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反日爱国和畸形分裂
当下中国是个高度分裂的社会，除了改革上的政经分裂、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发展上的东西部不平衡，全社会性的言行背离，官权太强而民权太弱……之外，在一系列重大时政问题上，官与民之间的对立也极为明显，以至于，民间众多正当诉求及自发维权运动，都要遭到官方的严格限制和残酷镇压。
畸形制度下的中国爱国主义运动，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犬儒化的内在分裂，既是官方对民间爱国运动之态度的分裂，又是民间爱国者慑于政治恐惧而谨守自律的分裂。
（一）官方对民间反日风潮的左右为难
在爱国问题上，特别是通过“反日反美反台独”来表达的爱国主义，官民之间似乎保持着高度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大陆掀起反日狂潮，再次凸现了这一点。
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与海外数个华人团体一起，发起了自中国有互联网以来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日签名活动，到截止日期，号称签名人数高达二千八百万之众。如此巨大规模的网络群众运动，远远超过当年江泽民发动“校园拒绝邪教”运动时的“百万人签名”。无怪乎，官方新闻发言人一再强调：希望国际社会重视这一强烈而广泛的“自发民意”。
看看近一周的大陆媒体，电视、报刊、互联网……满眼满耳都是“反日”的言论和影像，无论是正在印度访问的总理温家宝，还是外交部官员、新闻发言人，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民众，所有的发言，几乎是清一色的反日言论。只有所剩不多的民间网站上，偶尔还会见到质疑这股反日狂潮的言论，但马上会被咒骂的跟贴淹没掉。
由沈阳开始，继而波及全国多个城市的“抵制日货”，甚至发展为打砸行为，但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严重交涉，中共官方的回答，只是玩弄外交辞令的模棱两可。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是官方允许的游行示威：4月2日和3日，湖南长沙、四川成都、河南洛阳、广西桂林、重庆，福建厦门、辽宁沈阳，都发生了小规模示威游行；4 月9日和10日，北京、深圳和广州，又接连爆发上万人的反日游行示威。与此同时，上海、江苏苏州、江西南昌、浙江宁波、海南海口，山西太原，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反日游行示威。全国各地的示威者们，高举标语，高呼口号，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焚烧日本国旗；激进者还向日本大使馆及大使官邸投掷石块、砸毁窗户，在沿路上以石块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半月来的反日行动，已波及全国超过20个省区近40座城市。有媒体称：中国的反日大风暴，将发生在5月4日的五四青年节，目前已有上海、杭州、郑州等地民众开始网上串联。
最激烈的反日行为发生在最繁华的大上海，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这是上个星期中国爆发反日抗议活动以来，第一个袭击日本人的事件。
对日本政府抗议中国人的暴力反日，中共政权却回答说：主要责任在日本。
许多境外媒体评论说：中国持续一周的反日游行，是继1985年以来北京大学生上街抗议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年后的首次，也是1999年的反美游行以来的最大一次。
本来，反日爱国是官民的共同诉求，不仅应该得到官方的恩准、默许、支持、纵容，而且对这些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更应该加以广泛报道和大肆宣传，如同中共政权恩准的所有重大的民间活动一样。然而，任何浏览过境外媒体和中国媒体的人都会吃惊地发现一种怪异的对比：
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所以，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中国的反日游行，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而中共官方却同步发出指令，为反日风潮降温，致使中国媒体一片沉默，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除了新华社在4月9日下午发出一条80多字的短讯之外：“ 4月9日上午，北京数千人在中关村一带集会、游行，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呼吁抵制日货。警方出动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附近道路一度交通堵塞。”其他的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则是一片空白。不仅官方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央视及其网站、千龙新闻网……皆不屑一顾这罕见的大新闻，而且新浪、网易、搜狐三大商业网站也只字未提。甚至，连被官方网开一面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连一些著名的民间BBS如“关天茶社”、“世纪中国”、“文化先锋”等，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
这就是中国新闻的常态：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非不为也，而不能也！这实在是中国媒体及其新闻人的巨大悲哀，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如何能办出高质量媒体和练就优秀新闻人？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一天对游行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和监控来禁止之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的爱国赤诚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独裁的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大到包产到户、私营经济飞跃、抗灾抗炎、废除收容遣送，小到拾金不昧、见义勇为、奥运金牌、科技发明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
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中共政权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所以，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有利时用之，不利时镇压之。使馆被炸，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而伊拉克战争和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都不批准。
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一有自发的民间群体运动，人们就能经常能听到“爱国无罪！”这一口号。显然，人们在走上街头时高呼这一口号，必定有着极为明确的所指，那就是针对认为“爱国有罪”的政权。因为，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的独立民间组织和自发民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主义也不例外。所以，在当下中国，严格的讲，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运动，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或“暴乱”，比如八九运动和F请愿。
在此次反日风潮中，一向最忌讳自发的民间街头政治的中共政权，却破例恩准、起码是默许多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甚至对一些过激的暴力行动不闻不问。官方虽然出动了大量警车和大批警察，但并未像对待其他民间的游行示威那样，或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加以强行阻拦、驱赶和抓人，而是在牢牢控制局势的情况下加以默许。
现在，官方已经发出为民间反日游行降温的明确信号。针对日本外相4月17日访华，大陆民间正在组织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但北京市公安局已经发出通告，重申游行必须经过批准。北京高层也责令有关机构调查此次反日游行的民间组织者。同时，官方也对类似我这样的敏感人士严加防范，多个境外媒体打来电话，要就反日风潮进行采访，但记者的问题还未提完，电话就被掐断。
六四后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官方的煽动和操控高度相关。官方为了政权稳定及权贵们的私利最大化，既要利用民间的爱国情绪来达到其国内外的政治目的，又要防止民间爱国这把双刃剑伤及现行制度及秩序。对内，中共既要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和转移民间不满，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的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格防范运动中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二）民间反日爱国的分裂
就民间的分裂而言，参与此类爱国行动的大多数，都处在“表面勇敢”和“内在懦弱”、“义正辞严”和“是非混淆”的悖论中。
那些振振有词地质疑和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学者专家们，却从来不敢质疑和谴责中共对抗日历史的更为无耻的篡改。他们对日本侵华期间的“南京大屠杀”刨根问底，却对中共掌权五十多年来和平年代的种种屠杀本国人民的暴行不闻不问。而且，有太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们，过去和现在都在积极参与中共篡改历史的谎言工程。看看大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吧，那里的谎言比之于日本新版教科书里的谎言，其数量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其性质不知要恶劣多少倍！对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的编写，几乎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都撒谎！
那些敢于隔海臭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愤青们，却对中共党魁们参拜暴君毛泽东亡灵的举动不置一词。
那些天天谴责美国和全球化的新左们，不但对加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字狱视若罔闻，而且对加于“高举毛泽东旗帜”的同道们的文字狱也假装不知道。
那些参加反日游行、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们，却很少有人敢于抗议官方媒体的普遍沉默，要知道，媒体对他们的反日游行的沉默，是对其爱国热情的无视和亵渎，其总根源是中共政权的封杀令。
那些发狠要抵制日货的人们，抵制的都是别人拥有的日货，而对自己家里的日货则精心保护；砸别人的“广本”轿车时底气十足且兴高采烈，而自己的日本品牌的轿车要毫发无损。
反过来，在政治恐怖的恫吓下，在利益收买的勾引下，在谎言灌输的愚民下，愤青们最擅长的是精明而又盲目的无耻，得到最大发挥的是“被恩准的勇气”：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来掩盖其犬儒化的懦弱，另一方面是用爱国名义一逞流氓化勇敢，什么赃话都敢大声叫骂。比如，在美国新任国务卿莱斯女士访华期间，三大门户网站的BBS上出现了大量针对莱斯的种族歧视，其用词之恶毒之流氓让人不忍复述（请参见我的文章《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他们还敢于泼粪，敢袭击使馆、日资公司和日本餐厅，投掷石块、瓶罐和鸡蛋等杂物，砸玻璃，砸车，砸广告牌，甚至殴打日本人。
更为懦弱的是，爱国愤青们的勇气，常常被用来诅咒那些质疑官方的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人，甚至用流氓化暴力化的语言攻击自己的无辜同胞。(请参阅《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三）独裁谎言与盲目爱国的可怕结合
近百年来，国人常用“内忧外患”来表述中国的危机，而这样表述早已过时。现在的事实是，在殖民主义早已变成历史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最大危机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但中共政权却狡猾地利用了国人的这一思维惯性来误导国人，总是将危机的最大根源由“内忧”转变为“外患”，把自身的“独裁制度腐败”偷换成美国霸权的“亡我之心不死”。于是，“反日反美反台独的爱国”，就变成目前中国最最正确的政治诉求。
可惜且可怕的是，集合在这种“政治正确”旗帜下的，不是尊重民意的诚信政府，也不是勇敢的分得清是非善恶的民众，而是敌视民意、撒谎成性的独裁政府，是懦弱而盲目的民众，二者的结合所掀起的民族主义狂潮，已经很类似文革时期由毛泽东一手操纵的反帝反修狂潮。区别仅仅在于，毛时代的红卫兵是集合在“解放全人类”的旗帜下，现在的愤青是集合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被独裁者所利用的多数暴政。
近百年的人类历史证明，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落后国家的民族振兴之路，一旦由独裁政权煽动起的民族主义所主导，整个国家在道德上必然被极端的爱国主义所绑架，其振兴手段也很容易走向只问爱国而不问是非的军国主义扩张。这种独裁与爱国的畸形联姻，无论对本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极为危险的征兆。当年的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早已为人类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现在，独裁政权主导的跛足改革，正在把中国引向这条危险的道路。随着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中国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大有人在。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外国政府和自己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独裁加谎言的本国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也根本无法缔造出真正受到国际尊重的负责任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自由国家。
故而，“反日爱国”这一当下中国的最强音，与其说是民间自发形成的“政治正确”，不如说是由独裁政权主导的道德绑架！与其说是全中国的同仇敌忾，不如说是国格人格的畸形分裂。
2005年4月14日于北京家中
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作者题记：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独裁中共政权则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近半年来，著名记者马立诚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民间第一次自发出海保钓被日本军舰围堵，对日的民间索赔屡屡受挫，德、日两国争夺京沪高速线，更有日本侵略军遗留毒气泄漏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反日潮。“9•18纪念日”前，民间的七家网站发起了“对日索偿网络签名活动”，据称签名者高达110万人。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事前公告：将于“9•18”当天派代表将签名信送交日本驻华使馆，同时举行30－50人的小型集会示威。
能够收集到百万签名的组织者，之所以只向当局申请这么小规模的集会示威（与百万签名者相比，50人简直少得可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国情，也很为现政权着想了。即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示威，参加的人也不会有过火行为，更不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组织者对记者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富强。
然而，如此顾忌政权的反应、如此“政治正确”且参与者如此之少的集会游行，却仍然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绝，岂不是拿爱国民意当儿戏？中共政权难道如此脆弱，连这么小规模的爱国行动都心怀戒惧吗？
自90年代以来，现政权就把爱国主义作为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将“爱祖国”置于“五热爱”之首，每天都在高喊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此爱国的政权难道连民间小小爱国行动都不能高抬贵手吗？
有人说，中共不允许民间自发的集会示威，是基于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现在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的主动出击。而事实上，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中共对民意的恐惧，因为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独裁制度的本质。
在对日索赔、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罪责正式道歉……等问题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民间自发运动从来没有受到过本国政府的压制。而唯独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民间针对日本政府的自发抗议维权运动，一直受着中共政权的冷遇和压制。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都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而且，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比如，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二人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来禁止之，以严密监控来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爱国运动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需要时就不惜发动群众来利用民意，不需要时就不惜抛弃群众、甚至进行残暴的镇压。毛时代的文革，对青年人的先利用（红卫兵运动）、后抛弃（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邓小平时代，同样的自发性民间运动，有利于邓小平复出和掌权的“四五运动”就被平反，而不利于邓小平独裁的“八九运动”就遭到血腥镇压；在爱国问题上，中共驻南使馆被炸，就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反美，而民间的反伊拉克战争和自发的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申请也得不到批准。
所以，在中共治下的爱国问题的实质，绝非爱国问题而是人权问题。不许百姓举行反日的示威游行，绝非百姓是否具有爱国的权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的基本人权；在中共不许自发爱国的背后，是对独立表达权的剥夺，特别是对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权利的剥夺，即便这些权利已经写进了中国宪法，高于一切的党权也可以公开违宪。
在此意义上，民间自发的对日索赔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言行，更是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自发行动。
2003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二 为反日降温的舆论攻势
看了央视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最近两天的报道，马上就知道了胡温政权已经开始为反日风潮降温。23日报道的主题是如何爱国，大学生再次变成主角，他们响应党中央号召，争做维护稳定和遵纪守法的表率，以刻苦学习的成绩来报效祖国，以理性的态度和踏实的精神来爱国。24日报道的主题是抵制日货，主要是对一些市民的采访，每个被采访者都说：中日加强经贸合作有利于两国发展和百姓，用游行示威和抵制日货来反日，非但不可取，还可能危及来之不易的安定生活。
（一）全国性的全面降温
早就想到中共必为反日风潮降温，但看了央视的报道，忽然来了兴致，想看看官方喉舌靠什么来说服爱国青年。上网一查，我顿觉自己又低估官方，其机会主义统治居然被演绎的如此大言不惭：当反日风潮变成世界性的大新闻时，官方可以让大陆媒体全都失语；而当官方需要压制游行示威、冷却社会的反日情绪时，就发动所有大喉舌出来造势。
如此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地利用民意，还要美其名曰“尊重民众的爱国感情”！
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在北京政权最需要的时刻访华，迎接他的是4月16日、17日的街头反日风潮。大陆媒体对中日两外长会谈的报道，与境外各大媒体的报道完全不同：在境外媒体上，双方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在中共各媒体转载的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李肇星的强硬和町村信孝的服软，町村简直就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
只有如此歪曲事实的报道才能向大陆民众显示：中方的道义在握和日方的理屈词穷之间的鲜明对比。
町村于18日离开北京的当天，中共头号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就发表署名文章《第一要务是发展》，发出降温的信号。接着，当局为反日风潮降温的舆论攻势在全国依次展开。
19日
人民日报：从构建和谐社会看法治
人民日报记者作客强国论坛谈中日关系
青年参考：开放时代的爱国主义需要现代理性
新华社：外交部长李肇星作中日关系形势报告
20日
环球时报：不稳定，什么也干不成
环球时报：如何表达爱国热情专访吴敬琏吴建民
环球时报：中日两国连日磋商
经济日报：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光明日报：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光明日报 促进社会和谐：法的基本价值
新华网：日中友协理事长说日中友好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起促进作用
新华网：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绝不是所谓反日教育
新华网：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在津沪穗等城市举行报告会
新华网：中国和日本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
新华网：我国领导人一贯倡导中日友好
新华网：学者谈盲目抵制日货的三大危害
新华网：社科院日本所所长蒋立峰谈中日关系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和平友好条
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中新网：日中友协理事长称日中友好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21日
新华社评：珍惜战略机遇 谋求更大发展
新华社评：自觉依法行事 维护稳定大局
人民日报：从构建和谐社会看发展
人民日报：我们能够通过理性而赢得尊重
经济日报：积极推动中日经贸关系互惠互利向前发展
光明日报：倍加珍惜大好时光——二谈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大公报（香港）：不能因为中日矛盾而干扰破坏和平崛起
文汇报（上海）：抵制日货不如调整中日贸易结构
新华社：公安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一些地方发生涉日游行示威活动发表谈话
新华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专务理事表示日中文化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意义重大
新华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路甬祥访日与旅日专家座谈
22日
人民日报：齐心协力抓发展
人民日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经济日报：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
光明日报：牢固树立远大理想——三谈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光明日报：创造性学习是大学生报国之路（专访）
环球时报：中日专家强调应把日右翼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
新闻晚报（上海）：中日友好存在四大理由
新华网：国际社会和舆论企盼中日关系走向缓和
新华网：中日关系背景复杂 要以智慧化解遏制
新华社评：党员要做促进发展维护稳定表率
新华社专访：前东京分社社长谈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央视：第一要务 公安部谈话 有关爱国
央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长表示日中贸易合作给两国带来实惠
央视：中日连日磋商 小泉政府对华态度出现新动向
央视：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就中日经贸关系答记者问
23日
人民日报：积极做有利于社会稳定的事情
人民日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经济日报：“抵制日货”的说法不妥
光明日报：为和谐稳定尽责出力——四谈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解放日报（上海）：读者来信：过激行为不是爱国
青年时报：中日关系形势报告团在杭州举行报告会
新华网：胡锦涛会见小泉 强调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害
新华网：陕西公安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对日问题作说明
新华社评：共产党员要做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表率
央视：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抵制日货不是爱国行为
央视高校学生表示：遵纪守法维护稳定是大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央视：中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大学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学生发奋学习
央视：日中协会理事长认为建立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意义重大
24日
人民日报：构建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人民日报：努力形成人人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
人民日报：不应用过激方式表达爱国主义——专访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
人民日报：我们应该如何表达爱国热情——专访吴敬琏和吴建民
人民日报：“抵制”不如实干发展才是关键情———访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唐志敏
经济日报：构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解放日报（上海）：中日关系治病须找到病根
北京青年报：北京网民表示表达爱国热情要冷静理智合法有序
北京晚报：北京网民表示要冷静理智合法地表达爱国热情
新华网：外电关注胡锦涛小泉会晤 称中日将争取结束争端
新华网：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在京浙川等地举行报告会
中国新闻网：外交部表示共识落实到行动 中日领导会晤才算成功
央视：各界群众：中日加强经贸合作惠及两国发展和百姓
央视：维护稳定局面 构建和谐社会是爱国主义内涵
央视：胡锦涛会见中外记者 阐述关于中日关系的立场
央视：首都师生和群众：爱国首先应该遵守国家法律
央视：新闻分析：如何表达爱国热情专访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
25日
扬子晚报（南京）：江苏公安厅就少数人鼓动举行涉日游行发表谈话
解放日报（上海）：认清本质 违法严究
公安部门的三令五申、官方各大报的评论和新华社时评，全部成为央视“新闻联播”的内容。李肇星的报告在央视多次播放，一些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也出来熄火和引导。这是软硬兼施，软的是那些评论和专访，用于劝诱；硬的是公安部门的公告，用于阻止和威慑：不会再批准反日游行示威；如果硬来，警察侍候。而在私下里，官方已经关闭了多个反日网站。
舆论造势的重点完全围绕着中共的核心利益及其现行统治策略：
一是强调政治稳定，害怕街头政治的诉求转向国内问题，也就是抗议的矛头转而指向官方。所以，从来不尊重法治的官方，却反复要求大学生和百姓要依法爱国、理性爱国和以本职工作的实绩爱国。
二是强调经济发展。即便不会出现稳定的危机，但只要损害了中日贸易，也会影响的政权利益。所以，大讲中日贸易的重要性，呼吁不要非理性地抵制日货，甚至指责抵制日货是祸国殃民。
三是凸现现政权的外交政绩，所以，小泉首相在亚洲峰会上的道歉，被作为此次反日风潮的胜利成果而加以突出报道。
最让我感慨的是，大学生在参与反日风潮时，几乎是用千篇一律的语言来表达对日本的愤怒情绪，而在充当降温的舆论工具时，仍然说着更整齐划一的语言。什么“增强法制观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去做”，什么“不信谣，不传谣，不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什么“立足本职，努力学习，为我们现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什么“（我们）要以更加成熟、理智的心态去看待各种形势，不信谣、不传谣，同时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合法有序的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我真的可怜这些正值梦幻年华的大学生，青春的梦还不曾做过，已经“成熟”为典型的市侩，不但放弃了做梦的权利，甚至，我都怀疑，他们是否还有做梦的能力。否则的话，他们怎么可能如此乖巧，比老辣喉舌还要喉舌：官方需要他们表达爱国热血时，沸腾得一脸愤怒，甚至以暴力爱国；官方需要他们维护稳定大局时，沉静得满面真诚，甚至像入党宣誓。愤怒投掷石块时，他们是被暗中操纵的“木偶”；帮助党为反日降温时，他们就甘当明晃晃的“木偶”。
（二）上海当局的降温最为恶劣
在为反日游行降温的问题上，官方也采取软硬两手，以舆论轰炸、宣讲团巡游和专家访谈来进行“思想引导”，以严控校园和反日游行的组织者来严防死守，大学生如继续号召、组织和参与游行，将被开除学籍；一些想通过互联网组织“五一”或“五四”反日游行的人士，大都被警方传讯或软禁。针对社会的硬威慑是警方的警告。公安部和北京、上海、陕西、广东、江苏等地的警方，先后对市民发布“禁止非法游行”的公告，但为了降低爱国者们的反弹，公安部和大多数省市的公告种都有一段文字对民众的爱国热情给予肯定，而只有上海当局的舆论降温杀气腾腾。
为了对比，现按时间秩序摘录官方公告如下：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说：“由于日本在对其侵略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上海部分学生和群众在市内部分路段自发举行对日抗议示威活动,表达了对日本右翼势力破坏中日友好关系的不满态度。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敏感问题。”（见《解放日报》4月17日）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部分群众和学生自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广大群众和学生是理智的，但也有极少数社会闲杂人员借机进行打砸公私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活动，损害了我国形象，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新华社4月21日）
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发言人说：“近期在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部分群众和学生自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省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坚决支持、拥护中央关于处理中日关系的决策和部署，以大局为重，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但也有少数人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鼓动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见《扬子晚报》4月25日）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马振川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近期，北京发生了部分群众和学生自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这是由于日方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并不断采取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错误行为引发的。对于广大群众和学生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但是从4月9日游行本身来说，在没有经过批准的前提下，这是违法的。”（见4月29日《北京晚报》）
广州市公安局负责人也对记者说：“这些活动反映了广大群众和学生的爱国热情；但应该冷静处理，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4月10日部分群众和学生未经批准，在我市自发举行涉日游行示威活动，有极少数社会闲杂人员混迹其中，毁坏公共财物，严重扰乱了广州的社会秩序。”（见4月30日《信息时报》）
相比较而言，上海当局的舆论轰炸和司法追究的凶狠程度，远远超出北京等其他城市的降温措施。我查阅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及隶属的《新闻晨报》和《新闻晚报》，从4月17日到30日，上海官方的这三大喉舌发出了一系列文攻法吓，不但数量和动员面为全国之最，而且言辞的激烈严厉程度也为全国之最。另外，除了上海市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在4月17日的表态中对市民的“爱国热情”有所肯定之外，上海市公安局在其后发布的公告和答记者问中，再无对“爱国热情”的宽容态度，而只有对“维护社会稳定”和“严惩违法游行”的宣示。
就降温的动员面而言，上海当局也是全国之最。比如，我也查阅了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及所属《北京晚报》、《北京晨报》三份报纸，从4月17日－30日，涉及降温的报道和评论不超过20篇，降温的力度也远较上海来得温和。而上海当局几乎调动了全社会各界层，除了上海警方的多次公开降温之外，还有市府、人大、政协分别出面召开的座谈会，有专家学者教授的呼吁，有大学生们的公开表态，有各阶层市民的自觉发言，甚至还请被打砸商店的业主出面控诉。对中央的所有降温言论和措施，一律转载不漏。
可以说，上海当局的态度用“气势汹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
我个人统计上海降温的舆论造势的结果如下：
涉及司法警告及其处罚的新闻和报道共23篇。
谈如何恢复中日关系的文章23篇。
评论类文章13篇。
各界市民谈8篇。
座谈会报道5篇。
大学生表态5篇。
专家谈3篇。
总计80篇。
在降温的力度方面，已经传遍全国《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认清本质 违法严究》，乃此次降温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文本。那种文革式文风，再次祭出“阴谋论”的破旗，不能不让人想起十六年前《人民日报》的同样臭名昭著的“4.26社论”！巧合的是，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是十六年后的4月25日，无怪乎，一些网民怀疑此文是在有意模仿十六年前的“4.26社论”。
该文开篇就为反日游行定性：“大量事实证明，最近发生的非法游行，不是什么爱国举动，而是违法行为；不是什么群众自发的举动，而是有着幕后的图谋。”“事实已经证明，在一些地方发生的非法游行示威，背后有着不良图谋和阴暗策划，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要揭露别有用心者的图谋。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要明确认清这场斗争的实质，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肃性和严重性，自觉地与违法行为划清界限，进行坚决斗争。”“当前，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认清斗争实质，揭露事情本质，坚决维护法律尊严，坚决制止违法行为！”“对于非法游行活动，全市人民都要旗帜鲜明，坚决制止；对于违反法律的一切行为，都要决不姑息，坚决追究；对于其中的犯罪行为，都要毫不手软，依法严惩。”
这样的凶狠定性及其严惩警告，甚至与中共中央对反日游行的态度唱反调。在上面摘引的外交部和公安部的新闻发言人的言论中，首先肯定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及行动，其次才表示反对游行中的“过激行为”，警告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法的，公安机关对于打砸等违法行为将坚决依法查处，同时呼吁民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而既没有提到对和平游行者的事后司法追究，更没有提到游行的幕后图谋。
于是，上海警方宣布："4•16"打砸行为依法受到惩罚，16人已被批准逮捕，26人被治安拘留，汤晔被从快从重地判处五年徒刑。截至目前为止，在发生大规模街头反日游行的多个城市中，上海不仅是抓捕游行者最多的城市，也是对被捕者进行起诉、判决的唯一城市。
上海经济上霓虹灯的耀眼闪光，并不能掩饰住其在政治上的黑暗。
官方之所以在反日风潮持续半个月后出面为之降温，显然是因为官方认为：1，反日风潮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基本实现；2，反日风潮中的打砸等暴力行为，已经在国际上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有损于中共政权的国际形象；3，中日之间的高额经贸关系，对保持经济高增长很重要，而作为反日风潮一部分的“抵制日货”运动，将对中日关系经贸关系造成难以预料的巨大损害。4，在民怨沸腾的国情下，如果听任反日风潮发展下去，民间不满很可能由对外转向对内，形成对现政权及其政治稳定的巨大挑战。
2005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三 召之即来而挥之即去的反日风潮
——看中共官方如何操控的反日风潮
（一）不许游行的政权却纵容大规模反日游行
众所周知，尽管中共宪法列举了公民的游行、示威、集会、请愿等自由，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制定了有关游行示威的地方法规，但在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现实中，也在稳定第一的统治策略下，自发游行示威却遭到严格限制，八九运动遭到的血腥镇压，就是最惨痛的例证。正如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所言：中国的游行示威法，实质上是禁止游行示威法。
特别是三大中心城市的北京、上海、广州，一直是中共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这几大城市发生大规模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因为，大规模街头政治一旦出现在三大城市，其示范效应就会迅速波及全国，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所以，六四后，官方对三大中心城市的控制之严，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都不允许，何况发生上万人的游行示威！
然而，最近，在游行示威遭到严格限制的中国，却发生了波及到20多个省区的近四十个城市的反日游行示威，确实罕见。更为醒目的是，三大中心城市北京、广州、上海，一向是中共要力保政治稳定的重中之重，最怕在这几大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定要严防死守。平时，就连一个人、几个人的示威也绝不允许。而现在，三大城市，不但都有游行示威，且规模都在万人以上。
尽管外界怀疑反日风潮由官方操控，但中共官员在回答这样的提问和指责时，铁嘴钢牙，一律否定。
大陆发生反日风潮，在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的同时，也受到境外媒体的高度关注，跟踪报道和热点评论不断，英国《卫报》形容为“火山大爆发”，还出现“反日浪潮如火如荼蔓延全华”这样耸人听闻新闻标题。同时，担心失控的舆论也不在少数，在我接受国的境外媒体采访中，几乎每个记者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反日风潮是否会失控？”
然而，在我看来，这类反日风潮，既不是“火山大爆发”，更不会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失控程度，因为中共现政权牢牢掌控着反日风潮的节奏、过程、力度和规模。否则的话，官方面对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街头政治，何以能保持着进退自如的“潇洒”，使反日风潮召之来而挥之去。不要说参与游行示威的个体是木偶，整个反日风潮也是个“大木偶”。
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但仔细分析这次反日风潮的一些现象，还是能发现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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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操控反日游行的规模和过程
1，操控反日风潮的中心和顺序
迄今为止，中国的反日风潮有两次高峰，皆是南北呼应的两大城市扮演中心角色，每次高峰持续两天，之后是官方的警告。
第一波风潮由南北两大中心城市完成：4 月9日是政治中心北京，10日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广州及深圳。
风潮过后，针对网上贴出的第二波反日风潮的号召，北京市公安局于14日发出警告：游行示威必须依法向相关机构申请并得到批准，而“对没有得到相关机关许可的示威，将依法追究责任。”果然，北京没有再出现游行示威。
第二波风潮也由南北几大城市来完成：日本外相访华前的4月16日，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的上海和北方大城市天津等地，同时出现游行示威。17日，北方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和南方的四川省省会成都等地出现游行示威。
风潮过后，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马上发出警告：“凡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规定，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不要参加未经批准的游行活动。”上海市公安局同时宣布：“抓捕了极少数混迹其中的违法人员”，“并将依法惩处。”
与此同时，中共最大的纸媒喉舌《人民日报》在4月17日发表题为《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评论，再次重谈邓小平的老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对游行示威活动完全沉默的三大门户网站，却都把该评论置于新闻首页的醒目位置。19日，中日两国60家民间友好团体的代表日前在东京联合发表了中日《和平与睦邻友好呼吁书》。20日中共派出以外长李肇星为首的宣讲团，为反日风潮降温，主要喉舌都刊登了李肇星所作《中日关系形势报告》，特别强调：“不要参加未经核准的示威游行和其他活动，不要作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务必以冷静、理性、有秩序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最为吊诡的是官方公告的发布时间。北京和上海的当局都是在游行完成后才发布公告进行警告，而号召两波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显然是既要一定规模的街头反日，又要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上和时间内。
另据香港明报18日报道，中共党魁胡锦涛亲自喝停了一场有可能刺激日本的军方研讨会。
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当局发出的警告，党魁的亲自喝停，外长出面宣讲，发出的信息非常明确：街头反日到此为止，不会再有第三波高潮。
2，控制风潮的规模和力度
三大中心城市的反日风潮，在参与人数、反日方式和行为力度等方面，基本雷同。
首先，承担反日风潮中心的大城市，其参与人数大都被控制在1-2万之间，如北京、上海和广州。其他类型城市控制在几千人以内。
街头反日之前的网络反日，也可以作为透视反日风潮规模的参考数字。网络反日活动，签名者高达二千八百万，可谓名山名海，群情激昂。而各城市参加游行的人数最多只有2万多人。两种活动的参与人数简直不成比例，前者高出后者1400倍。如此巨大的差异，不能不让人充满疑窦。
其次，各城市游行示威口号和标语基本雷同，诸如：爱我中华、反对日本“入常”，抗议新版教科书，保卫钓鱼岛、要求日本道歉、号召抵制日货。
再次，各城市反日风潮的力度也基本雷同，除了焚烧日本国旗和小泉画像之外，抗议行动中大都有少量暴力行为，如，投掷石块、瓶子等杂物，砸毁日本使馆等建筑的窗户，沿路攻击日本车辆、日本餐厅、日资企业广告招牌等。最严重的暴力发生在游行之外，两名日本大学生在一个餐厅里被人用啤酒杯和烟灰缸击中头部。
以上暴力行为，除了打人事件之外，其他行为都发生在游行示威的过程中。
《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周看先生的报道，证实了“官方操控”的存在。一名参加了北京示威的学生，在接受周看采访时描述说：警察把示威者围成一组一组的，让他们轮流抛石头，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已经发泄完愤怒了，够了。”就把他们用大轿车运回校园。这名学生对记者说：“这一半是示威，一半是政治秀。”他感到自己就象一个木偶。
这名大学生的感受发自内心，周看先生确实捕捉到了反日风潮中颇具代表性的场景之一：被政权恩准的反日示威就是“政治秀”。
同时，中共政权也表现出一贯的权力恐惧，在允许反日示威蔓延之时，同步加强对异议人士以及反日活动人士的控制。除了严控每到敏感时期都要加以严控的“敏感人士”之外，还把一些反日爱国民间组织的负责分批请到郊外“度假”，比如，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爱国者同盟网、抵制日货联盟等传统反日团体的负责人，分批送到北京郊外，把他们安排在一家会议中心内，只让他们打球、游泳，而不准他们外出。
3，被恩准的话题和勇气
在民众的公共参与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下，中国的国家大事也被严格分为“可谈论的”和“不可谈论的”。关心时政大事的人们，大都只能就“可谈论的话题”和“可做之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情。而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目前已经变成了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也是唯一可以大肆谈论且可有限制地行动的“重大国事”。所以，被垄断喉舌误导的、也被恐怖政治压制的爱国者们，只有通过关注这一绝对“政治正确”的国家大事，来表达忧国忧民之“社会责任感”，最高调抵制日货的年轻一代及中产白领们，也能借此把“被恩准的勇气”发挥到极致。
然而，被操控的民意再强烈，到头来还是伪民意；在充满政治恐怖的舞台上操办的爱国团体操，不能不被“真诚”的虚情假意所导演；只能向大海那边发出的呐喊，不过是精心计算过的勇气而已。特别是那些用石块反日的国人，懦弱得近于下流。
（三）官方如何操控内外有别的宣传模式
最明显的操控发生在媒体报道方面。当然，在黑箱中国，外界很难拿出铁的证据来证明：反日风潮到底是自发性还是操控下，但从官方严控反日风潮的媒体报道上，就能看出官方是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例证一：内外有别的封锁和热炒
中国多个中心城市出现如此规模的游行示威，肯定是罕见的大新闻。世界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加以报道，并配以大量的图片、访谈和评论。特别是在香港，反日风潮经常成媒体的头条。但国内媒体却基本沉默，似乎极为罕见的街头反日不是新闻。除了新华社发出了几条短讯之外（4月9日对北京游行做了80多字的短讯，14日发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告，18日发了上海当局的相关发言，新闻发言人回答记者问），其他媒体则是一片空白，就连无联网也保持沉默，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无报道，一些著名的民间BBS也没有多少相关帖子。甚至开放度高于国内媒体的凤凰卫视，也鲜有相关的新闻报道，只在“时事开讲”等非新闻类节目中提及。
然而，新华社提供给外国媒体的英文通稿，却比较积极且详细地介绍游行示威的情况，并有夸大参与人数和反日情绪之嫌。比如，新华社16日英文通稿报道说：上海示威人数达到10万人。而几大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如美联社、法新社、BBC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人数，少则几千人，最多也只有2万人左右。
这是中国新闻界的最大悲哀：大凡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中国大新闻，独独是中国媒体“置身事外”和“无动于衷”，国内发生的越是具有新闻价值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新闻人就越要被迫缺席。但，这悲哀绝不仅仅是政权所为，也是各媒体及其新闻人的驯顺所致，谁让他们甘愿充当“喉舌”、或主动或无奈地与垄断体制合作呢！既然官方已经恩准了这些街头抗日活动，媒体为什么不敢报？假如有几十家媒体同时加以报道，中宣部又能如何？
例证二：对中日外长会谈的取舍性报道
在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以来的最大危机之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来到北京，先后与中共外长李肇星、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对此次全球瞩目的会谈的报道，中美外媒体也形成巨大的反差。
对比中外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明显的区别。在新华社发出的几篇新闻稿中（如，《外交部长李肇星与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会谈》，《唐家璇会见日本外务大相町村信孝》，以及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和新闻发言人秦刚的谈话）中，境外媒体报道的以下内容统统不见了：
1，町村表示：即使游行示威是针对日本，日本政府也并不反对中国的这些活动，因为，日方向来赞赏并欣赏对于言论以及集会自由的保护，但前提是示威活动必须和平进行。不幸的是，最近中国数个城市发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都有暴力事件发生。对日本驻中国使领馆机构乃至日本国民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日方感到极度遗憾。
2，日方认为，造成暴力反日的原因是中国当局没有采取必要及足够的安全保护措施，所以，日方要求中方正式道歉、就伤害及损失提供赔偿。根据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有责任保障在其领土上的外国机构，尤其是使领馆与外国公民的安全。中国政府应该依据国际准则真诚地采取立即行动，加强对外国机构及外国公民的保护，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3，町村向中方解释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希望中方理解：日本的教科书并非由国家制定，政府不能规定特定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也难以就具体的历史教科书发表评论。教科书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与日本政府的现行观点并不一定一致。这次的历史教科书审定，是根据“近邻诸国条款”等标准，严格进行的。
再看新华社的新闻稿的内容：
1，中方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在包括人权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待过去的历史问题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要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首先要正确认识历史。希望日方将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的承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中方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强烈要求日方信守承诺，不要再做有损中国主权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而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为，如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教科书、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等，都是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所以，造成反日风潮的责任在日本而不在中国，应该道歉是日方而非中方。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做过必须向日本人民道歉的事情，因此没有理由道歉。自然也没有提到赔偿问题。
2，町村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坚持一九九五年“村山谈话”，以及一九九八年《日中联合宣言》的立场：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日本政府将继续谦虚地对待侵略事实，深刻地进行反省，并由衷地表示道歉。日方愿意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时，关于台湾问题，町村重申，日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
町村还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改变对华政策。日中两国关系良好，日中的贸易额已经超过日美的贸易量。如果总的形势保持良好，两国的经济关系还可以扩大和加强。
3，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双方都十分重要。双方同意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互不威胁，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两相比较，在境外媒体的报道中，中日双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相互要求对方道歉，可谓唇枪舌剑、互不让步。而中共各媒体上转载的几篇新华社新闻稿中，却只有中方对日方的强硬态度，町村信孝像专门来聆听驯话的乖学生，既认真聆听李大人的训诫，又不断道歉赔罪，末了，町村还要表示中日关系的良好现状和着眼于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还突出报道了小泉希望与胡锦涛尽快举行高峰会的急迫意愿，而中方的回答则是要视日本的态度而定。也是为了突出中方的道义在握且牢牢把握着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只等理屈词穷的日本政府完全低头就范。
同时，日本国内对小泉的负面的报道和评论，也被中共媒体大量转载，而对日本人不满中国反日风潮中暴力行为的信息，却一条也没有转载。
例证三：对日本教科书的选择性宣传
正当中国的反日风潮如火如荼之时，2005年4月5日，日本文部省又审定通过了八本历史教科书，其中有极右势力编纂的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
该教科书确有篡改和歪曲中日战争历史之嫌，为日本侵略亚洲和中国的历史进行辩解。特别是该教科书把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描述成“南京事件”，而对被日本军人杀害的30多万中国人却只字未提，并为屠杀辩解说：“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还在注释中写道：“在后来的东京审判中，认定这时日本军杀害多数中国民众(南京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
对于大陆眼下如火如荼的反日风潮，这样的教科书自然火上浇油，从官方到民间一片声讨之声。但最具中国特色的是，此次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八本教科书，而在中国的各类媒体上，对其他基本教科书基本不提，而是一再突出日本右翼编纂的扶桑社教科书，好像日本右翼已经独霸了日本政坛，右翼教科书已经占领了日本的所有中小学课堂一样。
那么，如此激烈地反对日本篡改历史的中国人，究竟知道多少日本教科书的“篡改”呢？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了廖建明先生的文章《中国梁木对日本小刺》，为我们提供了中国政府及其媒体的卑劣的宣传手法：通过不遗余力地“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的方式，来丑化整个日本和煽动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
廖先生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找来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八本历史教科书的中文译本，特别摘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段落：
东京书籍：战火由华北扩大至华中，同一年的年尾日军占领南京。在占领过程中，大量杀害了中国人，当中包括女性和小孩（南京事件）。（附注）这件事件称为1南京大屠杀受到国际批评，但当时国民并未获悉。
大阪书籍：日军虽在各地遭到激烈反抗但不断扩大战线，十二月占领了首都南京，在此除了俘虏之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多市民（南京事件）。（附注）在日本，人民并不知道南京事件的事实，直至战后的远东国际军事裁判中，才首次明确了事件的规模和牺牲者的实际情况。但是，经过各种调查和研究，对于受害者人数仍未能确定。
教育出版：日军逐渐扩大战线，同一年十二月，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当时，日军在混乱当中，杀害了许多俘虏和市民，受到国际批评（南京事件）。（附注）这件事件当时国民并未获悉，到了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才知道。
帝国书院：在南京，日军除了兵士以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多中国人，对此，各国批判称「日军的野蛮」2（南京大屠杀）。但是，当时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日本书籍：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当时被杀害的俘虏和平民据称有二十万人，暴行和抢掠其后仍继续，遭受国际社会严厉批评（南京事件）。（附注）被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众说纷纭。
清水书院：抢掠物资、放火、屠杀等行为不时发生，尤其是在占领南京的时候，俘虏、弃械投降的士兵、老弱妇孺等市民毫无区别地遭到杀害。加上战死的士兵，估计死亡人数甚多。各国均对南京大屠杀提出强烈批评，但当时的日本人几乎无人知道这件事实。
日本文教出版：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候杀害大量中国民众（南京大屠杀），虽然遭受国际社会批评，但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扶桑社：日军认为攻陷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十二月占领了南京（附注），其时，遭日军攻击，中国军民死伤者众多（南京事件）。此外，有关该事件的牺牲者人数，有众多见解，至今争论未休。
从廖建明先生提供的资料看：
第一，日本是民主法治国家，保障国民的基本自由，尊重言论自由和多元观点，政府无权禁止国民的言论和观点，哪怕某些言论有明显的错误，哪怕某些观念是反对现政府，政府也只能给予尊重和容忍。所以，日本政府既无权禁止“扶桑社教科书”，也无权鼓励不同于“扶桑社”的其他教科书，而只能给予平等对待。
第二，八本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和评价，只有“扶桑社”的叙述有明显的歪曲，评价也充满暧昧。而其他七本教科书则基本尊重历史事实。其中，四本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称谓，一本提出了杀害20万中国人的数字，另外二本虽用“南京事件”的称谓，但都提到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暴行和抢掠，不仅屠杀军人及其俘虏，还屠杀包括老弱妇孺妇女在内的平民。同时，其他几本教科书还指出：1，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向本国国民隐瞒了“南京大屠杀”。直到战后日本国民才逐渐有所了解。2，“南京大屠杀”被国际社会视为“日军的野蛮”，受到了普遍谴责。
在独裁中国，官方的操控和民间的狂热，使反日风潮掩盖了太多事实，扭曲了太多价值。更可怕的是，指控日本右翼歪曲历史，本来是光明正大且理直气壮的，但中国人的指责本身，却充满了比日本右翼更多的掩盖和歪曲。无怪乎廖建明先生感叹到：“活在不自由国度的人，无法明白言论、思想自由的真谛。受长期奴役的人，深受党八股洗脑，以为东京可以像北京一样任意篡改历史。谁不知在民主自由之地，没有人可以独霸解释历史的权利，在百家争鸣下，历史反而才较接近真相。”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制度还是谎言制度，中共政权还是不允许言论自由的政权，中国民众还是生活在谎言中的民众，所以，就掩盖和歪曲历史而言，只有大约20万人的日本右翼所编纂的只被不到1％的学校采用的教科书，纵使把历史写得面目全非（何况写得还没有如此不堪），也只能算谎言中“小刺”。而中共、中国人自己编纂的历史谎言，简直就是谎言中“梁木”。所以，廖建明先生才在文章结尾说：“中国共产党教训人要尊重历史，太好了！请先处理自己眼中梁木的吧。”
2005年4月30日于北京家中
(四)中共操控反日风潮的政治目的
既然当局一般不允许自发的示威游行，且有能力制止事前张扬的游行示威，那么，当局之所以默许、甚至鼓励发生在数十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游行，显然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所以，中共当局才会纵容反日风潮发展的大规模街头反日。当蔓延多个城市的反日风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时，在中共外交部的多次例行记者会，两位新闻发言人非但没有指责反日行为的违法，反而都在外国记者面前为民间反日风潮辩护。以下是摘录：
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先生主要回答了针对网络签名和抵制朝日啤酒的提问，他先后回答说：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反日情绪，相反是要求日方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3月24日）
“我们注意到众多网民在网上签名，对日本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持反对态度。这再次说明，日方应对历史问题持负责任的态度，以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3月29日）
“之所以中国的公众对日方的一些态度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日方在历史问题上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没有正确、客观、负责任地对待历史。一些中国民众对这个问题有不满，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不是针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日方的错误态度。”（3月31日）
另一位新闻发言人秦刚的回答主要是针对反日游行及其暴力事件的提问，他曾先后回答说：
“日方不断在涉华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敏感问题。”（4月5日）
“日方不断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损害中国利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动，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中国人民的关切，妥善处理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问题。”“中国民众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日本在历史等问题上采取错误立场的强烈不满。我们希望民众能够以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感情和意愿。”（4月7日）
“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示威群众冷静理智、合法有序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北京市部分群众由于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举行的。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民众能以冷静理智、合法有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态度。在前两次记者会上，我也表示，希望民众以理性的态度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意见。我要重申，对在示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个别过激行为，我们是不赞成的。”（4月12日）
“近来，中国民众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中日关系及目前两国间一些问题的看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际社会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会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高度和发展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本着对国家和民族认真负责的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民众对日本表示强烈不满，是针对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而不是针对日本人民。……我们希望日方能多做增进两国人民了解与友谊、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事，而不是混淆视听，误导公众。”（4月19日）
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是为了达到其内政外交上的政治目的。
对内，中共既要利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来赢得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又要严守稳定第一的底线，谨防民间爱国运动转变为反政权运动,严密监控可能出现的任何向政权挑战的行为。
对外，中共既要利用民间爱国情绪来制衡美日联盟，又要谨守机会主义的低调外交。
就此次中日冲突而言，中共操控反日风潮，显然是为了达到多种政治目的：
1，在国内媒体上封锁反日风潮，是为了防止风潮由对外转向对内，从而危及政权的稳定。
2，向境外媒体推销反日风潮，是为了使之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既能显示中共政权的开明：尊重民意的亲民和允许游行示威的宽容；又能显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有着深厚的民意支持，政府与民间在反日上的高度一致。
3，纵容反日风潮，是为了借助所谓的强大民意向联合国和日本政府施压，即便无法阻止日本“入常”，也要逼迫日本向中国妥协，以“低头认罪”来换取“入常”。
4，最重要的是向国内爱国者们展示现政府的大国外交风范，和凸现现政权的“外交政绩”，塑造一个敢于和善于抗拒外敌的政权形象，以加强现政权的道义凝聚力。正是政府恩准的反日风潮和政府对日方的强硬立场，才迫使日本外相来北京道歉求和，迫使小泉急欲与胡主席会面，以缓和两国关系。
5，反日风潮正好可以利用把民间对“内忧”的关注转向对“外患”的关注，特别是，以此转移人们对频繁发生的群体性官民冲突的注意力。
就中共统治及跛足改革所面临的危机而言，由于两极分化的日趋扩大和社会公正的日渐荒芜，更由于改革的效益越来越向极少数权贵集中，而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感受到的大都是利益受损，即便跛足改革仍然能够支撑经济高增长，也无法支撑“经济政绩”合法性，现在，对跛足改革的民意支持已经大大下降。所以，中共现政权就要在如何赢得“政治政绩”上大做文章。胡温提出的“亲民路线”、“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与“和谐社会”等口号，在局部制度改革上，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实现了“人权入宪”和修改“上访条例”等措施，都是为了赢得民间的政治认同。
然而，在独裁体制及跛足改革不变的情况下，现政权想在国内创造出被民间认可的“政治政绩”，只靠几个动听的口号和做点小修小补的制度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江朱到胡温，都想靠加大反腐败力度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但官场腐败却愈反愈烈，使官方反腐早就在民间沦为“反腐秀”。
于是，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高层，就把赢得“政治政绩”的重心转向争取“外交政绩”上，大国外交之策的提出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克林顿和江泽民的元首互访，游说美国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加入WTO、北京申奥、上海申博的成功，争办各类国际性会议。9.11之后，在提倡多极世界的口号下，对美国，既支持美国反恐又反对单边主义，拉住俄罗斯操办“上海合作组织”，外交触角也伸向美国的后院拉美诸国；在欧洲，抓住法、德与美国在伊战中的分歧，全力以经贸利益拉拢欧洲两大国，以分化西方同盟，不惜代价地争取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运；在亚洲，为了与日本争夺亚洲老大，高调斡旋朝核六方会谈，越来越频繁地介入东盟事务，尽量与印度等国家缓和关系，独独在对日外交上日趋强硬……这一切，在在显示出中共政权意欲变成区域大国的外交事态。
用外交政绩来赢得民意的政治认同的另一极在国内。六四之后，由于西方各国的普遍制裁，中共的敌人意识再次主导了官方的对外政策，境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论调又被频繁地用于对内宣传，防止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也成为意识形态管制的重中之重。而对外的防止和平演变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恰好具有大面积的重合之处。于是，六四后的中共政权，必然要把爱国主义提升为意识形态合法性之首。通过谎言灌输的误导和国人那种“内忧外患”的思维惯性，也通过在“内忧”问题上设置重重禁区而在“外患”问题上的相对开放，官方很容易把国人对“内忧”的关注引向对“外患”的关注。在大多数重大国事皆是政治禁区的中国，反美反日反台独的爱国，已经变成了唯一可以大肆谈论的“重大国事”，也是官民共同认可的唯一“政治正确”。所以，借助国际事件来释放被误导被扭曲的“民意”，已经变成中共利用爱国主义来重建政权的道义合法性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反日风潮，不过是1999年反美风潮、2003年的反伊战风潮的重演而已。
于是，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爱国主义，却随着每一次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而飘飞起来，且越飞越高，在似乎纵览全球“亡我之心”的每一跳动的同时，也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改革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现实都被爱国狂潮所淹没：
一方面，曾经被国人视为最大“外患”的西方国家，恰恰是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人的观念更新的最大外在力量，发达的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不仅为中国经济提供了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也为国人提供了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的理念。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之所以主要停留在经贸上的互利而缺乏政治上的信任、道义上的共识，就在于双方在价值观及制度上的格格不入。无论中国经济发展还能保持多少年的高速度，只要中国的制度文明仍然停留在中世纪，中国就无法获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另一方面，不只是百年以来、甚至就是千年以来，困扰着的“内忧”，时至今日仍然不见明显的改善。即便中国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国际地位也有大幅度提升，但导致中国诸种深层危机的顽疾——政治制度的僵化腐败和跛足改革的难以为继——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权贵们的肆意滥用独裁权力和民间百姓的好恶权利之间的尖锐对立，巨大的金融危机隐患和两极分化的迅速扩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互激荡的极度恶化，特别是来自底层民间的反抗和遍布官场的腐败，还有那么多没有清算的历史罪恶造成巨额欠账……无不与现行政治制度的顽疾高度相关。
仅以近两年的中国现实为例，一面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底层维权，导致了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大规模官民冲突，从公正奇缺的社会危机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广度。尽管，依靠暴力镇压、小恩小惠和封锁信息，中共现政权可以暂时平息民怨的大爆发，但烈火干柴之态已经令世界瞩目。另一面是权贵私有化导致的一系列上亿元的金融腐败大案、官员挥霍巨额公款赌博案的曝光，特别是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巨型卖官鬻爵案，10个县市半数以上的处级以上干部卷入此案，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数十人，从官场的糜烂的角度凸现了内忧的深度。尽管胡温不断地高调反腐，但谁都清楚，只要不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本该服务于全社会的公权力必然无法限制地被用于谋取小集团的和个人的私利。
由此可见，困扰中国改革的未来前景的关键，不是外患而是内忧，如果中共政权仍然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也就不能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无法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也就无法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真正的信任和尊重。
换言之，解决不了“内忧”，也就化解不了“外患”，长期困扰中美日关系的瓶颈便无法突破。即便可以在短期内提升物质意义的国力和军力，但有违国内民意和国际潮流的道义劣势却不会因此得到改善，也决不会达成长治久安的局面。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2005年4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四 汤晔和上海当局，谁在违法？
——上海当局对反日风潮的司法操控
（一）上海当局操控的“司法磁悬浮”
在胡温政权发出为反日风潮全面降温的信号之后，上海当局表现得尤为卖力，甚至卖得凶相毕露且丑态百出，与中央的态度和北京等地的降温基调颇不协调。
4月27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本市居民汤晔被批准逮捕”的消息。仅仅五天后的5月2日，东方网就爆出汤晔先生被起诉、被判刑五年的消息。法律根据是：“编造虚假信息，酝酿组织非法游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曾经默许“4.16反日游行”的上海司法当局，居然会在4月17日变脸之后，如此神速地完成了对汤晔的逮捕、侦察、审讯、起诉和判决的全过程，堪称“司法磁悬浮”，不免让我想起文革时期从上海高升到北京的一个个“火箭干部”。
从观念上讲，我不赞成和平时期的民族主义，无论这民族主义发生在哪个国家。在无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膨胀的民族主义连双刃剑的功效都没有，而只能沦为单刃毒剑，不但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和国民的精神鸦片，而且是对世界和平的大威胁。最近，东亚三大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互激荡，很可能导致了东亚局势的不稳定，如果不加以反省、抑制、引导而任其发展下去，那么，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和世界，绝对是恶兆。所以，在此前的相关文章中，我对发生在中国的反日风潮多有批评。
尽管如此，我尊重任何人自发地表达爱国主义的权利——只要其表达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无论是个人发言、网络签名，还是走上街头的游行示威。人与人之间的不同观点，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和平方式来加以表达，但切不可强制对方闭嘴，更不能强行剥夺每个人和平表达的权利，个人不能，社会组织不能，政府就更不能。正所谓：“我可以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要坚决捍卫你自由表达我所反对的观点的权利。”
严格的讲，言论、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的有无多寡，与是否爱国、爱国的程度完全无关，而只与基本公民权利生死攸关，是必须加以保障的公民权利。在理念上爱不爱国的选择，在行动上参不参与反日游行的选择，都不应该是强加的，而应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即便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这些权利也被明确地写入了宪法，不仅每个成年人和每个组织应该尊重，作为最大公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就更应该尊重，任何对这些宪法明载的公民权利的干涉和剥夺，都是必须加以事前制止和事后追究违宪的行为。
我反对街头政治中的暴力行为，赞成以司法手段来管制和处罚打砸等暴力行为，但我尊重爱国者们自发走上街头的权利，坚决为公民的和平游行示威等权利作辩护。
所以，在理念上，我个人反对当下中国的任何民族主义思潮，但在事关公民权利的街头反日风潮问题上，我抗议上海市司法当局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和审判25岁的汤晔先生。鉴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我的抗议也不能不是政治的，因为上海当局的野蛮行为，粗暴地践踏了汤晔先生的基本人权。同时，现在呈现出来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发生在4月的民间反日风潮，完全在官方政治需要的全方位操控之下，民意不过是官方手中“玩物”，需要时拿来把玩一番，不需要时就弃之如蹩履。在党权至上的体制下，党权的政治需要操控司法来熄灭民间的反日火焰，司法也就必然沦为党权压制民意的工具。
（二）为汤晔先生的权利辩护
即便抛开中共制定的相关法律是否涉嫌违宪的论辩，而是在承认“恶法也是法”的前提下审视“汤晔案”，上海司法机关也无理由逮捕和审判汤晔先生。也就是说，上海司法机关对汤晔的审判，完全是政治审判而非司法审判，正如中共司法机关根据党权的政治需要制造的其他冤案一样。
1，在上海“4.16反日游行”中，无论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发布《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还是他本人参与游行，汤晔先生的行为都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并没有逾越法律界限。对此，汤先生在事前发出的《说明书》和上海警方的调查结果都可以作证。
汤先生《说明书》的“六项最重要提示”中的三项，都是关于游行要遵纪守法和防止过激或暴力的提示：“1、此次活动不针对任何在华日本友人、仅仅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和其支持者，所以在活动中请不要过激地针对友人；2、警察是人民的公仆，在游行过程中，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爱国的，只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任务——保证活动的安全性，所以大家配合警察叔叔，特别是在使馆门口，如果警察叔叔看着你，就不要乱丢东西，如果没有人看着你，就丢一个鸡蛋或者一个番茄，万一丢完了被警察叔叔发现，就朝他笑笑；3、沿途经过日本人投资的商店、公司等，不要给予破坏性打击，因为破坏了以后，日本人会向中国政府索要赔偿的，所以大家届时理智一点；”
另据东方网5月2日消息称：经警方调查，在4月16日上海部分学生、市民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中，“本市某公司员工汤晔根据网上零星传言，炮制出包括游行线路、时间、注意事项等的所谓《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群发后广泛传播，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说，汤晔仅仅有酝酿组织和平游行的行为，而没有任何煽动暴力反日和打砸之类的暴力行为。
2，逮捕和审判汤先生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及相关法规：“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必须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并在获得公安机关依法许可后，依法举行。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或未按照公安机关许可的目的、方式、标语、口号、起止时间、地点、路线等进行的，在进行中出现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情况的，均是违法行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也是违法行为。”
所以，司法机关认定：在“4.16游行”中，汤先生的事前酝酿组织行为，即自行发布《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罪”。但是，汤先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发布号召游行的《说明书》，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宪法权利，一没有造谣，二没有攻击政府，三没有煽动暴力，警方的指控也没有拿出过硬的证据，以证明汤晔的和平行为造成了那些具体的“十分严重的后果”，更不能证明他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扰乱社会秩序”。
既没有煽动暴力也没有暴力行为的汤晔，不应该为“4.16游行”中其他人的暴力行为及其后果负责。
3.最为吊诡的是，官方发布“禁止非法游行”公告的时间错位。
无论是上海当局还是北京等地方当局，都是在反日游行完成后才发布“禁止非法游行”公告。北京游行是4月9号，北京市公安局14号才发出公告；上海游行是4月16号，上海市政府17日才发出公告；中共公安部的公告22日才发出。但号召反日游行的信息，早在网上广为流传，可以说是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官方不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官方不在游行前发布警告而要在游行后发布？
另外，既然“4.16游行”违法，那么，违法者就不止是那些实施暴力参与者和组织策划者，而是所有参与者全部违法了。根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什么不全抓起来？
具体到上海的“4.16“游行，事前，以上海当局对民间自发游行示威的严防死守而言，汤晔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来发布《说明书》，上海市公安局不可能不知道，但当局并没有发布任何公开信息告诫社会：“未经公安机关批准或未按照公安机关许可……均是违法行为。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也是违法行为。”
既然如此，对于“4.16”游行的发生、游行中出现的暴力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以及造成的“十分严重的后果”，作为执法部门的上海市公安局，起码应该负有如下主要责任：
1，有关当局没有预先告知游行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们这种事前张扬的游行示威是非法的；在得知非法游行即将发生的情况下，也没有预先禁止，反而在游行当天派出大批执法人员维护秩序。
这种明知非法行为即将发生而警察部门却不加禁止且为非法游行维持秩序，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是难以想象。
2，境外驻中国的各大电视媒体全都播放这样的画面：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前，众多的示威者向日领馆大楼投掷石块、砖头、玻璃瓶，涂料弹和烂水果等，大楼外墙被漆弹涂得面目全非，窗户玻璃被砸碎，地板上全是示威者扔进来的垃圾，曾经瑟瑟生辉的领事馆顷刻间满目疮痍。然而，上海政府派出的防暴警员却全都袖手旁观。
对游行中发生的违法暴力行为和扰乱社会秩序行为，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执法者，既没有当场劝阻和制止，也没有当场逮捕不听劝诫的施暴者。
作为对比，我们大都在电视上看到过西方国家的游行示威场面。即便在这些街头政治如同家常便饭的成熟法治国家，民众自发的游行示威中，也时有过激行动和火爆场面，也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财产损坏、甚至人身伤害。但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们，只要在现场碰到暴力行为，为了防止酿成更大的暴力事件和造成更大的损坏，他们总会当场制止，强行带走那些不听劝阻的激进者。
3，在“4.16反日游行”的整个过程中，上海当局出动了大量警力，一些警察还负责引导游行的参与者，但面对近在眼前的暴力行为，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却袖手旁观（境外媒体上有大量现场照片和图像为证），而事后却以此为由大量抓人。这说明，是上海警方放弃职守在先，而以法律的名义算“政治帐”于后，无异于陷人入罪。
游行初起时，上海公安局的以上行为显然是在默许、甚至纵容违法行为，均属于严重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行为；面对游行中暴力违法行为，身在现场的执法者居然不闻不问，起码是犯有不作为的渎职之过。所以，应该被追究司法责任的不是汤晔，而是失职渎职的上海市公安局。
更令人不齿的是上海当局的政治无耻，事前默许和放纵，而事后又根据政治需要搞“秋后算帐”，不能不让人想起毛泽东在1957年玩弄的引蛇出洞的“阳谋”。
（三）司法是党权政治的工具
鉴于中国特定的国情，讨论上海当局对汤晔的审判，就不能不涉及法律层次之外的政治层面。换言之，上海当局对“4.16游行”的先默许、后追究的处理方式，不仅负有失职渎职和违法审判的责任，更负有深层的政治罪错的责任。
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掌权后，这一政权在本质上敌视任何自发的民间诉求及运动，除非是由政权发动或操控的群众运动，否则的话，官方决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组织存在，也不允许任何自发的民间街头运动，对民间的爱国行动也不例外。所以，在忍无可忍之下走上街头的人们，经常高呼“爱国无罪！”的口号。显然，上街的人们之所以要高呼“爱国无罪”，就在于中共治下的中国，民间自发的爱国游行常常被政权视为“爱国有罪”。甚至于，凡是真正自发的民间爱国运动，在中共政权的统治里，从来就没有过“爱国无罪”时候；而凡是可以“爱国无罪”的民间运动，又都不是真正的自发民间运动，而是被官方操控的运动，至多是官方恩准的“准官方”群体运动。而那些得不到官方恩准或跃出官方操控的民间自发爱国运动，肯定都是“爱国有罪”的“动乱”，16年前，被民间定义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八九运动，就被邓小平政权作为“动乱”和“暴乱”加以血腥镇压。
中共现政权仍然不允许自发的游行示威，也有足够的能力制止任何事先张扬的游行示威，对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的控制就更为严格，甚至连几个人、甚至一个人的和平示威都不允许。比如，在北京，去年清明节，胡佳先生只想一个人去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为胡耀邦先生献上一束鲜花，但被北京警方轻易制止。来北京的上访者也曾申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也没有得到警方批准，组织者也被迅速逮捕。紫阳先生去世后，在网上号召举行哀悼紫阳大游行的赵昕先生被警方逮捕多日，直到前些天才被释放。
在上海，曾经有名叫“愚文”的上海市民，数次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请个人的示威活动，但从来没有被批准过。
所以，4月份风靡全国的街头反日风潮，没有中共当局的默许是不可能的。同样，没有上海当局的默许甚至纵容，“4.16”反日游行也是不可能的。
再强调一遍：如果“4.16反日游行”是违法的，那么，上海警方不在违法行为发生前告知组织者和参与者，又不在暴力事件发生时当场予以制止和逮捕，所以，1，所造成的损失和其它严重后果，警方应该负有“纵容打砸等暴力行为”之责。2，事后对汤晔等人进行司法追究，更是官府故意陷市民于违法犯罪，其为政之德是何其龌龊而下流。按照孔老夫子在两千多年前的说法：“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上海当局对汤晔的审判，就是典型的“虐”、“暴”、“贼”。
这种丧失起码政治责任及道德的政府行为，实在是太不义、也太危险的游戏，只有独裁政权才敢玩、也才能玩，然而，被强压的民怨一旦爆发失控，其结果只能是“玩火者自焚”。
在反日风潮被打压下去之后，大陆的民族主义热潮却没有丝毫减弱，因为中共现政权又为爱国者们找到了新的目标——“连宋大陆行”。特别是得到诸多政策优惠的大上海，先后迎来了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爱国者们的热情也大都在转瞬间由“反日”转向“两岸一家亲”。
最后，面对上海当局处理“4.16反日游行”问题上的政治邪恶，我也想对那些曾积极参与“4.16反日游行”的爱国者们提出建议：不要把你们的爱国热情全部转向连续上演的“连宋大陆行”的爱国秀，即便你们热切关注“连宋”的理由有一百个，也希望你们能想想为“4.16”作出过贡献且付出惨痛个人代价的汤晔先生，哪怕每个参与者只拿出百分之一的关注分给汤晔，他的命运也许会因你们的关注而有所改变。
2005年5月7日于北京家中
五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1972年，毛泽东分别握住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伸过来的手，使中国走出了苏联帝国的威慑阴影，也走出了孤立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的自闭。中共政权以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方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来日本的外交承认，日本以对中共的外交承认换取实质性的巨大利益——不需要再赔偿和道歉。
1979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他也只访问过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访美，是为了赢得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对越战争和台湾问题；访日，是为了获得复兴经济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邓也延续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外交，以搁置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钓鱼岛之争来换取日本对邓氏改革的经济支持。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日本人靠军国主义的武力殖民没有完成的，现在正以和平的“经济殖民”方式来完成。但这种殖民与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单方面强加的，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经济交往的客观效果而言，对中国的帮助尤其巨大。
在我的记忆中，我这种“经济殖民有益于中国”的言论，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质疑，反而赢得听众的掌声。大概因为，那时的国人，一方面，刚刚睁眼看世界，急于摆脱贫困的物质生活，也对外界充满了新奇感和求知欲，想努力创造出文明而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政治和极为贫困的经济的国人，痛感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还有那么一点点来自切夫之痛的谦卑。八十年代，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殖民”，确实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正如对西方的“文化殖民”，当时的知识界热烈欢呼一样。
在独裁制度下，国家是虚幻的而政权才是实在的，政权对人民的愚弄和践踏才是活生生的。而一个肆意践踏个体生命的政权，纵然以国家的民族的名义，也不值得热爱。
1988年，我路过香港时接受金钟先生采访，说出了那句惹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现在回想起来，如此脱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讲在脑子里发酵的结果。然而，六四后，这句话却成了官方指控我是“卖国主义”的主要根据。
（一）细节的记忆
在我这代人的细节记忆中，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尽管中国还处在文革中，但一些美国的和日本的电影开始进入中国。当时，这类电影都是不公开的内部放映。以我个人的经验，相对而言，日本电影的放映范围远远大于美国电影。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日本电影，但从未看过美国电影。而我的一个朋友，却看了不少美国电影，她记忆最深的是《美人计》。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还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进口的日本片大都充满军国主义气味，如《啊，海军》、《三本五十六》等。如果是做反面教材，为什么又不全国公映，然后来一场全民共讨之？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日本产品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除了港台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陆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来自日本。那时，最早公映的外国资本主义电影和电视剧来自日本，国人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日本的高仓健、真由美、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人，青春偶像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最早享受到的优质资本主义商品也来自日本，各类国际知名的电器和汽车，几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时，谁家拥有一台日本原装的彩电，谁能开上一台日本轿车，谁就会令人刮目相看；北京最早的出租车公司几乎清一色的日本车；我熟悉的当时中国最响亮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高层坐的轿车也大都是“丰田”或“尼桑”；最早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资，也大都来自日本；
那时的文化大论战，也时常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来对比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用日本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来对比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次惨痛失败。
八十年代，那个国人如有日货，也算是地位、财富的象征。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家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彩电。她回忆说，那时，每到晚上七点电视节目开始时，她家变成了小型电影院，同院的许多大人孩子带着小马扎来她家看电视。
日本援华的化肥尿素，尼龙包装袋在中国极为罕见，“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腰里掖着百分数。”是当时耳熟能详的民谣。民间传言甚至将日本尿素的制作过程传奇化：日本援华货轮开往中国时，船上没有尿素，只有制作尿素的机器，边航行边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中国港口，就有一船满满的尿素。外国商品在中国推销的最著名广告语是：“有山就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连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
七十年代末，也是邓丽君歌风靡大陆之时，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牛仔裤和披肩发，更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偷听邓丽君歌曲所用的，正是索尼牌录放机，俗称“砖头”。那时，谁拥有那块“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令我钦佩的是，曾经在大陆拥有最多歌迷的邓丽君，却能经得住巨大市场的诱惑，至死不来大陆面对她的无数听众，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她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大陆一天不改变现行制度，她就一天不会来大陆开演唱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代人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最早接受的当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古都》和《伊豆的舞女》，山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的小说，也在大陆文学界热销；还有东山魁夷的绘画，那种纯洁到一尘不染的静谧，让国人看到了日本人审美的透明和精致。日本美的核心“物之哀”，是我们那代人共同的审美记忆。而山岛由纪夫是铁杆极右分子，他曾发誓要以行动来“爱国忠君”，也真的于1970年11月25日策划绑架自卫队长官。他对自卫队发表演说，号召发动军事政变修改和平宪法，行动失败后，他按照“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杀。
这一切文学艺术中的日本人形象，与我们这代人在大陆作品中看到过的日本人形象完全不同（如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似乎印证了日本文化的双面：“菊与刀”。
我是七七届，读大二时，《追捕》在中国各城市放映，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在母校吉林大学礼堂看的。《追捕》的拷贝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班里同学拿到的电影票分布在一天的各个时段，但无论是什么时段，大家都不会错过。
那时，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看过一部日本纪录片，名字忘了，但内容记得清晰，是专门介绍日本某大公司（丰田？）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管理之严格和计算之精细，令人乍舌。比如，员工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先测量整个距离的长度，再测量每步的尺度和所用速度，最后算出走完某段距离的时间，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相应的规定。解说词中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段是：一笔资金，在中国周转一次，在日本却能周转十三次。这就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高效率。
耐人寻味的是，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宏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且选择了极具象征意义的8月15日，中曾根是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任内共参拜过10次。但除了85年北大学生小规模的上街抗议之外，再也没有像样的民间抗议，也丝毫没有影响日货在国人心中的珍贵价值，反而85年的大学生上街抗日，变成了“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预演。
在今天，波及全国的反日风潮，已经变成官方招之来而挥之去的木偶，白领们充当起抵制日货的先锋，一些自由派也拜倒在“畸形民族主义”的“民意”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命运又开始重演：入仕途，明主是上帝；处江湖，人民是上帝。
而在我看来，“民气可用”的策略，不过是古老的无原则的纵横术的拙劣翻版而已；在和平时代，想利用“畸形民族主义”来推进宪政民主，大概只能是“与狼共舞”。
（二）宏观的事实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军力的提高，曾被鲁迅痛批的国民性“一阔脸就变”骤然复发且膨胀。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资金、企业和产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仅仅指望日元贷款，国人也忘记了八十年代对日本货（包括文化、电器、汽车等产品）的青睐；美国大片代替了当年的日本影片，南韩电视剧代替了日本电视剧，“哈韩”代替了“哈日”；奔驰、宝马、林肯、陆虎等欧美高档车代替了日本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电器代替了日本电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过于依靠日本，甚至觉得即便没有中日贸易，中国经济也能够保持高增长，所以，抗日风潮中的“抵制日货”的声浪不断高涨。
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79年至2004年，中国利用的日元贷款累计金额达3万亿日元，占外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贷款额的50％，居首位；涉及能源、环保、交通、教育、医疗、农业等项目165个。日本技术的先进也是举世公认，对中国经济的技术升级起到了其他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作用。
毫无疑问，日本连续多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倍。中日两国已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时至反日风潮强劲的今日，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公布，日中贸易（包括香港）总额达到22兆2005亿日元（约2146亿美元），这是自1947年有日中贸易的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国际贸易总额的20.1%，这一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仅就大陆中国与日本贸易而言，2004年的双边贸易额也高达16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9%，连续第6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将达到1900亿美元。
从两国贸易的具体产品上看，中日经济有着很明显的互补性，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一半是高科技的电器、机械、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中，纺织品第一（30％）、机械类产品第二（26％）、食品第三（11％）。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纤维服装类和蔬菜类的产品，分别占日本进口同类产品总量的70％和50％。中共商业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4月22日指出：2004年，中国进口日本机电产品651亿美元，占从日本进口总额的6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98亿美元，占32%。
然而，中日关系的悖论却愈演愈烈——20多年紧密而良好的经济关系却丝毫无助于两国政治互信的提升——确实值得两国的反省和深思。
（三）国家机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毒药
必须承认，纵观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的基础上，而一向是基于单纯的实力对比之机会主义外交，对方强大时就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自身强大时就蔑视对方、甚至凶相毕露。日本不会为了谴责中共独裁的不义而牺牲经贸利益，中共也不会为了讨还历史正义而牺牲中日经贸。
所以，中日建交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即便在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八十年代，无论日本对中国的巨大资金帮助，还是中日贸易的快速增长，对消除双方的政治敌意来说，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中国（包括香港）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但丝毫无助于缓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无助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的增长，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小泉首相在亚非首脑会议上再次道歉，北京政权也同步为反日风潮降温，绝非出于双方的政治互信，而仍然是权宜性的利益交换压倒政治原则，在没有达成任何政治原则共识的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妥协。
而在这背后，是中日双方的病态民族主义。日本的民主和中国的专制，丝毫没有减弱中日争夺亚洲老大的民族主义情结。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隐而现、由弱而强。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当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战的两次大胜之后，日本人自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欧”，而一跃上升为可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于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便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在“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中，尽管日本失败了，但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亚洲的任何国家而是败给美国，日本天皇在1945年发布的《终战诏书》，根本没有提及中国抗战。所以，时至今日，日本认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但对东亚的另外两个大国中国与南韩，日本至今保持着一种高傲的优越感。特别是与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相比，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的双重奇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本效率完成了第二次“脱亚入欧”，政治上的美日同盟，经济上的第二强国，使日本牢牢占据了世界七强之一的位置。而人多地广的中国，仍然停留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落后状态，在国际关系中也仍然是欠发达国家的一员，其现代化程度与日本相距甚远。即便近些年中国经济有长足发展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但在日本人眼中，政治上独裁的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早已融入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
中国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双重病态。在国人说不完的古代骄傲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是“倭寇”；而在近代以来的较量中，中国是日本的手下败将，也先后两次变成了日本的学生，“戊戌维新”是学习“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之处也主要是向日本学习资本主义经济。但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处，无论日本的经济多么发达，日本的政治制度多么文明，日本仍然是“蕞尔小国”或“小日本”，日本人仍然是“鬼子”。而中国，凭着曾经灿烂的历史和正在崛起的当下国力，仍然是亚洲老大。
现在，日本在经济上是亚洲第一，但中国在政治上是亚洲第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又让国人看到了在经济上超越日本的希望，一阔脸就变的民族根性再次复活并飞速膨胀。所以，对中共政权及爱国愤青而言，决不能让日本通过“入常”来分享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大国地位，历史恩怨不过是阻止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借口而已。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独裁者——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个放弃对日索赔并多次感谢“皇军”，一个搁置历史恩怨而强调“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也很难解释，照理说，从代际区别的角度讲，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史应该有着更多的直接体验和间接了解，但那时的国人对日货的极端青睐，对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漠然？也没有多少人不断地提起“南京大屠杀”？更无法解释，号称“史学最发达”的中华民族和“最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为什么对张献忠“屠川”，满清的“扬州屠城”，对国共内战的自相残杀，特别是对1949年后中共政权制造的举世无双的人权大灾难……就那么无动于衷？
连自家的历史恩怨都不想清算的政权和民众，就真的那么在乎与他国的历史恩怨吗？
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罢，其正义感要具有内外的一致性，不能只把正义感指向外来不义，而一旦面对自身的更为令人震惊的不义，就变成毫无原则的犬儒。我当然希望：在对外关系上，即便日本给予中国再大的经济好处，只要日本人一天不向中国人表示真诚道歉，中国人就决不会屈从于日本的利益收买，甚至做到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讨还历史公正。但我决不相信，在国内问题上，完全屈从于独裁政权的利益收买的国人，能够真正保持“为义舍利”的正义感。在当下中国，对外正义感的饱满和对内正义感的干瘪之分裂，凸现的恰恰是国人做人逻辑的内在一致——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对着大海那边的政府呐喊，喊劈了嗓子，也没有后顾之忧，还有爱国英雄的美名；而向不义的身边政权挑战，即便理性而委婉，也可能招致既得利益的损失。最为无耻的是，如此机会主义和精打细算的正义感，居然让许多人产生道德上的“自我感动”！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强国，自然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上负有重大责任，而中国，即便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要达到日本经济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特别是人均GDP和经济质量的水平，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国，理应在亚洲的社会转型中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现却与其民主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日本所奉行的“经热政冷”的跛足外交，如同中国的“政经分裂”跛足改革一样，绝非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大国所为。
日本现在所担心的最大威胁是独裁中国和极权北韩，全世界也都知道，没有中共政权对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韩政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猖狂。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北韩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将在亚洲、在国际上变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没有马上垮台，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将大大降低。民主的中、日、韩，再加上自由国家的领袖美国，共同向北韩施压，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
已经给予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巨大帮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国威胁的最佳办法，不是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强化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而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其传统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历史和真诚道歉之外，也要为亚洲的民主化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其利用美日同盟在军事上遏制中国，远不如在政治上帮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日本若能与美国与亚洲的其他民主国家一起，高举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旗帜，致力于在外交上推动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说，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日，就是一个自由、和平、共荣的新亚洲的诞生之时。
但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日本右翼日趋强势的情况下，以现在的中日关系及其国民心态，何时才能消除双方的国家机会主义以及偏执民族主义情绪，使中日之间拥有真正的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追捕》中一个画面，高仓健饰演的铁面男子汉杜丘骑在一匹骏马上，真由美饰演的女主角坐在高仓健的身后，双手抱着他的腰，头贴在他结实宽大的脊背上。当骏马的四蹄腾空、冲过一条河流时，他们的头上是高远而透明的蓝天，脚下是湍急而清澈的波浪，骏马的奔腾，在银幕上画出上下起伏的曲线，真由美的披肩长发在起伏中随风飘飞，美得令人迷离。影片的主题音乐，是那首没有歌词的“杜丘之歌”，在当时被国人唱遍大街小巷。
看过电影后才知道，这部影片的日文名字译成中文，不是“追捕”这一毫无诗意的篡改，而是颇为浪漫的“君啊，你渡过愤怒的河！”
对于以前只看过有限的几部革命影片的我们这代人来说，似乎第一次知道了银幕上的英雄美女式的浪漫，真由美的披肩发给我的视觉冲击，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怀恋曾经飘飞在中国的真由美的披肩长发，正如日本“大化革新”时代的贵族能将《长恨歌》倒背如流一样。
没有仇恨、没有诅咒、没有打砸，而只有两情相许的爱之美。
2005年4月27日于北京家中
中日较力中的两种野蛮
一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遗传
联合国改革方案一出，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步伐突然加快：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实力、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七国俱乐部成员国、联合国第二大资助国、大把的对外援助（为了此次“入常”，日本承诺向非洲十六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切条件使日本朝野信心十足。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美、英、法、俄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示支持日本。
在亚洲，日本“入常”成为东亚三大国较力的焦点，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国和韩国反对日本“入常”的主要理由：战争遗留下的领土之争（钓鱼岛和独岛），不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不承认强迫亚洲妇女做慰安妇，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以重整军备，文部省通过篡改历史的新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美化侵略行为……似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势，已经不再是日本民间的极右势力，也日益明显地变成日本政府的选择。
东亚两个反日“入常”最激烈的主要国家，韩国是朝野共同发力，民间的街头抗议持续不断，激进者甚至以自残的断指行为来表达抗议，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明确表态，要求日本改变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韩国政府已经在联合国内展开阻止日本“入常”的拉票活动，让世界看到了韩国举国上下阻止日本的决心。
中国的反日是民间热而政府冷，中共政权除了对大规模反日网络签名活动和一边倒的媒体舆论表示支持之外，时至今日，北京并没有就日本“入常”问题明确表态，中共对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动，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民众的街头政治更是警惕有加和有所节制。据香港《明报》报导，中国民间保钓人士尹冬明等十多人筹办反日活动在浙江遭公安围殴。中宣部要求媒体为反日风潮降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专家学者也出面呼吁民间要“理性爱国”。直到日本文部科学省4月5号审定通过了刻意粉饰侵略战争、淡化战争罪行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共外交部官员才奉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新版教科书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也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阐述了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正立场。与此同时，中共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对联合国改革方案进行杯葛，间接地表达反对日本“入常”。
其实，在当前日本，持极右立场的日本人绝非民间舆论的主流，极右翼立场的新版教科书的采用率也仅占1%，但在言论管制依然严厉的中国，官方喉舌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文部省通过了新教科书的刻意渲染，误导了大陆民众，使之很容易把日本极右翼势力误读为日本舆论的主流，进而误读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高涨，与近年来中共官方对民族主义刻意纵容相关，也与大陆民众无法获得多元而完整的新闻信息相关。
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甚至在军事上已经属于亚洲强国，但日本极右势力仍然歪曲侵华历史，日本政府也不向中国人真诚道歉。特别是在德国人的对比之下，中国人对日本人就更感到愤怒。
二战后，德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反省自己的战争罪恶，德国总理可以向受害者下跪来表达悔罪和道歉，甚至德国的悔罪道歉已经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屠杀平民。在战后赔偿的问题上，德国也做得很彻底，在战后的五十年来一直都在赔，赔完受害国家，又在1999年赔偿劳工。
为什么同样在战争期间对中国人犯下过深重的历史罪恶——从甲午海战的旅顺大屠杀到二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至今不肯像德国人那样真心悔罪和道歉呢？为什么日本人不给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呢？
除了现实政治的原因之外，德、日之间的差异源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督教罪感文化和东方的面子文化，从而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民族观念和历史观念。
（一）日本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战争观念上，日本人仍然坚守东方文化的劣根——只要面子而不要是非。这种战争观念以武士道精神为主导，只论战争的胜负结果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的道义性质，也就是“成王败寇”的战争观。或者说，日本人仅仅以成功为是为善，其荣誉感也只来自成功，而以失败为非为恶，其耻辱感也只来自失败，却从来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和失败。所以，日本人并不认为侵略战争是犯罪是耻辱，甚至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大量平民是犯罪是耻辱，而是认为战争的失败是莫大的耻辱，被追究战争罪责是更大的耻辱。日本军人在战败后喜欢选择剖腹自杀的方式来了断或洗刷耻辱，就是“成王败寇”之价值观的典型表现。
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平民是罪错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无需承认罪错。日本人认为，二战中的失败，已经使整个大和民族倍感耻辱；战争受害国还逼着发动战争的日本必须进行反省、忏悔、道歉、谢罪、赔偿，无疑是更大的耻辱，也就越发抵制道歉和赔偿。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在这种战争观念的主导下，日本人认为：二战期间，从单纯的军事上讲，日本人在亚洲并没有遭到过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太阳旗插遍亚洲诸国，日本皇军几乎所向无敌，不但亚洲其他国家的黄种人是日本的手下败将，就连曾经在亚洲不可一世的白种殖民者也不是日本的对。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不是败给了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不是败给朝鲜、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小国，更不是败给中国这样有美国帮助的所谓大国，而是败在太平洋战争，败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一句话，是败在美国人的手中。
历史事实亦是如此。
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蒋的“ 焦土抗战”和汪的“灰烬抗战”的宣言，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尽管在1940年之前，中国人对日本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不要说共军的小打小闹的游击战赶不走日本人，就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赶不走日本人。随着上海保卫战的惨败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军事失败把蒋介石政府逼入绝境。所以，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大踏步推进，国民党政府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企图用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来阻止日本人，但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及其吞并中国的脚步，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二百多万中国人变成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难民。不久，国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焚城，实行蒋介石的所谓“焦土抗战”，结果烧死平民数万，却没有几个日本军人死于大火。国军的正面抵抗、决堤洪水和大火焦土所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都没有能够阻挡住日本人长驱直入的脚步。
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结果而已。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无法完成“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战略；没有盟国的胜利，中国也许到现在还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臣属国。而且，回顾历史，中国人大都是对外战争的懦夫和窝里斗的英雄。所以，成吉思汗的马蹄才能踏破中原，满人的八旗军才能冲破山海关，几千名八国联军才能占领北京，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多次被地少人稀的外族人统治。
在亚洲，今天的日本人仍然抱有不可一世的傲慢的原因是：二战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大和民族的一蹶不振，反而再一次激发了日本的畸形民族自尊，把战败的耻辱化为振兴的动力。在政治上，日本在美军占领当局的主宰下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成功转型，是亚洲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和平时代的经济奇迹，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国。换言之，一百多年前，明治维新后之日本，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成为亚洲国家中可以与西方列强的唯一国家；二战后，战败的日本迅速再次在战争的废墟上崛起，仍然是西方七强俱乐部中的唯一亚洲成员。如此迅速地实现了由军国主义国家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的日本，似乎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本来支撑它的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成王败寇”的战争观的作用下，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还利用所谓相对主义历史观来加强其自我辩护的力量。日本右翼分子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在价值判断上殖民主义并非邪恶，也没有违背当时的国际公义，几乎所有强国都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为什么偏偏揪住我们日本不放？殖民主义被宣判为有违人类公义及其相关的国际法，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事情，以此来要求我们日本为二战前的殖民行为谢罪和赔偿，是时空错乱和强人所难。
然而，日本的辩护完全是强词夺理。事实上，1928年已经有了《巴黎非战公约》，规定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日本也是签约国之一。
何况，日本人认为他们对受害国已经做出了道歉和赔偿。比如，1951年签订了《日韩条约》，日本政府在条约中向韩国表示了道歉。日本还对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而遭受日本之害的其他国家的道歉和赔偿问题，之所以会不了了之，也有正式的条约为依据。比如，日本会拿出《旧金山条约》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在美国对日政策于1948年转变之后，日本对同盟国的赔偿到1949年春天已经基本停止。在美国的主导下，1951年9月8日签署了《旧金山合约》，美国基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和亚洲局势的考虑，该条约第三款规定：其他同盟国放弃任何赔偿要求。同时规定了日本用归还受害国的领土来换取道歉和赔偿。
在对中国的赔偿问题上，之所以，中国吃了大亏而日本占了大便宜，表面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袒护，实质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分裂。当国共内战使中国事实上分裂为两个政权之时，日本就能利用北京政权来制衡台北政权，再利用台北政权来制衡北京政权。日本人对蜗居台湾的蒋介石说：台北如果不放弃赔偿，日本就承认北京政权。于是，蒋介石政权就乖乖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放弃赔偿要求。同样，台湾问题也给北京政权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中共政权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主动放弃了赔偿要求。同时，对于大陆中国人的赔偿要求，日本还会自我辩护说：虽然我们日本没有给中国战争赔偿，但我们已经用长期的援华贷款的形式对中国作了变相补偿。
所以，中国和韩国不应该再纠缠于历史问题不放。
（二）日本人的畸形民族优越感
日本政府之所以到现在仍不肯向中国表示悔罪，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畸形民族主义高度相关——由生存危机感导致的自卑与自傲相混合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在国力强盛之时就会走向双重盲视：对自身优越性的盲目相信和对其他民族的野蛮歧视。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与中国为邻的岛国日本，皆有“不如人”的生存危机感。在世界文明史上，东方古代文明的灿烂也好，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辉煌也罢，日本在古代和近代都是后进者，古代不如中国，近代不如西方。在生存空间上，狭小岛国在空间上的窘迫和隔绝，使日本民族具有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孤独感，二者必然催生出向外扩张的强烈冲动，一旦内外环境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就会把扩张冲动变成国家决策和武力征服的行动。所以，日本的畸形民族优越感，也像现在中国人的优越感一样，混杂着落伍的自卑感和耻辱感。日本对中国就更是如此。
中日两国隔海相望，现在同为亚洲大国。但两国不同的历史地位，使二者在对外的态度上却截然不同。在古代，中国曾经独步亚洲历史，也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文明的挑战，所以，中国人养成了夜郎自大的天下意识。国人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即便意识到或遭遇到其他国家及民族，国人也以自我中心的态度俯视周边国家的存在。国人称自己是“文明”，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视其他国家为臣属国。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诸臣属国对上的“朝贡”义务和中心国向下的“恩典”权威。甚至在西方人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无实质性改变，直到大败于被贬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被迫收敛了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
而日本没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作为自傲的资本，却具有极为认真务实而不耻下问的民族传统。在亚洲诸国中，为了国家的兴盛而最肯于虚心向强大对手学习的民族，非日本莫属。早在东汉时期，光武帝授予日本 “汉倭奴国王印”，从此开始了中日交往的理事，也说明日本象中国周边国家一样，被中国皇帝视为藩属国——中华朝贡体系。虽然中间经历过663年白村江口海战和1592－1598年中日朝鲜战争，但双边关系的主导者一直是中国。日本历史上的两次重大改革也皆是虚心学习强敌的结果，古代的“大化革新”是向中国学习，近代的“明治维新”是向西方学习。可以说，肯于和善于向强敌学习，是日本得以在近代战争中崛起为世界大国、在二战失败的耻辱中迅速崛起为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古代，日本学习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日文书面语和人文文化都与中国高度相关。特别是作为中日关系的文化纽带的佛教，日本佛教来自中国，钦明天皇十三年（梁元帝承圣元年，即公元552年），在高市郡初建向院寺；至敏达天皇十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即583年），在大野邱始建塔。从此之后，日本学问僧来中国学法求法者和学习中国的人文经典，代不乏人。李唐王朝对外邻、特别是对日本奉行“亲仁善邻”的政策。日本自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贞观四年，即630年）就派出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批遣唐使。有唐一代，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多达十九批。大诗人王维有诗《送祕书晁监还日本国》，诗仙李白也有诗《哭晁卿衡》（据说晁衡回日本途中，葬身于鲸波）。武则天主政时，鉴于中日友好，遂把“倭国”改为“日本国”。唐代的鉴真大师赴日传教，日本的弘法大师来唐求法，留下过经典文论《文镜秘府论》。再翻翻日本最著名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日本贵族在文化品位上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唐代诗歌的熟悉程度，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等唐朝大诗人的经典诗句，不仅用于日本贵族之间的相互唱和，也常常用于男女之间的调情和幽会。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大化革新”（645-654年）的一切措施，都是在遣唐归国的留学生参与下完成的。这一革新使日本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把日本佛教推向全新阶段——天皇、皇太子及大臣们都深信来自中国的佛法而轻视日本本土的神道。平安朝时代的辉煌是虚心学习唐朝的结果，故而，史称“仿唐制”时代。
只是到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宋代），日本人才试图摆脱中国的影响而致力于民族精神及国学的复兴，通过追朔日本古代的神道观念和挖掘古典来恢复日本民族精神。即便如此，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研究的重心仍然中国宋代的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国学仅仅是思想流派之一。
在近代，当亚洲各国遭遇西方强国的挑战且开始衰落之时，一向擅于学习强国的日本选择了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完全不同的应对战略，而是再一次忍辱负重地向西方强敌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就是以“全盘西化”的策略来实现“脱亚入欧”的崛起战略。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隐而现、由弱而强。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
日本人认为，日本之所以优于中国和朝鲜，乃在于日本有能力“摆脱亚洲之陋习”和“引进西洋之文明”。正如福泽谕吉所言：“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该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共兴亚洲；而应该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之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该按西洋人对待之法予以处理。”
接着，日本在与两大帝国的交战中初试锋芒，就打败了大清国、俄帝国，挤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把大清国的势力逐出朝鲜半岛，并让大清国割让了台湾及膨湖列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取代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势力，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是可以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唯一亚洲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其“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
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亚洲的地位发生了颠倒，古代强国变成了近代弱国，古代弱国却变成了近代强国。一个在历史上不如人、在生存空间上极为狭窄、在生存危机的压迫下倍感自卑和屈辱的小国，居然只用了半个多世纪就崛起为世界强国，其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的野心的迅速膨胀，也就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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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振兴之路一旦被畸形民族主义所主导，其振兴手段必然是军国主义扩张。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打败了中国、占领了台湾和朝鲜之后，日本就不再是被华夏文明笼罩的“倭寇”，而变成了意欲充当亚洲主人的大和民族，日本人真的就以为大和民族相对于其他亚洲民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性。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支那人和高丽人都是劣等种族，起码不是可以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人。所以，在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压倒了政治开明派，军界代替文官开始主导国家事务，1912-1916年的“大正民主化”进程被军人独裁所葬送。日本人为扩张生存空间而发动侵略战争，也被畸形的民族优越感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日本人自以为肩负起拯救亚洲、领导所有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独立争尊严的神圣使命，沉浸在自我陶醉的傲慢之中。正如纳粹德国把人类各种族依次分为不同的等级，在优等的种族中，最优秀最高贵的种族是高个子、白皮肤、蓝眼睛的北欧日耳曼人，其次是西欧的其他民族，再次是南欧人；在劣等种族中，斯拉夫人居于第一，其次是亚洲人，最下等的是黑人。至于犹太人，连劣等种族都不属于，是魔鬼是疾病而不是人类。所以，日尔曼民族要用铁血之战和种族灭绝来肩负起先拯救欧洲、继而拯救世界的伟大使命。
正是畸形民族主义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扩张兴国之策，初试锋芒的成功又鼓励了日本的野心，使其逐渐膨胀到意欲独霸亚洲的狂妄程度，甚至在自认为“脱亚入欧”的战略目标完成之后，日本人也不把欧美列强在亚洲的势力放在眼里。因为，要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就必须将欧美列强的殖民势力赶出亚洲。1919年8月，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先后论证了日本的未来使命：首先要称霸亚洲，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之后向西方扩张，建立世界联邦。
所以，日本在加紧吞并中国的同时，也真的把欧美诸强赶出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等亚洲诸国，迫使英国、俄国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剩下要对付唯一西方强国，就是坚持帮助中国抗日、对日本实施制裁的美国，“偷袭珍珠港”这样的威慑性打击，就是日本为了达到阻止美国继续帮助中国的目的。然而，狂妄必遭天责，偷袭珍珠港动员了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引爆太平洋战争，日本先是在太平洋上惨败于美国，最后又在美国制造的蘑菇云的笼罩下，缴械投降。
日本人的不甘于失败、在心里上难以接受失败的傲慢，即便在不得不承认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要靠玩弄文字游戏来自称虚幻的民族自尊。
首先，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其文告的措辞经过日本内阁的激烈辩论和反复修改，最后发布的文本不叫“战败诏书”而叫“终战昭示”，似乎是日本主动结束战争，而不是被盟军打败。《终战诏书》把战争的日期限定在1941年－1945年，只提对美国和英国的终战，而不提对中国和苏联的终战。不提苏联，还有理由，因为签署于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直到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才正式废除。而不提对中国的终战就是故意推卸战争责任。因为，中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的“9•18事变”，打了整整十四年。而且，在1941年到1945年的二战时期，中国还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亚洲主战场！
其次，《终战诏书》仍然像《开战诏书》一样，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战争说成“解放”，并对战死的日本军人表达了由衷的痛惜，而对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国家及人民却只字不提，仿佛日本才是二战的唯一受害者。请看《终战诏书》的这段：“对始终偕帝国戳力同心致力于东亚解放之各盟邦，朕只得深表遗憾之意；对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之帝国臣民及其遗族，每当虑及，常五内俱焚。至若负伤、受灾祸、失家业者之福祗，乃朕深切轸念之所。惟帝国所受苦难本非寻常，尔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数知晓。然，大势所趋，朕堪难堪之事，忍难忍之物，欲以之为万世开拓太平。”
由此可见，日本人不肯向中国及亚洲国家真诚道歉，恰恰来自被日本人视为“神”的天皇本身。所以，二战结束以来，亚洲邻国仍然能够不时地感到来自日本的这种“不必特别和善”的敌意，中国人在日本眼中仍然是“支那人”或“东亚病夫”。时至今日，日本的新教科书在为其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进行辩护时，还在企图诉诸“黄种人自傲”的种族理论。日本扶桑社出版的新教科书称：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入侵，把长期以来对亚洲各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西欧国家的势力赶走,为一直认为无法战胜白人而心灰意冷的亚洲民族带来惊人的震动与自信，也给亚洲人民带来独立的理想，其客观效果是带来了亚洲诸国独立时间的提前。
换言之，在殖民主义早已成为历史的二十一世纪，日本右翼势力还坚持有悖历史事实的历史观和颠倒起码是非善恶的价值观，还沉浸在早已灰飞烟灭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主义幻觉之中。
二 中国人本身的窝里斗和自私懦弱
中国一向是亚洲大国，日本对中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虚心学习到强力征服的过程。从甲午海战到二战，中国人皆是日本人手下的败将。所以，近、现代日本人一直看不起中国人，无论是满清时期的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还是抗战中的国军和共军，中国人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也确实为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视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换言之，日本从华夏文化圈辐射内的小国，一跃而变成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不仅依赖于日本本身的迅速强大，也依赖昔日强国中国的迅速衰落，依赖于中国人本身的民族劣根性。
泱泱满清帝国之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论者已多，兹不赘述。同样，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的表现也给日本人留下的轻蔑中国人的口实——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中国人却因窝里斗而四分五裂：日本人可以得意于东北和山东的轻易到手，张学良的东北军居然不战而让出东北；日本人可以利用满清退位皇帝恢复帝制的梦想而建立傀儡满洲国，可以利用国民党的内部分裂而在华中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日本人还会惊愕于张学良以兵谏的方式逼迫中国的最高统帅进行抗战，幸灾乐祸于国共两党的血腥内斗。一个日本兵可以骑着一匹高头大马，扛着挑在刺刀尖上的太阳旗，遇不到丝毫抵抗地占领一个村庄；三个日本兵可以征服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城；接着就是伪政权的建立，征召汉奸伪军来维持占领下的秩序。特别是中国当时的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之间的勾心斗角，为日本实现全面占领中国提供了最佳的帮助。
1940 年以后，对日作战的一系列惨重失败，割据一方中共势力不断壮大所带来的内部威胁，使抗日主力即蒋介石的国军基本停止了与日本人的正面对抗。特别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国军的抗战除了湖南的被动防御性会战和滇缅地区的战斗还有一定的规模之外，蒋介石已经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遏制中共的扩张和坐大上。而中共在国军腹背受敌的窘境中，抓紧时机在西北割据地尽量扩充地盘和发展军队，特别是在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的内部整肃而执掌了中共的最高决策权之后，中共的抗日基本遵循着毛泽东的保存和发展为主的方针，决不与日军正面对抗，只是在日军进行大扫荡的威逼下，为了自我保存而不得不被动自卫的小打小闹，很少有主动出击的战斗。西安事变促成德国共统一战线仅仅是表面的，实质上却是双方对将来中国领导权各有自私盘算，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准备坐享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都希望借助于日本人的力量削弱对方、保存实力，以图将来称霸中国。中国所贡献给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是依靠美国的援助，以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拖住日本人，也就是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拖延战略。
这种懦弱而自私的心态，汪精卫在发表慷慨激昂的“灰烬抗战” 的救亡演说时，已经委婉地点到了。他说：“历史上的元灭宋、清灭明，这两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们四万万人被杀尽，能将我们的土地毁尽，而是我们死了几个有血性的人之后，大多数没有血性的人，将自己的身体连同所有的土地，都进贡给侵略者，以为富贵之地……所以我们必定要强制我们的同胞一齐牺牲，不留一个傀儡的种子。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达到了。……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而在内心深处，他清楚地知道：别看国共乃至全国都表面上一致高喊“抗战到底，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实在寥寥。大部分人希望别人去牺牲，而并不牺牲自己；大部分人不肯象汪精卫那样老实地承认不愿牺牲自己，就在于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和亡国的责任。
中国后来抗战，的确验证了汪精卫对国民劣根性的悲观分析，也使这位曾经刺杀满清大员的血性汉子，变成了侵略者的傀儡。无论是国共两党还是全体中国人，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是保全身家性命，国共两党是保全小集团利益，其最高领袖是保存称王称霸的资本，而真正勇于为国流血牺牲的人的确少之又少。
然而，日本一投降，抗日的懦夫却变成了内战的勇士。
在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和战后重建之时，惟有在中国大地上，中日战争的废墟还来不及清理，国共之间就为争夺中国统治权展开了惨烈的内战，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厮杀极为凶狠，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消极态度与在内战中的全力以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1946年到1949年，国共双方累计投入兵力超过一千五百万，仅军人的伤亡就高达三百多万（平民的死伤无法统计），内战的整体规模和破坏性远远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共一直引以为自豪的三大战役的规模和质量，每一次战役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的任何一次对日作战。直到现在，中共喉舌还一次次地以自豪的口吻向世人炫耀这种胜利，中央电视台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播出的专题片中，还特意把“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做比较，称“淮海战役”为人类战争史上歼敌人数最多的战役。央视的解说词说：苏德战争中，苏军的最大胜利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使希特勒损失了50万军队，而中国内战中的“淮海战役”却使蒋介石损失了55万军队（大意如此），当然，央视解说员并没有提及中共军队以及平民的死伤人数。但是，中共从未反省过：“淮海战役”与“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苏联人是在进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卫国之战，而中国人却是在为争夺统治权而自相残杀。经过血腥战火的世界各国都在祈求和平之时，中国人对中国人的仇恨和残忍，又一次让世人目瞪口呆。内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葬送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现代社会的大好时机。
平心而论，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由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现代化进程，终于有了一个走向自由民主宪政和融入人类文明主流的时机，特别是，这一进程又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全力支持和推动。只要国共两党皆能抛开历史恩怨、一党私利和领袖个人的权力野心，以民众和国家的长远利益为重，现在的中国也许早已是文明的自由世界的一员了，不仅内战的悲剧和今日的台海危机可以避免，而且1949年后所有的人权大灾难也不会发生。
顺便说一句，今天让中共及其爱国者们最为仇恨的台独势力，其源头也来自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凶残。蒋介石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湾后，其统治让台湾人感到比日本的殖民统治还要野蛮和严酷，所以才会因一个小贩与国民党管治者的冲突而引爆出“二二八事件”，由此才出现以反对外省人的独裁统治为诉求的本土草根运动。而当年的中共，可是全力支持这种台湾本土的草根运动反抗外省来的统治者蒋介石。
总之，中国对日作战之败，在根本上不是败给了外敌，而是败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几年前，一位日本网民与中国网民对话在大陆互联网上颇为流行：“不管你们怎样破口大骂，我很高兴没有骂我们大和民族懒惰，没有骂我们不认真，没有骂我们贫穷，没有骂我们官员贪污。没有骂我们忘记以前为国家利益献身的你们所谓的「战犯」，没有骂我们的女人没有女人味，没有骂我们窝里斗，这就好像在变相地夸我们啊！看到你们无力的咒骂，我感到很欣慰，因为我们没有上面的缺点啊。”“我们大和民族不是因为骂人而崛起，我们是靠我们的勤劳，靠我们的认真，靠我们整个民族的团队精神。”
如果抛开情绪化激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位日本网民所言，的确不无道理。
三 中共执政后对抗日历史的伪造
当年，刚刚入主中南海的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见到斯大林时，毛泽东刚开口向斯大林诉苦，就被斯大林一句话给摆平了。苏共暴君对中共暴君的安慰是：“胜利者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谈到战争观念和民族观念，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好到哪去，“成王败寇”是中国人从古至今的战争观念，“天下主义”的大汉族傲慢也是至今犹存的民族观念。特别是，中共掌权后的谎言治国及其伪造历史，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其侵略历史的篡改；中共对其独裁统治的自我美化，也远甚于日本右翼势力对军国主义的美化。中共的谎言治国，为日本篡改历史提供了欺骗本国年轻一代的口实。
1949年后执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战争的历史。日本人败给美国而不是败给中国已如前述。在国共抗战的历史上，中共简直就是在撒弥天大谎。当时的日本人太知道，他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对抗他们的主力是国军而不是共军，日本在盟军的打击下被迫投降，是向国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如若没有日本人的压力让蒋介石无暇他顾，凭着蒋介石当时的实力和决心，中共是断断不能在中国掌权的。对此，掌权之后的毛泽东并不否认，甚至在见日本人时会主动谈起。
在白纸黑字的文献记载中，1949年后的毛泽东起码三次对来访的日本人说过类似的话：如果不是日本人让蒋介石穷于应对而无暇他顾，我毛泽东大概就不是中南海的主人了。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左派文学家野间宏等人时就说过感谢日本皇军的话：“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
１９６４年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人时，该党领袖佐佐木说：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了中国。毛泽东回答说：“没有什什抱歉，我曾和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没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佐佐木再说：今天听到了毛主席宽宏大量的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泽东再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才又和国民党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1972年，毛泽东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又一次道出了心里话：要感谢日本人救了中共。没有抗日战争，中共很难那么快就夺去全国政权。
（以上引文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然而，掌权后的中共，在感谢日本人的同时却极力歪曲中国人的抗日历史。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八年抗日的历史完全变成了以中共为主、在中共领导下的反侵略战争，抗日的胜利是中共英明领导的胜利。
其实，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在庐山展开紧急会议，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焦土抗战”的讲话，汪精卫发表了“灰烬抗战”的讲话，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也于1937年8月22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在此次讨论如何应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会议上，会议基调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主导，中共高层已经决定了“不抗日”的方针。
时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作了主题报告，一方面是对蒋介石仇视共党、背信弃义、围剿红军的指责，另一方面是提出中共抗日的方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列宁与德国签订了合约，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使侵略者与统治者两败俱伤。现在，中共面对日本侵略和南京政府敌视的局面，与当年苏共的处境类似。所以，中共应该学习当年的列宁，坐看蒋介石与日本军国主义厮杀，最后胜利归人民。
毛泽东发言支持张闻天见解，强调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毛提出了具体的实际的策略，就是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这样的策略有利于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在敌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对南京政府一再催促八路军开赴前线的命令，既不能完全不理，又要坚持绝对独立自主。在南京政府和中共中央之间，八路军必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行事，而南京政府的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等候指示。凡是有利于八路军的就执行，凡是不利的就以各种借口拖延、推托。
在对日作战的战场上，国军在全部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对日本人的抗击。国军与日军大小会战二十余次、较大战斗近五万次、付出近500万将士的鲜血、毙伤俘日军近200万；正是国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才换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才出现抗战胜利后万人空巷欢迎作为民族英雄的蒋委员长的感人场面……然而，这一切在中共伪造的历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军队的“平型关”、“百团大战”和游击战，似乎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训练的日军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铁路、割电线、伏击战、、、、、、这些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赶走的。而且，主持“平型关战役”的林彪被毛泽东斥为“不懂政治”，帮助林彪策划此次战役的周恩来回延安后被毛整肃，最后被迫检讨。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被召回延安后也受到整肃，用彭德怀的话说：在延安“被骂了四十天的娘”。
这让我回想起我们这代人在毛泽东时代通过电影接受的抗日教育。我们对抗日战争的了解，真的就可怜到只能看《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拙劣的宣传品的程度，影片中出现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是反面的角色，要么是汉奸，要么是逃兵，要么是伪军。
实际上，中共的战争观念与日本右翼是一样的，也是成王败寇的实用主义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中共如此歪曲历史恰恰给了日本人以窜改历史的口实。日本的右翼势力向年轻一代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军国主义观念的最大借口之一，正是中共政权的谎言治国提供的，他们以中共伪造历史为口实，让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相信现在中国人所陈述的历史。他们会对年轻一代如本人说：中国政府连本国的历史都能加以肆意篡改、编造，怎么可能不篡改中日关系的历史。所以，不是我们日本人窜改和歪曲历史，中日战争的历史首先是被中国政府任意窜改和歪曲的。在要求我们日本修改教科书的同时，中国为什么不修改自己的教科书，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看看中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对抗日历史的记述，省略了太多由国民政府主导的事关抗日全局的重大史实，却极力突出中共抗日的那点极为可怜的“贡献”。比如，在“卢沟桥事变”的1937年7月17日，国民党两巨头在庐山分别发表了著名的抗日宣言，蒋介石的讲话被称为“焦土抗战”，汪精卫的讲话被称为“灰烬抗战”。而在中国的高中近现代史教科书中，这两大中国抗日的最著名的文献却只字未提，反而详细的记载中共的抗日言论，极力突出中共发表的抗日宣言。
愤怒质疑和驳斥日本新版教科书的诸多中国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对中共编造的历史谎言表示愤怒、进行公开驳斥？更有甚者，参与驳斥日本谎言的中国历史学家中，大都参与过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制造历史谎言的庞大工程。
在此情况下，即便假定，中共只是对内用谎言愚民，而对外讲述中日战争史是尊重历史事实，但其一贯撒谎的本性，根本无法赢得别人的信任。谁能相信一个每天都在对自己的国民撒谎的政权及其御用史学家会对外诚实呢！
2005年4月7日于北京家中
四 谁向日本出卖了中国和国人的利益？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两个共产大国彻底决裂之后，毛泽东同时对抗两大超强的狂妄，使中国的国际处境迅速恶化，毛发明的自作多情的第三世界理论，对改变中国的恶劣的国际处境，并无多少实质性帮助。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因边境军事冲突而恶化到极点，苏联人甚至准备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没有美国的坚决反对，中国说不定将成为第二个被蘑菇云笼罩的国度。
在前苏联共产帝国的高强挤压下，1972年，毛泽东终于放下了解放全人类的狂妄，握住了“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伸过太平洋的手。美中联手抗衡前苏联，使两大超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向美国倾斜，也使中国走出了孤立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的危险处境，特别是得以在外交上取得对台湾政权的优势。
同一年，毛泽东也握住了“军国主义”日本的手，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来说，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促使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跟着到访北京。对中共而言，本来就对日本皇军心存功利性感激的毛泽东，接待田中角荣主要是为了台湾问题。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毛泽东以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日本的如下承诺：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这样的邦交正常化，不能不让人想起当年的蒋介石政权，为了获得日本的外交承认来抗衡大陆的中共政权，于1952年４月２８日签署了《台日和约》，以放弃赔偿换取日本对“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当年，在韩战的硝烟弥漫朝鲜半岛之时，抗衡苏中共产同盟便成为美国外交第一要务，美国对日政策也因此而大变，由惩治日本变成扶植日本。为了振兴日本，美国加快了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复兴其经济，尽快建立美日同盟。作为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一步，就是先签署其他盟国与日本的和约。于是，美国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力主由台湾的中华国民参加会议，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在无法说服苏联的情况下，只能把国民党政权排除在和约之外，转而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商讨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对此，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来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而当《旧金山和约》在1951年9月8日签订之后，日本政府却极为欣慰。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也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欣慰。因为日本可以充分中国分裂为两个政权的机会，来谋取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最大利益。正如当时的首相吉田茂对内阁说：“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言下之意，蒋介石和毛泽东，谁放弃赔偿就承认谁。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日本用外交承认换取中国放弃赔偿的权谋，在相隔20年的时间里，居然分别玩了两次，且不费吹灰之力。国、共这两个独裁党，各自为了独占中国统治权而发动比八年间抗战更为惨烈的内战，不但让国家和过人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且把中国分裂成两个政权。这还不够，两个政权还要为各自的权力而再出卖中国一次，先后与日本签订放弃赔偿的条约。
现在看这两个条约，真佩服两党政权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国、共放弃赔偿的措辞几乎雷同：
《台日和约》第一条乙项：“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也就是自愿放弃赔偿要求）
《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作为生死对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其基于权力自私的极端机会主义，两个独裁者真如双胞胎一样。只要对一己政权有利，八年抗战的废墟，可以不重建，却一定要打内战；国人在抗战中付出的惨烈牺牲和巨大代价，也可以置之脑后，却一定要为各自的政权争个国际合法性。
放弃战争赔偿，只对两个互为死敌的独裁政权有利，而对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而言，无异于出卖。
2005年4月24日于北京家中
五 美日同盟与中日较力
在民族主义情绪日趋畸形的中国，更在中共的信息封锁、篡改历史和舆论灌输之下，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被误导为美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美之间的制度冲突被误导为民族之争，致使国人近年来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根据零点调查公司4月12日发布的中国民意调查数据，2004年美国仍然名列“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的榜首，日本第二。而位列“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的三甲者，依次为俄罗斯、朝鲜和新加坡三国。
所以，在当下中国的反日狂潮中，大多数反日的国人也都反美。他们认为，二战后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走狗，日本右翼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外在原因主要是美国的支持和纵容，美日同盟就是为遏制中国而建立的。
（一）西方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冷淡
不可否认，日本现在的咄咄逼人之态，除了日本国内原因之外，也与战后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高度相关。
相对而言，西方各国及公共舆论对纳粹德国战争的和种族灭绝的罪行的清算，是毫不留情的彻底的，对纳粹主义重新兴起的任何苗头都保持高度的警惕。来自民间的纳粹思潮将遭到舆论的强烈谴责，甚至会遭到政府的强制取缔；持有纳粹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客，不但要受到整个西方的抨击，也等于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然而，日本的极右势力经常为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进行强辞夺理的公开辩护，二战时与中国结成为反法西斯同盟的西方国家及其各大媒体，却大都沉默不语。大概，西方国家和日本一样，也曾有过不光彩的殖民亚洲各国的历史，内心深处怀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所以，日本右翼似乎有理由认为，在日本殖民亚洲之前，西方诸列强早已捷足先登、对亚洲进行殖民掠夺。但没见哪个西方大国向被殖民的国家和人民道歉。至于德国的道歉，是因为“种族灭绝”而非因为殖民主义。日本并没有在亚洲任何国家进行“种族灭绝”，“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战争行为，与“种族灭绝”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日本就必须道歉？
关于如何评价殖民主义，在西方也是毁誉参半，既谴责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掠夺和奴役，又认为殖民主义的客观效应并非全然负面。殖民者帮助被殖民国家打开了封闭的愚昧世界，为落后国家带来先进的现代文明，推动着落后的国家走向开放的现代化之路。特别是从长程的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昔日的殖民化，也就没有今日的全球化。让左派们寒心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持类似的历史观。
这种殖民主义有功论，也是日本新版教科书的基调：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意愿是真诚的，效果也是巨大的。日本对亚洲诸国的占领，为被占领国引入了重工业和现代的科学、教育、军事，带来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中国的满洲及台湾的现代经济和城市现代化，甚至台湾的法治传统，都是日本殖民者之功。更让日本右派自以为居功至伟的是，日本对亚洲的殖民还有另一层大于西方殖民的积极意义，即正是日本人把一向欺负黄种人的白种殖民者赶出了亚洲，为备受西方欺辱的黄种人赢得了战胜白种人的信心和尊严，唤醒了亚洲各国人民的独立意识，在客观上加快了亚洲各国的独立。
同样不可否认，在西方诸国对日本极右势力的纵容中，美日同盟起到了关键作用；二战后的东亚历史，也的确是美日合作遏制中国的历史。
（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为什么二战时期是美中同盟对付日本，二战后却转变为美日同盟对付中国？促成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论及美日同盟的形成和纵容日本极右势力的事实，必须顾及更为复杂的国际因素，特别是国共内战、中共掌权后完全转向苏联的因素。
二战后，美国独家主导的日本战后重建，其政策发生过先严后宽的巨大变化。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不是美日关系的变化，而是苏联的中国政策的变化和中国内部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左右了美国的日本政策。
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始于1945年9月2日，盟军最高统帅部于9月17日前往东京，被授予处理日本重建的全权。到1952年4月28日占领结束，历时六年零八个月，其政策分为两个阶段。占领之初的45年-47年，美国的日本政策以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得到了斯大林、丘吉尔和蒋介石的批准）为指导原则，可以说是极为严厉的。公告主要宣示了破坏性、建设性和务实性的三大原则：
1，破的方面：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势力，必须解除日本的武装和严惩所有战犯，以摧毁日本发动战争的所有力量；必须对战争受害国给予赔偿。为此，美国要求战争罪犯必须全部列名受审，取缔恐怖主义团体和民族主义团体，下令没收起财产，被列入取缔名单的组织高达147个。发布“解除公职令”：所有在战时日本社会中担任过要职的人，包括那些被认为在观念上倾向于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人，都应从负责岗位上清除下去；为此，针对众议院选举而实行的“甄别”措施，废除所有基于种族、民族、信仰和政见而制定的歧视性的法律及规定；美国还准备解散全部财阀，以根除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以实物支付各项战争赔偿
2，立的方面：必须建立起保障基本人权（言论、宗教、思想等自由）的制度，把日本引上民主重建、和平发展的方向。为此，美国占领当局首先在保障言论自由上采取行动，盟军最高统帅部迁入东京仅仅十天后的1945年9月27日，就颁布命令取消一切对通信自由的限制，废除那些授权政府控制媒体的法律。10月4日，美国占领当局发布了被称为“日本人权法案”的命令。接下来是制定新宪法、土地改革、劳工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和教育民主化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建设。1946年4月举行多党派自由的普选，众议院的四分之三以上议员都是具有民主倾向的人，第一个民主政府——新任的吉田茂内阁宣誓就职。
3，务实方面：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既有移植美国民主的强制性的一面，也有尊重日本传统的怀柔的一面，最大的怀柔就是天皇制得保留。因为，日本的重建不能违背其人民的意愿。鉴于日本的传统、国情和民意，强行取消天皇制将为和平重建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建立日本民主制度的最合适的选择，就是保留天皇的君主立宪制。同时，在清理极端分子和对行政机构进行大幅度改革的前提下，允许原有政府架构的保留；在清理军国主义工业的前提下，允许保留非军事工业，以维持其经济，条件具备后允许日本参与国际贸易。
然而，到了1948年，外部环境的变化使美国改变了对日政策。在战后短短的三年内，中苏、美苏、美中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换言之，二战后，苏联和美国逐渐由昔日的反法西斯盟友变成了冷战时期的敌手。在世界秩序的重组中，苏美之间的渐行渐远表现在多个地区，在被占领的德国、在东欧、在中东、在亚洲，苏美两大国为确立各自的主导权而展开锱铢必较的争夺，中国自然也无法置身事外。
（三）促使美国变化的关键原因
1，在中国问题上苏联的背信弃义
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曾答应罗斯福尽快出兵中国东北的请求，但日军的顽强和善战是著名的，所以，基于避免苏军的惨重损失的考虑，斯大林迟迟不愿出兵东北。直到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已成定局之后，斯大林才于1945年8月8日向日本正式宣战。也就是说，美国急切希望苏联出兵东北时，苏联却按兵不动；而在苏联出兵东北已无必要之时，斯大林却决定迅速出兵。
在日本宣布投降的1945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命令出兵满洲全境和北朝鲜的同时，也与国民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以巨大的妥协换取了斯大林对民国政府的支持。在协议中，斯大林明确承诺支持国民政府，不向民国政府的任何国内敌手提供援助和方便。占领东北的苏军只向民国政府移交接收权力，占领时间为三个月，苏军要在1945年11月15日撤离东北，之后又两次延长到1946年1月。
但后来的事实是，斯大林完全背叛了对蒋介石和美国人的承诺，苏军从1946年下半年才开始逐渐从东北撤军。在东北移交的问题上，当林彪等人率领的共军已经先行进入东北并占领了一些城市和港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却阻止国军进入东北，在私下里让共军接管了苏军撤离后的地盘，把一些大中城市让给了共军，比如，1946年4月19日共军占领了长春。为了尽快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蒋介石宣布从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调兵，但苏方拒绝国军经由大连港和长春铁路进入东北。那时，共军已先行占领了葫芦岛和营口，载运国军的美国运输舰就只能在秦皇岛登陆，然后再冒着被共军阻击的危险经由山海关一路打入东北。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包括苏联本身提供的至少30万枝以上的步枪和移交了七十万投降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共有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后，苏联人曾质问中共：你们怎么能说是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毛泽东笑而答曰：这样宣传有利于鼓士气、壮军威和凝聚民心，并让全世界知道，美国给蒋介石的武器最终武装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苏联违背了与民国政府签署的这些协议，也就等于违背了与美国的协议。因为斯大林曾向美国公开承诺，为了中国的战后重建，绝对遵守“中苏条约”，不支持中共的武装割据，也不支持中共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
更为流氓的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掠夺。1946年1月21日，苏联政府在给民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宣称：所有原来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中国东北各省的日班企业都是苏联的合法战利品。而民国政府于3月5日发出照会，拒绝承认苏联的这一无理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许可的战后接受的做法。苏联既为了拆走日本留下的所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也为了方便中共在东北的立足，以技术困难为借口违背协议、拖延撤军。于是，中国国内的重庆、上海等地爆发了反苏示威游行。中共也遭到普遍谴责，国内舆论指责中共充当了苏联的代理人，阴谋把东北从中国分割出去。由此，斯大林与蒋介石关系的恶化到极点。
2，中共的胜利决定了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日本之所以向美国宣战，关键的因素是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不满。可以说，在英国和苏联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的国际环境中，如果没有美国坚持对日本说“不”，中国的处境将极为悲惨：一个被公然侵略的弱国，在国际上却得不到任何大国的支持。
194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租借法案，中国首次被列入租借法案借贷国。同时，美国还在就中国问题与日本谈判，日本对美国的核心要求：1，要求美国承认日本对中国领土行使权力；2，建议美国停止对华援助。时任国务卿的赫尔不但一口回绝了日本的要求，而且强硬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赫尔还宣布：这是美日谈判的基础。日本当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也就是说，在中国问题上，美日的尖锐对立达到双方都忍无可忍的程度，正如时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所言：“我们对日本一切可能忍让已到了尽头。对它，除了坚定的政策和武力以外，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于是，7月22日，美国政府终止美日之间的全部谈判；26日，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月2日，对日实施全面的石油禁运；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和荷兰也禁止向日本输出铜、黄麻、生铁、镍、钴等物资，并冻结日本资产。美国对日本的这些严厉措施，特别是石油的禁运，让日本忍无可忍，不得不于8月9日作出决定：放弃在1941年进攻苏联的企图。
在放弃北进苏联的同时，日本开始准备西进的战略。1941年9月6日，日本天皇亲自参与军方会议，确定了“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美国获知日本决心西进的战略后，一方面决定加强对华援，在不派正规美军援华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美国义勇军的援华作用；另一方面，11月26日，赫尔国务卿在致日本政府的备忘录发出最后通牒：1，再次强硬地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2，要求日本与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权利和治外法权。
对美国的最后通牒，日本再也无法忍受。1941年12月1日，裕仁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发动进攻。其决议说：“美国的态度彻头彻尾说的都是蒋介石要说的话，一直唱高调，空谈理论，唯我独尊，顽固无礼，令人遗憾。”“若容忍之，不但要抛弃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成果，‘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也必须放弃，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即使在攻击珍珠港的“作字第一号机密命令”中，也强调：“帝国对美国始终维持友好的态度，但美国对我国维护东亚权益、进行自卫所采取的措施加以干涉。最近，该国援助蒋介石政权，阻止我方迅速处理日华事变，最后断然实行经济绝交。”“英国援助蒋介石政权，和它结盟的各国及美国共同合作，妨碍我们的东亚建设计划。”“中国靠美英的援助，抗战救国的恶梦未醒，用全国焦土抗战企图对日本全面抵抗。”“如果我们打算取得决定性胜利，必须击败中国背后的美英等国。”
于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使美国最终全力以赴地肩负起领导反法西斯主义的重任。是美国对中国的坚定支持，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狂妄，造就了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日子——不仅对美国、对日本、同时也对中国。
二战期间,美国支持民国政府对抗军国主义日本，不仅是为了彻底打败“轴心国”的战争利益，也是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美国要确保其在亚洲的战后利益，最好途径就是在亚洲扩大民主力量。所以，美国想通过与蒋介石政权结盟和提供军事援助拉住中国，以便在战时牵制日本，在战后把中国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自由联盟。所以，日本投降后，美国不遗余力地周旋于国共之间，希望防止中国走向内战，敦促国共两党携手共建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
在二战局势基本明朗的情况下，也在国共对立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美国也在争取把中共纳入战后和平重建的过程。美国政府之所以不顾蒋介石的反对而向延安派出军事观察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一是为促成国共携手抗日，以减轻美国的远东战场上压力和减少美军的伤亡；二是为了促成国共的真正和谈，为中国的战后重建打下合作的基础；三是为近距离了解中共的真实政治意图，争取中共在战后不全面倒向苏联；四是为了给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承认中共为合法在野党的地位，以便在战后中国建立多党制的宪政体制。
然而，毛泽东只对美国的军援、金钱和政治承认感兴趣，而对国共合作毫无性质。鉴于摸不清斯大林对国共双方的真正意图，毛泽东想借美国牌来敲打斯大林。所以，毛以罕见的热情为美国大使的到来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主要目的有三：1，利用美国管住蒋介石，不让蒋武力剿共；2，使中共在政治上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承认；3，获得美国的军事和资金的支持，这一点尤为重要。
在谈判中，毛向美国要武器要经援，也拿苏联牌来要挟美国，要美国承认他的“第二政府”的设想：即以延安为中心，把中共控制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广东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毛泽东号称“第二政府”控制的地区已经有将近一亿人口了。美国人最初的反应是有保留地赞同这一计划，还建议这个政府的名字叫“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朱德向美国将军魏迈特直接提出借款二千万美元的要求，并希望不要让赫尔利知道。但魏迈特拒绝参与这类中国式的政治阴谋，把朱德的要求告诉了赫尔利，赫尔利自然反对，朱德的要求毫无结果。
最后，赫尔利与毛泽东达成了协议，主要内容是：1，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政治团体联合起来。2，国民党政府保证中共以及其他一切爱国的政治力量能够合法存在。3，将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委员会，所有主要的抗日武装集团均应在联合委员会中派驻代表。委员会对盟国提供的武器援助的分配，必须严格遵守按比例分配给各抗日武装集团的原则。4，由两党代表组成联合政府，其最高目标是团结全国爱国力量（主要是武装力量）来打赢反侵略战争。5，战后按照孙中山的宪政原则建设国家。一切抗日的武装力量必须绝对服从联合政府的指挥。
尽管达成了协议，但美国考察延安的真正结论是不相信毛泽东，也没有满足中共的军事、资金和政治的要求。中共得不到美国的武器、金钱和政治承认，也就对美国失去了兴趣。于是，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宣布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共的《新华日报》等喉舌也不再高调称赞美国，转而公开发表反美宣言，在大城市策划青年学生的反美游行。与此同时，中共加紧了与国民政府争夺地盘的军事行动，共军大量出现在华北和东北，为了阻止国军的北进接收，中共破坏平汉和津浦两条铁路。
即便如此，美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努力，而是还在全力斡旋。赫尔利与斯大林一起促成了“重庆谈判”，但在毛泽东离开重庆后，“双十协议”就变成了一纸空文，由于中共拒绝停止破坏华中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双方不断发生军事冲突，致使赫尔利的调节失败。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努力，派出马歇尔将军代替了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还就中国政策发表原则性声明：“我们认为蒋介石委员长所领导的政府为建设一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提供了至为满意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认为，这个政府必须扩大，以便容纳那些成员众多、组织良好的党派团体的代表，这些党派团体现在在中国政府中还没有发言权。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成功取决于我们施加这种影响的能力，来鼓励中央政府与所谓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都作出让步，从而改变局势。”马歇尔赴华就任之后就指出：为了把整个中国归还给中国人进行有效的治理，不仅要立即撤走全部日军，更必须结束国内的军事冲突。为了找到早日结束内乱的方法，必须召开一个由各主要党派代表参加的全国性会议。马歇尔特别强调：“诸如共产党部队那样的独立军队的存在，不符合在中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的，而且实际上也使得这一目的无法实现。随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的建立，这个独立的军队应予解散，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应切实地统一为中国国民军。”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保证决不支持中共从事武装颠覆国民政府的任何活动。
是的，欲建立和平、统一、民主的中国，首要前提是结束军事割据及武装冲突，建立统一的军队。所以，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必须放弃武力击溃中共的企图，而愿意接纳中共及其它党派分享国家权力；中共也必须放弃军事对抗，愿意充当一个立宪政党的角色，而不是继续扮演企图强行推翻现政权的武装集团的角色。
在马歇尔的积极周旋下，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签署的停战协议，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来协商和监督停战协议的执行，国共双方各有一人参与，调停者美国人担任主席。协议规定：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和军队调动。但国军可以为收复失地而向东北继续调动，政府为了军事整编也可以在长江以南调动军队。还规定了具体的裁军整编计划：在十八月内完成国共双方军队的裁减和重新部署，国军保留五十个师，共军保持十个师，每师兵力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具体部署是：东北，国军十四个师，共军一个师；西北，国军九个师；华北，国军十一个师，共军七个师；华中，国军十个师，共军二个师；华南，国军六个师。
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0日召开。在开幕式上，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将允许言论、出版和集会等自由，允许各党派拥有平等的合法地位，推行地方自治，释放除卖国贼和犯有危害民国罪的所有政治犯。两天后，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中共承认蒋介石对全国的领导和国民党作为主要政党的地位，中共没有建立一个独立于民国政府之外的政权的意图。1月31日会议结束，宣布已就所有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并公布了这些协议。会议还决定于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国民大会召开时，中共却拒绝参加。蒋介石坚持会议的合法性，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自然会得到美国的支持。
同时，签订了整编军队协议的中共却一杆枪也不准备交出，更不会遵守重新部署的兵力分配，比如在东北，协议规定共军只驻一个师，不超过一万四千人，但由林彪统帅的进入东北的共军主力至少有十万人以上。加上斯大林违背中苏、苏美的协议，美国极力避免的灾难终于发生：国共内战不可逆转地全面爆发。在和平建国的希望彻底消失之后，美国才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
在内战中，当蒋介石节节败退而毛泽东取得了明显优势之后，美国出于遏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大战略需要，其对日政策在1948年发生巨大的变化，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美国陆军部长亚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的日本政策由清理战争罪责为主转向复兴日本为主，比较宽容地处理日本的战争罪责问题和赔偿问题，停止了解散财阀，在政治上开始遏制日本国内的共产党及其左派势力，也就等于为日本的极右势力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特别是韩战爆发之后，美国更加快了振兴日本、解除军管，恢复其主权的过程，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反共的亚洲盟友。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国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关键因素也是内战造成的分裂，给了日本以要挟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契机。
１９４５年２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了战争赔偿的原则。会议决定，德国的赔偿总额为２００亿美元，苏联１００亿，英美８０亿，其他国家２０亿归。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拆迁工业设施抵偿。追随德国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也同样要付出赔偿。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国与五国签订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２．５５亿、３亿、０．７亿、４亿和３亿美元。
日本投降后，以美英苏中为首的盟国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即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各国也分别提供了具体的赔偿方案。
当时，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的政策是一致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后，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的索赔总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如何分配赔偿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
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额的４０％，但各国仅同意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后来，尽管国民党高官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但由于中国陷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已经无暇顾及了。
接着是1949年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再接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的日本政策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对日本向受害国的赔偿问题也尽量淡化，以便使日本尽快加入反共的行列。为此，美国在1951年提议召开旧金山会议。
在会议筹备期间，美苏对中国合法政府归属问题的看法截然相反，因为中国已经分裂为台湾政府和大陆政权，在邀请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发生争执。美国不承认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力主由台湾国民政府参加和会，但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于是，国民党政权被排除在签约之外，国共双方的最初反应都是愤怒和谴责。７月１６日，蒋介石在台湾发表谈话指出：“中国被拒绝参加对日和约签字，乃破坏国际信义之举，政府决不容忍。”８月１５日，周恩来代表新政权提出了抗议，指责“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美国在无法说服苏联的情况下，美国只好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进行单独谈判，商讨日本对中国的赔偿问题。
但蒋介石后来基于美日台联合反共的共同利益，于1951年9月由当时的台湾外长叶公超发表声明：台湾当局愿意以旧金山和约为蓝本与日本签订双边和约。
本来就内心不服的日本人自然认为，就连打败了我们并主宰战后重建的西方领袖美国都不记前嫌，宽恕了天皇，保留了天皇制，放弃了赔偿要求，那些坐享盟国胜利的亚洲诸国凭什么揪住日本不放？我们日本人又凭什么向自己的手下败将——如中国——认罪呢？
以上史实表明，在美中日三者的关系上，截至1947年之前，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美国都在尽力挽救美中同盟；即便在中共掌权之后，美国仍然不想与中国彻底决裂，希望中国不要彻底倒向斯大林。1949年后，如果打败了蒋介石的中共新政权不是全面倒向苏联，美国已经准备放弃蒋介石政权而承认毛泽东政权。甚至，在金日成谋求主宰整个朝鲜的独裁权力、斯大林谋求共产帝国扩张的残酷游戏中，如果毛泽东不听从斯大林的调遣，美中关系还有改善的空间。但在朝鲜战场上的美苏较力中，毛泽东完全站在苏联一边，不顾中共高层其他人的反对，独断地作出解放军赴朝与美军作战的决策。于是，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军事对抗，实际上变成了中美对抗，美国就不能不封锁了台湾海峡，中美之间才有了二十多年的僵局。
中美关系的彻底决裂是美国决心扶植日本的关键因素。战后的日本，一方面作为韩战时期的美军基地获得了“准盟国”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已经被美国成功地改造为君主立宪制的民主国家，自然是美国在亚洲遏制共产极权的最重要盟友。而在亚洲遏制共产势力，核心就是遏制极权中国的扩张。所以，保卫台湾和签署“美日韩安保条约”，也就成为必然。
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日三者的关系，二战时期也好，冷战时期也罢，美中日关系的主线都是美国争取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而遏制两国的独裁化。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赦免了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责，源于美国的整体战略的考虑：在东西对立的冷战中，不但在欧洲，也要在亚洲，尽力扩大民主势力和遏制独裁势力。美国在政治上建立民主日本的同时，又在军事上严格限制日本军力的恢复和提升，以美日安保条约和驻日美军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及其重新武装。
3，美国重建日本的大战略颇为成功
尽管中国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美之间也在1979年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但中共政权仍然固守一党独裁体制，并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所以，中国便成为苏东共产帝国解体之后的最大共产独裁政权，美国在冷战时期奉行的以美日韩同盟遏制独裁中国扩张的东亚战略，自然也就延伸到后冷战时期。从里根到克林顿，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具体策略，会随着局势的变化而进行微调，但其推进世界的民主化和遏制以至彻底埋葬独裁的大战略却不会变化。
就冷战后的东亚局势、特别是9.11以来美国东亚政策而论，日本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全力支持、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也是必然的。小布什政府已经明确宣示了其外交政策的正反两个方面：共产极权破产后，世界之所以仍然“火光四射”，就在于独裁暴政及其“宣扬仇恨和为屠杀寻找借口的意识形态”的存在。正是“邪恶轴心”孳生着仇恨、暴力、国内的恐怖政治和国际的恐怖主义，如若不对“邪恶轴心”坚定地说“不”，毁灭的威胁就将随时变成毁灭的现实。所以，自由国家应该记取如下教训和常识：“自由是否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存在,正日益依赖于自由在别国的胜利。对和平的热切期望只能源于自由在世界上的扩展。” 因为，近百年的世界历史也在警告人类，一个拥有了强大的国力军力的独裁政权是极为危险的，不仅将强加其对本国人民的恐怖统治，对地区安全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将对整个世界的人权改善与和平维持构成巨大挑战。
美国为了保证自己在东亚推进民主和瓦解独裁的战略利益，就必须同时达到两大目标：一是遏制极权朝鲜的核武战略，二是阻止台海爆发战争，也就必然要遏制独裁中国的军事崛起打破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东亚政策必然向日本倾斜，把日本作为其东亚战略的最亲密的盟友。前不久，美日在华盛顿发表的二加二新宣言，其安全战略的覆盖范围，已经明确地把台海包括在内，也就是为了携手制衡中国的军事崛起。
尽管，美日同盟是为遏制朝鲜和中国的军事扩张和维护东亚安全而建，但美中冲突和日中冲突的性质则大相径庭。前者是自由与独裁的制度之争，美国是当今世界遏制中共独裁、推行人权外交和支持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大外部力量。后者是两个亚洲大国基于历史恩怨的民族之争，也可以视为“亚洲老大”之争。即便在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也主要是经贸互惠而毫无政治合作。日本作为亚洲最大、也最成熟的民主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从不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和人权状态，而只关心中日经贸、中国军力的提升、两岸关系、钓鱼岛之争和历史恩怨。六四之后，在其他民主国家仍然对杀人政权实施经济制裁的时候，日本也是第一个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民主国家。这是以出卖普世正义而向刽子手献媚，只为了从中获取超额经贸利益。
可以说，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日之间的制度差异，并不影响中共政权和小泉政府所遵守的原则基本一致：只讲利益而不讲道义，即以经济交往代替道义共识，以经济收买换取政治利益。中共在处理两岸关系甚至处理港澳问题上，中共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在要求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上，在处理与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国家的关系上，甚至在处理中美关系上……都以巨大市场、大把订单和无偿援助为最大的王牌，但就是不想在政治进步上有所作为。再看日本，在介入国际政治和地区冲突的问题上、在处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在联合国争取常任理事国地位上……也基本上把四处撒钱作为最大王牌。对中日的历史恩怨，日本不想靠政治表态来化解冲突，而只想想靠日元贷款来抚平恩怨。
其实，无论是中共还是日本的小泉政府，确立本国值得尊敬的国际地位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关键是愿不愿意踏上去、走到底。
中共政权要想瓦解美日同盟、解决台湾问题和消除国际社会的不信任、乃至敌意的最好办法，不是在国际上出面杯葛联合国的改革方案，而是在国际关系上抛弃与极权的朝鲜、古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朗等国的眉来眼去，在政治上尽快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也不是在国内煽动反日浪潮，而是在国内改革上做出符合主流文明的重大决策，改变现行的“跛足改革”，启动政经平衡的健康改革，逐渐将中国引上自由民主之路。那样的话，台独势力再无阻止统一的道义理由，美日联盟也将不攻自破，美日也没有道义理由再支持台湾来对抗大陆。
日本要想获得与其经济强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顺利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彻底化解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恩怨，根本用不着满世界撒钱和歪曲历史。而是在政治上道义上做出言行一致的悔过自新，向亚洲各受害国人民致以“德国式”的忏悔和道歉，给予那些提出补偿要求的战争受害者、特别是那些慰安妇以赔偿。这样的政治的道义的姿态一出，日本现在所遭遇的国际困境就会轻易化解。
也就是说，中日两国政府化解各自困境的阳光大道就在眼前，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和独裁主义的负隅顽抗，两国统治者也就只能在昏暗的崎岖的羊肠小路上踉跄而行，即便勉强坚持住，不让自己中途跌倒再无力爬起，但走到头也是死路一条。
为了保证亚洲与世界的未来和平，国际主流社会必须向亚洲两大国施加足够的压力，逼迫两国在政治上迷途知返。必须让日本政府真正承认战争罪责，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并给予那些提出要求的受害个体以适当的补偿；更必须让中共政权放弃独裁制度和对台湾的军事威胁。
中国在应对日本极右势力上应该向两个方向着力：一方面，中共政权首先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历史，放弃一党独裁和畸形民族主义煽情，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走出道义上的弱势困境，使西方世界没有在道义上姑息日本而孤立中国的理由，让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像纳粹主义残余一样，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千夫所指的人类公敌，逼迫日本在道义上放弃军国主义、武士道和民族偏见。另一方面，中国应该与韩国结成反日联盟，并联合其他亚洲受害国家，建立一个以道义和实力为基础的各国联盟，并征得国际上的广泛的道义支持，一起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之在道义上陷于孤家寡人的困境之中。
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成为令文明世界尊重的民族，也才尽到对自己、对亚洲、对世界的正义与安全所承担的责任，中国人现在的口头禅是“落后就要挨打”，主流舆论主张加快经济发展和军事升级，但是，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只靠物质力量的强大是不足以服人的，单纯的物质主义也无法带来真正的人民幸福何国家强盛，即便可以在短期内强大起来，也不会有长远的前途，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就是最好的例证。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Toynbee）对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谈到自己研究世界历史的心得时说：“所有的历史，当其外壳被出去之后，都使属灵的历史。”前不久去世的教宗约翰.保罗二世在瓦解苏东共产极权体制上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也见证了汤因比的见解，而暴君斯大林曾嘲弄说：“教宗，他有几个军团？”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教宗访问故土的道义激励下，波兰人民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民间改革运动。前苏联独裁者也企图按照斯大林的暴力逻辑来阻止波兰的变革，将十七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波兰边境，逼迫其代理人波共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实施全国戒严，取缔团结工会，逮捕瓦文萨等200多名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企图让波兰再次屈从于红色恐怖。保罗二世又于1983和1987年两次去波兰。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一到波兰就向监狱中的瓦文萨等人致敬，并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教宗绝不妥协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团结工会和人民权利。在波兰民众普遍消沉的情况下，教宗却对波兰的前途充满乐观的信心，他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教宗的到访及其坚定的反独裁姿态，无论对于身陷囹圄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还是对于全体波兰人民来说，无疑都是英明的引导和巨大的激励，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因此而恢复了勇气和信心。（参见：曹长青《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载于《观察》2005年4月7日）两年后的1989年六月四日，波兰的共产极权体制全面崩溃；接着是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在11月9日轰然坍塌，苏东帝国也随之发生雪崩式的解体。而中国的六月四日却变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伤痛，时至今日仍然是独裁政权的最大禁忌。
整个东亚能否汇入主流文明，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一个自由国家。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仅涉及到十几亿中国人的人权和福祉，也将影响到世界民主化进程与人类和平；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实现，既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自由国家的支持。
2005年4月13日于北京家中
参考文献：
【日】逗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翻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八卷《1942-1946年的远东》；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美】费正清 费维恺合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美】孔华润（沃沦.I.科恩）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松》，陈友善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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