤凰卫视上不断重播，大陆媒体跟着热炒清华演讲。

受到压力而有所收敛是一回事，讲什么内容是另一回事。李熬如若不想主动献媚，他在清华完全可以讲选择其他内容，而不必专挑独裁爱国主义、实质上是爱党主义来声嘶力竭。清华演讲并不完全是压力下的变脸，因为，四百集《李熬有话说》已经证明：李熬的大中华情结和力捧中共都是一贯的，基本与政治压力无关。所以，仅仅时隔一天，北大的自由主义课堂变成了清华的独裁爱国主义课堂，嘻笑怒骂的批判变成了忸怩作态的媚眼，精明的骄狂变成撒娇的痞气。

（二）李熬的盛世与大陆异见人士的文字狱

李熬在清华表演不再摸老虎屁股，而是温柔地按摩虎头，再唱《李熬有话说》的独裁爱国主义媚曲：结束中国近百年来挨打挨饿历史的唯一功臣是中共。只有中共才能使中国真正地富强起来。他大声感慨：“现在是中国自汉唐以来所没有的一个盛世。”是史学家钱穆所期盼而没能看到的“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盛世，“今天告诉各位，我李敖亲眼看到了。”

他谈起中国人没有裤子穿的穷，1949年前的穷，要怪万恶的旧社会；1949年后的穷，不怪国共内战，也不怪中共，而只怪蒋介石。因为蒋介石逃往台湾时，炸毁了大多数基础设施，搬空了国库里的金条，还留下300万反动分子捣乱，能不穷吗？李敖在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作嘉宾时也说：“中国曾经经过那么穷苦的日子，现在虽然还是会穷苦，但比起以前真是程度不同了，感谢中国共产党！”

那么，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那是中国历史上饿死最多的人祸，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而老毛还要向出口粮食，以换取苏联对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支持。我想，自称熟悉历史的李熬不会不知道，但他就是一字不提。

李熬的这套说辞，与大陆影视剧中以古颂今的古代盛世，与春节晚会的盛世主旋律完全合拍。比如，2005年春节晚会，开埸歌舞名曰：《盛世大联欢》；收场节目名曰：《盛世钟声》，首尾呼应地突出当下中国已步入“太平盛世”的主题。

李熬向清华大学生灌输的独裁爱国主义，也是每年七•一、十•一等中共庆典期间官方宣传的爱国主义——爱国等于爱政权，爱政权等于爱党。近些年七•一庆典，官方的舆论造势的重点之一，是强调年轻人积极要求入党的人数大幅度上升，特别要突出在校大学生入党人数的增长。官方媒体报道说，在校大学生要求入党的比例已高达百分之六十，这一数据又恰好与另一调查数据相当：年轻人拥护中共的比例高达百分之六十五。至于入党和拥护党的理由，报道的侧重点也有理想转为务实：既不谈中共的宗旨，也不谈远大的共产理想，更不谈党的斗争精神，而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著重谈论中共的丰功伟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江泽民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胡锦涛领导大中国的和平崛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创造了国力增强、国威提高、国家崛起和国民富足的醒目政绩，对年轻学子越来越具有感召力。

在复旦的演讲，最信口雌黄的献媚，是他大夸中共的政治开明:“为什么我说这次回来要看秦城监狱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六四后的秦城监狱，曾关过一大群政治犯，我是其中之一。现在的秦城监狱里是否还有政治犯，我无从考察。但仅就北京二监关押的政治犯而言，我知道起码就有：“自由民主党案”中的胡石根，“新青年学会案”的杨子立、徐伟、靳海科，民主党案的何德普、查建国、高洪明等人，他们的刑期，少则八年，多则二十年。

同时，就在李熬高歌中共盛世的前一天，即2005年9月22日，大陆异见作家郑贻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七年徒刑。其他的还有，优秀新闻人俞华峰和李英民，分别被判八年和六年徒刑；程益中先生也被关押了四个月；异见作家张林和师涛，分别被判入狱五年和十年。中共监狱关押的网络作家和记者为当今世界之最。

近两年，中共政治迫害的黑爪越伸越长，帮助底层人士维权知识分子和律师也屡遭关押。律师郑恩宠被判三年徒刑，法学博士李柏光和律师朱久虎，分别遭到九个月、四个月的拘押，才得以取保候审。最近，郭飞雄因参与太石村维权，被送进番禺区公安局的拘留所，还有二十几位村民也身陷囹圄。山东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北京被绑架，押回山东后，至今仍然遭到软禁。

（四）李熬对国共的双重标准

按照李熬的标准，主权独立了，经济腾飞了，百姓温饱了，就是“汉唐之未有之盛世”。那么，在李熬本人遭受政治迫害时期，蒋家父子领导下的台湾也应该是盛世了。

李熬的书，在1966年第一次被禁，从此他的书就不断地遭禁，先后被禁过96本；他的人也不断遭到人身迫害，1971年和1982年，他先后两次入狱，加起来蹲了十年大牢。而李熬受迫害的这段时间，正是台湾经济起飞、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阶段。从1965年到1972年，台湾工业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9.5%，工业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25％，由蒋经国主持的“十大建设”，也开始于1973年，标志着台湾经济的辉煌成就。

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经济腾飞，改变了台湾的实力和台湾人的生活。从1951年至1989年的38年间，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从24.6亿美元增至1283亿美元，增长52倍；人均国民收入从137美元增至7518美元，增长53倍；外贸总额从1.97亿美元增至1184亿美元，增长601倍；1989年台湾外汇储备达774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由此，台湾迈入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与南朝鲜、香港、新加坡并列，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和“经济奇迹”。

可以说，李熬遭受政治迫害时期的台湾，与现在的大陆非常相似：经济高速、收入猛增、生活改善和政治独裁、权力高压、政治迫害并存，但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力度远不及现在的大陆，而现代化水平却远远超过现在的大陆。何况，老蒋死后，小蒋便开始了一系列渐进的政治改良。到1983年李熬第二次出狱时，离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的1987年，只有四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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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李熬在大陆宣讲的盛世标准，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政府，更有理由被称为创造盛世的执政党，因为它不但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创造了政治奇迹，应该被李熬称为双重盛世才对。

但李熬非但从未把这一时期的台湾称为“盛世”，反而依然是用最激烈的叫骂抨击两蒋。如果从李熬在这段时间里备受文字狱之苦的角度，可以对他的叫骂给以同情的理解、甚至认同，但同样是威权政府，且中共独裁远比国民党独裁厉害，而李熬却高调赞美中共而刻毒贬低国民党。

这样的双重标准，既是旁观的冷漠，也是没心没肺的献媚。

如果真像李熬自称的那样，他真是自己人而不是观光客，他应该一直生活在大陆，且因发表异见而进过他向往的秦城监狱；他也应该参加过八九运动，且亲历过六四屠杀；那么，李熬还会在清华的讲台上大谈什么“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盛世”，而无视大陆仍然频发的文字狱吗？

他不是自己人而是外来的观光客，是中共优待的重量级统战对象，是摆给台湾人看的政治花瓶，与每年坐在大会堂里的政协委员的花瓶功能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的大陆行，与大陆民众没有多大关系，而与中共的统战策略密切相关，也与他扩展自己的言论市场息息相关。

这些被李熬忽略的大陆政治犯，都是李熬标准的盛世的祭品——向政治冤狱的制造者中共献媚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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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李熬的献媚和自媚

（一）李熬向中共权贵献媚

李熬是个患有畸形自恋狂的戏子文人，无论走到哪，也无论讲什么，他都忘不了贬低别人和太高自己，那种自我炫耀的无耻劲头，真是世所罕见。

然而，骂遍天下李熬，独独对中共及其领袖不骂反夸，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胡锦涛，从第一代夸到第四代。在凤凰卫视上夸还不算，来到大陆也要继续夸。

李熬在三所高校的演讲，主题之一是高调赞美中共的各代领导人，频频引用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周恩来和邓小平的话。在北大，他高调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顺便向胡锦涛献媚，拿出京片子的“自来熟”做派，称胡锦涛为“小老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当胡锦涛请我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我就来了。”

如此献媚于当今中共党魁，已经近于顽童向大家长撒娇了。

在清华，每当李熬讲到煽情的爱国主义，都能得到台下最热烈掌声。与他对北大的尖锐批评相反，他对清华的态度却是百媚千捧。李熬在北大演讲时贬低唯物主义而抬高唯心主义，但他在清华却变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反复强调只有务实才能强国，清华的传统是务实；他礼赞清华“务实爱国”之校风，他说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人开始务实了，看到从清华走出了务实的国家领导人。

在复旦，李熬继续清华演讲的主题，夸盛世，夸邓小平，夸现在中共领导人“务实”，希望“我的小老弟胡锦涛真的风流一点。”

即便面对台湾媒体的采访，李熬照样赞美现任中共党魁和总理。他接受在2005年09月27日接受台湾《联合报》采访时说：“国民党说暴政必亡，没有这回事，中共严密的不得了，不会亡，只有承认现实，大陆高层做坏事的人几乎没有，胡锦涛规规矩矩，要承认。”“温家宝走了一千五百个县市，十分规矩的一个人。”

因为，他还舍不得凤凰卫视的言论市场。

（二）李熬的自我炫耀

李敖自称要与同在北大、清华演讲的连战、宋楚瑜作“演讲比赛”，要让连和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演讲”。

所以，他在北大的演讲，再现了他用骂人来自我炫耀的小聪明，一开场就拿在同一场合演讲过的连战开涮，让连战在女厕所例露怯。可怜的连战，先是自愿充当胡锦涛的统战工具，继而又被迫充当李熬的垫脚石，为了把连战踩在脚下，李熬只能“以怨报德”，不理会中共对他的万千优惠，而要安全地摸一下老虎屁股。

李熬当然最想夸的是他自己，而且专找名人来当垫脚石，早已作古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台湾、在凤凰卫视，已经多次被李熬当作垫脚石，大陆行也两次当了李熬的垫脚石：“我在中学时候写文章批评一个教授，他后来写信，他很谦虚地给我回信，”这段佳话已经成了李熬生命词典中的“典故”，动不动就拿出来用于自我炫耀。时隔仅一天的北大和清华的两场演讲，他就给听众讲了两次这个典故。

他捐款给北大为胡适塑像，1500倍还胡适当年给过他1000美元的人情债，他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三次演讲中，三次提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多次提及。比如，他对《亚洲周刊》的记者童清峰说：“当年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一千元给我，这次我捐了一百五十万台币给胡适立铜像，相当于三十五万人民币，一百五十万比当年的一千元，物价指数是一千五百倍，我还你的情，这个情还得之高明，还到北京大学去了，在共产党这么多年打击胡适、冷落胡适，北京大学这几年有蔡元培铜像、有李大钊、毛泽东、马寅初、西班牙赛万提斯，有这些像的时候，没有胡适的像，我李敖捐了这笔钱要给胡适立铜像，你想想看这涵盖多少意思，我跟胡适四、五十年结这个缘，他借我的钱一千五百倍反射在这个铜像上。”

清华学生也很知趣，提问时个个投其所好，几乎所有人的提问都以“大师”之称开始，先用肉麻的献媚开场，再奉上拍马屁的问题，直到最后向李熬赠送礼品，都离不开吹捧“李大师”的拳拳爱国之心。有几个学生的提问，已经不是问题而是在大师面前撒娇。

一个女生说：“我觉得我们是以清华最热烈的双臂来拥抱您，欢迎您回到我们祖国的组织，欢迎您回来。……通过刚刚短短几十分钟的讲演，我们非常深刻领略了您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可能我们更加喜爱您的是您对我们祖国的认同和您的爱国之情，我们真的感觉到您的拳拳之心。”

一个男生说：“……非常喜欢看您的《李敖有话说》节目，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经常看到您穿一件红色的外衣，因为今天您为什么没有穿，这件外衣对您来说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唯一尖锐点的问题是一个女生要求李熬向北大道歉，因为李熬用“孬”贬低北大，而“‘孬’在北京话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贬义词，我觉得对主人不够礼貌，……”李熬也只好委托这位提问人向北大致歉。

于是，李熬在台上向中南海的新旧权贵撒娇，清华学生在台下向李大师撒娇，李熬的表演就在台上台下的互媚中结束，堪称“超级圆满”。

清华人用提问献媚，并不令人吃惊。“谄媚于上”是中共文化的最大特色之一，大陆电视主持人最拿手的技巧，就是用提问来向嘉宾献媚，每个问题都是一次献媚，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献媚的力度也节节攀升，直到夸得嘉宾笑成一朵花。所以，向权势者和名流献媚早已变成中国人的第二本能了。在一向极左、培养众多高级奴仆和官僚的清华，学生们学不到真正的人文精神，而只能学到奴才的处世之道，毫不奇怪。

靠叫骂起家的李熬夸清华，直接夸到毕业于清华的中共党魁胡锦涛等政治局高官，如此献媚也不令我吃惊。从几百集《李熬有话说》的节目中，我早已领教了李熬献媚中共的高超献媚，夸起毛泽东和邓小平来，技巧之高超令他的叫骂黯然失色。

更令我作呕的是他近于无赖式的精明，为了让肆无忌惮的媚相不太难看，他又在独裁爱国主义的煽情中撒上点自由主义的味精。比如，他再次讲到自由主义，讲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清单，还修改了富兰克林名言：“富兰克林讲了一句话，非常动人，他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句话要被我李敖改写，怎么说，这里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自由不在外面，自由在我们眼前，经过我们的努力自由会实现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跑？”

如果说，李熬在清华和复旦讲台上的献媚表情，是为了继续他的拓展大陆言论市场之旅；那么，他在北大的“摸老虎屁股”，绝非出于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良知，而是出于他的政客式文人的精明！他知道，在大陆政权的眼中，他是铁干的反独派和拥共派，所以才有此次大陆行。或者说，此前的一年多时间，他在凤凰卫视上的极端媚态，早已为他来大陆摸老虎屁股积累了足够的免罪资源：

一方面，他是台湾唯一赞成“一国两制”和“反分裂法”的名流，他把毛泽东捧为最伟大的全球战略家，甚至高喊毛主席万岁；他自称最佩服三起三落的邓小平，甚至为邓一手制造的六四大屠杀辩护；他说胡锦涛的对台新策略很高明，硬的更硬，软的更软，让阿扁及其幕后老板美国，双双手足无措。

另一方面，他痛骂台独分子，把陈水扁贬为“卖牙签的希特勒”；他痛骂美国和日本，把布什政府比作魔鬼撒旦，把恐怖分子称为舍身成仁的英雄。

有了这种符合大陆“政治正确”的立场，有了这些“媚态”表演垫底，李熬自然有充分的安全感。而如果中共对“李狂人”摸屁股之举，愤怒得失去理智，那就正中了李熬的下怀。在台湾蹲大牢蹲出“一世英名”的李熬，巴不得中共对他下点狠手。在李熬与中共的博弈中，对于“坐牢也成精”的李熬而言，进秦城是最高圆满，中断大陆行次之，取消余下两场演讲再次之。三种惩罚中的任何一种，就将成倍地放大李熬大陆行的收益。

然而，中共现政权计算统治的成本和收益的狡猾，决不次于李熬筹划个人名利最大化的精明。出于统战台湾名流的政治需要，明星文人兼立法委员的李熬，即便讲的再放言无忌，甚至直接骂到当今权贵的头上，中共的应对至多是比现在更严厉的言论封杀，让李熬大陆行在媒体上变成新华社的简短通稿，而决不会再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不要说送李熬进秦城或中断他的大陆行，不在中共的考虑之中，甚至取消他在清华和复旦的演讲，也不会在考虑之列，反而是让“李大师”继续前呼后拥的“神州文化之旅”。

如果说，此前的连、宋都踏了北京红地毯，付出的代价是忍受“胡锦涛通吃”的零和游戏；那么，现在的李熬没能享受红地毯的尊贵，他就让中南海付出容忍他摸屁股的代价，用培养高级奴才的翰林院的讲台，来复活早已淡出公共视野的“自由斗士”形象。如此一来，没有红地毯的待遇，反而变成名利最大化的资源。

李熬大陆行，与其说是“文化之旅”，不如说是“利益交易”之旅，李熬借此来拓展大陆言论市场，中共借此来拓展台湾统战市场。所以，中共不得不容忍李熬在北大表演的“言论自由秀”，就是中共为获得统战政治利益而必付的代价。

清华学生大肆吹捧李熬的“拳拳爱国之心”，并献上象征着架起两岸统一的礼物：一座桥的设计模型。但我看，李熬来大陆，无心为两岸统一架桥，却用心拓展自己的言论市场。

2005年9月28日于北京家中

五 李熬不过是统战玩具

李熬在北大演讲，一面竖起胡适的自由主义旗子：“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一面又教大陆人必须与中共合作，如何聪明地活在独裁之下。他说：“你要照顾他，我们希望共产党活一千年，我们在它背上贴着它，哄着它，耐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服气要打，……用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拍桌子摔板凳是错误的，我们要和共产党合作，……”

之后，李熬收起胡适的旗子，从清华到复旦再到香港的演讲和记者会，一路高歌中共治下的“盛世”和独裁爱国主义，也一路表演现身说法的犬儒活法。

李熬自称在大陆的三场演讲是“三温暖”。离开大陆到了香港，他继续让中共感到温暖。在香港的记者会上，他再次拿出无赖腔，学着北京高官阻止香港民主进程的口气，对港人争取民主冷嘲热讽，质问港人为何在港英时期不争民主、而回归大陆后却偏要争民主？他说：“香港人争取民主（是）错误的。香港一部分人受台湾的影响，政治上有种反抗的情绪，对此感兴趣，并开始膨胀，（搞）所谓台湾民主政治，以香港人的智慧早已超越此。”

他用“猪哲学”来开导港人，教香港人先搞好经济，自强起来，民主自然就会到来。这与中共政权的跛足治港政策毫无区别：香港是商业城市，“振兴经济”才是关键；至于政治民主，要“循序渐进”，实质上是遥远的未来。为此，北京给予了香港一系列优惠政策。
但李熬难道不知道，正是在港英政府时期，源自英国的自由和法治，才是香港繁荣的制度保证。港人早就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繁荣，所以，弹丸之地的香港得以与台湾、新加坡、南韩并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对于百般阻止香港民主进程的中共政权，他认为中共太强大，作对没有好下场。他又拿出“大师”的派头，像在大陆教导年轻人那样教训香港民主派，教港人用聪明的方法利用中共，象追女人一样，用“骗它、哄它”的方法争取想要的东西。他说：“不是说民主不好，而是对聪明的香港人来说，民主对香港人太抽象”。“共产党亦有为善及向好的一面”，民主派应该好好利用中共。他甚至警告港人，“不要与北京作对，要与北京和谐共处，香港的力量没那么大，不要像台湾人一样蠢蛋”。

其实，民主对于香港人来说，非常具体，一点也抽象，不过是要求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而且，在港人争民主的过程中，港人自发上街行使民主权利的斗争，已经取得过具体的成果。正是港人的主动抗争，发起反23条的五十万大游行，中共强加于港人的“23条立法”才被迫搁置。如果港人遵循李熬的教导，慑于中共的强大而只顾埋头赚钱，不再关心香港的政治改革进程，那么，中共强加于港人的“恶法”——“23条立法”——早就获得通过，港人的自由就将受到极大的伤害。

实际上，李熬是在信口雌黄。他的这套说辞，北京高官早已对港人多次说过，不过是要港人学他李熬的犬儒化智慧，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或翻云覆雨，两面三道，或干脆作缩头乌龟，向中共陪笑脸。李熬自以为聪明，觉得他可以玩中共，而事实上，看他清华和复旦的演讲，动不动就回头看他的老板刘长乐脸色，嬉皮笑脸地调侃两句，就会明白究竟是李熬玩中共、还是中共玩李熬。

李熬在大陆的现身说法，为世人树立起与中共合作的“样板”：他一踏上大陆，便自入中共股掌，尽管他在中共掌中蹦蹦跳跳，却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对于中共的对台统战来说，李熬大陆行与连宋大陆行的区别仅仅在于：连宋是中共骗人的大花瓶，李熬是中共哄人的大玩具。

犬儒化的玩具对年轻人毒害，远甚于一本正经的花瓶。
2005年9月29日于北京家中

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

强权与收买下的爱港爱国

一 大中国主义的双重傲慢

虽然同为华人地区，但香港和大陆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天地，由于两地之间各方面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制度上的差异，在涉及到社会公益和公民权利等重大公共问题时，两地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几乎毫无共同之处。我不知道港人在回归前后对大陆人的看法有何不同，但我知道九七分界线划开了两重天地：大陆人对港人看法的巨大变化，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皆由九七前的自卑转向九七后的自傲，以至于形成了霸道的中央心态。

（一）大陆对香港的自卑

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以海外关系划分敌友的毛泽东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大陆人艳幕富裕西方的热潮，生活在港英殖民制度中的港人，也自然成为大陆人最切近的艳幕对象，港商、港币、港货、港亲，成为大陆人争相追逐的目标。就连一向目中无人的中共政权，也知道大陆制度的落后无法吸引港人，才有“一国两制”模式的提出，等于就是变相承认了大陆制度的失败，起码是经济制度的失败。

那时，大陆人唯一可以向香港摆阔的阿Q项目，就是文化上的傲慢，与清末士大夫们以“天下心态”应对西方挑战的态度相一致。尽管自身的全面落伍是不争的事实，但国人还要在节节衰败的自卑中，一退再退地坚守虚妄的自尊：从物质不如人退向制度不如人，但仍然坚守道德精神世界第一。只不过，当年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变成了香港的经济发达和生活富裕，当年的维新变法变成了今日的改革开放，而无论如何也决不放弃的中国精神道德第一，变成了大陆知识人把香港视为文化沙漠的精神傲慢。大陆知识人在面对自由而繁荣的香港时，事事不如人的自卑，也只能靠以“文化沙漠”来壮胆。

而在我看来，港人对大陆人的优位，主要不是富人对穷亲戚的傲慢，而是穷亲戚的愚昧和自卑对富人的嫉慕。即便港人也有嫌贫爱富的人性弱点，也确实看不起大陆人，但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在港人而在大陆本身，更多的是大陆制度的封闭落后所致。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港商”得到中共高官和大陆百姓的普遍追捧，有香港这一“海外关系”的大陆人，也随之被同胞们高看一眼。

（二）大陆对香港的双重傲慢

九七回归之后，北京政权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香港行使主权，也能够对特区政府大摆中央政府的权威，独裁制度养成的权力霸道和大国傲慢，更通过软硬两幅面孔君临香港——发号施令的硬权力和恩人赐福的软权力。硬权力要求的是被治者的绝对服从，软权力要求的是受惠者的感恩戴德和知恩图报。

中共政权将自己的权力意志强加于香港的典型案例，就是利用中央权威的硬权力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同时，为平息港人对23条的愤怒，便让温家宝送给香港CEPA的经济大礼。这是中共政权将自己的权力意志通过恩人式的软权力对港人的收买。

如此权力傲慢表现在中共高官身上，是昏聩独裁者的高高在上的狂妄霸道，也是明智独裁者的俯身倾顾的平易亲民。前者表现为诸多中共官员对港人的训斥式侮辱，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江泽民对香港记者的呵斥；后者表现为另一些中共高官对港人的言行抚摸，最典型的代表是温家宝首次访港的尽显亲民姿态。

在本文的后面读者将看到，相当数量的大陆网民，也持有与中共当局相同的双重傲慢。

（三）大陆对香港的暴发户心态

这种有恩于港人的救世主姿态，又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1，中共自以为成功收回香港，洗刷百年被殖民的民族耻辱，将港人从英国殖民者的二等公民的屈辱地位中拯救出来，可以挺直腰板、当家作主了。所以，从主持回归庆典的江泽民、李鹏到访问香港的朱鎔基，再到最近访问香港的温家宝，大陆政要们对港人喊话时，每一次都要大声疾呼：“港人要珍视摆脱殖民统治和当家做主的新尊严”。这一激情呼喊，似乎就能让对回归之事毫无发言权的港人感恩戴德，相信自己之尊严完全来自北京政府的恩赐。而在实际上，这只是独裁寡头们的硬性强加和一厢情愿，港人并不买帐，不仅毫无内在认同，而且屡屡通过公开言行挑战“恩人”。

2，大陆政权自以为香港的经济繁荣，主要来自大陆的恩赐，特别是九七之后，隨着香港经济的低迷黯淡和大陆经济的高亢亮丽，大陆人逐渐有了蔑视港人的资本和自信，而且理由充足得很，大有囊括过去、现在、未来之势。在许多大陆人看来：

回顾过去，香港的繁荣绝非港英政府之功，也主要不是港人的勤奋所致，而大都来自赚大陆的钱（转口贸易之赐），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大陆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量大增，而且对港资进入大陆给予了诸多优惠，让港商们赚得钵满盘涨。甚至，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资本——发达的银行业和证券业——也来自老上海。

关注现在：日益开放的大陆已经加入了WTO，完全可以扔掉香港拐棍而直接面对世界，于是，占不到大陆便宜的香港便开始衰落，而不让香港占便宜的大陆则迅速发达。于是，大陆精英们（包括官员、商人、知识人）开始热烈讨论这样的问题：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或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经济区，将很快取代香港而成为大中华区的经济中心。同时，中央政府又在香港遭遇SARS危机和经济不景气的双重打击之时，给香港送来经济大礼，更显大陆暴发户对破落富豪的优势。

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途只有一条路可走，即背靠大陆并与大陆加强经贸合作，才可能避免衰落的命运。而这还要看大陆是否愿意带着香港一起玩。

实际上，说现在大陆人看不起香港，绝非完全符合事实的描述，而是中央权威、经济增长、国力日强和民族复兴的多重作用，夸大了极少数富人的暴发户心态和权贵们式傲慢，以极少数人对香港的傲慢与偏见取代了绝大多数人对香港的羡慕。那些能够自由出入香港、一掷千金、在香港存有大笔资产、在香港拥有上市公司、且动不动就号称为香港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大陆人，显然是少数中的少数。而如果问一问被“两制”隔离在大陆的普通百姓怎么想，那么大陆人对港人的感观就会完全相反。正如外国人对中国的繁荣富裕之印象，主要来自对大城市的走马观花一样。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大陆人希望变成香港人，那些非法潜入香港的大陆打工仔为什么拼死争取居港权。

公平地讲，两地的经济交往是互惠互利，而且大陆得到的更多。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中共掌权后，保留香港作为大陆的转口贸易平台，特别是随着大陆经济改革的开始，确实让港人得到了诸多实惠，由此，在大陆人心中，似乎港人在经济上占尽了大陆便宜。然而，香港也使大陆有了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不仅使其对外贸易逐渐与国际接轨，成就了邓小平规划的“特区经济试验”，更吸收了香港先进的经济制度、经营理念和国际规则。与港人得到的经济实惠相比，即便不算港人在大陆的巨额投资，一直在外资中独占熬头，对大陆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仅就大陆人从香港得到的观念启蒙和制度引进的实惠，就足以抵消港人从大陆赚取的经济实惠。甚至说港人是大陆人学习怎样做生意的启蒙者，也一点都不过分。

二 党权至上转化为主权至上

（一）主权至上就是党权至上

无论对大陆还是对香港，硬权力逼迫和软利益收买，一直是独裁政府之权力傲慢这枚硬币的两面，目的皆是为了一党独裁政权的利益。而行使霸道权力的法理理由，是将一党政权的私利转化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党国一体的大陆制度，在对外关系上，必然将“党权至上”化装为“主权至上”。虽然，香港作为特殊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有“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承诺在先，但是一旦香港的回归完成，中共政权为了党权至上的根本利益，必然将“中央利益”高于“地方利益”、“国家安全”高于“个人自由”的大陆统治原则强加于香港。

现在，反对23条的人们，大都把制定此恶法的罪责归咎于江泽民和他钦定的特首董建华，然而，真正的根源在于独裁制度的体制逻辑，把这一根本的独裁逻辑贯彻到香港的大人物，正是发明了“一国两制”和钦定了江核心的邓小平。他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原则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的这段话，就是为回归而钦定23条手令，是中国最后一个强势独裁者的遗训。江泽民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钦定，其治港原则也就必然秉承邓独裁的遗训。

正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包装，既给了中共政权以法理根据，也给了其不惜冒险的胆量：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罔顾香港的特殊地位和港人的个人自由，逼迫港府就23条立法。而且，中共如此作为，也符合中共以爱国主义添补其正统意识形态衰落的现行策略，并迎合了目前大陆日益强势的民族主义情绪。北京政府说：维护国家安全是港人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23条有利于国家利益和香港社会的稳定。特首董建华说：港府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的未来离不开祖国大陆，23条可以将大陆和香港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陆网民说：“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定必须的，无论什么人和事都无法改变的。”（见新浪网7月7日网民对押后二读的评论）

于是，表面上的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之辩，实质上是独裁权力与个人自由之争，国家利益成为独裁者以恶法限制个人自由的杀手锏。如果23条立法完成，国家利益包装下的独裁利益安全了，而香港的自由制度及港人的个人自由便岌岌可危了。

（二）信息的封锁和误导所造成的恶果

封锁和误导，无法为大陆民众提供基本事实、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必然造成大陆人在信息上的无知、观念上的偏见，理解上的跛足和判断上的错误。

本来，既然是同一个国家，两地之间理该有充分的信息交流，有利于建立互谅互信互助的良性关系，无论对港人还是对大陆人，乃至对整个大华人区，皆是莫大的福祗。然而，由于人为的独裁黑幕，使同一国家的两地处在“两种制度”的隔绝下，彼此之间缺乏最低限度的了解和沟通，必然导致互信的空白和彼此的误读。特别是没有知情权的大陆人对港人的偏见，甚至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

7月7日深夜，我不甘心听不到大陆网民的声音，就在零点以后浏览了几个门户网站，还是有了意外的惊喜，在新浪网上看到了关于23条的帖子，共有11页200多条，剔除重复的帖子，大致剩下189个（由于深夜，我不敢保证自己的统计完全准确），其中，支持23条立法的帖子100个，支持押后二读的帖子58个，中性帖子28个，还有3个港人帖子。

就没有被删的帖子看，支持立法的大陆网民的比例远远高于支持押后二读的比例，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一倍。但我以为，这并不能准确反应大陆网民的真实态度。因为，门户网站向来是网警审查和版主自律最严的地方，局外人无法确切判断被删帖子的倾向性如何。但就凭官方对港人大游行信息的完全封锁，起码可以断定支持港人民意的帖子是被删除的主要对象。我做出如此判断，还因为有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系——大陆民间的个人网站，除了自律性较强的“世纪沙龙”和“关天茶舍”很少关于23条危机的帖子之外，在其他个人网站里，如“不寐思想论坛”、“宪政论衡”、“春蕾行动”、“递进民主”、“民主与自由”、“学而思”、“文化先锋网”等网站，支持港人民意的帖子占有压倒性比例。

鉴于本文的主题，我对网络言论的分析，着重于支持23条立法的帖子，从中可以透露出相当数量的网民陷于和中共当局相一致的迷思：极端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敌人意识、恩人心态、经济利益至上……所造成的对港人的误读误判。

支持23条立法的理由如下：

1，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不能以自由的名义损害国家安全。在支持23条立法的100个帖子中，此类帖子占有压倒性的比例，共64条，由于此类帖子数量过大，文字和观点又大同小异，从许多帖子的空洞议论上看，一望而知发贴的网民对23条本身并不了解，对港人围绕23条的争论更是所知不多，所以就不一一引证了，而只是概括地介绍一下他们所强调的理由：

或强调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高于一切，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借口损害国家利益；或强调“一国两制”的要义，首先在于“一国”，其次才是“两制”，“两制”的实施要服从于“一国”的需要，而不是“两制”高于“一国”；或认为港人作为中国人，必须为国家安全尽义务，哪怕牺牲个人自由。正如一个帖子所言：“为国家安全立法是一定必须的，无论什么人和事都无法改变的。”

2，部分网民表现出与官方相同的敌人意识，仍然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港人捍卫自由的行为，更对香港的民主派横加指责，呼吁港人不要上国际反华势力的当，不要被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蒙骗。这类帖子的数量位居第二。

有人反复强调不允许国际反华势力利用香港来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如“不要被反华势力利用；” “国际反华势利恰是利用了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关爱态度，唆使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就里的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立法，实际严重危害了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同是中国人，却被国外反华势力利用，难道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那就太可悲了。同胞兄弟，‘相煎何急’？”

有人把矛头直接指向香港的民主派，与《中国日报》指控的对象完全一致，将港人反对23条的广泛民意理解为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挑拨，其思路及手法与中共对八九运动的指控，何其相似乃尔！。如：“这是香港那些号称‘民主’的人的胜利，是那些‘逢中必反’的人的胜利。……在某些人的刻意混淆之下，被偷换概念变成了该不该立法的争论。但是那些所谓‘民主派’起了主导的作用，他们推波助澜，搅浑了这趟水。”“李柱铭不就是那个跑到美国国会要美国制裁大陆的人吗????”“我讨厌那个李拄民fbi分子，他竟然全部反二十三条。他是中国人吗？……希望爱国的香港人提高警惕，不要被李柱铭之流混水摸鱼，搞乱香港。” “要注意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恶毒用心，先搞乱香港，实现他们的所谓民主用心，然后再来反中央，搞乱中国。” “香港的同胞要认清事实，不要被有些组织给利用了！”

更有人使用大陆人耳详能熟的暴力语言，主张对港人捍卫自由的行为进行坚决镇压。如“鼓吹港人不必为叛国行为承担罪责的理由吗？ 而鼓吹煽动港人拒绝为国家安全尽到起码责任的人，又捐了多少钱？ 钱是叛国罪的免罪符吗？” “国际反华势力养的狗毕竟是极少数。”“他们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将来必付出沉重代价。”“……坚决反对乘乱打劫之徒！！！！！！”“不支持国家安全的就滚出中国领土！” “我建议：立即解放香港，是实行‘一国一制’的时候了。”

3，与中共的救世主姿态相一致，许多网民也以恩人的姿态教训港人，认为香港欠大陆的，应该知恩图报。此类帖子的数量排在第三位。

有人认为港人极端自私，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如“透过这次事件，觉得香港人比较自私。”“真的，某些港人拼命想要国家照顾，还一转脸就瞧不起这群‘不懂民主’的内地人了，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真为某些香港人感到耻辱！！！！” “香港只会无休止的从内地拿钱，从来不想自己应付出什么，这个包袱我们还要背多久啊！”“香港是只想获得，不想付出。只享受权利，不履行义务。”

有人用屡试不爽的孝道传统来解释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大陆是恩重如山的母亲，而香港是受恩无限的孩子。如，“香港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在一国两制中，大陆人是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的，……只是因为香港人是从前送人扶养的孩子，作母亲的觉得对不起她，所以格外照顾。今天这个孩子长大，母亲不要回报，只要孝顺！香港人要自爱！！要感受祖国母亲用心良苦的心。”“说一个小故事，一个穷困户的孩子上大学，省吃俭用供他上学的父母想他念他，千里迢迢来看他时，他竟然不认还告诉同学是老乡来了。”

可悲的是，这样的指责全然不顾历史事实：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人的、1949年之后不收回香港的、收回后就想剥夺港人自由的……皆是自称“母亲”的不同时期的大陆政权；相反，为大陆提供对外窗口的、向大陆投入最多外资的、给大陆捐助钱物最多的，却是被贬为不知孝道的“港人孩子”。

4，认为香港与内地严重不平等，进而指责港人的特权意识。而事实上，指责不平等的矛头最应该针对中共政权，因为造成此种不平等的，恰恰不是对回归毫无发言权的港人，而是握有垄断强权的中央政府。

有人指责港人的殖民劣根性：“别耍大英帝国的二等公民威风；”“香港人，终究是中国人，100年的英统历史，不要成为你目空一切的资本。”

有人指责“一国两制”中港人享有特权：“香港人凭什么既受宪法的保护，还享受基本法的保护，同是中国人，为什么待遇会不一样，……” “难道就因为他是特区，就要处处特殊。国家照顾抢着要，还要成为国中之国，不公平啊”“香港人，应该是中国香港人，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特权！！！”“香港人不要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自我感觉良好！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香港，是时候放下特权思想了!”

5，把港人反对23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经济不景气，是借反对23条发泄个人利益受损的怨气，认为目前香港最主要的任务是振兴经济和维持稳定，而香港的经济振兴和长远发展，没有大陆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完全与中共当局对港人的误读相一致。如下面的帖子：

“稳定压倒一切。”

“关于二十三条立法，香港同胞应该认识到当务之际是香港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只有在保证香港政治稳定，香港的政治稳定离不开二十三条立法！……香港的一时不景气与‘一国两制’没有关系，相反经过经济的调整，相信香港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以为自己经济多繁荣有多了不起，没有大陆的支持，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现得香港要的是什么！稳定与发展经济。……现在香港有一些问题，不是回归造成的，而是全球的经济形势，香港人应该自己努力。没有了大陆的依托，香港的长久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公识。”

“香港民主派在混淆视听，他们利用市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及对一些问责高官工作能力与表现的不满，巧妙地将其引导为对23条立法的不满。”

“香港人把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意见用对23条的政治反对来发泄，是在错误的时间，采取错误的形式，走了一条完全错误的路。”

“香港经济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香港人民应当面对这个事实，他们被过分高估的劳动力和房产，迟早会价值回归，现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居心不善啊。”

以上所引网络言论证明：在23条问题上，这些帖子所传达的民意基本与中共当局相一致，而且除了有一个帖子提到特区政府的处理不当之外，其余的都是对董建华及其港府的支持，对中共当局应对危机的态度的赞许。也许，正是依据这类网民言论，凤凰卫视在谈及七•一大游行的负面影响时，才把引发大陆人对港人的强烈不满，列入三大负面影响之中。这更说明，中共通过垄断舆论来误导大陆民众，使香港在大陆人心中遭到严重歪曲，而“祖国”的中央政府对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唯一一个自由特区的单向信息封锁，恰恰是对港人利益的大伤害，怎么还有脸一遍遍地对港人重复说：“中央政府珍爱香港”。

而与大陆网民的激愤言论相比，仅有的三条港人帖子则显得理性、文明、重证据。不信请看：

“我是香港人，请大家不知道细节不要骂。大家可能搞错了，现在争议的不是23条本身。而是，对23条的内容里面的细节进行重新的立法而引起的争议。”

“很多人对我们香港人有些误解，我们不是要反对23条之原则，而是反对部分条例不清澈，要求把法立得好，立得文明一点，明白吗?”

“说的是前不久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吧……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其实零关税对香港的帮助并不大，如今制造业在香港GNP所占比例不过5%，零关税不过每年为香港节省7亿港币的税款，可说是不值一提！而大陆的外资来源，香港资金占到一半还多，港资企业雇用的大陆工人已超过900万之多……到底是谁拿谁的钱啊？”

独裁爱国和铜臭爱国

最近，有关香港政制改革的激烈争论，再次凸现了北京并没有真正汲取七一大游行的教训，仍然罔顾民意港情，其治港方式仍然积习难改：以强权推行其独裁意志，交替运用经济上收买和政治上打压。遂使“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仅限于贯彻北京的独裁意志和维持香港的现行政制——在有自由而无民主的体制下，北京希望逐渐蚕食港人的自治和自由的空间，特别要维持现行的钦定特首制度的长期存在，而对港人的任何政制改革的诉求和行动，北京政权皆要强行干预。

一 北京操控的实与虚

北京本想靠23条立法一劳永逸，但去年的七一大游行，导致23条被搁置。之后，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一直持续，为了2007年实行特首普选、2008年全面直选立法局议员，加之台湾大选前夕“公投”问题的发酵，使北京政权既紧张又无奈。于是，北京只能基于现行制度架构，玩弄一实一虚的双管齐下，对香港民主派发动声势浩大的舆论围剿。

（一）实的是牢牢握住最终决策权

实的是牢牢握住最终决策权：在政制改革上，北京利用主权原则，一再强调“一国”优于“两制”，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优于港人自治权。最近北京又通过各种途径高调宣示：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在北京而不在港府港人。
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面对港人要求政治改革的强大压力，北京一改回归初期的不干预政策，而采取主动出击的做法，提出“不干预但有所为”新政策，实质上是以强硬态度干预香港的政制改革。北京利用主权原则，反复强调“一国”优于“两制”，中央政府的管辖权优于港人自治权，其治港逻辑是“一国在先而两制在后”，“爱国优先而爱港次之”，实际上是“爱党优先而其他次之”。

最近一段时间，北京通过各种途径高调宣示：香港政制改革的最终决策权在北京而不在港府港人，中央有权对香港的政改一管到底。比如，先是中共的四大护法专家对香港的民意和民主派发出严厉警告，继而北京在召见香港政务司长时明确表示：“香港政改要中央说了算”。现在，又通过媒体放出狠话：新华社和英文《中国日报》都发表署名文章，列举了民主派人士的“四宗罪”（反动组织、分裂、挾洋自重和阻扰23条）；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还点了民主党李柱铭、张文光，港支联司徒华，职工盟李卓人和前召集人刘慧卿……等人的名字；又有亲北京的香港议员提出要成立监察委员会，检查议员是否爱国。言外之意，如果发现某些议员违反了钦定的“爱国者”标准，中央有权取消其议员资格。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甚至提出，中央不但有权解除某些议员的资格，也有权解散“对抗中央的立法会”。

这种以爱国划线的蛮横，很有点“反右”或“文革”的肃杀之气。

更有甚者，据香港媒体报道，北京有关部门早于2003年3月，已启动机制物色2007年的第三届特首人选的工作，其人选的定案最迟要在明年确定。北京如此急不可待，当然是希望经过党中央的长期的观察和考验，找到一个既听话又有能力的新特首。显然，公开申明中央拥有最终决策权，列举香港民主人士的四宗罪，发出在必要时解散立法会的威胁，提前物色下届特首人选……凡此种种，只有一个核心：决不能让香港的多数民意和民主派主导政制改革。因为，如果香港的民主进程在2007年走到直选特首这一步，对于内地的一党专制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所以，北京希望通过这一连串的严辞恫吓和舆论围剿，使民主派人物在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中落败，最好是全部落选，而让所有亲北京的左派控制立法会，最好是全部当选，最终达到“党奴”治港的圆满。换言之，北京不遗余力地吓阻港人争民主的自发运动，其背后的最大利益驱动，绝非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而是为了维护一党独裁政权的稳定。

因为，无论是争民主，的街头政治还是普选特首的立法会，皆是自由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非但不是动乱的苗头，反而恰是尊重民意和良性秩序的标志。君不见，民众经常举行示威游行的西方自由国家，由于公民权利得到制度化保障，恰恰是最能达致长治久安的目标。

（二）虚的是高唱爱国主义

虚的是高唱爱国主义：北京拿出惯用的偷换概念、转移视线的手法，把政制之争偷换爱国与不爱国之争，打出模糊而蛮横的爱国主义旗帜，强调“一国”是“两制”的绝对前提，“爱国者”治港不容商量。

六四后，“爱国”已经成为中共现政权的绝对政治正确，只要声言爱国，似乎就正义凛然，哪怕爱到连“人权和尊严”、“民主和法治”都成为政治禁区的程度，哪怕爱到公开实施歧视的程度：用是否爱国为标准来划分“治人者”和“被治者”。凡是涉及到民主与专制之争的问题，北京定要拿出惯用的偷换概念、转移视线的手法，把政制之争偷换爱国与不爱国之争。现在，打出。在香港的政治改革问题上，北京再次祭出模糊而蛮横的爱国主义旗帜，强调“一国”是“两制”的绝对前提，“爱国者治港”不容商量。

自2月10日政务司长曾荫权率政制发展专责小组访京后，北京便发动舆论攻势，故意挑起何谓“爱国爱港”之争。港府中的多位问责高官争先发表自己的爱国论，包括被视为有力问鼎第三届特首大热人选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及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接着，亲北京的香港名流纷纷也为“爱国优先”背书，高调指责李柱铭、司徒华、张文光、刘慧卿等民主派“不爱国”，政治花瓶曾宪梓甚至将“反23条”等同于“不爱国”。越来越糊涂的另一政治花瓶徐四民就更过分，不仅指责“成天讲六四”的司徒华不爱国，指责民主派发动七•一大游行是不爱国，甚至骂街般地把李柱铭和刘慧卿指控为“秦桧”。

如果不忘六四、争取民主和反23条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什么叫爱国？什么人是爱国者？难道六四大屠杀是爱国？屠戮青年学生的刽子手是爱国者？难道独裁政权将其专断意志强加于自由港人是爱国？难道唯独裁意志是从的董特首和御用富豪才是爱国者？谁都知道，围绕着23条立法，北京及其港府与港人民意之间的冲突，表层是傀儡港府与自主自治的冲突，说到底是独裁意志与自由意志的较量。

（三）对邓小平遗训的歪曲解释

“一国两制”来自邓小平，邓当然就是解释“一国两制”的权威。当年，“一国两制”之所以勉强被港人和英国政府接受，就在于这一制度设计的重点在于“两制”和“高度自治”：能否在政制选择上尊重多数港人的意愿，乃是考验“两制”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民主派全力推动政治民主化，就是希望以港人治港的实绩来落实“两制。”民主派指出：北京及其亲共的香港名流们，动不动就挥舞“不爱国”的大棒，是不讲基本法而只讲强权的蛮横，甚至有违于邓小平在1984年留下的遗训：“1997年以后，……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因为共产党是骂不倒的。……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中国人，会站在我们民族一边，维护我们的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

然而，仍然独裁的北京害怕政制改革，必然对香港政改进行不遗余力地打压。但现政权的爱国说辞显然缺乏权威性，根本无法说服大多数港人。所以，为了回应香港民主派对邓遗训中的“两制”的强调，北京也就只能抬出邓的亡灵并对邓遗训做出单方面的解释：强调邓遗训中的“一国”原则。于是，重新发表邓关于“爱国者治港”的讲话，并通过大陆和香港的御用媒体对何谓“爱国者”作出蛮横的解释：一切听命于北京的港人就是爱国者，也就具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而所有在政制改革上与北京有分歧的港人就被污蔑为“不爱国”，也就丧失了治港的资格和权力。于是，那些为了香港人的民主权利和作人尊严、也为了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民主爱国者”们，统统被北京划入“不爱国”的行列，甚至给扣上“卖国者”和“港奸”的大帽子。

邓小平已经死了7年，江泽民之后的胡温体制也已经掌权一年，然而，对中共政权来说，只要其政制不便，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政治强人的遗产，仍然具有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实用价值。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被邓小平废了，但毛钦定的独裁传统仍然强大。邓小平生前，不仅在权力交接的人事安排上，可以废除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钦定第三代江泽民和第四代胡锦涛，而且在治国指导思想上，可以把“邓理论”自我钦定为“一百年不动摇”的道统。

现在，在政制改革的问题上，当港人的主流民意及民主派与北京及傀儡港府之间的冲突表面化之后，现政权又祭出邓的亡灵，为治理香港钦定大政方针：爱国者才有治港的资格和权力，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对北京俯首帖耳。北京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张同新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表示：中共官方传媒近期提出的爱国爱港标准，代表了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政治底线。

二 香港御用名流的丑陋

（一）御用名流为强权爱国主义背书

香港政治改革的论争令中共紧张，因为香港民主派的势头正健，区议会选举中民主派获胜就是明证，如果任其扩张，很可能导致将来的港府不再对北京“惟命是从”。无奈的是，囿于政制差异、“一国两制”的承诺和国际社会的压力，北京还不敢对要求政改的强大民意和民主派动粗，只能搬出所谓的护法专家和香港的御用名流来打压民主派。

中共的四大护法专家对香港政改发出严厉警告，北京也在召见香港政务司长时明确表示“香港政改要中央说了算”，其治港逻辑是“一国在先而两制在后”，“爱国优先而爱港次之”。

亲北京的香港名流纷纷为“爱国优先”背书，高调指责李柱铭、司徒华、张文光、刘慧卿等民主派“不爱国”，曾宪梓甚至将“反23条”等同于“不爱国”。徐四民更过分，不仅指责“成天讲六四”的司徒华不爱国，民主派发动七一大游行是不爱国，甚至骂街般地把李柱铭和刘慧卿指控为“秦桧”。

如果不忘六四、争取民主和反23条是不爱国，是汉奸，那么，什么叫爱国？什么人是爱国者？难道六四大屠杀是爱国？屠戮青年学生的刽子手是爱国者？难道独裁政权将其专断意志强加于自由人民是爱国？唯独裁意志是从的董特首才是爱国者？

谁都知道，围绕着23条立法，北京及其港府与港人民意之间的冲突，表层是俯首傀儡与自主自治的冲突，说到底是独裁意志与自由意志的较量。在此冲突下，以“爱国”棒打民主派的道义策略，与以经济大礼收买港人的利益策略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威慑性要挟，逼迫港人放弃是非之争，而完全听命于北京。

在长期落后的屈辱之下，更在中共独裁的灌输之下，“爱国主义”早已扭曲成愚民洗脑术，把专制和民主的制度之争偷换为爱国和卖国的民族之争，爱国主义早就变成了维护党国独裁体制的意识形态说辞：把政权等同于国家，“听北京”就是“爱国”，“爱党”的人就是“爱国者”。

国家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组成，爱国首先是爱人爱民，而非爱政府爱政党。而中共宣扬的爱国主义，说白了，无非是“爱党高于一切”，不仅高于民主、高于港人的意愿和福趾，而且高于基本法、高于港人治港，一句话，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不讲基本法而只讲爱国的蛮横，甚至违背了邓小平在1984年留下的遗训：“一九九七年以后，……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因为共产党是骂不倒的。……我们相信他们都是中国人，会站在我们民族一边，维护我们的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

（二）霍英东的“铜臭爱国论”

更荒谬的是，傀儡爱国标准之外，香港的爱国大款霍英东又将邓的爱国标准金钱化，发明了“铜臭爱国论”。在爱国与港人的民主权利和做人尊严无关，而只关乎港人的经济利益和在大陆的投资，谁能让港人钱包鼓起来，谁在大陆投钱多，谁满足于北京给予的物质优惠，谁就最爱国。

比如，港人发动七•一大游行时，御用大款霍英东出来指点江山，以一己的“铜臭之心”玷污港人“爱民主”之志，声称港人应该多关注经济民生，而不应该搞泛政治化的街头政治。这次，御用大款曾宪梓一马当先，以炫耀自己在大陆的投资来宣示“铜臭爱国主义”，并叫板般地质问民主派：爱国要靠实绩，实绩只能用金钱来衡量。我曾某大把向内地撒钱，你们民主派哪个能比！但这位大资本家却没说：他的起家是靠香港的自由资本主义，他在大陆的投资获得的丰厚回报远高于他给大陆的善款。实质上，他对大陆的主要投资，与其说是金钱，不如说是政治，以甘当政治花瓶和帮助北京打压港人的民主诉求来换取名利双收。

曾大款以“金钱爱国主义”作为棒打民主派的道义策略，与中共以经济大礼收买港人的利益策略一样，都是软硬兼施的威慑性要挟，诱逼港人为了既得利益而放弃是非，进而完全听命于独裁政权的钦定。

如果按照曾大资本家自我发明的“金钱爱国标准”来衡量，发达国家中那些有良知的大富豪满世界撒钱的举动，岂不就是“卖国行为”？比如在美国，传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向全世界提供多方面资助，成为美国富豪致力于慈善事业的象征。近些年，美国的独强地位令某些国家咋舌，美国大富豪中的新一代慈善家之大方出手，更令世界为之惊叹。他们中的某些人甚至做出有辱政府尊严的捐助。比如，美国政府由于不满联合国的作为，近年来累积拖欠联合国会费高达十几亿美元。而在1997年9月，有线新闻网（ＣＮＮ）的开山鼻祖、美国新一代慈善大家的领军人物泰德•特纳却向联合国捐款10亿美元，用以应付其财政危机及其他发展性援助项目。要知道，10亿美元捐款几乎要占特纳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而且，这分明是给美国政府难堪，如果按照香港曾大款的爱国标准，特纳之举颇有不爱国之嫌。

正如美国各方面的创新人物居世界之罪一样，美国的慈善大家也是新人辈出。特纳的慷慨只维持了两年，就在1999年被大幅度超越。多年稳居世界首富宝座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宣布，他将拿出创记录的165亿美元，以他和妻子梅琳达的名义，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基金会，致力于为非洲和印度贫困儿童提供疫苗以及完成卡内基当年未竟的事业——为美国每一个村镇建立一个图书馆。此后，盖茨不断为这个基金会“输血”，迄今总共捐款256亿美元，占盖茨当时的个人资产的60％。另外，致力于“开放社会”的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在最近５年的时间里，也向社会各界捐款5.36亿美元，主要用于推动世界上的封闭国家向开放社会的转型。

另据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初的美国慈善家排名，在过去五年里，美国50位最慷慨的慈善家总共向社会捐款410亿美元，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善款用于美国之外。

两相对比，香港的御用富豪的作为，不仅是在美化独裁者所钦定的爱国标准，而且是用铜臭来装饰坟墓的腐朽。

在长期落后的屈辱之下，更在中共强制性灌输之下，“爱国主义”早已扭曲成愚民洗脑术，把专制和民主的制度之争偷换为爱国和卖国的民族之争，爱国主义早就变成了维护党国独裁体制的意识形态说辞。当中共把一党政权等同于民族国家之时，“爱国”就是“听北京”， “爱国者”就是“爱党的人”。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其他地区的华人，许多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再次凸现了中共洗脑术的功效。比如，大陆的BBS封杀支持香港政改的网民言论，却让赤裸裸的毛式语言在各论坛大行其道，一个网名叫做“不平则鸣”的爱国愤青在《写给丑陋的香港人》的帖子里写道：“不管外面怎幺说，我们就是要专制，就是要一党执政，它虽然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但它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我要正告那些丑陋的香港人，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颠覆的，是不可战胜的，任何妄图与中央政府叫板的地方组织，不仅不是爱国的，而且有叛国的嫌疑。”（摘自《世纪沙龙》2004年2月26日）

这类被中共洗脑术所毒化的爱国愤青们决不会理解：国家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民组成，人民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爱国首先是爱人爱民，而非爱政党爱政府。而中共在香港宣扬的爱国主义，说白了，无非是“爱党高于一切”，不仅高于民主、高于港人的意愿和福趾，而且高于基本法、高于港人治港，一句话，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2004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

司徒华先生：有尊严地回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香港名流都像霍英东那样庸俗，比如，司徒华老先生的傲骨所表现出的高贵人格，已经为香港的名流们做出了榜样：不用仰视强权来乞讨权利，而是以平等的尊严来争取权利；拒绝被“特许”的秘密的北上朝拜，而要求堂堂正正地公开“回乡”。在我这个大陆的晚辈看来，尽管在金钱上，司徒华无法望曾宪梓、霍英东的向背；在权势上，他也无法象某些香港名流那样经常受到中南海的召见，但司徒华先生在精神上却远比曾、霍富有，在人格上也远比以被召见为荣耀的名流们高贵，因为他秉持的是自由人的尊严和港人的合法权利。

北京对港的统战策略，一贯玩弄公开力挺和私下安抚的两手策略，邀请港名流秘密上京，已经成为其应对治港危机的惯例。以往，一些香港精英，大都把受邀北上视为资本，走进中南海的受宠若惊之态，回到香港后就很容易变成“口衔天钦”炫耀，与大陆精英们对权势者的媚态并无二致。

由于香港民意的巨大压力，北京最近邀请香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司徒华先生秘密上京讨论政改问题。独裁寡头们却没想到，司徒华非但不领情，反而婉言拒绝，并在立法会上公开了自己的拒绝。

专制政治，必然是黑箱和强权的结合，而司徒华先生的拒绝，乃出于维护民主政治的公开性和个人的尊严，司徒华先生不愿意受邀秘密北上，正是以公开对黑箱、以人的尊严对专制强权。

民主政治不是少数人的黑箱政治，而是大众化的公开政治，司徒华先生要求“公开商谈”而不接受“秘密交易”，既是基于对港人的尊重，也是信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的正派作风。正如司徒华先生所言：“……我向来不喜欢做事鬼鬼祟祟，为什么要秘密呢？公开商谈，不论结果如何，至少缓和的矛盾，营造了祥和的气氛，为最终达成共识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公开化把北京政权与港人民意之争摊在阳光下，来考验北京是否具有听取港人民意的诚意；而黑箱化，即便说得再好听，也很难摆脱幕后交易之嫌。另一方面，既可以让人们了解双方争论的是非曲直，接受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评判，不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健康发展的保证，也是对抗恐怖统治和黑箱政治及其厚黑道德的最有力方式。港人争取民主权利，不是违法缺德的勾当，不是权利盗贼，而是光明正大的事业，是港人早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为什么要“鬼鬼祟祟”？而独裁政权对港人争取民主权利的压制，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才需要秘密交易。

自由社会和民主制度对人性的最大恩惠，就在于使人得以摆脱强权的强制，人性的天赋尊严得以确立。同时，民主事业能否成功并维系，也赖于每个人对人性尊严的珍惜。特别是向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争取民主之时，更需要以公开化的勇气来确立民间的尊严，来表示对恐怖镇压的蔑视，来克服内在恐惧的自戕和地下心态的阴暗。而北京政权，不仅在大陆对异见人士进行政治歧视，也将这种歧视延伸到自由港，非法剥夺某些港人的“回乡证”，就是强权的野蛮歧视，企图通过剥夺民主派中坚人士的基本权利来阻吓港人追求民主。所以，司徒华先生说：“首先，他要发给我‘回乡证’。而且，不应该光是我一个人。因为，当前香港政改问题，是整个民主派的问题，全香港人的问题。”

司徒华先生的拒绝，不是传统士大夫的傲骨，而是现代人的尊严，意在告诉惯于用强权压人的中共政权：争取民主的港人，不是权利乞丐，不需要用仰视强权来乞讨权利，而是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的国民，要北上就堂堂正正地公开“回乡”，而不是被“特许”的秘密朝拜！

作为对比，那些惯于以出卖尊严与北京做黑箱交易的香港名流，他们仿佛不是活在善待人性尊严的自由港，而是活在压得人奴性十足的独裁大陆。要不然，他们何须用独裁北京的重视来提高身价？他们丧失尊严的关键原因就是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为既得利益而出卖尊严的人，谁给他利益他就卖给谁。在香港卖给董特首，北上卖给董特首的后台——北京的独裁者。他们一味随着北京的“经济决定论”起舞，不仅是把自己贬为无尊严的“经济动物”，也是在侮辱港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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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严先于国的尊严，没有人的尊严，国的尊严便是空洞的魔咒。何况，当国的尊严变成党权的面具之时，已经享有多年做人尊严的港人，没有理由不拒绝人治强权下的爱国要挟！

司徒华先生对黑箱和强权的拒绝，固然使他在短期内无法“回乡”，但他让一向傲慢北京领教了港人尊严之不可辱不可买，也让大陆民间看到了维护人的尊严和政治公开性的巨大力量，正如那些坚持有尊严地公开回国的大陆流亡人士一样。如果香港的精英们在与北京政权打交道时，都能象司徒华先生一样，以港人的权利和尊严为重，坚守公开协商的原则，发起“有尊严地回乡”的民间维权运动，那么，不仅香港的政治前途将会更加光明，也会激发大陆民间维权的尊严和公开化。 自由中国论坛 http://zyzg.us 导向地址 http://zyzg.blogspot.com
2004年2月9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