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2日 星期四

单刃毒剑-----2

四 神五升空后的虚拟和真实

“神五”升空,吸引了所有中国媒体,电视上的特别节目,报刊上的头版、通栏、专版、特刊,广播中的新闻专题,都在报道胡锦涛和温家宝对太空人的鼓励、关怀、感激,说宇航员的选拔和训练及其成长过程,说航天技术及载人进入太空的历史,说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说中共几代领导人如何关心航天事业,说中国航天界如何奋发图强,说此次飞行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说世界舆论如何关注“神五”升空……加上新闻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话剧腔调和激动表情,毛泽东时代的新闻大抒情传统全面复活,早已准备好的全国各地的欢庆,各阶层人士的表态化喜悦,以至于,此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居然在大陆媒体上被完全边缘化。

媒体关注“神五”理所当然,但为了“政治正确”而关注到大幅度失真的程度,就会适得其反。虽说大多数国人会为“神五”成功高兴,但决不会兴奋到媒体渲染的狂热程度,因为中国早已远离了全民狂热的时代,甚至已经患上了“时事冷淡症”。人们大都不关心宏大的事物和主题,不关心国家利益和党中央号召,他们更在乎那些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然而,如果只看这两天的大陆媒体,会以为中国回到了毛泽东时代,原子弹爆炸和东方红卫星升天,那种全民欢腾和举国同庆的场面,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记忆犹新。那种狂热,既有解放全人类的共产革命理想,又有中国人站起来的扩张型天下主义情结。

离开电视、放下报纸、关上广播,走进现实生活的人群中,那种亲历到的感觉与媒体上的报道就完全不同。我在15日和16日这两天,碰到过几十个人,除非我开口问及,几乎无一人向我主动谈起“神五”升空。坐在家中看电视新闻的,没有激动;街头报摊前的,没有惊叹;饭局上胡吹山侃的,讲的仍然是黄色笑话和生意经;开着出租车的,依然辛苦地挣钱。当我问司机对“神五”的感受,他回答:它升它的空,我开我的车,那都是当官的事儿,与我们平头百姓有啥好处?又不能少交‘份钱’。

所以,无论新闻播音员和主持人的声音多么激动,也无论报刊版面做的多么煽情,也无法使普通国人激动起来,或声音颤动或热泪盈眶。

再看网络,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弥漫bbs,甚至偏激、极端、狂热的言词也不在少数,但是对“神五”升空有所保留、有所置疑、有所反思的网民,也绝非凤毛麟角。这类反省性言论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昂贵的载人航天技术与整体国力的弱小、普通民众的贫困、大量职工的失业、广大农村的凋敝、教育投资的不足……完全不相称。中国最需要的是雪中送炭,为什么专干这类花24亿美元的锦上添花,还不是为了当政者的面子!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如此提问:“为什么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可以资助20亿美元的航天项目的时候还需要国际援助?”

2,“神五”激发不出真正的爱国主义:一来前苏联和美国早就完成了载人航天,中国落后三、四十年,在技术上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二来政府对真正来自民间的爱国运动,如对日索赔、保钓等行动,向来漠不关心甚至压制?说穿了,爱国主义只是中共统治的工具,即“为了政权而非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爱国主义”。

3,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投入与俄、美的航天竞赛,弄不好就要重蹈毛泽东时代的赶英超美大跃进的覆辙,重蹈前苏联被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的覆辙。

4,独裁体制为集中资源提供方便,可以在尖端技术的某些领域追赶发达国家,但在善待人性的制度文明上却毫无进步,这样下去,“原子弹升空”和“地上文革”的悖论悲剧还将重演。

一方面,这是极端分裂的当下中国:媒体在天上,是响彻主旋律的虚拟舞台;生活在脚下,是多元化利益的竞争和日益分化的个人趣味的真实舞台。

另一方面,这也是有希望的中国:虚拟舞台的表演,宏大华丽却艳俗空洞,基座在不堪重负中一点点下沉,很可能等不到谢幕就已经坍塌。而国人在脚下的大地上行走,从关心自己的正当权益起步,终将在跬步的不停顿积累中,踏出一条通向个人幸福的自由之路。
2003年10月17日于北京家中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

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一 “抹黑”中的民主启蒙

(一)2000年美国大选的抹黑

美国“出事了!”“出丑了!”

一片幸灾乐祸声中,2000年美国第四十五届总统的难产,使中共当局以为能够作为反面教材来教育一下中国人,所以,中共第一次有限地放开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与大陆媒体对台湾世纪大选的全面沉默相比,中共对美国大选真的是手下留情了:大选前的竞选辩论、特别是大选期间的种种波澜,在大陆媒体上都有空前详细的跟踪报道。

我不否认,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被海外的许多人看成“抹黑术”的泛滥,因为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对自由国家进行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抹黑是必然的,这是由中共反自由反民主的本质决定的。特别是对美国,又特别是在中共驻南大使馆被误炸以后,大陆媒体几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素材来抹黑美国。比如,在对古巴男孩埃连事件的每日报道中,大陆媒体就完全站在独裁者卡斯特罗一边,指责美国干涉别国内政,不讲最起码的人道。这一次美国大选的曲折,更为中共提供了抹黑的绝好素材。只要看看一些媒体的标题就一目了然,如“美国出事了!”“越民主越乱”、“总统难产,丑态百出”、“自家大乱,还有脸指手画脚”、“小布什玩弄了世界”等等。而且,还转载了大量世界各国对美国制度的批判、嘲讽和恶作剧式的评论,有些电视台还选播了一些国外媒体上讽刺美国大选的节目,如木偶剧、脱口秀等。

但是,以现在大陆人的素质和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急遽流失来看,这种抹黑也会起到另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民主启蒙。因为在中共严加控制的大众媒体中,从未有过对美国政治制度如此大面积、如此长时间和如此详细的介绍、报道和评论,而借助于此次美国大选,美国的建国之父是怎样设计宪政制度和选举制度,以及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要如此设计,为什么选举制度要保护少数,三权分立和联邦与各洲的权利关系;普选中的选举人团和选票的计算方法,法院与选举的关系;两党制的特点,两党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倾向以及交替执政的简史;为什么会出现误传小布什获胜,美国历史上的几次选举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办法;美国制度与欧洲诸国的政治制度的区别等等——只要细心地读一下这些报道和评论,就能读出美国宪政体制和选举制度的真义。

前两天,北京电视台一套的“世界,你好”栏目,邀请专家谈美国大选,虽然标题“都是民主惹的祸”令人反感,但其内容却是在普及民主政治常识。那位专家讲的很细,连美国历史上就选举制度进行过多少次修宪辩论都有量化的数字介绍,他还说这样的选举危机如果能够达成修宪,那一定会在基本制度和技术操作两方面的更加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自由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式自由制度,在大陆也有很多正面的介绍和研究,如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几十册的《美国丛书》,社科出版社也出版了大型的《美国学丛书》,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办了专业刊物《美国研究》和通俗杂志《美国大观》),但这些大都局限于专业知识界、专业刊物和学术著作,很少与民众相关。比较通俗的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丛书是林达等人写的《近距离看美国》,通过具体个案的介绍和分析来普及民主常识,但读者群也主要局限于关心时事的知识界和少量工商领域的白领阶层。

在此次大选前,大陆民众对美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和通俗读物,也主要局限于经济、影视、流行歌曲、NBA、先进武器等大众化名牌方面。中国大众眼中的美国,就是可口可乐、麦当劳、卡迪拉克、F-16、第七舰队、麦当娜、乔丹、泰森、盖茨、李察基尔、纽约、拉斯维加斯,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和富得流油的生活。他们对于美国政治的了解,也就限于一些总统的名字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在中共的反美宣传中,美国曾经有过的种族歧视制度得到了最有力的传播。

所以,经济上的高度发达和政治上的超级霸权,构成了中国大众心中的美国形象。

但是,此次美国大选的难产给了大陆的媒体和普通百姓一个机会,透过抹黑的表面文章和详尽的个案报道,大量介绍民主政治的常识,使大众可以了解美国的经济神话背后的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的支撑,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怎样使世界上最自由的大国保持了社会稳定,了解总统难产的大选为什么还秩序井然。

这些天,北京人议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就是美国的大选。我在餐馆里听到过几个外地口音的生意人,边喝酒边辩论美国选举制度的利弊,其热烈程度用面红耳赤来描述一点也不过分。在此之前,不要说一般民众,就是知识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选举人团”制度和计票程序。而现在,当包括大量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民众,第一次通过大陆媒体知道了“选举人团”制度,知道了得票少的候选人可以当选时,美国式民主终于在大陆走出了学者的书斋和学术专著,通过传媒走向民众。这无疑是一次普及性的民主启蒙,其影响的广泛是教授们的授课和学者们的专著等传播方式无法比拟的。

看来,大陆还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有心的“民主布道士”,因为他们知道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教徒”。两者在抹黑民主的圣旨下,进行了一次普及民主常识的合作,而且合作得天衣无缝。

(二)2004年:更全面更客观更详细地报道

在伊拉克局势仍然不稳定的情况下,也在挺克里而贬布什的世界性舆论浪潮中,美国历史上动员最广的、投票人数最多的2004年大选终于落幕,布什赢了!且以较大的优势连任成功,创下自里根当选以来共和党赢得大选的最高得票率——不仅在选举人票上获得较大的优势、而且普选票上多出近四百万张。同时,共和党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选举中获胜,以多数席位控制了两院。

就美国大选对大陆中国的意义而言,不仅在于哪个候选人入主白宫对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的影响,更在于大陆媒体对美国大选的强烈关注和大面积跟踪报道——无论是恨美国还是爱美国,无论是挺布什还是挺克里——无疑都是覆盖面极广的一次民主启蒙.仍然处在独裁制度下的国人,可以通过媒体的全方位报道来了解和学习美国民主,即便是那些仇恨美国和反对布什的爱国愤青,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近年来,在互联网和凤凰卫视的竞争压力之下(凤凰卫视的性质如同香港的《文汇报》和《大公报》,虽办在香港,实则是大陆媒体,经常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上误导大陆人,特别是其首席新闻评论员阮次山,不仅竭尽能事地讨好北京,而且常常摆出言行不一的犬儒式爱国姿态。但相对于办在大陆的媒体,它们的新闻开放度毕竟要高一些),大陆媒体在时政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报道上有所进步,比如,过去很少即时报道的各类天灾人祸,现在则大都能见诸于媒体;对某些部门和地方大员的丑闻也敢于爆光……等等。但仍然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国内重大时政新闻实行严格控制,而对国际时政新闻则相对开放,特别是9•11事件,大陆媒体的沉默给了凤凰卫视以绝好的机会,联线直播式的跟踪报道一下子赢得了大陆观众的青睐。

竞争的压力让大陆媒体幡然醒悟。从伊拉克战争开始,中央电视台和一些比较开放的地方台也开始采用联线直播的报道方式。对于今年举世瞩目的美国大选,尽管央视没有像凤凰卫视那样进行全程的联线直播,但也拿出不少时段来直播大选进程的关键时刻,比如,中央电视台和上海卫视都做了多小时的直播报道。

值得肯定的是,大陆媒体对刚刚结束的2004年美国大选的报道,不仅在报道的持续时间、覆盖面、深度、详尽度等方面,皆远远超过2000年的报道,而且远比四年前的报道来得现实、客观、中立,那些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的学者专家,也大都能比较客观、现实地看待布什连任之后的中美关系。这些报道都配以选情的预测、选举进程的图示和专家的评论和分析;在最便捷的互联网中,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三大官方网站,新浪、网易、搜狐三大门户网站,也都设立了2004年美国大选专题,进行细节化的全程跟踪报道,并配以大量的照片和美国的选举地图,采取世界通用的红、蓝两色来标示布什和克里的选举战果,并列出两人选票分配的表格,使国人对选票的分布一目了然。

虽然,无论是大选前还是大选后,大陆媒体仍然忘不了抹黑,但抹黑的主要对象却与2000年有巨大差异:不再是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是谋求连任的布什个人。大选前的大陆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挺克里而贬布什,布什被称为“魔头”、“凶手”、“战争贩子”、“霸权代表”、“大资本代理人”、“弱智牛仔”、“布什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布什让世界呻吟 让美国流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发动新的十字军东征”、“布什和拉登都是恐怖分子”、“布什是比拉登更可怕的恐怖分子”……等。在大选即将开始之前,《中国日报》发表钱其琛的文章《新世纪的国际关系》(此文最早刊登在十月十八日出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中国日报》翻译转载),乃挺克贬布的高潮:以强烈措辞对先发制人的“布什主义”提出批评,指责伊拉克战争破坏了全球反恐联盟,把美国在全世界挥之不去的种种问题归咎于“德州牛仔”的自大。由于钱本人在中共外交上的重要角色,境外舆论皆把钱的发言看过中共高层挺克贬布,以至于,在美国政府要求中共做出说明的压力下,中共新闻发言人不得出面澄清:钱本人并未授权《中国日报》发表此文。言外之意,钱的观点并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大选之后的主流舆论,也是对布什的胜出表示失望。但大众舆论和专家解读却有明显得不同:网络舆论的主流是失望、甚至愤怒,而专家们的解读却理智而现实,特别是涉及到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大都能以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对布什连任后的中国政策给予乐观的估计。可以说,在美国大选期间,大陆知识界中最受媒体青睐、也是最为忙碌的学者,无疑那些中美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就我知道的这类专家而言,几乎是倾巢出动,现身于各类媒体,或是电视台请来的嘉宾,或是纸媒体上的专栏作者。

绝大多数媒体对此次大选的公正性给予客观的评价;对布什获胜的内外原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包括9•11的影响、保守主义的崛起、共和党的政见、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布什家族的政治遗传。即便是媒体上最极端的抹黑标题,也是采用了国际上左派媒体的通行说法:“单边主义的胜利”、“美国式傲慢的胜利”、“福音派基督教的胜利”、“世界将更加不安全”、“让老欧洲失望的选举”、“欧洲和美国将更将分裂”、“布什获胜将更加激起穆斯林愤怒”、“分裂了美国的大选”、“一半美国选民的心碎了”等。

更重要的是,大陆媒体对此次大选的报道,不仅是全方位的、跟踪式的,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选举文化。也以各自的方式全面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和竞选历史。新华网在专题主页上,不但详细介绍了此次大选的每位参与者,两位候选人的政见,大选结果对世界局势、中美关系的影响,而且特别设立了两个专栏,一个是详细介绍了从1901年到2000年的百年间美国的历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另一个是详细介绍了美国独特的选举制度,小标题分别是“美国总统届、任、位的区分”、“总统最终产生的日程”、“美国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美国民主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民众怎样选出总统?”、“美国总统如何产生”、“美国大选知识”、“ 美国总统预选”、“美国的中期选举”、“美国选总统36轮定胜负”、“美国的总统选举团制度”、“美国宪法与美国总统的选举”。新华网上的这两个专栏的内容,也被各大网站所采用。

同时,中国派出迄今为止人数最多的赴美观选团,也成为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之一,甚至连很少关注国际新闻的《老年文摘报》,也在11月4日转载了关于中国赴美观选团的报道。11月4日的《南方周末》用三大版的篇幅报道美国大选,其中两个整版给了中国赴美观选团事件,而且是头版头条。

由此可见,这次大面积跟踪报道美国大选,为大陆百姓更全面地了解、更深地认识和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美国民主制度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竞选中的舆论造势、拜票过程、电视辩论,区别于其他民主国家的独特选举制度,两党政治的特点以及两党政治理念的区别,美国人对大选的态度,美国对儿童的选举教育——模拟投票,败选者的君子风度,胜选者对失败者的尊重……等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媒体的压力,还是出于借机传播民主的动机,在“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下,大陆的媒体都要尽量在看“老板”脸色的前提下,也为争取更多的“买单者”而讨好受众,在重大时政新闻的报道和评论上寻求更大的空间。因为,靠娱乐节目开拓市场的空间越来越少,几近饱和。最有潜力的巨大市场无疑是时政节目,在新闻管制和灰色空间并存的局面,媒体即便仅仅为了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也要尽量在扩展时政新闻的报道空间上下大力气。何况,大陆媒体人的新闻良知决不甘于做“党的喉舌”。所以,在急需进行政治改革以突破跛足改革瓶颈的大陆,也像2000年报道美国大选一样,在此次美国大选期间,仍然有许多善于利用机会的“民主布道士”,台下也有许多有心的“民主信徒”,两者抓住可以公开谈论美国大选的时机来谈论民主。

尽管中共现政权仍然坚持一党独裁,不断重申不走西方式民主之路,但全球化的大势所趋和国内的民心所向,绝非后极权时代中共政权所能阻止的。现在,对于中国的转型来说,不是中国政治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过程的长短和代价的大小的问题。

因为,在权利意识觉醒的民间自发推动下,中国民主化进程已经自下而上地发生,民间财富的增长,此起彼伏且规模越来越大的底层维权反抗,六四难属的抗争,F和地下基督教对信仰自由的争取,不同政见者运动和知识分子的言论维权,互联网上的民间议政及其网络维权,传统媒体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民间道义英雄的不断出现……在在展示着中国社会中最具正面意义的活力,也是中国和平转型为民主国家的最大资源。所以,民主化进程的时间长短和代价大小,关键取决于中共政权能否顺应民意和大势,抓住和平的国际环境、国内的经济高增长和宏观稳定的时机,启动政治改革。
2004年11月7日于北京家中

二 被遥控的排华思潮

最近,由于中美撞机事件以及中美两国政府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从政府到民间,美国对中国的敌意陡然上升,一股视中国为最具威胁性敌人的舆论造势,通过布什总统的协助台湾自卫的强硬表态,通过新政府批准的自1992年来最大宗的对台军售案,更通过美国的主流媒体以中国威胁论的基调大面积报道和评论中国的爱国主义狂热,而传遍了全世界。在美国国内,流风所致不仅裹胁了大陆的民众,而且已经殃及到在美的华裔。这种远远超出两种制度冲突的仇华排华思潮,对美籍华人来说,其种族歧视的色彩,在造成对华裔的心理伤害的同时,也促使在美华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主流社会的关系,调整自己在美国的生存方式,这对华裔在美国的将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而对大陆和对美国却决不是什么好事。

2001年4月22日的《纽约时报》,刊载了资深记者兼中国问题专家纪思道的周末评论《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评论认为,这种民族主义之强烈和广泛,已经远远超出执政党有意煽动的范围,而成为民众自发的激进民族主义,许多大陆民众把美国视为“恶棍”,支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主张如有必要连达赖喇嘛都该抓来下狱,以至于作者推测说:“如果中国政治更民主,那么撞机事件恐怕更难解决。”

我不知道纪思道先生的这种近于耸人听闻的推论,所依据的经验事实为何,如果主要依据大陆的媒体报道和互联网上的帖子,那就实在是低估了大陆现实的复杂性,太不了解大陆人的表达方式的曲折性,反而给人以主要根据大陆媒体提供的舆论而妄下断语之嫌。而在这种耸人听闻的推论背后,则是中共媒体宣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排华情绪,虽然也有种族主义的阴影在徘徊,但是也不能排除受到大陆媒体影响的可能。

众所周知,大陆媒体完全在中共政权的严格操控之下,特别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会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而也是众所周知,在事实上,这些自称为“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其发言甚至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这些抽象而空洞的口号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中国人的复杂性。

因为,恐怖政治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谎言和奴役之中。

以我在大陆生活的经验,中国人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议论和公开发言可以毫无关系,即便没有什么人事先指令和安排,一面对记者就必然下意识地进行掩饰和表演。就撞机事件来说,我曾有意识地在餐馆、在商场、在出租车上与陌生人聊天,他们对此的实际看法极为多样化,大多数人提出对王伟归宿的置疑,表示政府应该让老百姓了解真相,包括美国人的解释。而在我的熟人和朋友之中,几乎听不到民族主义的狂热叫喊。一个朋友还在大学生中进行了匿名的私下访谈,当被问道他们如果想出去留学的首选国家时,大多数人的回答是:美国。

我的这种经验,也被一位CNN驻北京的记者所证实。她说:撞机事件使那些对中国抱有敌意的美国人由反共扩展为排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并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全部来自媒体,美国媒体又受到中共媒体的影响,大陆媒体上的言论不是老百姓的真实声音,网上言论也是经过过滤的,以至于有些人,私下聊天的看法与他贴在网上的言论之间也有很大的距离。在她采访过的人中,只有被官方定为异见分子的极少数人,才敢于表达与政府不同的看法,而其他人大都按照官方的口径表态。即便表达不同于公开舆论的看法,也不会直来直去,而是采取很委婉的说法。包括那些总在电视上露面的学者和官员,私下的看法也完全不同于公开的言论。

中国文化一直教导的做人策略,就是私下和公开的两套规则,中共五十年统治又把这种分裂的人格推向了极端。因为,大陆人长期的恐怖政治和谎言灌输之中,导致两套语言,一套用于公开表态,一套用于私下交流。而这种活生生的人格分裂才是中国人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没有长时间地置身于其中的外国人是无法体验到的,也就只能把媒体上的空洞口号和一致表态当作中国人的真实态度,把官方媒体所构造的虚拟中国当作真实中国。

我不敢代表十几亿发言,但就我接触的人而言,包括中共党员和官员们在内,起码可以得出两点有限的结论:1、他们眼中的美国不是恶棍。2、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决不会与美国为敌。

最讽刺的是,中共不仅操控着大陆的媒体和公开舆论,而且这种操控也一直在走向世界。毛泽东时代关起门来造反,也通过中共操控的媒体影响了西方的学生运动。现在,借助于撞机事件,它既制造了大陆民族主义的狂热假相,又煽动起美国的对华敌意。虽然这种敌意的表达是诚实的,但是诚实并不等于真实,因为这诚实敌意的依据是虚假的。因而,美国媒体的诚实表达和大陆媒体的虚伪表达,就变成了相互的“妖魔化”,不仅是两个政府且是两国民众的相互“妖魔化”。如果这种相互“妖魔化”最终导致的,不只是两种制度的对抗,而且还有两个民族及其民众之间的持久敌视,那么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的和平与自由,的确将是一种的威胁。
2001年4月30日于北京家中

三 中共喉舌怜惜暴君萨达姆

萨达姆被捕,世界大多数国家为之欢呼,领导倒萨之战的美英及其同盟自然兴奋,就连一向最坚决反对倒萨的德国和法国,也于第一时间对此表示欢迎,德国总理施罗德还给布什总统写了亲笔信。亚洲和中东的大部分国家也普遍欢迎。

然而,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再兴奋,也比不上伊拉克人民的欣喜,当蓬头垢面的萨达姆出现在电视画面上,当人们目睹了昔日枭雄象木头人一样听凭美军军医的摆布之时,伊拉克人民终于可以肯定:不可一世的暴君已经毫无抵抗意志,其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相,与地洞中的“老鼠”没有太大区别。这标志着萨达姆时代已经过去,暴君所留下的恐怖阴影也随之彻底消散,伊拉克人民再也不会被战争狂拖进没完没了的战火之中,再也不用仰望暴君的豪华宫殿,更不必害怕被施以酷刑和投入“万人坑”。从电视画面上看,伊拉克人民上街欢呼的场面,甚至超过美军进入巴格达时的喜悦,画面上出现了少见的遮天红色,不断响起祝贺的密集枪声。

这是萨达姆上台35年以来、也是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标志着以美英为代表的自由力量所发动的倒萨之战,已经彻底铲除了独裁暴政及其象征性人物,正在把一个自由伊拉克的基础交还给伊拉克人民,他们当家作主的时代真正到来了。伊拉克临管会甚至提出:将萨达姆被捕的这一天确定为“国庆日”。所以,萨达姆的落网,与其说是美军献给美英两国最好的圣诞礼物,不如说是献给伊拉克人民的最好礼物。凡是热爱自由的人们,最应该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并分享其喜悦。

然而,中共政权的反应却缓慢迟疑,新华社在14日18点左右报道了萨达姆被捕的消息,但新华社直到15日凌晨2点半才报道了中共政权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萨达姆被捕发表谈话说:“萨达姆当政期间,伊拉克人民蒙受数次战争灾难和多年制裁之苦。中方希望伊拉克这一最新事态发展有利于伊拉克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早日实现伊拉克的和平稳定。”

这样的低调谨慎的表态,既没有欣喜也没有反对或遗憾,而是一种复杂心态的反应:首先,只提对外战争苦难而不提伊拉克国内的人权灾难,显然是怕中国人对中共政权的联想,有意回避了萨达姆作为独裁暴君对本国人民的残忍统治。事实上,萨达姆的众叛亲离,既在于对外的穷兵黩武,更在于对内的野蛮暴政。其次,尽管在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问题上,中共采取的是务实低调的态度,不充当反美的先锋,而是跟在法、德、俄后面敲边鼓,但中共在骨子里是反对美国打击萨达姆的,只是碍于得罪美国而造成外交困境,才没有采取强硬的外交路线。再次,中共在对内宣传上一贯采取鲜明的反美态度,从伊拉克战争打响的第一刻起,中共喉舌关于倒萨之战的报道和评论,其舆论导向一直是对萨达姆的怜惜和对布什的妖魔化。此次关于萨达姆被活捉的报道再一次提供了明证。

对萨达姆被美军活捉,中央电视台的反应足够迅速,消息一经证实,新闻频道和国际频道(4频道)同时作了现场的直播和评论,我在家里来回切换着看两个频道,真的领略了央视主持人及其嘉宾的爱憎倾向和专业水平。说句重话,仅从专业水平的角度讲,央视两个直播室中的六个专家加在一起,也抵不过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先生一人。我相信,任何看过央视直播的观众,只要不抱偏见,肯定会有这样的强烈感受:央视两个频道的直播室中,自始至终被一股浓郁的惋惜气氛所笼罩,著名主持人的表情很凝重,作为特约嘉宾的军事专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也个个口吻严肃。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还常常借助网民发来的提问来强化其怜惜萨达姆和妖魔化布什的舆论导向:

1,他们对萨达姆被活捉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即便各种渠道的信息已经证明了萨达姆被捕是确定无疑的。同时,他们也对法国和德国表示疑惑:干吗那么迫不及待地向美国表示祝贺?法、德不是坚决反对倒萨之战吗?如此快地转向,只能说明在国际政治中的机会主义多么盛行,说明施罗德和希拉克不过是随机应变的政客。

2,他们对萨达姆没有自杀而被活捉感到遗憾,希望老萨能够成为“反美烈士”,以激励所有追随者的士气,给美英联军和伊拉克临管会造成更大的麻烦。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萨达姆的蓬头垢面、意志消沉,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那种恨铁不成钢的失落感难以控制地流露出来。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为暴君萨达姆被活捉而抱恨,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他恨恨地说:萨达姆如自杀就等于战死沙场,将成为民族英雄,而被美军活捉太有损形象。

3,恨铁不成钢之余,他们又替萨达姆辩护说:萨达姆为什么有充裕时间而不自杀?从萨达姆被俘获时的镇定表情看,说明他就想活下来,继续与美国人斗,在法庭上斗,没准老萨还要反诉美国,利用公开审判的机会揭露布什父子的真面目。那位曲星副院长居然猜测说:“如果让萨达姆公开说话,作为‘政治家’的萨达姆肯定会对布什说:别高兴得太早,咱们走着瞧!”也许,只有中国的专家们才会在尘埃落定之时,还把举世公认的暴君尊称为“政治家”。

4,他们不相信伊拉克老百姓的喜悦是发自内心。他们说:测试伊拉克百姓的态度,必须回答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伊拉克人民对萨达姆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 要讨论这个问题,就要通过公开的表决看看萨达姆到底能有多大支持率?而决不能根据电视上那些伊拉克人欢呼的画面来判断。看来,只有中国的央视主持人和专家们还真的相信:萨达姆曾经在所谓的全民公投中获得过的100%的支持率。

5,他们认为伊拉克局势不会因此而好转,甚至预言可能会更糟。挺萨的名嘴张昭忠说:“……可能、可能萨达姆被俘,局面适得其反,可能反对美军的事情将更严重!……因为,那些大小军阀都反对美军,只是萨达姆在的时候时候,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如此荒谬的推理,大概只有央视请来的嘉宾才会做出。怪不得有的网友在看了直播后调侃道:“张召忠教授啊,你怎么不象萨达姆那样躲一躲呢?怎么还好意思出来当专家?如果你躲起来了,又一天,我们看到你如同萨达姆被逮捕时的那个模样,我们一定会同情你,起码我们知道你是又羞耻感的人。”

15日零点之后,新闻频道的直播结束,国际频道仍然继续。凌晨1点之后,刚刚直播了布什总统的电视讲话,巴格达市中心就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似乎验证了他们的预言,直播室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从主持人到特约评论员,他们看到电视画面上的闪光和硝烟,脸上马上有了笑容,似乎在压抑了几个小时之后,终于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此时此刻,在央视直播室内的所有人,他们再说些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表情变化。因为,语言可以撒谎,可以巧舌如簧地装饰假相,但面部肌肉的蠕动则很难撒谎,他们的嘴角露出的微笑,眼睛放出的亮光,庆贺般的手势交流,已经把哀悼暴君萨达姆的心态袒露无遗。正因为这种怜惜萨达姆的真实心态,他们才会把歪理说成正道,把猜测当作事实,把暴君尊为政治家,把反美硬汉的希望寄托于未来的审判。

中共喉舌毫不掩饰地让观众们看到这样的鲜明对比,清楚地向国人传递着独裁政权及其帮凶帮闲者的心理:一个独裁暴君垮台,每一个暴君的覆灭都是其他仍然掌权的独裁者的噩耗,惺惺相惜且坐卧不安,也就在所难免;他们马上会警觉而沮丧地联想到:下一个是谁?如何把这一噩耗对自己统治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所以,独裁政权的喉舌也自然要扮演哀悼者的角色,而暴君的覆灭对伊拉克人民获得彻底解放的伟大意义,对于国际反恐战争、世界和平与全球民主化进程的积极作用,自然不会在他们视野之内。

纵观整个直播和网上愤青的挺萨言论,最令中共喉舌的名嘴们和反美的专家们愤青们憋闷的是:他们无法否认萨达姆是遭人痛恨的暴君,而只能从“反美反霸权英雄”的角度替萨达姆辩护,但是,现在的萨达姆太不争气,被捕时非但没有自杀以殉道,反而意志消沉、蓬头垢面、表情委琐,他们心中的“硬汉”形象变成了令人鄙视的懦夫,用以支撑他们反美信念的英雄主义圣殿,如同昔日金壁辉煌的暴政一样地彻底坍塌了。所以,他们也只能抱有一线微茫的希望:但愿萨达姆在未来的审判中能够表现出一点“英雄气概”。

就我这些天从各类媒体上获得的资讯看,对萨达姆的被捕表达惋惜、哀伤甚至愤怒的人,大概只有四类:一是萨达姆的亲属。不管怎样,由于血缘亲情,亲属的愤怒,尽管不合理却也合情。二是萨达姆政权时期的既得利益者,随着萨达姆的总结,他们心怀的复辟旧政权的希望必将彻底破灭,树倒猴孙散的悲凉也属正常。三是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如哈马斯等,因为萨达姆当政期间曾经大力资助哈马斯等反以反美武装,为失去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大的钱袋而愤怒,也在意料中。四就是中共喉舌的名嘴们、御用专家们和反美愤青们。他们实在拿不出摆在桌面上的明确理由,他们想为独裁暴政辩护却又不能理直气壮地明说,想降低暴君覆灭的负面影响又不能太露骨,所以造成了名嘴们的暧昧、专家们的混乱和愤青们的糊涂。而在这种暧昧而混沌的态度背后,是支配他们的中共政权的机会主义统治策略——对外的实用主义外交和对内的意识形态灌输之间的分裂:在现实外交上,强调全球化,不断向美国妥协和示好,还不时地来几句自由民主人权的说辞;而在对内宣传上,全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妖魔化美国,把反自由化和拒绝西方式民主作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旋律。

在骨子里,毋宁说,独裁者及其御用喉舌们,太愿意听到美英联军遭遇挫折和失败,愿意听到巴格达不断传来恐怖袭击的爆炸声,甚至对下台的暴君还抱有奢望,希望他能够强硬到底且长寿。而太不愿意看到自由领袖美英的胜利,也不愿意看到伊拉克人民心向自由的欢呼,更不愿意看到越来越多受奴役的人民得以摆脱暴政。一句话,任何有利于世界走向民主化的国际大事,他们都不愿意看到——从米洛舍维奇受审到萨达姆被活捉,从缅甸军政府受到制裁到金正日遭遇美日韩的合围。

即便伊拉克的当下局势还不稳定,但其未来发展也决不会令暴君萨达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满意,历史的发展还将让他们继续失望,因为自由了的伊拉克人民决不允许再回到暴君的宫殿和“万人坑”相并立的时代。换言之,任何独裁者及其帮凶帮闲们,不管你们是否愿意改变仇视自由的面孔,也不管你们对覆灭的暴君多么心有不甘,当今世界的人心所向已经注定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心向自由出自人的天性,所以自由是不可战胜的,也是不怕诋毁的。在自由力量向世界扩张的进程中,齐奥塞斯库、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昨天就是暴君萨达姆的今天,萨达姆的今天就是所有顽固独裁者的明天。

萨达姆的可耻下场是对所有暴君和独裁者的又一警告——自由人也决不会容忍奴役畅通无住!
2003年12月18日于北京家中

四 华尔街黑幕为中国遮丑

美国经济乃世界第一,其市场以自由、公平、透明、充满活力而著称于世,华尔街作为公认的世界金融中心也举世瞩目。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如此举足轻重的国家、市场和金融中心,居然接二连三地爆出大公司财务巨额作假丑闻,不仅令全美国目瞪口呆,也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无疑给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且畸形化严重,金融系统漏洞百出且黑幕重重,更应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减少行政权力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加快政企分离和法治化的改革,制定公正透明的市场规则,加大市场监管和整顿秩序的力度。

自然地,美国的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信誉危机,在中国媒体上也成为热点之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是,虽然也有人以此来反思中国经济制度的弊端,但有关评论的主流倾向则是一致对外,更有甚者就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这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面把华尔街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但,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综合起来,大致有四种相互关联的反应。

一、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又赐予国人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金融危机,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就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美国佬也如此不讲诚信,号称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竟也如此流氓,美国经济也如此脆弱。世贸双子星座的瞬间坍塌还是外力的攻击,而财务作假大丑闻则是华尔街的内在腐烂。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信誉腐烂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美国人所谓9•11后的经济复苏象其国家安全一样,不过也是泡沫。安全泡沫和经济泡沫一起破碎,证明了美国第一的强大只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在骨子里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还有人写出了颇得辩证法精髓的警句:“谁唱衰中国谁就必定先于中国而衰败!”

二、西方人总是指责中国商场无信誉无法治,这回让他们看看自己的欺诈丑闻!所谓成熟健全的资本主义不过尔尔,其商业信誉也大都是自我吹嘘,其法治经济也是漏洞百出,华尔街黑幕肯定不止这几家大公司,只不过还没有爆光而已。因为资本主义的第一原则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赢利,资本家为了赢利最大化就会不择手段,在赢利和诚信之间的抉择中,全世界的资本家、政客都一样,皆是见利忘义之徒,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也。丑闻爆光后,小布什出来唱高调:没有良知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信誉就没有市场经济,纯属政客的马后炮或扯淡,道德高调掩盖的实质恰恰经济以及政治利益优先。此次丑闻,又一次验证了马克思对肮脏的资本主义的道义批判:每个毛孔都浸满了血腥和罪恶。

三、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反问:既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的一系列市场弊端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美国人再也没有资格指责中国的腐败横行、商业无信誉、统计数字作假、金融黑幕(银行坏账、股市欺诈和贪污受贿)深不可测、隐形债务黑洞大得惊人……至多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半斤八两,彼此彼此。美国佬连自己的商业诚信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首先应该放下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的霸主姿态,老老实实地检讨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所谓正人先正己,才是美国佬本份。

四、基于以上理由,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决不能盲从所谓的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而是必须郑重呼吁入世后的中国及其执政者,应该极为慎重地对待所谓国际大公司的“先进经验”,重新考虑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重新确定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位置。事实证明,西方式的市场化之于后发国家,并非振兴经济的灵丹妙药,惨痛的教训举不胜举:前有俄罗斯采取的西方式“休克疗法”的失败,后有南美和亚洲的金融危机,最近又接连出现阿根廷金融危机和美国大公司作假丑闻……这一系列教训,更应该坚定我们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甚至应该重新考虑是不是非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

在我看来,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走向市场化的中国,从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中汲取教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用个别公司的作假来全盘否定成熟的市场经济,进而为阻碍或延缓中国走向健全市场经济的步伐而寻找借口。更不能在根本上怀疑商业信誉乃市场经济的主要品质之一,从而为不讲信誉的商业欺诈大开后门——特别在诚信近于全面崩溃的当下中国

平心而论,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信誉经济且对商业信誉的严格要求已经法治化,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商业欺诈等违规行为既有事前防范也有事后严惩,信誉的丧失就意味着生意的受损甚至破产。同时,西方人从来没有否定过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正如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制度的缺陷一样。在西方,对市场弊端的揭露和批判,伴随着从资本主义诞生到现在的全过程,通过不断的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来弥补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所以日益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绝非因为其完美无缺,乃是因迄今的历史经验告诉人类:在试验过的各类制度的对比中——无论是从效益的角度还是从价值的角度——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的结合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可以把制度之恶减到最小,也能把人性弱点的发作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可能为人的善良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制度性激励。它在防止弊端、监督机制、发现后及时纠正、弥补制度失灵和自我调节完善等方面,的确是人类到现在所能创制的最善待人性且最有效制度。

事实上,市场制度正是在不断地纠正弊端和自我完善中走到了二十一世纪。正如《纽约时报》在评论这次丑闻时所说:“问题是:这些短视近利的资本家能否摧毁资本主义?答案是:资本主义制度似有一套内建的自我导正系统,而这套系统在违规过度时会自行启动——投资人信心受损,市场也跟着受损,连带影响企业成长及获利所需的资金募集。最终,是资本家那股想唤回投资人信心的欲望让资本主义屹立不摇。”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此次美国大公司财务作假丑闻,又一次为人类积累了严肃教训,正好说明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和改造人性劣根的艰巨性长期性,资本主义将利用这一反面资源,进行更有效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

反观国人对华尔街丑闻的反应,尽管荒谬且下流,但也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中共媒体的颠倒黑白、歪曲造谣、隐瞒真相等无赖行为,乃为中共政权的制度性毒瘤,不仅应用于国内的意识形态灌输,更应用于抹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应用于借资本主义阴暗面来凸现自己的所谓“制度优势”。平时的无中生有和指鹿为马已经是中共媒体的一贯做法,也是被不断洗脑的国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何况美国最近爆出的作假丑闻乃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种下流反应最典型的例证,在官方有中共针对美国的《国别人权报告》发布的“人权白皮书”,在民间有对4•1撞机事件的愤怒和对9•11事件的幸灾乐祸。

更为典型的表演,无疑是朱鎔基那种自以为高明的反问逻辑。全世界的媒体都不会忘记,中共两会压轴戏是总理记者会,除了朱鎔基就任的那界记者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外,接下来的三届记者会实在是一届不如一届。记忆尤深的不再是当年的豪言壮语,而是蛮横的反问。当外国记者提到中国的腐败、金融坏账、中国银行腐败案等问题时,一向被誉为实话实说的朱鎔基,此刻的看家本领不是谦逊和自省,而是霸道地反问提问的老外:你们德国不是照样也有腐败吗?你们美国不是也有安然丑闻吗?言外之意就是:既然腐败全世界都有,既然你们西方也有总理黑金也有安然丑闻,我们的腐败丑闻也是不可避免的,何必大惊小怪!大家都是黑乌鸦,你们甚至比我们还要黑,所以你们没有资格向我提这样的问题,更没有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类似的反问,也频频出现在江泽民、李鹏及中共新闻发言人的答记者问中。特别是涉及到敏感的人权问题时,李鹏等人都理直气壮地反问:你们美国的种族歧视难道不是践踏人权?!洛杉矶暴乱难道不是比我们更糟的人权灾难?!

朱鎔基式的反问,为国人的蛮横逻辑提供了来自执政者的示范,使之泛滥于一切对西方批评的应对中。此次国人对美国华尔街丑闻的民间反应与朱鎔基对外国记者的反问之间,其内在逻辑完全一致。这样的质问实际上是无赖式的自我狡辩,表征着目前国人对美国的仇视乃为官民共识,经济高增长和综合国力提高使国人产生的盲目自傲,以及文化遗传和制度癌症等因素的合力,是怎样毒化着国人的基本人性,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这种国人劣根性,非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越发普遍化——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百姓。从道德上讲,这也是小人对付君子的一贯策略。

同时,国人既然已经认定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亚洲和南美的金融危机,其罪魁祸首皆是西方式资本主义,那么国人当然就要摆出一副真理在握的傲慢,只谈中国式改革的成功和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只谈中国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席卷东亚和南美的金融危机,而根本不提70年独裁遗产对俄罗斯经济改革所起到的巨大负面作用,也无法客观评价“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的功与过;国人无视亚洲及南美的金融危机,恰恰来自这些国家本身的劣根性对健全市场规则的践踏,来自难以根除的权贵腐败以及家族裙带关系。而在中国,这些导致危机的制度缺陷及文化弊端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东亚诸国和苏东等转型国家。

对中国而言,即便抛开中国特色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所造成的普遍腐败和诚信匮乏,仅仅是由于起步晚、经验不足和产权模糊,中国的市场经济和金融改革也是极为肤浅的稚嫩的,甚至还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其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和人文环境的急遽恶化,与有着几百年经验的发达国家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可比性,二者的商业诚信之水平更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国人被剥夺了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了解经济及金融黑幕,也不可能真正行使民间监督的权力,但是每个中国人仅凭有限的日常经验就能确定:作假遍布全中国的所有领域,每一项工程招标都有内幕交易,政府羽翼下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不做假帐的,中国的银行更是金融腐败重灾区,就连被视为净土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也未能幸免,被权力和知识的私下交易所腐蚀……只不过由于中共政权的压制和权钱勾结所形成的关系网,使足以引起经济危机的丑闻无法爆光而已。

全面对照中美之间的市场制度之优劣和商业诚信之高低,实在非我力所能及,留待感兴趣的专业人士全面开掘。但是,仅从对待经济丑闻的不同态度上,中美两国制度的根本差异和优劣高下便昭然若揭:在美国,财务作假丑闻发生后,从政府到国会,从媒体到学界,从法律界到商界,从平民到社会名流再到总统……几乎是全国性的批评声浪和对制度改革的呼吁,司法已经介入丑闻的调查,,布什总统发表公开讲话,强调商业的良知和诚信并提出改革措施,立法机构也已经通过了相关法案。美国三大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主流媒体皆指出:资本家的不守诚信和审计及监管制度的失职,直接导致经济复苏乏力和恶性循环,而长远的负面影响——如果得不到及时矫正——则是致命的,使美国金融市场信誉扫地,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制度进而对整个美国式资本主义失去信心。

反观中国,银行和上市公司的作假比比皆是,却很难得到充分的揭露和爆光,集资欺诈的李鹏之子李小鹏在众怒之下仍然逍遥国外,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自杀至今一片混沌,赖昌兴走私案涉及到的高官仍然安然无恙,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南方周末》被迫开天窗。最近,由行长王雪冰参与的中国银行的巨大腐败丑闻,还是由于在美国率先爆光之后,国内才不得不就此做简单的通报和表态,但是媒体只能按新华社通稿和有关部门的口径发布消息,至今也没有见到有效整改措施的出台,实际上就是为了敷衍民众。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何时就中国银行的腐败丑闻向全国民众公开呼吁过良知和诚信,并拿出有效的改革措施!有关司法部门何时定期向社会公布案件调查进程!《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何时公开揭露过客观报道过严厉谴责过这一涉及到几十亿的金融丑闻。

再如,海尔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楷模,甚至被媒体制造成“海尔神话”。近年来,社会上对“海尔神话”、特别是对其年营业额连续以50%的速度增长的表示置疑,但是大都语焉不详。最近,终于有《南风窗》杂志发表长篇报道,用详尽的资料置疑“海尔神话”:置疑海尔公布的2001年全球营业额从2000年的300多亿增长到602亿,置疑代码为600690的青岛海尔股票的利润增长始终保持20%至30%的高速度。以海尔在中国企业中的地位和声誉,如果这种置疑属实,那无疑就是中国的“安然事件”。虽然此报道引起了民间的强烈关注,但是主流媒体和政府有关部门却一致沉默,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深层弊端在权贵们的层层封锁之下,无法得到及时的揭露,也就谈不上及时的遏制和改革,而只能造成弊端的持续积累,越积累越难以有效地消化,也就等于无限期地把防止经济灾难的责任推卸给未来。而这种推卸责任之所以能够通行无阻,主要在于执政党的自私和短视,其次在于没有独立的舆论空间,其三在于国人的普遍麻木,无法形成足以令政权动真格的民间压力。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共政权是幸运的,因为中国百姓忍辱负重的能力和对权力的驯顺实在举世罕见,所以才使作恶无数的独裁制度得以长寿,甚至就是世界上最长寿的独裁制度。然而,即便中国人的忍耐力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可以一再延缓危机的爆发,社会承受弊端的能力也不可能是无限的。总有一天,国人的当下承受力达到极限,在忍无可忍之中的爆发必将引发中国经济的大地震。中国社会数千年的恶性治乱循环,早已无数次地提供了这样的教训。

换言之,只要承认人不是神,人性也并不完美无缺,那么就必须承认人肯定会犯错误,人所创造的制度也会有漏洞也会失灵。关键在于:是正视弱点及其错误并致力于改善,还是采取鸵鸟政策来掩盖弱点、迁就错误和逃避责任。人类的自我完善是一个无限的渐进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重铸新人式的乌托邦计划。所以,将伴随着人类发展始终的自我完善,是致力于将人性劣根和制度弊端减少到最小程度。

因而,不能得意于别人的丑陋可以凸现自己的俊美,也不能用别人的丑陋来为自己的丑陋开脱,并以此作为故步自封的理由,进而否认发达国家的制度及管理经验是先进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更不能借此为自己的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制度弊端和人性堕落寻找免责的借口。

只有被堕落的制度所操控和被堕落的人性所腐蚀的社会,才会乐此不疲地玩弄这样下流的游戏:把别人的丑闻作为自己的遮羞布。特别是把天使的局部污点当作魔鬼的一团漆黑,进而昧于自身的魔鬼,就尤其下流。

一句话:借他人之丑遮掩自己之丑的人,尤其丑陋。
2002年7月13日于北京家中

五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2004年7月21日,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立马引发中国官民的同仇敌忾和持续关注,官方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外长李肇星都出面谈论此案,媒体一边倒地支持赵燕和谴责美国,网络舆论的主流更是被仇美情绪所充斥,赵燕那张坐着轮椅的照片反复出现在媒体上。

赵燕本人为了打赢官司和获得巨额赔偿,也利用国内的反美爱国情绪,在媒体上大肆表演悲情爱国主义,她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要将官司打到底,直至打我的凶手被绳之以法。”如此把个人遭遇上升为民族尊严,表面是爱国,实质是谋私,即便不是权钱交易的违法腐败,起码是道德腐败——利用公共资源来个人牟取私利。

今年8月29日,赵燕案在美国水牛城重新开庭;9月8日,法庭宣判被告美国海关边防人员罗兹无罪,当庭释放。判决后,赵燕表示:对美国法律感到非常失望。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在9月8日发表声明称:对此判决感到震惊和遗憾,希望美方切实维护赵女士的合法权益,慰藉其受伤的身心。总领馆对向赵女士施暴的人员及其行为予以强烈谴责。新华网也报道说,消息传到中国,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反应,众口一词地认为判决不公。

然而,据美国之音记者东方2005年9月11日报导,中国大多数媒体在报道和评论“赵燕案”时,甚至连原告是谁都没有搞清,大都把认为赵燕是原告,而事实上,原告不是赵燕而是美国联邦政府,赵燕仅仅是原告方的关键证人。联邦政府起诉国土安全部警官罗兹涉嫌过份使用警力,侵犯了赵燕的公民权利。代表控方出庭的是美国联邦助理检察官里特费尔德。

同时,中国媒体也很少报道:控方败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关键证人的赵燕的个人诚信具有严重瑕疵,1,她违反赴美签证规定的时限,签证只有七天时间,而案发时她在美国已经呆了九天;2,当庭出示的医检报告和医生证词都证明,赵燕伤情并没有严重到需要坐轮椅的程度,她坐轮椅面对媒体是夸大伤情的表演。赵燕的女朋友在急诊室里拍的两张赵燕受伤的照片作为呈堂证据,照片上显示出的日期完全对不上。证人的诚信瑕疵必然影响证词的可信度,进而影响到陪审团及法官的判决。

中国的官民对赵燕案的强烈关注,让我想起另一起中国人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的案件,以及中国官民的反应。

2005年5月11日,在俄罗斯远东伊尔库茨克州,来自中国北方的数百名建筑工人,同俄国警察爆发冲突,鸣枪恐吓,大打出手,170名华工遭到殴打,至少造成20人重伤。俄警察还在制高点架起机关枪对准手无寸铁的华工,并借机抢劫华工的现金,甚至连一名工人的随身听也被抢走。

但中国官民的反应都很低调,中国外交部只是表示极大的关注,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都提出交涉,要求俄方立即认真调查,严惩肇事者,全力救治受伤中国公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遭到殴打的华工并没有向俄罗斯法院控告施暴的俄国警察。

关于“华工案”的处理,中国媒体提供的消息是矛盾的:
一方面是有利于俄国警察的消息:介入调查的俄地方检察院认为,1,当事华工使用暴力抗法伤警,触犯了俄国刑事法律;2、有中国公民抢夺武器,已构成犯罪;3、当事华工违犯俄国劳动法,检方依椐警方提供的证据,称发现华工住处藏有非法假商标服装厂和违法无线电台等。

另一方面是有利于华工的信息:1,伊尔库茨克市特警头目被撤职;2,俄检察院已经对涉嫌殴打华工的俄警察进行立案并将提起公诉。

至于是否真的起诉了?是否开庭?结果如何?重伤华工伤势如何?是否获得赔偿?中国媒体上再无其他信息,国人自然不甚了了,官方不再关注,民间也不再追问。

为了比较,我专门浏览了国内的几大搜索网站,令我吃惊的是,没想到网民对赵燕案和华工案的关注程度的反差竟然那么巨大。在“腾讯网”,赵燕案留言45页1115条,华工案留言10页231条,两者相差四倍;在“百度网”,赵燕案11000多篇,华工案61篇,二者相差180多倍;在“爱问”,赵燕案更是高达11万篇,华工案只有可怜的76篇,二者相差1447倍。

一个中国人与上百中国人同样在外国遭到警察的殴打,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中国官民的反应却是如此厚此薄彼,以至于,赵燕一个人掀起的舆论潮,完全淹没了舆论对170名华工的关注。国人在媒体上可以轻易找到赵燕坐在轮椅上哭诉的照片,却很难找到重伤华工的照片。

两相比较,说明今日中国的官民,对于中国人在外国受辱、被抢、被殴、甚至被奸、被杀的关注,在乎的并非同胞的生命和尊严,而只在乎这类欺辱华人的事件发生在哪个国家,背后是畸形的反美情绪作祟。所以,俄罗斯警察殴打再多的中国人,造成的人身伤害再严重,也不是大问题;而美国警察打了一个中国人,就变成了天大的问题。

更可悲的是,这么多关于赵燕案的报道和评论,几乎都是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一面之词,而很少介绍美国媒体对该案的报道和评论。激烈的仇美爱国情绪扭曲了中国媒体,使它们把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上纲到美国的种族歧视,进而又唯恐天下不乱地上纲到中美冲突。比如,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李剑鸣对新华社说:“赵燕被打事件虽是警察的个体行为,但表明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种族和文化的歧视倾向。”

由此可见,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是多么“爱憎分明”!但在这种“爱憎分明”的背后,是中共利用垄断媒体进行长期的愚民灌输的结果。

类似的亲苏反美之举,早在中共还未夺取政权的国共内战前夕,中共就亲自操练过且卓有成效。

1945年8月9日,在日本人败局已经注定的情况下,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一百万俄国大兵占领了东北后,曾对中国人犯下过令人发指的罪行。俄国兵把日本留在东北的最有价值的物资,盗贼般地偷运回苏联,许多重要的工厂被拆卸一空。俄军还对平民进行大肆奸淫抢掠,他们随意闯进百姓家中,用卡车搬走老百姓的东西,再怎么喊叫、呼救都没有用,有时还会被俄军一脚踢倒在地上,撞得头破血流;在大街上,一些俄国兵就公然追逐中国妇女和抢劫路人财物,许多年轻的妇女们遭到俄国兵的奸淫。在东北各大城市里,一入黄昏,便人人自危,男人上街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女人更不敢上街;即便留在家中的女人,也害怕得女扮男装,把头剃光,把胸部紧束起来,穿男人的衣服。就连1948年到过东北的俄国著名汉学家杰柳辛(DELUKHIN)也承认:“在满州地区的居民中存在着许多怨恨和委屈,因为苏联军方从日本在东北的工厂中将很多机械设备作为战利品运回国内。另外也发生过苏军士兵抢劫和强奸妇女的情况。”

以至于,东北人对俄国人的厌恶甚至超过日本人。

对于苏军的累累暴行,国民党政府鉴于尽快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愿望,只有轻微抗议;已经进入东北的共军,急需苏军的帮助,就更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然而,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发生了两名美国大兵强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一案(此案真相,至今仍然扑朔迷离)。中共马上抓住机会,发动反美的学生运动。为此,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特别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要求他们尽快着手组织,发动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大城市的大学生和海外华侨进行游行示威,并要将运动坚持下去。游行示威的主要诉求是:1,要求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美国兵罪犯;2,要求美军全部撤离中国。游行示威的口号包括: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反对美国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中共设立在北大、清华等高校的地下组织立即行动,发动起南北呼应的全国性反美浪潮。

再看1998年5月发生在印尼的暴力排华事件。印尼雅加达发生骚乱,华侨遭到有组织的抢劫、虐待和杀害,华人的公司、超市、工厂被砸毁、被抢劫,1000多名妇女(多数为华人)遭到暴徒的群奸,其中许多华裔妇女,或在遭强暴后被活活烧死,或因下体伤势过重而去世,或因羞辱难当而自杀身亡。

这次暴力排华惨剧发生后,台湾政府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迅速派遣客机前往营救;新加坡政府动用唯一的一个机场,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营救难民;美国政府认定该事件为种族歧视,批准了部分华人的避难请求,使这部分印尼华人能够以难民身分进入美国;联合国也认定此事件为种族骚乱,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前往印尼调查。

然而,中国政府的反应,只是表示了口头上的“严厉谴责、强烈抗议”,再没有其他实质性的外交动作。而且,官方自己不行动,也不允许民间的自发行动。印尼暴力排华事件发生后,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学生准备组织抗议游行,还有部分民众准备去印尼使馆前静坐示威,但这些民间自发的抗议活动,全部被中共政权强行制止。

时隔仅仅一年的1999年5月8日,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北约战机的误炸,造成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北京政权不仅向美国政府发出最强烈的抗议,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接见使馆人员和死者家属,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慰问、表彰大会;与此同时,官方破例批准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等城市的大学生上街游行抗议,3000名大学生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游行示威,向使馆内投掷杂物,致使美国使馆院内一片狼藉,散发出阵阵尿骚味;上海有数万学生群众在美领事馆前示威,广州有超过一万名大专院校学生和各界人士在美国领事馆前示威,示威者向领事馆抛石头和其他物件,一名副领事出来接受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张杰递交的请愿信时,被一只飞来的黑皮鞋打中了脸;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被纵火;

中共之所以如此,根子是中美之间的制度之争使然,也就是维护一党独裁的私利使然。因为,无论在国共内战时期,还是在苏东帝国解体之后,俄罗斯都是支持中共实行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而美国都是反对中共独裁的最大外部力量。所以,即便现在的俄罗斯发生再大的排华事件,中共政权非但不会借此在国内煽动反俄的民族主义,反而将全力压制民间自发的街头抗议活动;而只要是发生在美国华人受辱事件,不管多么小,中共也要借此在国内煽动反美的民族主义,通过垄断媒体来舆论灌输,通过抹黑宣传来误导民众,致使民间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来被废弃了;中共执政后误导出的整个民族的仇恨意识和反美情结,近年来越来越趋向流氓化,这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巨大的灵魂坟墓,最终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拒绝现代文明的统治者本身。
2005年9月12日于北京家中

六 美国飓风与中共无耻

美国遭遇空前的飓风灾难,美国的媒体掀起对布什政府的一片问责之声;关于政府救灾表现的民调也显示出,不满的比例高于满意的比例;美国国会也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就灾难的政府责任进行独立调查;克林顿、鲍威尔等社会名流,也纷纷批评布什政府;由此可见,飓风灾难确实给布什政府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需要布什本人认真反省。

我以为,在自由美国,这样的媒体反应、民意倾向和国会动议,是完全正常的。即便政府反应及时和救灾得力,美国舆论也决不会只有赞美而没有批评,想想9•11灾难,布什政府的应对获得空前的肯定,支持率高达70%左右,美国国内的批评之声仍然不绝于耳;即便灾情的空前严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并不能仅仅归罪于政府的失职和无能,但已经惯于挑剔政府作为的美国人,也决不会轻易放过政府及高官。何况,在此次大灾难中,美国政府的反应的确迟缓,布什变成众矢之的,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中国人对美国飓风灾难的反应,象美国遭遇9•11灾难一样,仍然是对外慷慨而对内抹黑的双面。一面是飓风灾难后党魁胡锦涛在第一时间致函布什总统表达慰问,中共政权还破天荒地向美国提供了高达510万美元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另一面是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抹黑。从电视、广播、报刊到网络,几乎是一边倒地负面的报道和评论,兴奋得高呼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大骂布什政府无能冷酷者有之,骂美国白人歧视黑人者有之,抨击美国贫富分化者有之,批评民主制度效率低下者有之,……而如果有报纸发表一篇不同调子的评论,就会遭到激烈的唾骂。

比如,9月6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旅美专栏作家林达先生的短文《飓风为何让新奥尔良损失惨重》,该文指出:“从自然灾害应对的角度来说,联合国专家的评论认为,这次美国基本上是应对成功的”,“而造成死亡和后面救助困难的局面,基本原因是一部分人不听从撤离命令,也不去政府指定的避难处,执意留在家中,因此牵连了没有决策能力的儿童和老人。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在遇到紧急状况时,要求政府人员在十几小时内一家家搜索,强行赶离,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些人服从撤离命令,伤亡和救助困难会大大减轻。”文章进而指出“黑人表现不佳”,但“几乎没有人谈这个最基本的常识性教训,这是美国媒体长期以来习惯的自我约束,就是不指责弱者。在这样的时候,这些人在吞食苦果,还怎么能责备他们?可是,从对将来负责的角度来说,这实在是这次灾难留下的一个最重要教训。”

此文一出,新左派李宪源马上开骂:关于飓风灾难的评论,“我看到的最恶心人的文章,政府沒错,全是黑人的问题!”“‘颂美专家’林达昧着良心、世所罕见地把灾难归罪于难民自身……不知作者是否有那个胆量,用英文投给美国媒体发表?连‘共和党最亲、小布什最红’的FOX电视频道,最近也见风使舵激烈抨击联邦政府失职了;真不知道美国会有那家媒体,敢于发表这类公然信口雌黄、专门欺骗中国大陆读者的文章!”

因为,在中共政权及愤青的眼中,种族歧视是美国无法根除的顽疾,甚至就是美国劣根的标志性品牌,大凡知道可口可乐的中国人,也大都知道种族歧视。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人权交锋,中共也用每年推出“美国人权白皮书”方式来应对美国政府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共对美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每一次都有“美国的种族歧视依然严重”的专门章节。而此次遭受飓风灾难的地区,正好是美国的贫困地区,其居民的大多数又是有色人种,所以,飓风再次凸现了美国最黑暗的一面,饱受飓风之灾的大都是穷人和黑人。

然而,美国再贫富不均,再种族歧视,媒体可以发布灾区的悲惨状况,各色人等都可以宣泄不满,穷人可以公开骂政府,有色人种可以公开反对种族歧视。而在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目前中国,富贵攀比已经变成了人人追逐的时尚,穷人们不但是物质贫困,更是权利贫困;他们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更缺乏发泄不满的权利。

尽管美国确实存在种族问题,白人警察对黑人的虐待引起的种族骚乱时有发生。但是,必须承认,作为一个以白种人为主的移民国家,自由主义的立国原则,使美国逐步进化为一个成功的民族大熔炉,在平等对待和处理族裔冲突上,已经做得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好,与英国、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相比,甚至可以堪称楷模了。对于过多地照顾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政治正确”,许多美国白人认为,这是后代在为父辈们当年的种族歧视还历史的欠帐,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对于在美国的大陆中国人来说,在美国生活比在其他西方大国都更少感觉到种族上的差异。

说到种族歧视,实质上中国人对有色人种的蔑视比白种人更深,今年三月,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时,愤青们在网上对赖斯的肆意漫骂和人身攻击,已经充分证明了爱国愤青对有色人种的恶毒。所以,中国愤青对灾区有色人种作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表情,不过是他们反美的面具而已。

浏览中国的传统媒体和各大网站,关于飓风灾难,美国的大媒体和社会名流对布什政府的批评,全部要放在最醒目的位置(如前总统克林顿、前国务卿鲍威尔、参议院希拉里等,三大电视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相关的电视影像和新闻照片,几乎全是从美国和西方的媒体上转载的惨不忍睹的画面,有色人种的妇女、老人和孩子的照片尤为醒目。

但中共统治时期里中国的历次大灾难,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我们的媒体,只要是名流出来说话,决不会是批评政府而只能是赞美政府;相关的电视画面和新闻图片,领导人和救灾官兵是绝对主角,显示救灾成效的被救助被安置的灾民是配角,而真正的成灾原因、灾区惨状则是被剔除的下脚料,灾民的不满和呼号更要被打入黑箱中。

最为荒诞是中共第一纸喉舌《人民日报》对美国飓风灾难的报道和评论,一面极力批评布什政府、揭露灾区的打家劫舍:“尽管美国是个大国﹐但在这次罕见的自然灾害面前﹐美国也是疲于应付﹐救灾工作捉襟见肘。”“在飓风面前﹐美国政府没能实时救灾。这是美国的耻辱,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一面极力表扬中国政府的慷慨援助,在罗列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援助数字之后评论道:“危难之际见真情。……美方官员‘异口同声’对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胡业顺说﹕‘感谢中国雪中送炭﹗’空军基地内各处设立的电子告示牌上也专门打出了‘欢迎﹐我们的中国朋友﹐感谢你们的支持﹗’的字样。”“新华社引用小石城空军基地司令雷海泽少将的话称﹐‘这的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空运。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想不起以前何时中国曾向美国空运过救灾物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们对此深表感激﹗’”

向受灾国伸出国际援手,确实值得表扬,但把贬低受灾国政府和自我表扬相并列,显然是为了凸现布什政府的无能和中国政府的高效,进而是凸现美国制度的低效和中国制度的高效。

国人几乎是本能地抓住美国的某一丑闻来进行上纲上线的讨伐,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及发源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说辞还充满爱国激情,真可谓理由充足且底气充沛。极具中国特色的是,国人对美国飓风的主流反应中,最流行的是一种无赖式的下流态度。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中国人对飓风灾难的主流反应,延续9•11之后的幸灾乐祸。比如:“真希望再来多几次台风阿……哈哈……”“老美被上帝包庇惯了,没想到这次上帝放一屁,正好打翻了老美吃饭的盘子!呵呵!”“哈哈,美国佬你也有今天啊,这脸丢大了吧!”“美国带头砸阿拉伯兄弟的窗户,他们的真主显灵了……”“小丫,你也有今天?”“一句话,活该!”“天灾+人祸 连天都不帮它 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大块人心,哈哈哈!”“美国是应该挨起了!!!!!在来点地震!龙卷风!雷暴!暴雨洪水!山体滑坡!泥石流!!全向美国人砸去吧!!!!!”

在仇美的中国愤青和左派看来,仿佛老天有眼,继9•11灾难之后,再一次降大灾给美国人,也等于赐予国人又一次得以幸灾乐祸的良机,而且理由之充足远远超过恐怖袭击。因为,这是老天的震怒,也是美国政府造成的人祸!所以,我们的幸灾乐祸可以理直气壮:呵呵!美国佬再不能把灾难全部推给恐怖主义了吧!原来号称超强的美国,竟然也如此不堪一击!打遍世界无敌手的布什政府,居然也是如此无能!美国佬也如此道德败坏,居然趁火打劫!外在的恐怖攻击防不胜防,内在政府无能和国民道德腐烂却难以根除,真可谓内外交困。

与此同时,美国飓风还让愤青们普遍陶醉于中国正在崛起而美国正在衰落的幻觉中:此次飓风显示,美国政府承诺的安全保障,在天灾人祸的交迫中,不也变成泡沫了吗!美国世界第一的强大,只不过是外强中干,超强帝国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旅游卫视的谈话节目以“随风而去的美国梦”为标题,《人民日报》的评论甚至高呼:“新奥尔良已经变成了巴格达!”

面对空前的飓风灾难,中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大批布什政府在救灾上的“无能”和“失职”,而表扬北京政权提供国际援助的慷慨和高效。

但面对123位矿工被困井下的“8•7大兴矿难”,官方的搜救工作历时23天,在只找到六具遇难矿工尸体的情况下,官方居然就在8月29日宣布放弃搜救。这意味着117位遇难矿工的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在大陆媒体上,看不到官方对停止搜救的详细交代,听不到遇难矿工家人的心声,也没有任何对停止搜救的置疑,更听不到指责政府无能的声音,而只有对政府救援和善后工作的歌功颂德,比如,抢救经费已过2000万政府财政负担巨大,遇难矿工家属每户领取到政府的20万补偿金,政府将为无法找到的遇难矿工立碑,……

如此无能、不负责任和缺乏自省意识的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媒体,怎么还好意思舔着脸用飓风灾难抹黑布什政府!
2005年9月19日于北京家中

憎慕交织的美国心结

一、美国形象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尽管在大众化的“霍元甲热”、“女排热”和“气功热”、精英化的“寻根热”、官方化的“振兴中华热”……已经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崛起,但毕竟有强劲的对外开放以及西化的浪潮相平衡,并没有引发排外和反美的情绪。倒退12年,美国在国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运动前后达到高潮。六四大屠杀刚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纷纷宣布对中共政权的制裁,那时的大陆百姓,特别是大学生、知识分子和亲历过大屠杀的市民,显然把这种“干涉内政”或“多管闲事”视为主持正义,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让刽子手在国际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12年后的9•11恐怖大屠杀,大陆民间的主流倾向则相反,幸灾乐祸的声音遍布网络。那些高声叫好的民众,“后八九一代”的青年人居多。他们认为美国遭此劫难“活该”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太傲慢,“喜欢多管闲事”、“动不动就教训和制裁别人”。仅仅12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众由亲美操控到仇美,大陆民间的民族主义也由“振兴中华”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国制裁的拿手绝活,就是强权恐怖、舆论灌输和利益收买的三管齐下。当暴力镇压和人人过关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诺的收买紧紧跟上,邓小平南巡所鼓动的发财之梦,一下子扭转了人们的主要注意力。与恐怖和收买同时奏效的,是意识形态灌输的巨大作用。美国十几年来坚持人权外交,大陆的人权状况又持续恶化,使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中共政权必然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敌人。中共抓紧反对和平演变的宣传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针对六四后入校的大学生,重新启动弃置多年的新生入学军训。对内反对自由化和对外防止和平演变,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把台独、藏独等分裂主义和美国的支持紧紧捆在一起,成为六四后中共政权的主导意识形态,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变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个——美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对美国进行妖魔化。

到1993年,中共的洗脑便显示出强劲的效果,北京申奥失败成为狂热民族主义滥觞的转折点。这时,已经不用官方声嘶力竭地提倡了,六四大屠杀的血腥记忆被申奥失败的耻辱所代替,美国制裁中共的仗义之举被单级强权的四处伸手所取代,西方国家基于六四记忆而联手支持悉尼战胜北京,被置换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中共的强制性灌输演变成自发性的民间情绪和知识界的主流,整个大陆加速了向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方向的狂奔:强化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增强国力军力和反美反霸互为表里,学术的本土化、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权一脉相承;1997年的香港回归和2001年的申奥、入世、足球冲进世界杯的成功,作为民族复兴的伟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欢;而“银河号事件”、特别是1999年5月8日北京驻南使馆被炸和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则作为新国耻铭刻在被洗得接近历史空白的民族记忆中,显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强烈的雪耻复仇情结,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

中国古代的帝王有生前修建坟墓的传统,民国以后被废弃了。但是,中共执政后所造就的整个民族的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是比有形的肉体坟墓更为巨大的灵魂坟墓,所埋葬的不仅是愚民,更是统治者本身。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由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恩怨和当下冲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灌输和传统文化的浸泡,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爱国国人心中的美国形象,呈现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体到中共政权的外交政策和国人的个体选择,就是一种更具中国特色的分裂。

(一)分裂的独裁爱国主义

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权、集团和个人之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杂在于,尽管有《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义,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一个民选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利益,大致上与民众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政府的合法性必须以民意为基础。而一个非民选的独裁政权所声言的国家利益,大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辕北辙,因为政府权威是建立在暴力恐惧和意识形态谎言之上的。一旦独裁政府通过强制灌输和谎言误导,将国内危机转化为外部威胁,就能加强独裁政府对民众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国际问题上赢得民意的支持。换言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共政权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维护的,表面上是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党独裁的利益。

在大陆,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凡是涉及爱国主义的主题时,无论纯官方的、半官方的、民营的,还是保守的、开明的、中间的,所采取的公开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发言。官方新闻发言人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人民绝对不答应”;大陆的国际问题专家说:“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反对倒萨战争的知识分子说:“中国人的声音决不能缺席”;即便像《南方周末》这样以开明和敢言著称的报纸,也很少区分政权利益、国家利益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区别,更不具有媒体理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态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进行毫无事实根据的煽情报道。比如它对中美撞机事件的头版头条报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红字体的标题“十三亿人民呼唤着同一个名字:王伟”。而在事实上,十三亿,谁有资格代表如此庞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伟”名字的国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张地方报纸,即便是发行量极大的报纸,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惭地宣称代表十三亿人!这种自封的代表资格和绝对发言权,恰恰中共式的伟光正宣传手段滥用几十年的结果。

中共执政后,一直有意识地为民众塑造不同的外来强敌,把民众对积贫积弱的强烈不满引向国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从毛泽东时代的反帝反修到邓江时代的反霸权反和平演变,爱国主义在道义上被绝对化,作为中共政权立足之本和国人的道德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布的所有道德训诫,第一条都是爱国主义。任何个人权利都不足以作为高于祖国利益的合法性来源,即便是宪法权利也不行。在此基础上,道义情感被完全政治化,爱国主义被扭曲为爱政权爱执政党甚至爱领袖个人,民族主义被扭曲为国家主义。于是,民族等同于国家,国家等同于政权,政权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个人及其权贵。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民间社会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民族主义及其爱国主义正在逐渐祛政治化祛政党化祛领袖化,在中美之间的一系列冲突上,民众的民族主义狂热经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调,江核心也常被骂为卖国贼。但是,作为一种道义合法性,爱国主义的绝对霸权没有根本的改变。

这些自称是“祖国”、“民族”和“人民”的代表,这种煽情的大话式言说,实际上连他自己及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代表,甚至连执笔者本人都不会真的相信这些大话。抽象空洞的口号和宏大高调的表演,类似于节日中的话语狂欢,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面说辞而已,根本无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号下的国人的复杂心态。恐怖统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过于聪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谎言中,活在“大话”传统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妆舞会的话语作秀里。


(二) 对美外交的低调务实

中共政权的对美态度,呈现出外交政策和国内宣传之间的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从制度对立及台湾问题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国作为最具威胁的外来颠覆者,决不会放弃确保一党独裁体制的防御性的主权外交:用支持“世界多极化”和“地区霸权”来制衡美国的全球霸权,用加大军费开支和尽快提升军力来提高威慑力,用收买无赖国家来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对内宣传上的妖魔化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洗脑。

另一方面,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化和美国超强地位的确立,国内的政权合法性的脆弱和社会危机的持续积累,使中共的政权利益又离不开美国,所以只能尊奉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以低调务实的灵活应对处理中美之间的棘手问题。布什刚刚上台的2000年,一改克林顿政府对中共的绥靖态度,而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一时间使江泽民政权的黄黄不安。但9•11后,美国必须全力投入反恐且需要中共合作,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变化,正是中共求之不得的。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比如倒萨战争和北韩核危机,尽管西方同盟内部出现裂痕是中共所乐见的,也从内心深处希望美国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但中共从以往的挫折中汲取了教训,决不充当反美急先锋,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边鼓的角色。虽然,中共一直提倡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权威,但对美英的倒萨的具体决策,其态度模糊而圆滑,很有点坐收渔翁之利的超然姿态。

虽然中美之间的官方关系可以时而紧张时而缓解,但是根本冲突的最后底线则不会变化。就目前而言,谈论中美关系,必须着眼于两个层面:制度之争和利益合作。9•11带来中美关系的上升,其动力主要来自相互的利益需要,而并没有改变实质性的两国之间的制度歧途。换言之,美国眼中的中国形象是矛盾的: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是最大的独裁恶魔又是最大的经贸市场,既是威胁性的竞争对手又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

在中美关系成为中共外交主轴的前提下,尽量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乃中共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对布什政府刚刚上台时的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度,中共高层顿时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无应对之策。而对9•11后中美关系的回暖,中共高层大有起死回生之叹,他们在见到美国政要时,最为媚态的表达就是:中美之间现在的稳定关系,实在是来之不易。而中共之所以在外交上如此“媚美亲美”,最根本的目标是维护政权利益。所以,一方面,只要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裁制度,美国决不会放弃推行全球自由化民主化的主动出击的人权外交,一定会继续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施压。另一方面,只要中共政权继续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美国也决不会放弃与中国的经贸交往和国际合作,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推动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

1,正统意识形态衰落之后,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绩合法性——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由于体制所形成的瓶颈,使支撑高增长的国内的动力和需求严重不足,在经济上只能加大对外来动力的寻求,导致了中共对国际的市场、资金和技术的日益加深的依赖。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谋求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美国正是中共急需的,因为美国的市场是最大的、资金是最多的、技术是最先进的。因此,仅仅从经贸利益的角度讲,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顺差的贸易伙伴。而与美国翻脸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而国内经济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共赖以维系民意的政绩合法性——对中共政权来说,促进高增长的经济资源只有转化为保持政权稳定的政治资源,才是最关键的利益之所在。

2,从政治上讲,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力,只要美国愿意,就足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国际环境,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中共政权一直谋求的安全国际环境。所以,在人权问题上,即便中共对美国的做法满心不高兴,也不能不适当地给美国人面子,因为这涉及到中美之间政治关系的维持,如果中共在人权问题上一味强硬,不但政权的国际形象将遭到难以弥补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将损害中美关系,其外部的安全系数也就会随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权、内政、国情为借口,拒绝人权标准的普世化,把中国人的人权强行规定为“生存权”,在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共收买无赖小国来阻止美国的谴责性提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围堵台湾和达赖喇嘛,倾尽全力阻止其国际影响的扩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认人权,号称该党的宗旨之一就是为了改善中国的人权,标榜目前中国的人权状态乃是历史上的最佳时期。同时,中共也要与美国、欧盟进行人权对话,用“人质外交”来应对“人权外交”。

3,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湾问题上,制度和实力的双重劣势,也使中共不会一味强硬,因为激怒美国的结果只能使之更亲近台湾,极有可能使台独真的坐大。只要台湾获得美国的真正支持,即便宣布独立,中共也无法打赢台海之战。如此一来,既是国际形象上的巨大耻辱,更无法对国内民意交代。在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当下中国,中共如果对付不了台独,那么它全力维系的爱国政权的道义合法性,也将顷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吓、统战分化、外交围堵和经济诱惑的四管齐下来打压台独实力,反复向美国强调“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问题的严肃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断微调对台政策,并对美国接待台湾政要和提升对台军售,采取雷声大雨点小的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

4,中共高层不仅惧美且媚美,中共党魁把美国政要的邀请和尊敬视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别是江泽民提出“大国外交”战略,实际上服务于他个人谋求充当大国领袖的野心。而要成为被国际认可的大国领袖,没有世界超强美国的点头是不可能的。由此也能理解,江泽民为什么高度重视中美元首的互访,为什么频繁会见美国来华访问的各类名流——无论是现政府高官、国会议员或前朝政要,还是工商界巨头或著名学者——表现出明显的媚美倾向。

5,在中美关系中,中共的韬光养晦之策,尽管多少还具有点国家利益的外观,但实质上仍然是政权利益起着关键作用,中共全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则是权贵利益,因为中共的中高层权贵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国息息相关。鉴于表面繁荣稳定之下的危机四伏,发了大财的权贵家族早就为自己留好退路,权贵家族的子女及亲属大量移民美国,其不义之财大量转移到美国。那些在美国拥有毫宅、名车和存款的国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阶层。所以,仅仅基于权贵家族及其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翻脸。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说与国家利益无关,甚至连政权利益也仅仅是权贵阶层利益的包装。

6,中共的爱国主义说教应用于国际关系时,总是奉行没有原则的极端犬儒哲学——遇强者就对话就妥协,遇弱者就对抗就强硬。面对实力强大的美国,中共就打“用对话代替对抗”的妥协牌。鉴于大陆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连续十年提出谴责中共政权的议案。处于道义劣势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对话代替对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贸易市场牌,用利益收买来换取国际支持。而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台湾,中共就打“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威胁牌。台湾说民主制度无法与专制制度统一,两岸统一的前提是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对话代替对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胁代替对话,近些年又加上经济威胁,明确宣布决不允许支持台独的商人进入大陆市场。其实,美国与台湾向中共政权提出的是同一个要求——放弃一党独裁。中共为什么要和美国搞对话而不搞对抗,却不与台湾搞对话而专搞对抗呢?这种赤裸裸的犬儒主义怎么能赢得台湾的民心呢?怎么能取信于国际社会呢?

由此可见,中共对美国奉行的双面性的韬光养晦策略,不仅是巨大的经贸利益使然,更是政权的安全利益、政客的个人利益和权贵的家族利益使然。由于制度的尖锐对立和实力相差悬殊,美国无疑是最令中共生畏的外力,得罪了美国就等于放弃了安全的国际环境。以目前的国际格局和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而言,无论是经贸利益还是人权、台湾、武器扩散等问题,与美国对抗都将严重损害中共的政权利益,选择与美国对抗就等于选择愚蠢的自杀。所以,中共现政权决不会以强硬的姿态与美国对抗,更不会试图充当“多极化”的火车头,而是要继续韬光养晦,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为外交主轴。

(三)对内宣传的妖魔化美国

尽管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出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政权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现实外交上,中共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对内宣传上,中共主流媒体却依靠垄断的言论权力,几乎是一边倒地妖魔化美国,极尽丑化美国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上溯到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对当下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更是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包括中共的编造和歪曲),都被无限放大为整个制度的缺陷,夸张为全部对外政策的恶果。

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灌输给民众的完全是一边倒的片面之词: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他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对平民的狂轰乱炸,而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对其制造的种族清洗和人道灾难,对北约选择军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国及欧盟用尽了政治外交努力而无效,給予米洛舍维奇以政治解决的机会被拒绝——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尽管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給予了赔偿,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被垄断舆论所操控的民间反美情绪也随之变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在仇恨和耻辱的种子已经有了沃土和劲肥之后,2001年4月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共又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调处理,另一方面在国内疯狂煽动。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伟,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样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规格的葬礼,照样是对遗属的厚待和全社会争相拥抱烈士的孩子,并破格铸造了王伟的雕像。民众再次成为垄断舆论的牺牲品,大多数民众毫不怀疑中共的宣传:美机是入侵,故意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对国际惯例和撞机真相一无所知。

美国出现的任何丑闻,洛杉矶的黑人骚乱,美国总统选举的难产,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美军在伊拉克的虐俘行为,最近的飓风大灾难,……都会变成中国媒体上的热点。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几乎是本能地抓住每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政府及自由主义价值,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己的遮羞布。

特别是在倒萨问题上,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御用学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抹黑。他们把伊拉克的人权灾难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归罪于海湾战争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萨达姆的战争机器疯狂运转和国内暴政归罪于美国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在撤离时如何炸毁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萨达姆对内实施的暴政所造成的惊人的人权灾难,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迁移,打烙印、电击、拷打、强奸、割舌、砍掉四肢和斩首等酷刑,在有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萨达姆家族聚敛的私人财产估计达到300亿美元,并用石油换食品的经费为自己建立多达几十处的豪华宫殿。一个只有2200万人口的石油大国,13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星期五的集体祈祷遭到禁止,连清真寺图书馆的书籍也不允许传阅。正是在萨达姆的暴政之下,才会有700多万伊拉克人流亡国外……

中共主流媒体之所以如此为萨达姆遮丑,主要是为了向国人灌输如下观念:

1,美国以9•11为借口并自恃超强国力,意欲推行“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这种建立美国帝国的努力,从冷战一结束就已经开始,从巴拿马到海蒂,从科索沃到阿富汗,从伊拉克到北朝鲜,无论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表面借口多么堂皇,但在实质上皆是侵略和颠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秩序,不过是新帝国主义的包装而已。

2,倒萨战争,绝非为了推翻独裁者、解放伊拉克人民,更不是为了反恐和世界和平,而是为了赤裸裸的石油利益,因为布什家族与美国的石油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过去,美国为了对付伊朗,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过萨达姆;现在,美国为了要控制中东的石油就翻脸不人。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世界经济的咽喉。而控制中东石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东建立一个强大的傀儡政权,进而控制整个中东地区。

3,反美的国人反对倒萨之战的最具震撼性的理由,是通过这样一个提问表达的:“伊拉克之后,下一个是谁?”接着的推论是:倒萨完成之后,美国的表面目标是朝鲜,实际是利用朝鲜核危机而把军力再次转向亚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围堵中国,并最终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天然能源匮乏国家,中东乃是中国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仅凭控制了中东石油的优势,就足以让中国臣服。

4,当今世界,欧洲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外交主轴也是融入西方,现在,西方盟友因伊战而分裂,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导致根本的决裂。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非洲又太弱小,不可能挑战美国。只有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和迅速崛起的亚洲,才会在未来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所以,在中东,通过控制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最反美的国家,再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制服巴勒斯坦,美国已经接近对中东的基本控制。之后,再通过颠覆亚洲最反美的金正日政权,加上美日韩澳的亚太同盟,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中国就将陷于美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如此,当两个最难“西化”的地区被基本控制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就得以确立。

以上种种灌输,建立在对民众知情权的野蛮剥夺之上,对事实的故意隐瞒和肆意歪曲之上,对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的放纵之上,使大陆人自以为对美国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怜地生活在谎言和偏见之中。所以,他们对国际大事件的反应,象白痴一样愚蠢,象无赖一样下流。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反美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如果说,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在根本上源于维护政权利益和权贵利益的自私考虑,那么,大陆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就源于意识形态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羡慕美国的自由、富足和强大

在中国大陆主流民意中,美国形象也存在着国内制度和国际行为的分裂。仅就美国的国内制度而言,大陆人认为美国是经济强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国度,所以,美国是大陆人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国,甚至因为被拒签而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前举行小规模的示威。可口可乐是中国最著名的品牌,汉堡包是大陆孩子最衷爱的洋快餐,好莱坞电影是民众最爱享受的视觉快感,比尔•盖茨是大陆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美国的格莱梅音乐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和欧文斯体育奖,是大陆人心中最高的荣誉……这种对美国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评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术宣传也不能减损;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变”,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却是个正面的进程,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从网友在美国大选难产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数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肯定,对中共抹黑术的清醒透视。这种压倒性的正面评价,甚至可以从江泽民动不动就引用林肯、杰弗逊的名言中看到。而反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新左派,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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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外国人对中国评价的价值排序中,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无疑排在首位。在中国,从中共高层到各界精英,都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肯定性评价。中共高官希望访问美国和得到美国政要的青睐,经济界人士需要得到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肯定,知识界人士也非常受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及正面评价,甚至那些反美的新左派也把在美国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或演讲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其他如,出国留学的人是否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中国文化产品是否风靡美国,汉语作家是否得过美国的文学奖,中国电影是否入围奥斯卡,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是否在美国市场成为名牌,中国运动员是否得到美国体育界的承认,在美中国人是否取得了成功,甚至中国的英雄人物是否影响过美国人……皆是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于是,在江泽民访美的频频作秀的带领下,中国的各类精英也纷纷上演“征服美国”的爱国主义壮举,国人在美国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值得炫耀的资本,甚至美籍华人的所有成就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的成就。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央视评选的十位“2002感动中国人物”中,海尔总裁张效瑞和姚明作为民族英雄而双双入选,而两位入选者皆与在美国的成功故事有关:海尔集团不顾成本高昂而在美国的设厂,成为民族品牌征服世界的象征;姚明在火箭队获得首发中锋的位置,成为“中国高度”征服NBA的象征。

这种以“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怪诞,甚至发展为大陆媒体和某些名人的公开造假。比如,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美国西点军校自发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等等,曾经见诸于中国的各大媒体。再比如,许多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伪造在美国的高学历和成功资历,最著名的影视作品是《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现实人物当数吴征杨澜夫妇。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成功的夫妻,甚至要用美国的“野鸡大学”的莫须有的博士头衔来镀金。

对于国人来说,得到美国的正面评价会产生双重效益:一来可以成为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二来可以作为在国际上表现民族的自尊和活力的资本。国人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民族虚荣,使其评价标准在逻辑上变得极为怪诞:因为美国是世界的超强,所以在美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超强的征服,而对世界超强的征服也就是对世界的征服。

(二)嫉恨美国的全球超强及霸权

然而,就美国的国际行为而言,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的美国就是魔鬼撒旦: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象征,是不遵守国际法和不尊重弱国主权的蛮横的国际警察,依靠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话语而四处干预和挑衅。

如果说,在海湾战争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美国制裁中共屠夫的感激中,所以民间对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态度与中共政权相反,认为对付萨达姆这样的国内暴君和国际流氓,就需要美国这样的富有国际道义感的警察出面管制。那么,93年申奥失败和银河号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科索沃空袭期间中国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之后,美国就由捍卫国际正义规则的秉公执法的警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肆意破坏国际法的恶吏。

在大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美国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霸权逻辑,完全按照弱肉强食的野蛮的丛林规则行事,是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尊严的侵略者,也是不尊重其他大国的意见和联合国权威的国际霸主。

所以,当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惨案之时,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许多国人对9•11悲剧表示出难以抑止的幸灾乐祸,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和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 “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当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者先是希望阿富汗成为第二个越南,继而用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反对美国的倒萨之战,自然也盼望从此导致西方联盟的内在分裂,更希望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他们认为,倒萨之战的后果不是美国霸权的加强,而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和遭到更激烈的恐怖袭击。

然而,谎言的强制灌输所导致的仇恨及冷血教育的成功,受毒害的不仅是只能被动接受灌输的民众,更是灌输者和教育者本身,以及一个民族在道义底线上的毁灭。一个把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当作为信仰而殉难之“圣徒”来崇拜的庞大群体,一代视本•拉登、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为民族英雄的年轻人,一个让“超限战”这类高科技的流氓战争观念广泛流行的社会,一旦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执政者面对的就不再是八九运动式的理性、和平的非暴力群体,而是类似文革造反式的非理性的仇恨发泄和暴力扫荡。

近年来的大陆知识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本土化思潮非常流行,其特征之一,就是把现代与传统、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中华民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之间的冲突;把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普及化发展,转化为世界的单极化对文化多元化的软性殖民;用价值相对主义来消解自由主义价值的普适性,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提供的理论启示,制造出美国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民族仇恨;他们把在世界上具有权威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称之为西方的制度性霸权。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八国会议是经济制度霸权;北约、美日韩的军事联盟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军事霸权;欧洲三大电影节、、诺贝尔奖、美国的奥斯卡电影奖、格莱梅音乐奖、伊文思体育奖、威尼斯双年展是文化霸权等等。但是,我认为,由西方确定世界的主要游戏规则这一现实,在根本上不是由于单纯的经济优势,而是因为道义优势。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被全球公认的准国际法,其基本原则无疑是西方各国宪法的国际化,早已证明了西方文明的道义优势。否则的话,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宪章应该是苏联宪法的翻版,阿拉伯的富翁们才应该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这样,美国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善恶分裂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帜,另一面是霸权的撒旦。在国内政治中堪称民主典范的宽容政府,却在国际政治中变成了盛气凌人的霸道强盗。这种负面评价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国的广泛民意支持所在。

四“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受益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力军力的提升及大国外交的展开,中共高官出访时的大订单风行西方,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中国权贵资本开始收购西方公司,…… “中国崛起论”风靡于西方,中国民族主义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国人越来越陶醉于中华帝国复兴的幻觉和庆典般的话语狂欢之中:中共高官、御用精英和爱国愤青们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既是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又是统一台湾、超越欧洲和制服日本,先变成唯一可以抗衡美国的世界性大国,最后变成超越美国的世界霸主。

于是,姚明进入美国NBA打球并成为“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

国际上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即将再次称霸天下的幻觉。

所以,许多精英呼吁放弃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外交,比如,中评社香港评论员钟维平在《崛起的中国能否韬光养晦下去?》一文中(见凤凰网05-07-30),开篇就说:“中国正在崛起,这是全世界都看得见的事实,无须躲藏,无须隐瞒,无须害怕,无需解释。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光明磊落的、是和平的,过来的路程是这样走的,未来的道路也将这样走下去。邓小平曾经告诫中国,要韬光养晦。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能继续韬光养晦下去吗?”该文结尾是高调大抒情:“中华民族之崛起,是百年之梦,现在越来越接近这个梦想,中国不可能退缩。和平发展,是实现梦想的大道,中国一直走下去吧,不要停步!韬光养晦,不是要躲藏起来,不是要停止发展。韬光养晦,是要用和平的、发展的、对人类社会有积极贡献的方式,推动中国的进步!”

实际上,“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之风行世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西方舆论的制造,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反正西方人的夸奖和警惕,都在无形中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让那些狂热的爱国者们进入飘飘然的仙境。御用学家声称:“中国将在20年内赶超美国”;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官方操控的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中俄将举行的大型军演,喊杀喊打的声音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

最近,美国和西方的一些大媒体开始不约而同地聚焦中国,从各个方面评价中国之崛起以及西方的应对,更有西方舆论干脆就以“中国热”来谈论西方对中国的反应。不久前,美国最有影响的杂志《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出专刊,来谈论中国的崛起。前者的主题是“中国的新革命”(CHINA'S NEW REVOLUTION),相关文章超过二十多个版面,从各个方面向世人介绍正在崛起的中国。后者是以大陆影星章子怡作为封面,暗示着“中国热”不可抗拒的魅力。英国大媒体BBC 深入中国内地进行“中国周”的直播报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对中国作多层次、全方位的集中报道。中国的众多媒体曾转载德国之声2005年9月7日的文章,标题居然是:“UPenn著名教授语出惊人:中国是西方的唯一希望。”

与此同时,早已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也再次流行。特别是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7月14日向西方媒体发表对美国首先使用核攻击的言论,不仅在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响,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还是有比较强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朱成虎甚至威胁说:一旦中美开展,中国“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如此冷血的公开叫嚣,只能以“战争狂”名之。
在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问题上,西方各国并不一致,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交往与遏制并行的政策,而欧洲的法、德两大国却为了经贸利益而竞相对中共政权献媚,特别是法国总统希拉克成为引领西方各国向独裁中共献媚的领袖人物。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希拉克高举“戴高乐主义”的旗子,宁可与独裁中共眉来眼去,也不愿与英美同盟站在一起。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他热衷于建立反美联盟,在欧洲拉住德国和俄国,在亚洲拉紧中国,形成了法德俄中的反美联盟。
希拉克用出卖政治支持来换取经贸利益,在涉及到中共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中共的大额订单使他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从人权问题到对华军售再到台湾问题。中共现党魁胡锦涛访法时,希拉克把欢迎的红地毯从飞机场、总统府、私人城堡一直铺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和埃菲尔铁塔,再从铁塔的底座一直铺到塔顶,最后以浑身红彤彤的铁塔为背景合影留念。
希拉克对中共的献媚,让我想起曾经风靡西方的“斯大林热”和“毛泽东热”,引领潮流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法国名流。在政界,有二战后的戴高乐政府,一边与红色中国眉来眼去并在外交上承认毛泽东政权,一边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闹别扭,他与美国较劲,与英国强辩。1966年,戴高乐一面宣布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并将北约总部赶出巴黎,一面提出对共产阵营的“缓和、谅解和合作”三原则,戴高乐正式访问苏联,苏联舆论兴奋异常,西方舆论则视之为西方联盟的“窝里反”。
在知识界,二战前,罗曼.罗兰等知识名流曾为苏联的大饥荒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辩护;二战后,诸多参加法共的知识名流变成了苏共的应声虫;七十年代,萨特等知识名流对中国的文革和古巴的共产实验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毛泽东和卡斯特罗当作贵宾来接待;著名法国哲学家福科先是支持法国毛派,继而又对霍梅尼原教旨主义革命充满热情。
另一股向中共献媚的主要力量是西方的大资本,惟利是图的本性使它们只看重在中国的发财机会,比如,进入中国的美国大网络公司——从雅虎、思科到微软——大都为了商业利益而屈从于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管制网络的帮凶。结果是,这些美国大公司对中共的技术帮助,一面提升了中共的封网水平,提升了对民众的知情权的限制,加强了意识形态灌输的效力,另一面强化着以反美为标志的狂热民族主义,因为中国越来越畸形的民族主义思潮,显然与知情权匮乏和强制灌输高度相关。
最典型的献媚当属美国商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这位拥有亿万家财的金融家,也在大把赚钱的闲暇里客串一把传记作家,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为中共第三代独裁者江泽民作传,还起了个很煽情的书名:《他改变了中国》,尽显这位洋人的高超的献媚技巧。此书一出版就在中国变成畅销书。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埃德加.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让毛泽东及其中共由陕北小山沟走向了世界大舞台。区别只在于,主人公由暴君毛泽东变成了独裁戏子江泽民,背景由陕北的穷山沟变成了繁华的大上海。
一些西方评论家谈起中国的崛起,他们的思路和口气,既有资本家们那种惟利是图的劲头,也有类似中共跛足改革的逻辑,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使他们可以不顾事实、不要理性和摒弃良知,而只要经济指标和中美贸易的数量。
比如,今年的5月9日,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国际问题专家法里德•扎卡里亚长文《未来属于中国吗?》,该文在谈到中国的崛起时,口气很象中国的御用智囊们,通篇只谈中国的经济成就,而对中国的政治及其内在危机不置一词;只对中共领导人发出赞誉之词,而闭口不谈六四大屠杀和F大灾难;只谈中国的崛起不同于当年的德国和日本,而对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轻蔑地一笑;似乎中国正在以历史上任何大国从未没有的“完美方式”崛起,如同该周刊封面上靓丽的中国女影星章子怡一样。
然而,以我在大陆生活的经验,国人大都生活在一种习惯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议论和公开发言可以毫无关系,即便没有什么事先的指令和安排,面对公众和记者的发言,也必然会进行下意识的表演,掩饰内在的利益动机。所以,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白领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人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民族。

这种不成熟最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狼羊—主奴人格”:遇强者是羊,遇弱者是狼;落魄了便极端自卑,甘作奴隶且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便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而一个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统治者编造的谎言,对独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诺诺。那些已经开上好车、住进豪宅、吃尽大餐的国人,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现代人生活而是坐稳了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生活。

主人仍然象父母或牧羊人那样,教育着、规定着、恐吓着、连哄带骗地看管着孩子或放牧着羊群,至多是孩子的摇篮日新月异,羊群的牧场日益丰盛,但孩子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父母用糖果和玩具贿赂着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杀恐吓着羊群,虚幻的歌舞升平娱乐着、也毒化着国人的灵魂,用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过多的人质,使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于政权的施恩,使国际主流社会不得不温柔地与中南海打交道。

事实上,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实力,更谈不上二十年后成为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如果说,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论”,尽管基于危机意识,但有点儿危言耸听;那么,中国人陶醉“中国崛起论”,就是过于盲目而轻浮的自恋。现在,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狂热,已经为将来的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心态,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为危险的是,一旦中国人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就会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和平崛起”的许诺也就很容易变成“战争崛起”。

反美反和平演变和在政治上拒绝西化全球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无论在那些全封闭的伊斯兰国家,还是在中国这种经济上有限开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闭的一党独裁的国家,说穿了无非是独裁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利益。所以,美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分裂形象,既不是一个文化问题,也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赤裸裸的制度和利益的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来越边缘化,反美反西方对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众来说,极端的民族主义只能使之在没有任何自由选择的被强制状态中,成为独裁者维护其暴虐统治的方便说辞。而中国人的分裂而犬儒的反美姿态,既不利于使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社会转型,更不可能让“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五 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中美对抗在实质上并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制度之间的冲突;不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歧视,而是自由人与准奴隶之间的差异。所以,面对弥漫于中国的强烈反美情绪,美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发泄到在美国的中国人身上,反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美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希望中共政权首先善待本国人民,中国政府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善待。然而,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在道义上不能善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在骨子里也不会平等地善待任何人。中共政权之所以把西方的政要和大资本家奉为座上宾,不是由于道义上的认同,而是由于维持政权这一根本利益上的认同——政治上不谴责中共治下的人权劣迹和对台湾的武力威慑,经济上给予中共优惠的待遇和投资。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与美国乃至广义的西方之间的冲突,只是单纯的民族的或文化的冲突。即便在民族冲突激烈的清末民初,美国也是侵入中国的诸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善的西方大国,其他列强纷纷提出割地赔款的强盗要求,特别是俄国和日本最为贪婪,前者侵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者割走台湾和胶东半岛,而只有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提出确保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把“庚子赔款”返还中国,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二战中,中美是坚固的盟友,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后的中美决裂,完全是由于中共取得了内战胜利之后,一边倒地投入共产苏联的怀抱,并出兵帮助极权者斯大林和金日成对抗自由美国。

所以,二战后的中美冲突,民族主义性质越来越弱,而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制度冲突则越来越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美冲突的加剧在根本上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冲突无关,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冲突,一句话,就是自由制度和独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风靡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即东西方的对抗,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转向了后冷战时代的民族文化冲突。我不知道这种理论用之于伊斯兰国家是否真实,但是起码用于我生活了40多年的中国来说则是不真实的,是一个假问题。

美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国家;二者之间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因为经济全球化、中美之间越来越深的经济交往而有所淡化,然而,二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制度上的对抗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六四”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之后,这种制度之间的政治对抗一下子再次变得醒目起来。每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就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角力的缩影。中共每年都是依靠一些在不同程度上践踏人权的小国,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的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连续十年失败。这足以证明了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中共1996年在台海进行威慑性军事演习,向俄罗斯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向一些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都证明了西方世界流行的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决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敌人和制造围堵中国的口实。

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中国对美贸易的巨大顺差;政治上的人权问题;军事上的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向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问题;而军事上的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美国支持台湾不过是自由制度防止独裁制度的武力扩张而已。

后殖民时代的新兴国家的许多独裁统治者,为了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也为了替治国的野蛮和无能进行辩护,最好最简单也最具欺骗性的合法性借口,就是把自己治下的所有灾难都归罪于殖民者的遗产。他们在谈到自己的落后时,最通行的说法就是列强的剥夺与凌辱,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榨取,从而把内在的疾病归罪于外来的病源。同时,这些国家大都走一条外力推动性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是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竞争性挑战所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国门打开之后的内在欲望觉醒的压力,使他们陷于一种怪异的窘境之中,既要全力追求现代化又对现代化充满道德上的愤怒,类似于群体性的精神错乱。特别是后殖民时代的专制国家,其统治者最惯用的伎俩是把所有国际冲突,特别是把政治的和外交的冲突转化为民族冲突,把制度之争转化为民族之争。

战争狂人兼独裁者萨达姆把侵略战争叫做收复领土,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军事干预称为基督教西方的霸权主义,把与自由世界的对抗称为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独裁者兼种族主义者的米洛舍维奇把对阿族的种族歧视叫做防止国家分裂,把北约的军事干预侮蔑为对南斯拉夫主权、内政的侵略和干预,把对抗北约的军事打击提升为捍卫主权和民族尊严。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并不是靠战争和歧视来解决的,而是通过谈判或全民公决的和平方式,比如加拿大、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一般说来,只要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在实行独裁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靠强制性的暴力。

具体到中国,特别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就越来越成为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后护身符了。所以,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只要中美之间产生冲突,中共应对的策略不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王牌,而是煽动民族主义。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分歧最大的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听听从江泽民到外交部发言人至高级智囊的发言,对外的用词一律是: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用民族尊严和人民感情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国际霸权和反华势力代替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用孤立中国和世界单极化代替反对共产主义,用世界多极化代替全球一片红;而对内的语调一律是:百年耻辱、振兴中华、加强国力、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从来不怕美国人、弱国无外交、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等等。而出现频率最高的腔调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如果说,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前,特别是在共产体制还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具有一定的道义劝诱力之时(比如在苏东和西方的20年代到50年代,在中国的40年代到70年代),极权体制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祭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与自由资本主义抗衡,以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为王牌和己任的话,那么在自由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共产独裁制度全面崩溃的当今世界,道义上的劣势和实力上的弱势,使所剩无几的独裁制度已经无力再向外输出革命,而只能退居自己的制度硬壳之中,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来求得自保。他们维持政权和抗衡自由制度的最后意识形态王牌,不再是过时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用民族强盛和国力增长来抵御外辱和西方霸权了,是把政治性的制度冲突转化为文化性的民族冲突。

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堡垒,曾经被殖民过的独裁国家之于民族主义,犹如瘾君子之于毒品,一朝吸食,终身中毒。现代与传统、自由与独裁、世界化与本土化之争,统统被融汇进狂热的民族主义浮躁之中。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由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转向邓小平时代的本土化认同,就是已经退向最后的堡垒。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一 大陆爱国者的忧患意识

美国的反恐怖主义之战已经开始了一个月,虽然,大陆的爱国者们因美国仍然没有抓住本•拉登和摧毁塔利班政权,而延续着9•11后的幸灾乐祸,官方的《参考消息》连续几大版几大版地摘发世界各大媒体、特别是欧美主流媒体对阿富汗之战的悲观评论,网络上也充斥着“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美国把本•拉登变成偶像英雄”、“美国的噩梦刚刚开始”、“反恐联盟出现裂痕”、“一个拉登倒下去,千万个拉登站起来”等标题,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理智者,把关注的中心转向中国的国家安全,表现出沉重的忧国意识。

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最近的两个大国竭力向美国靠拢的举动,令爱国者们忧心重重。9•11后,普京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布什则在上海的APEC峰会上称普京为“患难中值得信赖的朋友”,这种投桃报李的私人关系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普京借美国寻求反恐怖盟友之机,迅速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靠拢,无论是普京的西欧之行,还是他的上海之行和美国之行,他都发出了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息:希望俄国成为西方盟国一员。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因结束独裁体制、开创民主社会而成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那么,普京就意欲成为彻底清除冷战遗迹、带领俄国进入真正主流文明的政治家。普京对反恐怖战争的积极介入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动外交,使江泽民引以为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国际笑谈。

同时,在日本,正当小泉内阁的强硬姿态招致越来越沉重的来自亚洲各国的压力时,9•11恐怖袭击发生,一直急欲提升军力的日本,像十年前的海湾战争时期一样,抓住美国开战反恐怖主义之战的契机,迅速制定了“反恐怖主义法案”,为争取成为世界性军事大国打下合法的基础。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和美国围堵中共的战略显然不同,由于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至今没有根本化解,民族冲突的成分远远大于制度冲突的成分,所以爱国者们对日本重整军备的战略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之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另一方面,大陆的爱国者们对美国将来在中亚和西亚所欲扮演的角色,更是忧心如焚。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支持美国的反恐怖之战,布什政府也因此而宣称改变了围堵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但是,这一切仅仅是美国政府在无奈之中的权宜之计。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不仅是抓拿恐怖枭雄和推翻塔利班政权,而且要在战后主宰中亚的局势。现在,一向亲中共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已经攀上了美国这条豪华战舰,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几国也随俄罗斯而转向美国,一旦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建立起亲美的阿富汗政权,中共政权在中亚的传统优势将丧失殆尽。正如署名“绝地西风”的网上文章《阿富汗局势与中国对策》所言:“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十八万大军三面合围阿富汗,其项庄之意昭然若揭。”那就是围堵中国。他们甚至危言耸听:“假如美国在中亚驻了军,我们轰轰烈烈搞的西部开发战略腹地将变成战争前沿,为其策划疆独、藏独提供前沿基地,国际资金再投资西部肯定受到影响,我们的中亚油源也将受到影响,我们辛辛苦苦搞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可能会分崩离析,从中亚各国提供基地,及俄罗斯有条件帮忙并声称要加入北约,可以看得出我国对中亚影响实在与需要相差太远。”

尽管有如此深切的上述焦虑,爱国们并没有提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化解危机。他们非但不敦促中共政权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与人类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的一党专制,反而推动中共政权沿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在这些爱国者眼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任何道义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最上策是坐享其成——让阿富汗把美国拖垮。表面上,他们谴责美国的炸弹误伤平民——中央电视台不放过每一个阿富汗平民控诉美国轰炸的镜头,不放过任何对阿富汗难民、特别是儿童和妇女在战争中的悲惨处境的报道,不放过国际上反战的游行和抗议,不放过美国的盟国发出的任何不协调声音——实际上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平民伤亡,因为平民的伤亡越多,美国就在道义劣势的泥潭中陷得越深。

其次,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完成战争且在阿富汗驻军,中国也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借助联合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制衡美国;同时,全力提升中国的军力,在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多多聚集军队,以备不测;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阿富汗变成又一个越南,成为美国的噩梦,恐怖分子借机向美国发动更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中国完全可以趁美国深陷泥潭而无力他顾之机,一举拿下台湾,使中国变成亚洲的军事霸主,进而成为国际上反美力量的领袖,成为继前苏联之后可以抗衡美国的超级大国。

在中共政权维持一党独裁制度的现状下,以上爱国者们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虽然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之间在反恐怖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但是两者之间的制度上的根本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台湾问题、核扩散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仍然难以化解。换言之,除非中共放弃现行制度,否则的话,再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再强大的国力,包括办奥运和入世,都无法真正化解中共政权与人类主流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无法使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

二 怨妇、泼妇和暴民

9•11事件之后,幸灾乐祸的有两类群体,一类是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另一类是生活在专制国家的无神论者。前者主要是阿拉伯人,后者主要是中国大陆人、朝鲜人和古巴人。如果说,前者因极端信仰和身在其中而仇视美国,还有一点似是而非的道义色彩的话,那么,后者只是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他们对美国的仇恨就完全是极为世俗的劣根性所致:谁让你那么富足强大、不可一世,总对别国指手画脚?谁让你喜欢当国际警察且执法不公?谁让我们贫困软弱、始终抬不起头?谁让我们即便满腔仇恨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中国人似乎受尽了美国的傲慢霸权的欺负和剥夺,罗列出种种历史上的恩怨来支持自己的幸灾乐祸。因此,中国人对恐怖分子的赞美和对阿拉伯人的支持,绝非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情,而是借此了宣泄自己对美国的仇恨。

如果仅以弱小民族在历史上的受迫害为由替恐怖主义进行道义辩护,那么在人类历史上,最应该进行恐怖主义复仇的民族应该是犹太人,他们从“出埃及”失去家园之后,一直是受迫害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民族,犹太圣城耶路撒冷数次被毁,到二战期间达到种族灭绝的高潮。如果把怨妇情结的发泄和复仇作为正义,那么犹太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整个世界欠犹太民族的血债太多了。而伊斯兰教的命运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衰落,当年的古波斯帝国,曾经代替罗马帝国的奥斯曼帝国,都有过不可一世的称霸历史。到了现代,自从世界离不开石油之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富得流油,只不过那些天赐的财富没有落到百姓手中,而是被少数王公贵族所垄断,大把的金钱用于战争、挥霍、教派纷争和恐怖活动,却很少投入到改善国计民生的有效率产业之中。

所有现代落伍的民族国家,大多是专制政权,都有种解不开的“怨妇情结”。越是落后的专制国家,就越要寻找和塑造一个外来的敌人,越不厌其烦地通过垄断舆论的权力,向国民灌输被歪曲的历史和现实,把国际关系中的西方国家塑造成忘我之心不死的妖魔,使怨妇情结和仇恨意识成为国民素质的基本要素,以此转嫁国内危机和民众对内政的不满。

美国之所以成为这些国家怨恨的主要目标,一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是自由制度的象征、推广民主的中坚和维护人权的先锋,因而必然是所有践踏人权的专制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当然对此非常不满,便通过把制度之争转变为民族之争,竭尽全力对美国进行妖魔化;二是美国的富足和强大,对于贫困落伍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抑,人性本身的嫉恨弱点,又为独裁者播种仇恨的种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三是因为民众在长期的奴役中,既积累了太多的冤屈又养成驯顺的奴性,既对独裁政权不满又相信官方的宣传(因为他们的知情权被剥夺)。

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还有一层传统的天下意识的狂妄自负,因近代的落伍挨打而变为畸形的民族虚荣和自卑自傲,变成鲁迅所说的“合群的自大”,动不动就用“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贬低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说美国浅薄得“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动不动就拿“汉唐盛世”和“大清国版图”来证明自己的不可一世,天下第一,把任何华人个人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皆要放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征兆,甚至海外华人的个人成就也要寻根到民族历史的源头。

所以,一遇到国际冲突,民众就把所有的仇恨以怨妇诉苦和泼妇骂街的方式对外发泄,似乎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对得起他们,特别是那些自由富足的国家。他们很少提及美国帮助中国保住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基本不提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美国为了避免中国的内战全力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不提中国与前苏联对抗之时,也是中国在外交上处于最孤立的60年代,美国坚决反对前苏联企图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并在70年代初主动向中国伸出和解的双手。美国这样做的主要动力,固然基于联中抗苏的国家利益,但在客观上帮助中国摆脱了国际孤立,并为后来的开放奠定了外交基础;不提在中国走上改革之路以后,美国对中国的每一个进步的支持(资金、技术、思想文化、新闻舆论等等),一直鼓励和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六四之后,美国尽力帮助独裁下的大陆人争取人权,敦促中共善待自己的人民,成为遏制中共独裁政权的最重要的外部压力。

就是这样的美国,居然成了很多自称爱国的大陆人发泄怨恨的主要目标:中国贫困落后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罪恶造成的,申奥不成功是美国人在捣乱,得不到诺贝尔奖是西方文化霸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居心不良,保护台湾免受中国武力攻击、支持西藏的自治要求是要分裂中国,还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误炸使馆、撞机……从现实到历史,从历史到现实,喋喋不休的诉苦、抱怨和控诉是他们所向无敌的法宝。而怨妇,一被调拨,最容易转化为泼妇,满肚子的怨恨似乎就是她们撒泼耍混、破口大骂的充足理由,而如今的网络又使怨妇们可以变成蒙面的言论恐怖分子,怯懦而不负责任地让词语炸弹遍地开花。而这怨和骂的内在动力,无非是在对外宣泄仇恨的同时,以要挟和敲诈的方式祈求一点可怜的恩赐:“你们让我们吃那么多苦,总该让我们骂骂街宣泄一下,总该拿出点实惠补偿一下吧。”

更危险的是,泼妇们在以爱国斗士的姿态向本国的统治者献媚的同时,一旦有了机遇就自动变成暴民。正如毛泽东时代,对一切被钦定的敌人进行斗争的诉苦大会和批斗大会一样。诉苦大会是怨妇诉苦,不惜编造和歪曲;批斗大会是泼妇骂街,决不吝惜恶毒和仇恨;最后必然发展为暴力。而当发财致富代替阶级斗争,实用主义的利益至上代替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理想,犬儒化的精确计算代替了愚昧者的盲目战斗……之时,美国也由帝国主义变成了霸权主义,对美国的仇恨也由发誓消灭帝国主义变成了对财富和强大的既羡慕又嫉恨,变成了一边大骂美国,鼓吹超限战对付美国,一边想去美国镀金,挖空心思搞绿卡弄护照,利用国际大资本发财并把财产转移到西方。

“怨妇”们得内心里层层淤积起仇恨,塑造出一种变态而懦弱的人格:不是基于正义而是基于个人的恩怨,不是来自爱而是来自恨,不是寻求平等对待而是想做人上人,不是凭自己的能力加入竞争而是嫉妒他人的成就,不是敢于反抗每天发生身边的邪恶而是对遥远的国家进行疯狂的诅咒。如今,这类怨妇和泼妇在利益至上的毒化下,不再具有毛时代的愚忠式的朴素和发自内心的仇恨,而是逐利时代的小人式的狡猾和作秀式的撒泼耍赖。

中共执政后很少有善待自己人民的时候,遭受独裁政权的野蛮压迫的民众,选择摆脱贫困和弱小的首要出路,不是甘愿接受独裁者和恐怖枭雄的妖魔化灌输,把一切责任归罪于虚构的外部敌人,把仇恨发泄到别人头上,而是奋起推翻本国的独裁者。而当民众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认同和服从独裁者时,那么,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无家可归的悲惨处境,被杀戮、被奴役、被歧视、被剥夺的非人生活,便永远没有尽头。主要的罪责固然要由独裁暴君来负,但民众的愚忠、软弱和无奈的驯顺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2001年10月1日于北京家中

三 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为“哥伦比亚号”而鸣

今天,“哥伦比亚号”陨落,不仅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七名宇航员为人类的航天事业献身,美国第三次为航天科学付出惨重的代价。我想,无论属于怎样的民族或国家,也无论持有怎样的信仰或价值观,只要是人——具有理性、同情心和认同常识的人,即便不悲痛,对遇难的宇航员不表敬意,起码也决不会幸灾乐祸。而只有那些极端的偏见、冷血和愚昧,才会对如此单纯的悲剧幸灾乐祸。可叹的是,我在中国的几大网站看到的,恰恰就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失态。
虽然面对此次悲剧,某些国人的幸灾乐祸,远没有对9•11那样普遍,但在“新浪”和“网易”的网民评论中,幸灾乐祸的言论起码占有50%左右。比如:有人感谢真主保佑伊拉克,有人认为这是上天对美国人企图称霸世界的惩罚,有人预言美国即将衰落而中国终将崛起并打败美国,有人建议中国联合德国“将美国从世界地图上抹去!!!”,有人把此悲剧归罪于布什政府的穷兵黩武,也有人借此诋毁以色列……更多的人表现出一种近于疯狂的幸灾乐祸:
羊年春节最美丽的烟火!!! 好!!!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天玩的真愉快,……感谢给我们快乐的USA,感谢伟大的sina.com。如果那碎片掉到白宫就最好了。掉到布什的头上还要好!!!!!!!!!!放鞭炮去了!!新年大礼啊!!抄你妈的,摔死七名科学工作者可惜,摔死七个美国政府可喜!春节不能放火炮,这下好了,美国放个大的.辞旧迎新嘛。…… …… ……《好了歌》:“世人都说美国好,唯有拉登不明了;世贸中心被撞倒,气急败坏的美国佬,满世界的把人找;塔利班,被赶跑。回头又把老萨搞,战争尚未准备好。谁知小金翻脸了,挥舞核弹到处吵。布什总统吓坏了,又是撒欢又是跑。打仗的钞票刚凑好,航天飞机又完了。奉劝一句美国佬。不要指手又画脚,你他妈的算个屌。”(摘自“新浪”和“网易”的BBS)
这些极端的反美仇美的情绪宣泄,正是被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毒化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义,淹没了人类共同价值,泯灭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善与恶、真与假、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它的唯一情感是冷血仇恨,唯一的表达是漫骂宣泄,唯一的表情是猥亵下流……
当年,鲁迅不愿以恶意猜测国人,但“三•一八”惨案的血,令先生窒息,使他写下了不朽的檄文《纪念刘和珍君》,痛斥北洋政府的残忍野蛮和国人的丑陋、冷酷和麻木。而在先生逝世已经近70年的今天中国,时间的流驶,街市的繁花,航天时代的国人,其冷血、丑恶和对生命的漠视依旧。而且,如此冷血者,绝非遗老遗少,而是从小就吃狼奶长大的青年!
2003年2月2日凌晨于北京家中

五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继美国的“虐囚案”之后,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一案,再次为国人妖魔化美国提供了素材,民族主义也有了又一次泛滥的机会。警察打人,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同情被打的平民和谴责施暴的警察,实乃理所当然。何况,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中国,赵燕在超强的自由美国被警察殴打,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爱国者的义愤,也属正常现象。

然而,在美国官方多次表示向受害者道歉和对此案进行严肃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下,这一个案应该循司法途径解决,该赔偿就赔偿,该惩罚就惩罚,而决不应该无限上纲地放大为泛政治化的中美冲突,进而上升为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和整个制度的妖魔化。事实上,赵燕已经开始享受美国制度的保护,她的医疗费和诉讼费全部由美国联邦政府负担,而且没有上限。她因打官司而无法工作的收入损失,每周最高赔偿为600美元,一年最高为三万美元。美国名律师帮助她进行民事诉讼,诉讼赔偿可高达五百万美元。她还可以请最好的眼科医生、牙医和心理医生。换言之,赵燕被打仅仅是一个个案,与中美冲突和美国制度没有多大关系,更与美国的超强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尊严无关。

而在中国,从外交部到御用喉舌,从爱国愤青到赵燕家人,似乎抓住了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利用赵燕的哭诉对美国的制度和人权进行妖魔化,已经变成了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爱国愤青的合谋,非理性情绪不再只是爱国愤青对美国的仇恨宣泄,而且变成了国家化的外交决策。《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历史的经验已经反覆证明,奉行强权和霸道的超级大国历来追求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总是把自己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置于他国和他人之上。”“美国警察和执法人员隶属国家机器,他们之所以敢藐视法理、藐视人权,显然是受国家的帝国思想、强权政治、霸权意识和种族歧视的综合余孽的影响和驱使。从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当局对赵燕事件负有不可推卸和无可争议的责任。”

《新华社》借采访赵燕亲属的机会指控美国仇视中国人虐待中国人。赵燕一家更把事件无限上纲,什么美国说尊重人权是”“挂著羊头卖狗肉。”什么这件事“不仅是赵燕一个人的事,也不仅是赵家一家的事,而关系到整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赵燕本人也跟着上境界,在纽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赵燕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一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把打我的凶手绳之以法,严惩他们。感谢全国人民、同胞们、我的国家、中国驻美使领馆对我的关心,感谢媒体对我的支援和声援。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援,就不会有伸张正义的日子”。

互联网上的爱国愤青更是一片叫骂声,什么美国“充满暴力”、“极度没有人性”,“美国是全球的邪恶轴心,美国人是披著人皮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

然而,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国人都如此看待赵燕事件,除了那个《赵燕,飘到美国的一根幸运草》的著名帖子外,另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被中国警察打和被美国警察打的不同结果》,也对赵燕事件所凸现的中美制度之优劣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现引用如下:

“1,被中国警察打,不是新闻。被美国警察打,是新闻,而且是大新闻。2,被中国警察打,不会见报,报纸不敢登,敢登的会被清算。被美国警察打,会见报,而且是连篇累牍,最重要的是,报纸可以自由报道。3,被中国警察打,打了白打,警察会威胁你不准把事情说出去,律师不敢接你的诉讼,法院会跟警察一起来整你。总之,如果你执意要“找个说法”,那么最终你的下场很可能比被打一顿还要惨。相反,被美国警察打,会有媒体的揭露、群众的示威抗议,律师会主动联系你要帮你打官司,法院会独立审判。4,被中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不会关心你,相反还会在面对国外记者的质疑时声称“没听说这回事”或者“这是中国内政”。被美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会“严重关切”。5,被中国警察打,没有人会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不会这么认为,新闻媒体也不会这样认为,总之,被中国警察打,这与“人权”无关。而被美国警察打,所有人一致认为这说明美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和新闻媒体会大力宣扬“美国没有人权”,并且把这件事情写入明年的《美国人权状况》里去(如果美国胆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的话)。6、被中国的警察打,你不敢去告;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被中国的警察打,你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六 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亚洲六国行,最后一站是北京,自然引发大陆网民的关注。此前,赖斯对媒体表示说:中国的“反分裂法”不受欢迎,她访问日本时又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她的言论,着实惹恼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就我浏览的网站而言,反美反日的言论再次火爆,不欢迎赖斯来访的、希望中共以硬对硬的,确实是网民言论的主流。当然,污言秽语的咒骂也少不了。

一涉及到美国,愤青们的暴力化流氓化语言,已经见怪不怪。但在暴力和流氓之外,加入丑陋的“种族歧视”,我还是初次见到。

以前,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名为《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的网文,作者不详。该文列举了国人种族歧视的五大表现:1,“一白遮百丑”的审美观; 2、恐黑症;3、歧视深肤色人种,两岸三地都一样;4、在亚洲中华文化最文明;5、内宾小便五角,外宾小便一元;

五种表现却隐含着内在悖论,国人既崇拜白种人,又仇恨白种人;既歧视有色人种,又为黄肤色自傲。这样的内在悖论与百年来的畸形民族主义完全一致:对西方文化的既自卑又自傲,既仇恨又羡慕,既软弱又强硬。

我浏览了三大门户网站关于赖斯亚洲六国之行的帖子,种族歧视的语言不在少数。仅以“新浪网”为例。我查看了从16日开始截止到20日17时30分的八百多个帖子,除去重复,大概有六百多条。其中,带有种族歧视的帖子近70条,占十分之一左右,而反对种族歧视的跟贴仅有五条。

语气还算温和的帖子只有两条:“不受欢迎的黑女人!!!”、“这个黑脸女人太自以为是了. ”其余的都是极为恶劣的帖子。

许多人诬蔑赖斯长得“真丑”、“太丑”、“世界上最丑”。“长的那么丑,不嫌丢人显眼。” 丑得“连女人的名字她都不配.”、“连极度变态的日本人,外相町村信都不愿看赖斯一眼,太丑了,一个雌性能长到这个份上,能有勇气活下去太不容易了。”“我真的想不明白,人类怎么会生出赖斯这么个女人,长的奇丑,思想奇坏。嗨!生他的人可真是作孽呀。”所以,他们“看那鸟样子就恶心!!!”就大“吐!!!!”,“吐了一盆”、“连隔夜饭都差点呕出来!”

一些人直呼赖斯为“黑鬼”、“黑猪”、“黑女人”、“黑娘们”、“母黑鬼”、“黑母狗”、“看长得鬼样.呸”、甚至“你连黑鬼都不如,真正的贱命一条”、“她的脑子比她的肤色还黑”、“人好黑金正日都敢搞!”

一些人大骂赖斯是“巫婆”、“女鬼”、“女疯子”、“狗务卿”、“垃圾”、“人杂”、“烂人”、“屄人”、“纯野狼”、“女癞子”。有人感叹:美国人智商低,怎么让只“黑母狗”当上了国务卿。

一些人当然也忘不了用动物来诬蔑赖斯,“猩猩”、“母猩猩”、“鸟样”、“鳄鱼”、“老赖皮狗!”“烂肉一块,老鼠屎,喂狗都嫌难吃。”甚至有人说,把赖斯比作动物,“那太委屈……动物了!”所以,有人建议:“中国把‘赖斯’的面部图片收编入幼儿动物看图教育里面,”让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动物性(应该说兽性)的美国人!”

这些年,国人喜欢编写“顺口溜”来发泄不满,也有网民编了类似三字经的顺口溜来诬蔑赖斯:“美赖斯 黑是黑,有性格 瘦是瘦,有肌肉 怪就怪,有人爱 丑就丑,有人搂 矮是矮,会转拐 肥就肥,有腰围 美不美,看大腿 骚不骚,看眉毛”。还有人用故作幽默的口气说:“长得象个猩猩,说话蛮不讲理,还是换个美女来。”“赖斯长得确实有些难看,要是一个漂亮美眉,肯定谁都愿意和霉国套近乎.”

还有一位自称是反对种族歧视的网民,居然自打嘴巴地说:“本人不赞成种族歧视。但是这个黑鬼的确让人讨厌,纯粹小黑人得志的样子哦”。

即便是领教过太多“愤青式仇恨”的我,对以上言论的种族歧视之露骨,其语言之恶毒,其心态之下流,还混在着性别歧视的猥亵,仍然感到震惊和悲哀。

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强烈,可以理解,也可以辩论,偶尔骂骂街,也无关大局。但在今日世界,“种族歧视”早已臭名昭著,即便是专制政府,也不敢公开宣扬“种族歧视”。换言之,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过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灾难,经历过美国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经历过世界性的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制度的斗争,经历过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种族平等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准之一。个别的政客或社会名流,如果偶尔流露出种族歧视情绪,就会立刻遭到世界性的谴责。而赖斯是美国首任非白人女国务卿,正好说明了美国作为多民族大熔炉的伟大。
2005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

七 核讹诈的爱国主义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回答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这一问题时,以流利的英语回答:“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所谓中国领土,包含使用中国解放军所属战舰及战机”;“如果美国有心干预”,“我们也有决心做出反应,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朱的核威慑言论一出,不仅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应,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仍然有比较热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对朱成虎的以下言论尤为反感:“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有网友马上计算出,如果中国真的准备牺牲“西安以东”与美国打核战,那么中国将遭遇灭顶之灾,西安以东的地域与人口,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的21个省、市、自治区,人口10亿,占全中国13亿人的四分之三。还不算整个台湾及二千三百万台湾人的生命。

据西方媒体报道,发自中共军方的这类威胁性言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它是中共鹰派的一贯观点。中共军事科学院教授、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罗援大校,早就有过此类表示;更高军衔的有中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他在1995年曾对当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表示,美国人应当“关心洛杉矶,胜过关心台北”,言外之意,美国如果过于关心台北,那么美国本土很可能遭到我们的核打击。

人们当然也记得,1998年,两名解放军的校级军官合写了一本《超限战》,书中的主题就是不择手段地对付美国,包括破坏银行体系与股市的经济战、以非法毒品打击社会稳定的药物战、操弄舆情来瘫痪敌人意志的心理与媒体战、运用国际组织来遏阻敌人的国际法战、以及控制重要天然资源的能源战等。9•11后,鼓吹对美国的“超限战”,再次风靡于大陆的网络。

好在,中共官员并非个个都是朱成虎,文官的看法与军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即便同为将军级军人,刘亚洲的放言与朱成虎的狂言也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据中新社报道,就在朱成虎的狂言引发国内外的激烈反弹之际,曾任中共驻法国大使、现任中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7月24日在受邀为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会们作国际形势报告时表示,看到有的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感到十分担心: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和平崛起的时候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告诫说:“这时候理智很重要”,在和平时代,必须坚定地奉行“共赢、睦邻、安邻、富邻”的国际主义精神。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共政权,尽管还不具有善待百姓的为政之德,但起码还具有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理智,即便是基于保住政权和权贵们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共现政权也决不会因台湾问题而与美国摊派。毋宁说,中共现政权的对美外交,仍然处在对内言辞和对外现实的分裂之中,奉行对内灌输仇美意识而对外力保稳定的中美关系。君不见,反分裂法之后,胡温政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反而迅速安排了国共领袖的北京会面;朱成虎狂言之后,中共外交部也公开强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针不会改变;胡锦涛访美之前,又是调整外汇政策,又是花五十亿美元的巨资购买40架波音。

朱的核恫吓言论,主要是针对美国而发,用不惜打核大战来显示统一的决心,来阻吓美国协防台湾。但我以为,他的言论不仅是针对台湾问题,也不仅是代表了中共“鹰派”的立场,而且是中共的一贯狂妄思维,其鼻祖就是毛泽东。再往深里追溯,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狂妄逻辑。

回顾冷战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红色中国,所有极权者都有一种穷横本性,无一不对世界进行核讹诈和战争恫吓。是共产极权挑起了韩战和越战,是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一起挑起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曾声言:过不了多久,我们苏联就能像生产香肠一样地制造火箭。他还不分场合地进行核讹诈,比如,他在英国首相艾登家中作客,当宾主在暖烘烘的壁炉前入座后,赫鲁晓夫突然对艾登说:“你知道摧毁你们这几个小岛需要几个核弹头吗?三个。只要三个。” 还是冷战时期,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曾对意大利进行核恫吓,他访问罗马时故意向意大利政要提起古城庞贝毁于火山喷发,暗示罗马城也可能毁于新的火山喷发——核爆炸。
现在,长期陷于经济危机且在国际上极为孤立的北韩,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用穷横的核讹诈威胁国际社会,以便在与美国的较力中开出更高的要价。就在7月26日重开六方会谈的前不久,朝鲜高官也声言:“我们可以打倒美国的任何地方。”

再看中共的穷横逻辑。毛泽东声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极权者也是彻底的狂妄主义,头上无星空,心中无神圣,周围无法律,一向无所畏惧。用毛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害怕困难吗!文革时期,全国沉浸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狂热之中。

毛泽东似乎从来不怕打仗,更不怕核大战,尤其不怕与美国人打核大战。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多而美国人少,我们中国人不怕死而美国人怕死。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人命贱,美国人命贵,我们不怕用上百条中国人的命换一条美国人的命,而美国人却怕用一条人命换中国的上百条人命。所以,只要向美国人明确表示中国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首先动用核武器和美国拚命,美国就会退缩。

这种论调,与二战时希特勒的论调何其相似,希特勒在进攻英国前曾对德国百姓大声宣布:英国人不过是一群店主,我们一轰炸,他们就不行了。而结果是,英国变成了欧洲抵抗纳粹德国的最后堡垒。
当年,毛泽东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贬为“纸老虎”,最爱以“不怕死人”来要挟国际社会,多次声言中国人不怕打核大战。1957年在苏联。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前苏联政要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毛泽东如此露骨地蔑视生命,就连赫鲁晓夫听后都大吃一惊,认为毛泽东是“疯子”。
1958年,毛泽东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与美国打仗时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与台湾开战,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最多整个福建打光了,死他个三千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

毛泽东为了与美苏两强争霸,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不顾百姓生活,大搞核工程。1964年中国有了核弹之后,毛动不动就提出准备打核大战,显然是想通过核讹诈和战争恐吓来压倒对手,也就等于把全中国人作为他抗衡美苏的人质。

然而,独裁者们大都只讲实力而不讲道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独裁者们不怕自由国家,却都害怕另一个更强大的独裁国家。当年,毛泽东惧怕斯大林,怕到让中国人为苏联帝国及金日成政权卖命的程度。毛泽东太知道,斯大林象他一样心狠手辣,得罪不起。斯大林死后,老毛觉得出头之日到了,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非要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动不动就声言“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但他却不敢冲着苏联叫嚣核大战,他知道俄国人与他一样无法无天。珍宝岛冲突过后,勃列日诺夫真要对中国下手,甚至密谋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正是极权苏联对极权中国的步步进逼,让毛泽东感到了大祸将临的恐惧,他怕与俄国人打核大战。所以,他才不得不接受世界头号“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的橄榄枝,握住尼克松伸过太平洋的联中抗苏之手。

原来,一向目中无人的毛泽东也有甘当鸵鸟的时刻。

毛泽东这套“不拿人当人”的恐吓逻辑,也不光是中共政权及其高官的逻辑,甚至不光是大陆愤青的逻辑,就连从未在大陆生活过的台湾“老愤青”李敖,也学会了毛泽东式的残忍,他在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中表现出的那种“不怕死人”、不拿人命当回事的口气,即便比之于毛泽东,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李敖有话说》第15集《漏油漏下来才能雨露均沾》中,李敖在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后说:为什么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毛泽东还要搞核弹?就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为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抬头,为了国家能够进入太空,这个钱非花不可。有的人不懂事说,你把人送到太空,这个钱为什么不来救农民?怎么救农民?一双袜子,我告诉你一块美金,十三亿人口多少美金?怎么办?光着脚造核子跟潜艇,免得被帝国主义欺负,中国要的是这个。袜子,对不起,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问题的就是这样子。有人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告诉你,政治人物的判断,尤其第一流政治家的判断跟人民是不一样的,人民的要求跟政治家是不一样的。”

李熬大概没有推算过,按着当时的国际价格,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要挥霍掉411亿美元。如果在大饥荒时期用这些钱进口粮食,起码会让全国人在两年内吃饱,也就不会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此意义上,毛泽东为造原子弹而饿死的国人,超过死于两颗核弹下的日本人的100多倍。

中共号称:原子弹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但实际上,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在1964年就成功试爆核弹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核工业才于1955年起步,苏联帮助中共制定出1956-1967年12年核工业的计划大纲;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将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以及一系列技术设备,首先提供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命令苏联各部“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一批批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赴苏受训。就连中国的核弹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圈定的。

李敖说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可能连凤凰卫视也觉得过分,所以在网上发布的文字稿时删掉了,我只能根据记忆来复述。李敖的大意是说:为了抵御美帝国主义,宁可穷也要造原子弹。别看我们穷,只能造一颗核弹,美国富,能造几千颗核弹,但就是这一颗也足够吓住美国。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能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我告诉你,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他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只要有一颗核弹能打到洛杉矶或夏威夷,贪生怕死的美国人先就吓死了,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斯大林当年说“死一个人是生命,死一百万只是个数字。”毛泽东声言用世界一半的人口换来社会主义的胜利;朱成虎声言用“西安以东”来换取美国的百个城市;李敖声言用中国二百座城市的毁灭换美国一座城市的毁灭,用十三亿中国人的血肉换二亿美国人的血肉。

这是多么一脉相承而又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

这种“以人命为刍狗”的强国逻辑,是典型的暴君逻辑,毛泽东如此,萨达姆如此,金家父子如此,他们的追随者亦如此。

狂妄得目中无人的老毛,亏他当政时中国的实力太弱,再想通过核大战称霸世界,也只能快快嘴皮子而已;崇拜老毛的李敖,亏他只是个狂傲的文人,只能说大话惑众;放言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朱成虎,亏他只是个不掌兵权的少将,口出狂言发飙,还不会变成中共现政权的决策;

狂妄的纳粹和日本败于二战,狂妄的前苏联败于冷战,这样的教训已经在告诫所有国家,越是实力处于上升过程的国家﹐就越要以温和谦虚的姿态面对世界,而越是狂妄就越容易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误,也越容易招致世界的反感。而任何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哪怕仅仅过过嘴瘾的口头失误,都将支付更多外交成本。

当独裁政权用“万物为刍狗”的冷血对待生命之时,它不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国人民,而且可以集中全国资源用于独裁者决策的实施,即可以拿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赌注来恐吓世界;同时,独裁权力特有的狂妄,也会使它不断高估自己的实力和别人的恐惧,从而将本国和世界拖入残酷的战争。

极权者之所以个个如此穷横,最大的资本是被他们劫持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们。极权者在本性上的好战和视生命如草芥的残忍,根本不在乎人命,饥荒饿死或迫害致死也好,在战争中充当炮灰也罢,在极权者的眼中,最宝贵的生命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而已。只要独裁制度不变,随着国力军力的提升,患有权力狂妄综合症的疯子就会越来越多,越是疯狂也就越是冷血;越是冷血,也就越容易把本国人民投入战争,越容易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

如果中共真的狂妄到率先向美国投核弹,那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肉炸弹”,最疯狂的“自杀性攻击”,因为中国将遭到美国数百核弹的反击。国家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恐怖分子的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是自愿献身的狂热分子;而国家恐怖主义的核弹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则是数以亿计的被绑架的无辜生命。
2005年8月15日于北京家中

第三部分 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

反日爱国的精明、懦弱和流氓

一 反日爱国的流氓相
当民族主义在中共政权的纵容下成为绝对道德霸权时,全社会的不讲道德,也在爱国话语的包装下,越来越露出流氓的本来面目,成为邪恶对人性的讨伐,而与大是大非完全无关。
(一)大陆爱国者对赵薇的口淫强暴
赵薇做服装广告事件,激起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某些网民一旦身怀了爱国的利器,便在攻击赵薇的言辞中为所欲为,除了声讨和大骂,除了要求检讨、道歉、和封杀之外,更有一些人在互联网上大逞口淫强暴之快。《强国论坛》上,几个网民讨论了很长时间怎样对赵薇进行肉体侮辱——是先割她的乳房、还是先割她的鼻子或耳朵——以示对她的军妓卖国行为的惩罚。《新浪》、《网易》、《搜狐》等网站论坛上,一些人在研究用什么样的雄性动物强奸赵薇才最过瘾。
摘录这些污言秽语是对读者的不敬。但是,为了保持本来面目,只能敬请读之犯恶心的读者原谅了。 摘要如下:
◆不要称呼她为慰安妇了。对于被强迫的亚洲国家慰安妇来讲与这种志愿慰安妇一样是一种侮辱;对自愿的日本慰安妇来讲她只是下等的慰安妇,同样是侮辱。所以,建议称呼她为“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
◆如果不封杀赵薇的话,就让中国的爷们儿轮奸她。
◆先轮奸他妈谁第一个啊
◆赵薇家传系母系,猪上原来本姓“韦”,为杭州“丽春院”韦春花 后裔。赵薇的高外猪母在小日本占领杭州后,主动为小日本的猪狗服务,得赵薇外猪母,由于赵薇高外猪母对小日本的猪狗服务态度好,小日本赏赵薇高外猪母姓“操”,但由于赵薇高外猪母是文盲,将“操”误写成“赵”,所以赵薇从其外猪母时起就姓“赵”了,赵薇外猪母具有二分之一的日本猪狗血统。
赵薇外猪母从三岁起,就从赵薇高外猪母一起为小日本的猪狗作性服务,后产下赵薇母,故赵薇母具有四分之三的日本猪狗血统。
当小日本投降后,赵薇猪上三代就无法为小日本的猪狗服务了,只得祖孙三代共侍小日本留下的一只母猪,祖孙三代,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使得赵薇母怀孕,正当失望之季,中日建交,小日本送给赵薇家所在公社一只种猪,祖孙三人用身体行贿种猪管理员一年之久后,终于得到种猪管理员的同意,让赵薇母让日本种猪操一天。
谁知道赵薇母的能力极强,整整二十四小时不歇气,种猪竟脱阳而死,为此赵薇猪上三人被公社处罚为全公社的畜生作性服务一年,就在赵薇母与公社的一只种牛肛交的时候,产下赵薇,所以赵薇具有八分之七的日本猪血统。
得知上述考证后,对于赵薇的这次行为,我想大家也能理解了吧!
◆轮奸她,让小日本海军!
◆那能轮到日本人呢
◆号外号外:赵薇不仅没文化没大脑,而且她还没有B毛。她的B毛都让小鬼子扯光了,tnnd,也不给我留一根扯,这是听我邻居的二大爷的侄媳妇的表哥说的。
你们信不信啊? 我自已都不信!
◆不知道鬼子是不是当年把她奶奶或她外婆带去当了慰安妇,一不小心生了个野种,怎么赵家出了这么一个野种,你他妈的是不是想去当慰安妇,丢中国人的脸。就你那样,妈的,脱光衣服给日本人干,小日本都不要,那去慰安慰安日本大狼狗估计差不多,本来就很配,不过当心不要在生个杂种,不过生下来也好,毕竟是在日本。欠操!
◆这种女人你还操?连中国公狗都嫌骚。
◆强奸赵薇行动现以开始招募志愿者,要去的来报名,车肥(费),伙食肥(费)本人出,还有奖金,凡是搞赵薇最厉害的人,奖金 5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美圆!不管什么家畜,猪啊,牛啊,羊啊,都可以。
◆我硬不起来呀!我带根木棍去行吗?
◆可以的
◆不知道赵微的阴道够粗不,我家的驴鸡吧很大啊!!!!!!!!!!!!!
◆试试看吧,
◆你好下流!!!!!!!!!!!!!!!!!!
◆我家的猪的鸡八好大的,不知道赵薇的B有好大,我们重庆动物园 的大象也想去啊。
以上淫秽之语,仅仅是基于流氓爱国的逻辑:1,赵薇穿用日本皇军军旗图案设计的服装,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为军国主义张目就是卖国;2,作为一个知名戏子,这样的卖国就可以定义为日本皇军的“军鸡(妓)”或“慰安妇”。3,这样不要脸的军妓或慰安妇,小日本皇军干得,我们爱国者为什么干不得?!4,骂了赵薇本人还不过瘾,一定要上溯她家的三代,用中国俗语说,这叫“操她八辈祖宗!”爱国者是高尚的道德身分,网络匿名是高科技,二者的完美结合,赋予了他们能够肆无忌惮、且理直气壮、而又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爱国主义就这样成了流氓们的合法性保护。
自由中國論壇 http://zyzg.us導向地址http://zyzg.livejournal.com

(二)大陆爱国者对顾准的精神杀戮
爱国主义者们对赵薇的肉体实施言语施暴,已经足以令人震惊。而另一些人居然用言辞对被迫害至死的启蒙先驱和精神楷模——顾准——进行灵魂施暴,实在令人愤怒。
下面是引自《世纪沙龙》上的一些帖子。
◆题目:《向推崇顾准的网友请教三个小问题》,署名:小桃红。
1、顾准的思想倾向,文革中被打倒,到底冤不冤? 2、论雄才伟略和人格魅力,包括待人处世的艺术及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顾准能否与毛主席相比肩?3、现在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又得势了,与此同时,社会风气也明显恶化,丑恶现象大量出现,工人下岗,性病流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之间有没有它的内在联系,本人愚昧,望众网友有以教我。谢谢!
◆评论者:谭远文。主题:我不知顾准是谁,也来答一下。回复日期:2001-12-4 19:20:35
1、不冤,别说顾准之类到处散布谣言的臭老九了,就是那些不小心稍为冒犯了我们毛爷爷被教育得异常服帖的农民工人们现在都不曾说冤,他顾准敢说冤?2、顾准他又算哪颗葱,敢和我们毛爷爷比雄才伟略?比个人魅力?想当年我们毛爷爷登高一呼,几百万英雄儿女就走南闯北,天下无人敢当。什么军队什么警察都要靠边站!他顾准能有这气魄?俺不说多了,他顾准要说能叫出个百十号人能死心塌地地跟他干,我,我,我就从这窗外跳下去(小生住在一楼)。3、第三条吧,太复杂,俺一个刚完成九年制义务的初中生,回答不了。
◆评论者:醉禅。主题:拿顾准的一些思想念头来压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回复日期:2001-12-4 19:48:54
这正是—些小人“势力”的一面。其实往往是可笑的。所谓工农常常称呼其中一些“知识份子”为“臭老九”,正是臭在这一点上。常犯的毛病是常常在一些“小知识”上自鸣得意,却在大知识结构中无法自圆其说、自相矛盾。我们今天社会中的文化、政治、经济,被这些自以为得计的“小知识”鼓惑,走入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就是明证!
◆评论者:沙子。主题:我的回答: 回复日期:2001-12-4 22:44:47
“1、凭顾准的思想倾向,文革中被打倒,到底冤不冤?答:大多数老百姓认为不冤,某些人认为冤。特别是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中特集团以及其走狗文人。2、论雄才伟略和人格魅力,包括待人处世的艺术及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顾准能否与毛主席相比肩?答:论雄才伟略和人格魅力,包括待人处世的艺术,顾是个shit。对社会人生的洞察力,对顾要打负分。3、现在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又得势了,与此同时,社会风气也明显恶化,丑恶现象大量出现,工人下岗,性病流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这之间有没有它的内在联系。本人愚昧,望众网友有以教我。答: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现。现在除了军阀还没有之外,社会结构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区别。可能贫富差距比解放前还大。现在的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以及买办文人。总而言之,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西方传统思想以及顾准的走狗思想!尤其是不能有见洋人就想要钱的的旅游景点的小反或者现在的上层精英见了老外就赶紧说英语的狗屁热乎劲。要有独立的人格,不能象顾准之流的知识份子没有骨气。”
用文革时期的“臭老九”来攻击顾准及知识份子的人,还在奢谈民主、科学和骨气,亏这些人说得出!
我曾经在震撼和钦佩、悲伤和愤怒、惋惜和敬意的感情交替之中,读完顾准的遗著和两本关于顾准的书。我震撼于他那超前的锐利思想,钦佩他那探索真理的百折不回的韧性,敬畏他那坚持个人见解的独立人格,惋惜他的思想、精神和人格被多年埋没,愤怒于那个残酷斗争的时代,悲伤于他全家的悲惨命运:先是妻离子散,继而是妻子自杀,最后是他本人悒郁而亡。在恐怖深入骨髓和血缘的暴政下,他临终前想见一眼自己孩子的渺小愿望,都因这种恐惧而不得实现。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便对顾准的思想持有不同看法,也决不会对其崇高的人格不表敬意;即便对其思想和人格都不以为然,也决不会对其遭遇不表同情,因为这是生而为人的本能;即便对顾准的悲剧没有同情,仅就一个被政治迫害至死的个人而言,也不该受到这样的人格侮辱和言语施暴。因为,当一个人堕落为这样的施暴者,就只能是人面兽心。
但是,在我摘录的关于顾准的网上讨论中,由对顾准思想的异议延伸到对其人格的攻击,再发展为对其悲剧的幸灾乐祸,使用的基本上是文革时期的暴力语言和市井无赖的小痞子腔调。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因为他们断定顾准是“汉奸文人,富人的哈巴狗文人,出卖色相和肉体的文人,出卖自己人格的文人……要做会摇尾巴撒娇的哈巴狗。……是所谓西方的泛走狗。”而他们自己则是痛批汉奸文人买办文人的爱国者,是痛打向西方摇尾巴撒娇的哈巴狗和泛走狗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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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国主义:恶棍的避难所与大棒

虽然赵薇和顾准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我相信对他们进行下流攻击的人,是相同的精神流氓,而把对两个天壤之别的人物放在一起加以下流的攻击,更能见出大陆社会的道德堕落的惊人深度。
看到这些对赵薇进行口淫强暴的人和这些对顾准进行灵魂杀戮的网上言论,大陆人对“9.11”悲剧的幸灾乐祸,就一点也不会令人吃惊了。这样的下流攻击,也被用之于大陆对“9.11”悲剧抱同情心的人,用之于台湾的李登辉、陈水扁、吕秀莲,用之于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用之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用之于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日本首相,甚至用之于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江泽民。
目前的大陆,爱国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精神流氓从事语言杀戮和人格猥亵的道义合法性来源。他们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以匿名的方式进行野蛮的人身攻击、人格侮蔑、兽欲宣泄和道德审判的利器。爱国主义不止是恶棍们的最后避难所,而且已经沦为恶棍们手中挥舞的大棒。
(2001年12月13日于北京家中)

二 在姜文被诬陷的背后

最近,又一则演艺界名人的“汉奸新闻”轰动大陆。被影视圈公认为一向爱国的姜文,却被天津一家报纸的记者制造成“准汉奸”,理由是:姜文在拍摄抗战影片《鬼子来了》期间,曾经多次去过日本的靖国神社(姜文本人并不否定)。

制造者根本不管中国人可不可以去靖国神社,姜文去干什么(是收集素材或看樱花或仅仅出于好奇),也不管姜文的身份是什么(导演而非政府官员),只要去过,足矣!

有题为《名人的社会责任感》评论,把姜文走进靖国神社的脚与赵薇穿过日本军旗装的身体联系起来,批评演艺界的无知者无畏,伤害了国人的民族感情,无怪乎有人幸灾乐祸地说:“这次围绕着姜文的不再是光芒,……他壮汉般的英雄形象开始缩水。”

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侵略者的牌位,是国恨家仇的象征;日本政客不顾中国和亚洲舆论的反对,屡屡参拜“战犯”亡灵,每一次参拜都证明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且亡我之心不死,都要在中国的官民中引起一阵愤怒抗议;由此,对国人的畸形爱国主义来说,靖国神社是类似瘟疫一样的禁忌,绝对不能碰,谁碰谁就染上了汉奸毒菌;它还是类似花柳巷的藏污纳垢之地,无论去干什么,只要去了,就与嫖娼脱不了干系。又因为,现在的中国,爱国主义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要想抹黑一个人,汉奸的恶名远比桃色绯闻更有效。爱国与否绝非为人小节和私德问题,而是关乎民族气节的公德和大是大非之辩,如果一个社会名流沾上汉奸腥臭,必然全国共讨之。

姜文拍的《鬼子来了》,尽管于1999年1月在唐山喜峰口长城脚下已经封镜,尽管获得了2000年第55届法国嘠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尽管从2002年3月起《鬼子来了》的盗版光碟火爆大陆,但至今这部抗战题材的影片在大陆仍然被禁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影片的真实力量,它同时揭穿中共和日本右翼的双重谎言。

姜文是个很较真的人,对电影艺术和对历史事实皆如此。他拍抗战题材的原则之一,就是要尽量还原历史真实,而对一个靠谎言支撑的制度来说,对于一个仍然在掩盖和歪曲抗日历史的政权来说,骨子里惧怕任何真实,哪怕是出于爱党爱国的动机而说出的真实,也会被视为颠覆性危险,必欲置于死地或禁宫才有安全感。正是独裁者的权力恐惧症扼杀了一切真实,包括无数出于绝对信任而向党向领袖交心的人。

就我看过的大陆影片而言,《鬼子来了》是1949年后大陆出现的第一部诚实反思抗日战争的力作,其开掘之深和艺术品味之高,在改革二十多年以来的大陆电影中,实属罕见。首先,影片揭示了中共并不是领导抗战的政党,反而是类似不遵守诺言的见死不救的土匪无赖。在影片中,类似中共抗日游击队的人,只在开场的短暂片断里出现过,游击队以蒙面人的身份用枪顶着农民马大三脑门,把装在麻袋里的两个日本俘虏交给他,要求他保管且不能让这两个俘虏死了,过几天蒙面人会回来向他要人,如果两个俘虏死了,唯马大三是问。影片的故事以及全村被日本人屠杀的结局便由此展开。之后,两小时四十分钟的影片中,游击队就再没有露过面,没有兑现自己取走日本俘虏的承诺,更没有在平民百姓遭到日本兵屠戮时挺身而出。

其次,影片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伟大传统,深刻、辛辣、幽默,直入国民劣根性的底层,揭示了日本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势如破竹的深层原因——中国人的虚荣、欺骗、自私、懦弱、不负责任,每每在关键时刻出卖和背叛同胞的阴险无耻,也就是当惯了家奴的国人,一旦面对强大的外敌,就将自动地转化为汉奸。影片中的众多角色,唯一表现出人性之善良和血性且具有责任感的男主角马大三,为了报日本兵的屠村之仇,单枪匹马冲向日本人,最后却死在了作为接收大员的国军手中,而且国军是让日本俘虏来充当屠戮马大三的刽子手!而且还是采取枭首示众的方式!刑场周围,依然挤满了麻木不仁且幸灾乐祸的看客。这种对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揭示,甚至远远超过刺激年轻的鲁迅弃医从文的看客们。

仅凭以上两点,这部影片对中共死死抓住的最后意识形态王牌——极端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就是釜底抽薪的颠覆。而电影又具有巨大的公众影响力,名导演名演员的影片的影响尤大。如果这部影片公映,以姜文的公众号召力,以此片对历史还原的深度和视觉魅力,必将在普通的百姓中颠覆中共伪造的抗日历史,有损于中共经过多年伪造而塑造出的伟光正形象。

所以,中共非封杀不可。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审查委员会关于《鬼子来了》的审查意见”,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谎言制度对艺术真实的肆意践踏。该审查意见认为:

“影片没有严格按照电影局《关于合拍片<鬼子来了>立项的批复》(电字[1998]第302号)中的意见修改剧本,并在没有报送备案剧本的情况下擅自拍摄,同时又擅自增加多处台词和情节,致使影片一方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中国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唯一一个敢于痛骂和反抗日军的还是个招村民讨嫌的疯子),反而突出展示和集中夸大了其愚昧、麻木、奴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不仅没有充分暴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反而突出渲染了日本侵略者耀武扬威的猖獗气势,由此导致影片的基本立意出现严重偏差。影片多处出现污言秽语,并从日本兵口中多次辱骂“支那猪”,另外还有女性的裸露镜头,整体上格调低俗,不符合《电影审查规定》的标准。”

中共不喜欢姜文的影片,日本右翼分子也不喜欢该片,因为姜文真实地再现了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对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大开杀戒。而现在的日本右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他们不承认当年在南京被屠杀的中国人是平民。他们坚持说:日本军人从未有意识地屠杀过非武装的平民,而杀的都是参战人员,或正规军或游击队或游击队的同谋,这在战争状态下是正常的,绝非反人类罪。

但是,日本毕竟是个民主国家,政府及任何团体无权禁止一部电影的公映。于是,荒谬的反讽又一次让中共政权出丑:日本的现政府和右翼都讨厌的《鬼子来了》能在整个日本公映,日本观众可以通过该片了解中国导演如何看待中日战争;而该片在中国却不能公映,使中国人失去了了解真实抗战史和获得审美享受的权利。
在阻止这部影片公映上,中共电影局与日本右翼居然是同一战壕!

在此意义上,中共封杀了这部片子,海内外都不准发行,正中了日本右翼分子的下怀。

在姜文的《鬼子来了》还在被封杀的情况下,爱国记者还要制造姜文数次去靖国神社的新闻,等于是在落井下石:“姜文的脚就像赵薇的身体一样,因为无知就能无畏吗?”这样恶毒的反问,不能不让人怀疑其背后的动机。

靖国神社事件爆光后,尽管姜文为了洗刷自己脚上的“汉奸”气,出面澄清了自己去靖国神社的目的;尽管姜文的遭遇比此前的赵薇好多了,一些影视名流公开为姜文辩护,另一些名流出面否认了报道中自己说过的话,指责那个记者缺少起码的职业道德,为了炒作新闻而任意编造,非常不严肃不负责任。但是,怪圈就在这里,为姜文辩护的理由,不是姜文本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作为导演的创作自由,而也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无非是说姜文多么爱国,他去靖国神社进行实地体验和收集资料,恰恰表现了一个爱国艺术家的严肃负责的创作态度,而无人敢于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为之辩护。

在当下大陆,具有绝对话语权威的“政治正确”,不是“三个代表”,而是爱国主义。人们在网上对“三个代表”提出置疑甚至冷嘲热讽,不会引来一片叫骂,更不会被指控某种罪名,反而会来赢来附和叫好。而那些有伤民族感情的言行,一旦爆光,肯定要招致爱国者的围攻,汉奸、卖国贼、洋走狗、一夜美国人等罪名就会纷至沓来。以爱国之名的言行能够肆无忌惮,无论多么过分都会赢得社会主流情绪的掌声。爱国愤青可以指责江泽民朱鎔基对美国日本台湾的软弱,甚至可以指控江朱是亲美亲日的卖国;也可以制造莫须有的汉奸罪名,为所欲为地使用暴力加淫秽的语言,大耍流氓爱国主义。如果有谁一不小心刺激了爱国者的神经,就算踏入了雷区,将在道德上被炸得体无完肤,且有口莫辩。

现在大陆的流氓爱国主义,很好战也很阴险,借助爱国主义灵光的照耀,每天瞪大眼睛在同胞中寻找爱国的敌人和汉奸,也是为了寻找任何可以大逞口淫之快的借口。对这些爱国者来说,不小心触到爱国雷区的人,最好是个社会名流,其行为最好还具有暧昧的性质。因为,名流可以在媒体上造成轰动效应,暧昧可以提供近乎无限的搬弄是非的空间。他们最善于利用互联网上匿名发言的便利来制造“汉奸”,来对“卖国贼”进行口诛笔伐穷追猛打,即便完全不是理由的理由,也可以作为借口进行恶意陷害。如此下流的行径,仅仅在于他们手握着道德尚方宝剑:爱国不需要理由。

显然,姜文受到恶意诬陷的遭遇,就是前些日子赵薇蒙辱的翻版,而赵薇受到的几乎是全国性的愤怒声讨。只因为出于商业目的,赵薇穿了类似日本军旗图案的服装,便引起全国性的持续声讨。事件的制造者和愤怒声讨者,根本不管赵薇是否知情,穿这套服装干什么,更不会顾及赵薇的个人权利和社会名誉。只要穿了,就足以证明她是汉奸是卖国贼是小日本的艺妓,就该被诅咒被打杀被强奸被挖祖坟……赵薇在全国性的大批判和大诅咒的压力下,最后不得不出面道歉。

狂热爱国主义的可怕在于,对赵薇的大批判大诅咒大耍流氓并非官方授意,而完全是民间的自发情绪,并有大批社会精英参与其中。由此形成的主流民意,不仅仅是流氓爱国主义对受害者的人格和名誉的侮辱,更是多数的舆论暴政对个人权利的野蛮剥夺。他们把完全无罪者送上了道德法庭,逼迫受害者不得不“低头认罪”,向被深深伤害的广大爱国者道歉——包括那些用屠夫语言砍杀她、用污言秽语调戏猥亵强奸她的爱国者。而以爱国之名发动的舆论暴政,离多数的肢体暴行只有一步之遥,不是已经有人向赵薇身上泼粪了吗!

当下大陆,激进爱国主义在绝对的政治正确和道德权威的纵容下,泯灭人类的共同价值,使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基本区别失去意义,已经走上好战化和流氓化的歧途。
2002年7月22日于北京家中

三 日人挑战首相 国人围殴女子

近两年,中国的反日民族主义呈愈演愈烈之势,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大陆的民间保钓活动,使中日关系跌入近年来的低谷。

恰在此时,2004年4月7日,从日本国内传来令中国爱国者兴奋的消息: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因为,日本宪法明确规定了政教分立,而小泉参拜并非以普通国民的身份,而是作为日本首相前往参拜,也就等于日本的最高公职人员从事宗教活动,显然违背宪法中有关政教分离的条款。类似的司法质疑在1992年也出现过,大阪高等法院质疑原首相中曾根在1985年的参拜“有违宪的嫌疑”。

尽管,这次判决对小泉不具有实质约束力,而且,众所周知,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的态度一向强硬,但他对这次判决的态度却是先硬后软,居然在几个小时候就改变了第一时间的强硬反应,首次表明他将“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这就是法治国家对执政者的制约力量。

如果小泉不改变态度,而坚持对此项判决的蔑视,就意味着是国家首相蔑视国家宪法。而一个宪政法治国家的首相蔑视宪法,不仅对小泉政府的权威且对日本的国际形象,都将是一种伤害。无怪乎日本的一些媒体和法律人士,将此次判决称之为“划时代的判决”、“具有惊人力量的判决”。

日本地方法院可以向本国首相挑战,小泉非但奈何不得,还要做出让步,确实显示了日本作为宪政法治国的成熟。

反观中国,法院非但从来不敢挑战政治权力,反而一向受制于政治权力,即便在最理直气壮的爱国问题上也不例外。

中国的爱国者,既够不着日本,又不敢惹自己的政府,所以,他们就只能来点下作而变态的宣泄,把对日仇恨倾注到自己的同胞身上。

就在日本地方法院作出小泉涉嫌违宪的判决的前三天,也就是4月4日,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周日,却发生了流氓爱国者围殴两位年轻女子的丑剧。

该日,北京玉渊潭公园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节”,自然引来众多游客。两个年轻女子也来赏樱花,大概是一时兴起,就穿上和服,站在樱花树下拍照留念。然而,她俩万万没想到,盛开樱花下的美丽却惹怒了一群“爱国者”,两人遭到某些爱国者的围殴。而围观的人群中,非但无人出面阻止,反而不断发出叫好声,似乎围殴是替天行道之举:“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去当日本人,活该。”

前几天,众多爱国网民大骂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张越,只因她戴的条围巾上,似乎印有日本“太阳旗”图案,惹得愤青们老大不高兴。为此,中央电视台有关人士专门出来澄清:张越的围巾是著名的意大利品牌,与日本毫无关系。

再往前,更有一连串以“反日爱国”之名侮辱自己同胞的事件: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

日人在珠海集体嫖娼,引起巨大愤怒和中日外交麻烦,中国妓女更遭到全国性讨伐;

姜文为拍《鬼子来了》而去过靖国神社,一经媒体爆光,也引来爱国者的质疑和漫骂;

最倒霉当数女明星赵薇,毫不知情地穿了日本军旗装,激起全国性的谴责和漫骂,甚至还被极端爱国者泼粪;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自己的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本国政府的国人,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一个断不敢引进日本地方法院挑战国家元首的法治、而只敢大胆引进日本的“女体宴”的国家,也根本无法发展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宪政法治国。
2004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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